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交行兴衰往事与新掌门任德奇的接力赛

　　原标题：百年交行兴衰往事与新掌门任德奇的接力赛

　　来源：行长要参

　　有这样一家国有大行，它诞生于中华民族存亡之际，见证了晚清以来的沧海桑田，开创我国商业银行在境外上市之先河……百年弹指，它顺天应人而来如今却不复昔日的荣光与梦想，还因营收与净利润不及刚入而立之年的招行而饱受业界争议……

　　它终于迎来了新“掌门人”，这位“新掌门”能否给这家国有大行注入新的生气，进而破此困局则令世之瞩目。

　　看到这里相信各位看官已经猜到了，没错，这家坐拥百年历史的国有大行正是交通银行（下称“交行”），而这位“新掌门人”正是日前被中国银保监会正式批复任命为董事长的任德奇。

　　2020年1月16日晚间，交通银行发布公告称，该行今日收到《中国银保监会关于交通银行任德奇任职资格的批复》。中国银保监会已核准任德奇任交通银行董事长的任职资格。自2020年1月16日起，任德奇担任交通银行董事长，不再担任交通银行副董事长。至此，任德奇不仅是交行2005年港股上市以来继张建国、李军、牛锡明和彭纯后的第五任行长，也成为了继蒋超良、胡怀邦、牛锡明、彭纯后的第五任董事长。历经百年风雨飘摇如今略显中气不足的交行和有多年银行管理经验的“老建行”任德奇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令人倍感期待。

　　现在提到交行，关键词大都是“不敌招行”、“国有大行掉尾灯”、“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现在交行的业绩确实差强人意，但回首十几年前，交行凭借百年银行的深厚根基彰显大行本色：首次成功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率先赴港IPO、推出国际化和综合化的“两化战略”等等，这一系列重大改革的背后都有一个个幕后操盘手给出方向。或是大刀阔斧或是循序渐进。因各大掌门人的“打法”各不相同，不同时期的交行也有着不同的“气质”。

　　蒋超良、胡怀邦、牛锡明、彭纯，这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和“交行董事长”头衔无缝对应时都留下了怎样的交行故事？交行到底又是如何由盛转衰的呢？“新掌门”任德奇的到来能否打破困局，让交行实现弯道超车？请听下文分解。

　　蒋超良领衔交行的“改革三部曲”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蒋超良既是英雄，也是时势造就下幸运的英雄。蒋超良是交行上市以来的第一任董事长，他通过“改革三部曲”让交行走在同时期银行同业前列，交行“改革先锋”之名正是因他而得，在他任职的四年时间里，交通银行经历了“大换血”。

　　2004年6月1日，交通银行正式宣布，时年47岁的蒋超良被中央任命为交通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在他刚刚上任的第13天，国务院一纸批文就批准了交通银行深化股份制改革的整体方案。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蒋超良的这把火正要开始烧，国家的一纸批文又给浇上了油，瞬时间交行上下热火朝天：剥离不良资产、获得政府注资、进行财务重组，一系列繁杂工作仅在半个月时间内就基本完成。

　　紧接着2004年8月，也就是国务院批准交行股份制改革的两个月后，蒋超良力排众议与汇丰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后来的诸多事实证明蒋超良无疑是正确的，无论是对交行后来的港股上市、回归A股还是走向海外，成功引入汇丰这一国际银行参股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2005年，在完成资产重组和引入汇丰银行战略注资后，交行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中国在境外第一家上市的银行。2007年5月15日，交通银行A股在上交所正式挂牌交易，完成了国内首家在境外上市的中资商业银行的回归。如此一来，蒋超良成功谱写了交通银行“财务重组，引进外资，公开上市”的改革三部曲。

　　不仅如此，蒋超良还是国内最早提出综合经营的银行家之一，在他的决策下，交行在综合经营方面走在同业前列，率先成立银行系基金公司、银行系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交通银行的金融控股集团框架初步搭建完毕。

