10月23日至25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联合各组委会成员机构在上海召开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出席并发表演讲。
周小川表示,2019年年末,中国的储蓄率占GDP中的比重降到44.6%,未来或还会进一步下降。疫情对于储蓄率的影响,目前还看不太清,因为它既有增加储蓄的方面,同时也有减少储蓄的方面,这还要进行密切地观察。但往远看,中国的储蓄率还会进一步地变化,就是在“双循环”特别是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战略情况恰,内循环将会更加畅通。同时观察到年轻一代的储蓄率在明显下调。
以下为嘉宾发言全文:
尊敬的李强书记、陈元主席,各位来宾:早上好!首先祝贺外滩金融峰会召开,同时预祝取得圆满成功。
我非常赞成歧山主席的致辞,李强书记和陈元主席刚才所讲的话我也是非常赞成。虽然我是做一个开幕地讲话,但是我想找一点具体地内容讲一讲。
我个人有一个博鳌论坛的头衔,博鳌论坛历来高度重视“一带一路”,所以我就想讲讲疫情后的“一带一路”。也是希望这一题目对这次大家讨论的议题能够起到一定交流作用,也是希望大家更有兴趣研究“一带一路”中的各种金融问题。相信上海一定是在“一带一路”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特别是在金融方面。
当前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一个是大家看到“一带一路”不断取得重大成绩,发展中国家普遍非常拥护和支持。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一带一路”国家在预防和控制疫情方面都做了很多积极地工作和合作。
另一方面我们也是看到了个别西方国家将“一带一路”说成是中国的陷阱,是中国试图控制“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的一种阴谋,主要宣传说是债务陷阱,通过融资让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欠中国的债,形成债务陷阱。当前也在G20等各种场合下热烈讨论如何处理发展中国家高债务的问题,特别是主权债的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分析和对策。中国一贯倡导多边主义,在多边主义未来行动的方向,另外能否取得共识也是重要的议题。
首先第一点我们说,确实新冠疫情加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本付息的负担。另外疫情之后的复苏不仅仅是取决于发达国家,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量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能不能成功克服疫情实现复苏。
涉及到债务问题,一个是说如果在这一期间,一些低收入国家因为还债所以挤占了大量的财政资源,就会减少他们在疫情防控方面的拨款或者是这方面的能力。另外如果是债务出了问题,除了影响当前以外,在疫情以后也会影响到他们未来发展的融资能力,(融资能力)将会变弱。再有是债权人方面,如果发生债务违约或者是显著地进行债务重组,这些机构包括在座的像AIIB这样的机构,其财务健康性受到损害,会影响到他们未来的融资能力、未来的评级,未来的服务“一带一路”的能力,这个长远效果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最近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已经透露出,中国是积极发起和参与G20的“缓债计划”,缓债就是领导人所说的,疫情导致一部分的经济按下了暂停键,这也意味着有一些租金和还本付息也应该暂停一下,等疫情过后再恢复正常。但是疫情看来也是比较复杂,疫情过后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还是需要研究的。所以并不是意味着当前的缓债,就一定是疫情后的债务重组,就一定是减债和消债,这中间还是有很多的关系。
另外,我们确实是需要区别哪些是疫情导致的债务困难。其实疫情新增加的债务负担总体来说数量并不多,有很多高杠杆债务实际上都是在疫情发生前形成了的,因此,还要注意不要出现道德风险,所以说是很难找到统一的办法,还是需要根据各个国家债务情况来寻找不同的解决办法。
当前,也有一些人热衷于搞一个共同的框架来处理债务问题,我觉得这是会有很多的困难的。同时,就疫情来说也是要看,并不是国家相对穷就控制不好疫情。我们观察南面的国家,特别是看看越南、柬埔寨、老挝,看他们每百万人的感染率和死亡率,数字都是非常低的。具体来说,比如说越南到目前为止报的总感染率是1148人,死亡是35人,按一百万人来计算,只有12个人感染,0.4个人死亡。其他的看柬埔寨、泰国、老挝的数字也都是近似,这一数字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与平均水平比,或者是跟欧洲的这些国家相比的话,比他们小几百倍到一千倍,这是很大地差距。也就是说并不一定是钱多钱少的事情。是否防范疫情和实现疫情后的恢复,关键是要找到方法,要依靠自身的努力。而且大家希望看到的是,就是发达国家如果自己能够将疫情控制住,那么也是对发展中国家最大地支持。
说到这里,也是看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视疫情后未来能力的建设。这里面特别强调的是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未来生产能力地建设。有一些国家他们自己觉得不愿意轻易地违约或者是说申请债务重组,因为他们考虑的是自己未来的信誉,未来在国际市场、在“一带一路”合作中所处的地位,他们希望未来有更多地能力。与此同时,未来的发展道路肯定是大量依靠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依靠多边主义,当前的一些政策选择既是关键,同时也不能顾前不顾后。
这些说法的对立面是有些人试图借这个机会推卸过去自己的责任,把问题都说成是别人搞的陷阱,唱高调,或是自己主张请客,并且让过去的东西就算了,拉倒了。但是请客他又说我自己不出钱,你们去出钱,所以出现了有这样的现象。
对中国,各种媒体是有不少负面议论。但是实际上认真看看,中国真正作为最主要债权人的,在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并不多。而且中国从政府到大型金融机构都在积极参与缓债计划,同时执行得也相当不错。因此,提出了一个题目就是我们金融机构,包括我们金融的对外开放,在未来“一带一路”中究竟是什么样的角色。
