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滕泰
受疫情影响，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大概率在3.5%以下，低于年初确定的5.5%的增长目标。考虑到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的GDP都对应着上万亿元的经济增加值缩水、上千万人的就业岗位损失，经历了三年疫情冲击后，尽快提振中国经济成为当务之急。
展望2023年，不同的疫情放开速度、不同的稳增长力度，分别对应着中国经济三种情形，最终哪种情形成为现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的选择。
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的三种情形
2023年中国经济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关键在于两个方面的变量，一是疫情防控放松的快慢，二是稳增长政策的力度与结构。
第一种情形，疫情管控放开的速度快、经济总量政策足够宽松。如果具备这两个条件，那么明年GDP增速可达到6%以上。考虑到2022年经济基数比较低，且房地产投资严重负增长，明年只要稳住地产，疫情管控放松使消费恢复，再加上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比如降准降息，给老百姓发钱刺激消费，那么经济增速可以实现6%的目标。
第二种情形，疫情管控放开速度快、经济总量政策足够宽松这两个条件，只满足其中一个，那明年GDP增速也可达到5%以上。
第三种情形，疫情管控放开的速度快、且经济总量政策足够宽松的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比如疫情出现反复造成政策回摆，货币总量既没有大幅降准，也没有大幅降息，财政政策也不注重稳消费，那可能明年的经济目标就很难确定，确定了也很难实现。
以上三种情形，哪个概率大呢？
从当前疫情放开速度看，比较乐观的预期，明年3~4月份社会经济和生活秩序大概率恢复正常。站在这样一个关键时间窗口，也是一个新的经济政策周期的开始，明年经济的实际情况可能比预期好。
如果疫情管控放开速度不够快，或一开始放松很快，之后一旦感染人数上千万或上亿时出现回摆，或者稳增长的政策还是老一套，降息降准有决策障碍，那么在2022年低基数的基础上，只要地产投资能够稳住，消费有一定程度的复苏，GDP增速实现5%的概率也是很大的。
这些年一直有学者呼吁不要制定年度经济增长目标，但是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实现过。如果往年都有目标，明年没增长目标，也不利于引导预期。
三种情形比较，中间情形的概率会大一点。GDP增速要达到6%以上，首先要排除疫情传播速度太快造成政策回摆的情况，其次要货币总量宽松作为必要条件。现实中，恐怕降息、量化宽松、给老百姓发钱稳消费等，决策观念上的障碍难以很快消除，所以明年大概率会定一个相对适度、经过努力有希望实现的经济增长目标。从这个角度来讲，经济增长目标定在5%以上，不超过5.5%的概率会大一点，这既比较稳妥、实现概率较大，也有利于引导预期。
当然，全年经济增长目标要在明年3月份政府工作报告中体现，还有两三个月可以观察和调整。
2023年货币政策应更宽松
考虑到短期中国没有通胀压力，为了提振经济、缓解就业压力，货币政策应明确从现在的稳健转向宽松，并大幅降息来扩大内需。
利息是全社会企业平均利润率的一部分，疫情冲击以来，社会平均利润率大幅下降，而银行理财产品利率超过3%的还很多。这些年，中国央行执行的其实是中性货币政策，即使2020年面对疫情的严重冲击，美国、欧洲等国家降息到了零利率、负利率，中国也没有大幅降息，只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阶段性引导利率小幅下行。
展望2023年，中国经济稳增长的压力很大，但是财政政策资源该用的差不多都用了，这时候货币政策可以适当宽松了。然而，近几年中国货币政策总量上有些自缚手脚，希望合理引导货币流向，让货币按照决策部门期待的方式流向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但在实践中，这种理想的情况并没有实现过。
中国经济的客观情况既需要降息和宽松，也应该降息和宽松。比如，中国经济短期并没有严重的通胀风险，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未来一年可能都是负的，不仅大部分工业产品是过剩的，服务业也是过剩的。今年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大概率在2.1%左右，明年趋向1%；当前核心CPI是0.6%，明年更低。这些物价指标都是典型的通缩特征，再加上经济下行压力和失业压力，任何经济体的逆周期货币政策都会降息、量化宽松。
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在路上，不久前银行准备金率下调了0.25个百分点，LPR引导利率下行也在慢慢进行，只是力度还不够，对稳增长的效果也不明显。
当然，降息涉及房地产问题、股市泡沫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等，但是当前中国房地产的主要矛盾不是防泡沫，而是防止房价过快下跌引发系统性风险；股市的主要问题也不是防泡沫，而是防止长期低迷；美元加息放缓，人民币汇率短期已经没有贬值压力……综合考虑房价、股市、汇率、物价、经济增长等各方面需要，中国2023年的确应该降息，更加宽松。
财政政策应转向稳消费
为了尽快提振经济、增加就业，2023年财政政策仍需保持适当的赤字规模，但是结构上应该从过度刺激投资更多地转向稳消费。
继续扩大投资效率很低，预算安排落不了地。2021年以来，中央给地方的专项债额度用不完，很多地方已经没有合适的基本建设项目，继续违背规律扩大投资，会造成很多低效、亏损的项目。在很多省份，一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还产生不了一元的GDP，财政投资的乘数小于1；而同样一元如果用来刺激消费，其乘数效应是投资的3~5倍。
疫情暴发之前，消费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达到65%，投资的重要性相对下降。疫情暴发后，投资对GDP的贡献上涨到91%，消费是负的贡献，这将严重扭曲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所以2021年这种增长模式就难以持续了。正常情况下，假设稳增长的财政资金安排与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相吻合，那么应该65%用来稳消费，剩下的用来稳投资，但实际上稳增长预算几乎全用来扩大基本建设投资，这与“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是不匹配的。
2021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55万亿元，占GDP比重为48%，比欧洲、美国的20%~25%的投资率相比高出了一倍以上，与印度的27%相比也高出了20个点百分点，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要克服过度投资的顽疾，面临很大挑战。传统决策观念认为，修楼、修桥、修路才看得见、摸得着，才叫稳增长。甚至即便表面上认识到了消费的重要性，也还是要打着稳消费的旗号去促生产，这其实还是重生产、轻消费，结果必然造成更严重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
所以，2023年的财政政策不但应该从扩大投资更多地转向稳消费，而且如果补贴消费，必须从收入端着手，直接给老百姓发消费券、发钱。只有消费搞活了，内循环畅通了，中国经济才能行稳致远。
(本文作者介绍：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沃顿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华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新供给经济学和软价值理论的提出者。)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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