　　虽然三部曲的成功足以让交行在业内名利双收，但战略决策上的滞后让交行错失了零售业务转型的黄金时期。2004年引入汇丰银行后，交行把零售业务作为发展和转型重点，但直到2006年才把业务转型放进战略发展规划，提出“打造一流零售银行”。而早在2004年在时任行长马蔚华的带领下，招行力推零售业务作为转型路径，将发展零售业务提升到战略层面，逐步推进零售银行业务管理体制和组织架构改革。2003到2005年，招行的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已在业内名列前茅，错失这两年时机的交行最终还是在十年后输给了招行。

　　“思维敏捷、视野开阔。”是蒋超良的一位朋友对他的评价，可以说是十分中肯。在他担任交行董事长的四年里，交行的各方面发展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交行和蒋超良可以说是彼此成就，在完成交行改革的同时，蒋的实力也得到了上层的认可，2008年9月，蒋超良被中央政府任命为国家开发银行行长，从此蒋的仕途也是一片光明。

　　胡怀邦和交行错失的“黄金五年”

　　蒋超良的“改革三部曲”给交行“大换血”，那么2008至2013胡怀邦任职交行董事长的这五年可以说是错失了交行赶超其他国有大行的最佳时期，为现如今交行的尴尬处境埋下伏笔。尽管总资产方面交行还是盖过招行一头，但是早在2015年，交行的营业额就被招行赶超，而且跟招行相比，交行在营收、净利润、零售业务等方面均显逊色。

　　在2004年引入汇丰后，交行就开始把零售银行业务作为发展和转型的重点。当年，曾长期就职汇丰个人银行部门的叶迪奇出任了交行副行长，专门负责零售及个人银行业务的开发。2006年，交行明确提出“打造一流零售银行”的目标。彼时，交行时任董事长蒋超良提出了“三年目标”：2005年至2008年的三年中，零售存款占到40%，零售贷款占到18%，零售业务的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要占20%。但2008年国际金融形式急转直下，这个三年目标也没能完成。就在那一年，胡怀邦开始执掌交行，交行的发展战略就改为了“两化一行”，“零售银行”的概念也逐渐被抛诸脑后。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交行的营收能力和招行逐渐产生差距。

　　胡怀邦上任那一年正值交行百年之际，这位交行前掌门人的人生不可不谓惊奇，“老师”“学者型官员”“仕途坦荡”“落马”……这几个标签也可以简要地概括这位金融界传奇人物的一生。彼时的胡怀邦既有在高校研究经济金融的经历，也有央行的金融服务和金融监管方面的工作经历，还有银监会以及在中投的工作背景，无论是知识储备还是实践操作都无可挑剔的胡怀邦终于等来了这个在国有大行的平台大展身手的好机会。

　　尽管错失了发展零售业务的胡最佳时机，但是胡在职期间持续深化蒋超良时期提出的混合经营，颇有成效。2009年交行递交了收购原中保康联51%股份的申请，最终拿下银行业的首张保险牌照，也就是如今的交银康联人寿。其后，交行又把基金、证券、信托、金融租赁、财务公司等非银金融牌照收入囊中，混合经营逐渐走向正轨。

　　胡怀邦执掌交行五年间，交行资产规模增长了3万亿元，不良贷款率则从2%压缩至0.92%。尽管如此，从后面的事情也可知早交行任职期间胡怀邦已经开始利用职权行他人之便，为他日后的落马埋下伏笔。

　　2008-2012年交通银行超常规发展，业绩翻翻，员工收入增加。但一切都是表象，空中楼阁，从2012年开始，坏账频频，特别是钢贸爆出巨量损失，隐患不断冒头，交行自此走上漫漫下降趋势，拨备增加，利润停滞，最终被招行超越，员工收入不断下跌。他不过换个银行当董事长罢了。