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题目是要关注储蓄率,全球储蓄的布局和配置。
大家注意到每年10月都是IMF和世界银行开年会的阶段,今年10月份也刚刚开过,当然是在线的,或者是他们称是“虚拟年会”。在一场活动中,我听到lawrence·Summers专门强调了储蓄的作用,和如何应用国际上的储蓄来帮助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即考虑疫情后的恢复问题。因此,我认为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角度,这对“一带一路”来讲也很重要。
回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是伯南克,他也是从储蓄的角度看次贷危机的原因,他说储蓄过剩,特别是亚洲,特别是中国过剩地储蓄涌到美国,导致了次贷危机,这是当时他认为的最主要的原因。这里面也是涉及到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作用,也就是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所以多余的货币就容易找避风港流入美国,这是一种说法。当时在讨论中我回应,这个现象是存在的,但是其主要的原因和亚洲金融风波有关系,也就是1997、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风波中,不少发达国家的对冲基金冲进亚洲市场,亚洲国家受到冲击好不容易恢复了,他们是有扩大出口和增加储蓄等动机的。
我们可以看看这一数字,在整个的东亚比较明显,而中国也是比较明显的。这些储蓄的增加在随后就变成了“一带一路”债权融资的主力军。如果我们看看数字,中国在亚洲金融风波前,GDP的储蓄率是在35%左右,但是亚洲金融风波以后就开始迅速提高,提高到最高时也正好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那时候达到了51.8%,在全球来说这么大的储蓄率变化都是非常大的事情。但是随后我们也有扩大内需的政策,最近习主席强调了“双循环”,特别是内循环的作用,在这一系列的政策之下,2019年年末,中国的储蓄率占GDP中的比重降到了44.6%,看来还会进一步地下降。
疫情对于储蓄率的影响,目前还看不太清,因为它既有增加储蓄的方面,同时也有减少储蓄的方面,这还要进行密切地观察。全球平均储蓄率是多少呢?说到中国,大家可能需要有一个比较,全球的平均储蓄率在过去10年、20年中,平均是26.5%,所以中国是大大高于这一水平。同时东亚有一些国家也都是明显高于这一平均水平,而低于(这一水平)的主要是美国,美国就是一位数,不知道最近怎样,反正那个时候都是一位数。从储蓄的角度看融资能力和资金配置是一个重要地角度,也是对于那些阴谋论的反驳,否则大家会说中国人均GDP不高,还拿那么多钱搞“一带一路”,是不是确实有什么阴谋上的考虑。
现在的情况就是东亚(包括中国),目前是债权融资的主力。大家知道过去主权融资的主力是在巴黎俱乐部,目前东亚(包括中国)已经超过了巴黎俱乐部主权债的总额。其实,中国这些投资除了去“一带一路”以后,也有相当大地数量是投在美国、北美和欧洲,但是当前局势的变化,他们对中国议论很多,也有很多不友好的政策,保护主义的政策,这样的话就有可能我们在未来几年里面,可能更加需要关注“一带一路”仍旧是主力军。但是再往远看,中国的储蓄率还会进一步地变化,就是在“双循环”特别是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战略情况恰,内循环将会更加畅通。同时也是在密切观察年轻一代的储蓄率在明显下调,这里面有好的方面,有助于扩大内需。也有令人担心的方面,就是一些年轻人过多地靠借债过度消费、奢侈消费,将来是不是好事也不完全知道,但是总的来说储蓄率会进一步地调整。所以未来,“一带一路”的融资格局会与此相关。
最后第三条,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方面的强调,我们不是授人以鱼,而是授人以渔。这是非常重要的,当前有一些议论,强调给发展中国家送点礼或者是减点债什么的,这很有点像是给好处,但是更关键的是应该如何促进他们将宏观经济搞好,能够将基础设施搞上去,将生产能力搞上去,为未来长远发展奠定道路。
过去曾经发生过非洲的粮食危机,现在仍旧有许多的电视镜头还时不时地会出现,世界银行等组织向非洲运粮,在当地如何分粮食。虽然看起来是一种慷慨的行为,但是事后也有很多的批评文章,批评那个时代没有能够更多地授人以渔,就是如何让非洲利用自身的(资源)因地制宜地发展粮食生产,教会他们生产粮食和进行交易流通。其实他们之前的做法确实是有问题的。这次的疫情发生,实际上也是有类似的情况。减贫这种事,国际上调门不少人唱得很高,但是究竟减贫是靠什么?是靠送粮食?靠消债还是说更加注重能力建设?中国应该说是在全球脱贫方面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经验。那中国的经验究竟是什么?我个人理解很大程度上是要创造生产力,要给贫困人民有新的谋生和致富的道路。
中国有一句话“要致富先修路”,强调了基础设施。当然了也不局限于交通,对于非洲和很多的国家来说,除了交通还有电力电网,还有一些其他基础地环节。很像当年陈元行长搞开发银行时,叫“两基一支”。未来,“一带一路”从中国的角度更加重视靠支持互联互通,基础设施能力建设这方面来实现授人以渔。
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是要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呼吁要强调多边主义,强调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强调国际秩序以及WTO的作用。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一带一路”国家通过互联互通,通过能力建设所形成的新的潜力才能更好地在全球发挥出来,这样的话,也是对于在西方某些国家抬头的保护主义的一种有力地斗争。
总之,我希望大家也有一定的精力关注这一课题,并积极参加博鳌论坛在这方面所主持的讨论,也相信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会在这一方面发挥显著和巨大地作用。
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潘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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