　　牛锡明与“无力回天”的交行

　　2013年，一路顺风顺水的胡怀邦被调入国开行担任董事长，时任行长牛锡明升为交行董事长。此时距交行独辟蹊径的第一轮股改“重组、引资、上市”三部曲已经过去十年。在牛锡明的带领下，交行再次成为中国金融业改革先锋，2015年6月，交通银行深化改革方案于获国务院批准，正式承担起中国金融改革的试点任务，从完善商业银行治理机制、完善授权经营制度以及深化用人、薪酬和考核机制改革等三方面推进改革。

　　牛锡明曾表示，深改方案通过后交行主要考虑如何让国有资本、外资资本能够在交行经营管理中更好更大地发挥作用；在目前股权结构中占比不高的前提下，如何让民营资本发挥作用；以及员工持股计划如何建立，如何建立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在牛锡明的带领下，交行从2013年底开始探索和推进事业部制改革，推动了总行事业部直接经营，形成““分行制+事业部制”的经营格局。

　　深化改革，国际化提速是牛在职的主要工作方向。在国际化增速方面，交行增设境机构、建设境外机构（例如对BBM银行的收购）、打造境外大行和推进事业部制的国际化。此外，交行着力于布局具有国际化特色的“一带一路”，交行利用信托、租赁、证券、基金、保险等多种业务手段，为“一带一路”业务整体调遣，给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方案”。

　　尽管牛的业务能力突出，但是交行彼时已经处于国有大行掉尾灯的位置，事情确实按部就班地在做，但也已经“无力回天”。国际化程度不敌中行，零售业务不如招行，金融科技逊于建行，资产规模远落后于工行，但好在各项指标确实高于其他股份行，仍有对外宣称位列五大国有银行的底气。但随着15年招行在市值上的赶超和17年营收和净利润的赶超交行的处境可谓十分尴尬了。面对如此窘境，交行也一直在寻求变革之法，交行迎来了长达四五年的频繁人事变动。

　　“老交行”彭纯抱负未及施展

　　2018年2月，彭纯由交行行长一职升至该行舵首。据公开资料显示，彭纯是1962年生人，1994年彭纯便加入交行，出任交行乌鲁木齐分行副行长、行长，这一入交行就是20余年，直至2018年历任交行南宁分行行长、广州分行行长、交行行长助理、交通银行副行长等职。2010年至2013年调任短暂调任中投后又回归交行，2013年10日担任交行行长一职，直至2018年2月升任交行董事长。可出乎意料的是，尽管是已在交行工作二十余年的彭纯也难逃“变动”一词，仅任董事长一年多时间就于今年4月调任中投。

　　在彭在职董事长的时间里可以说是满怀抱负，跃跃欲试地想讲交行带出一定成绩，彭十分注重风控和金融科技领域。“如何打好金融风险防控攻坚战，这是我们的底线，这块压力比任何时候都大，我们天天也是紧绷着这根弦，今年我们也推出了风险授信改革，要把风险防控基础打得更牢。”彭纯在年报会上表示。

　　但天不遂人愿，仅担任交行董事长一年零两个月后，彭纯回到中投担任董事长。但实际上在彭纯交棒前的四年里，交行人事一直处于变动时期，据此前媒体报道称，交行的风险管理部、互联网金融中心、会计运营部、个人金融部的负责人接连离职。此外，过去三、四年间，交行密集流失的总行级别部门总经理以及省分行一把手，占比高达百分之二三十，其中也不乏违规违纪人士，人才的严重流失也成交行管理问题上的一大痛点。

　　稳中取胜任德奇

　　我们必须承认，交行近些年“落伍”了。

　　但是不能否认，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交行值此“国难思良将”之际，或许只是差一位良将重新把“百年交行”的招牌擦亮，带领交行重返昔日荣光！

　　2019年12月13日交通银行董事会选举任德奇担任董事长。

　　任德奇履历比较简单：2003年初入建行，2014年入职中行，2018年转战交行。但是，任德奇的银行职业生涯不能简单的用这三个时间点来概括。

　　2003年入职建行后，任德奇先后担任中国建设银行信贷审批部副总经理、风险监控部总经理、授信管理部总经理、湖北省分行行长、风险管理部总经理。

　　不难发现，任德奇的大部分职务与信贷风控有关，而他的风控能力，在建行期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疾风知劲草，在4万亿计划的背景下，任德奇的风控能力得到了充分体现。

　　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中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现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为了应对这种危局，中国政府于2008年11月推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实施这十大措施，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

　　向市场投放4万亿，对银行系统来说，风控是一个很大的挑战。2010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2.4%。其中，商业银行按贷款五级分类的不良贷款率1.13%。

　　此时，作为建行授信管理部总经理，任德奇在2010年8月23日建行举行的北京、香港两地中期业绩发布会上表示，“2010年6月底，建行房地产不良贷款为75亿元，不良率为1.97%，低于政策规定的上限；个人住房按揭方面，贷款实际抵押率可以达到52%。不良贷款则为73亿元，不良率仅为0.6%。”

　　这个时候任德奇已然从一个银行业的小学生成长为一名银行业的老兵，前方有更大的空间，来让他施展才华。

　　2014年5月，任德奇离开建行加入中行，7月担任中行副行长。在中行，任德奇多了一个称呼——“伯乐”。

　　任德奇对科技和人才的重视有目共睹，被称作是伯乐和良师。在中行2017年业绩发布会，任德奇就表示，一家银行，要打造发展优势、突破发展瓶颈，关键要靠科技引领。

　　而发展科技就迫切需要大量的人才，2018年4月，任德奇在出席中行的产品发布会上表示，中国银行将确保每年对科技创新的投入不少于上年度集团营业收入的1%，同时要在3-5年内将集团内科技背景人才占比提升到10%，重点培养产品经理、数据分析师、客户体验师、互联网安全专家等数字化人才。

　　就在任德奇致力于中行发展之际，国际债券市场也是风起云涌，并不太平。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煽风点火，落井下石。

　　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这些欧元区国家在旧国债到期的时候，发行新国债遇到了融资困难，同时政府因为过度借债，超出了其正常的收入水平，入不敷出，而欧盟统一货币，这些国家无法通过发行货币偿还债务，总的来说。这些国家新债发行困难，旧债难以偿还，财政上入不敷出，货币上无发行权，进而导致了欧债危机的爆发。

　　可见，新债发行困难是欧债危机的导火索，而新债发行困难与“评级机构”下调这些国家的债券评级有关。

　　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三大评级公司是标准普尔、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和惠誉国际信用评级公司。这些公司不光在公司层面有着足够的评级权威性，并且他们在国家主权信用层面也是有着足够的权威性。

　　2008年10月8日穆迪率先下调冰岛政府信用评级；2009年12月，三大评级机构又同时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导致欧债危机正式爆发。此后，三大机构轮番下调欧元区成员国主权信用等级。2012年7月，穆迪又下调了经济基本面较好的德国、荷兰和卢森堡三国的评级。

　　在欧盟经济法规中，信用评级占据重要地位，国家、企业和金融机构一旦被评级机构降级，市场将按照行业惯例或政府法规大规模抛售其债务，任何政治实力都难以左右。同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融资需要一定的信用等级标准，不同的等级融资成本差别较大，更为关键的是，信用等级一旦低于规定标准，国际融资渠道将被切断。

　　国际评级机构在欧债危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次，他们把目光瞄向了中国。

　　2017年10月26日，我国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了20亿美元的主权债，中国银行担任主承销商，此时，任德奇除了担任中行副行长职位之外，还兼任中行上海人民币交易业务总部总裁和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但国际评级机构却下调了中国的主权评级，风雨欲来。

　　事情的结果并非欧债危机的历史重演，债券发行后获得了全世界投资者220亿美元的火爆认购，投资者分布非常广泛，亚洲以外地区投资者获分配比例超过50%。

　　对此，任德奇续说，今次美元主权债发行有许多“亮点”。一是市场反响强烈，5年期和10年期债券都获得了大量订单，超额认购均超过10倍。二是投资者分布非常广泛，包括央行、主权基金、基金、保险、银行等机构，亚洲以外地区投资者分别获配5年期和10年期债券的48%和53%。三是创造性地采取无债项评级发行方式。四是市场定价客观公允，5年期和10年期债券票面息分别为2.125%和2.625%，接近发达国家收益率水平，找到了中国相关债券定价的新逻辑。这些都充分表明了国际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和发展韧性的认可。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经过诸多历练，2018年6月，任德奇被任命为交行任交通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

　　这个时候，交行的处境并不乐观。

　　作为一家百年金融老店，交行虽然前期锐意创新，在国有资本中屡开改革之先河。但是，从2016年起，交通银行一直陷入一个“上不去、下不来”的困境中，向上无论是资产规模还是营收都难以与其他四大行匹敌，向下面临被股份制银行超越的惶恐，2018年营业收入已被招商银行赶超。

　　压在任德奇肩膀上的担子不轻，怎么把交行的担子担起来，是任德奇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在建行，任德奇稳健经营；在中行，任德奇科技赋能，发展国际金融。来到交行后，这三大法宝重新有了用武之地。

　　任德奇坚信，行稳方能致远，稳健经营，是交行基业长青的基本。但是，2018年交行面临大环境并不友好，国内经济下行，这对交行的稳健经营提出了挑战。

　　面对错综复杂的风险形势，任德奇带领交行持续深入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提高风险预判能力和处置能力，着力实现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的统筹兼顾、有机统一。启动风险授信管理改革、从改革体制机制，完善规章制度，创新技术手段，优化流程环节等多方面入手，注重集团各条线联防联动，协同并行，建立集团统一的风险监测、计量和处置体系，确保无风险漏出，无漏网之鱼。坚持好客户短流程，差客户严风控的原则。在对客户风险特征和经营发展趋势上，形成黑、白、灰三类名单，提高风险效能，提升业务效率，坚持向风险要效益，完善集团类风险客户和跨机构客户统筹协调处置机制，突出重点部位风险排查和化解，加快不良资产处置。

　　有赖于风控体系的扎实有效，交行经受住了风险大考，保持了资产质量平稳向好，也让交行展现出稳健经营的核心价值。2018年末，交行逾期及逾期90天以上贷款余额和占比连续三年实现双降，拨备覆盖率大幅提升18.40个百分点，良好的风险抵御能力，为未来的持续释放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但是，任德奇明白，良好的风控能力只能让交行走得稳，并不能让交行走的快，想要在同行业中胜出，还要以科技为银行赋能，以人才为交行补充新鲜血液。

　　近几年金融科技之风愈吹愈盛，国内银行业围绕金融科技、数字化和开放银行等方面纷纷实施创新战略，掀起了一股转型浪潮。从网点大堂的智能服务机器人到系统后台的精准客户画像，从以往的经验风控到如今的系统风控，从追求丰富流量入口的传统单一模式到聚焦于数据治理、底层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等，技术加持下，各大银行的业务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种背景下，任德奇到交行后，将科技赋能提升到战略新高度，加速推进交行智慧化转型。2018年5月，交行启动“新531工程”，按照移动优先、线上为主、线上线下一体化融合的模式在整合推进，实现科技引领全行发展。并且交行实施“186”施工图，战略定位来。

　　在“186”战略施工图中将“科技赋能”、“人才引擎”等8项措施提升到战略高度，总的来说这个施工图上承战略目标，下接地气，特别是在基层如何落实全行战略方面有具体的安排。

　　值得一提的是，在科技赋能的过程中，交行依托互联网+，业内首创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资产证券化平台。差不多一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明确主攻方向，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虽然任德奇比较低调，除业绩发布会外，极少接受媒体采访，但是在金融科技领域，有着敢为天下先的魄力。

　　2019年5月6日，交通银行与华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接下来将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人才培养合作，并依托华为的技术研发平台，在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以及ICT前瞻性技术研究等方面展开全面深入的合作。

　　我们知道，华为在今天，已经成为世界科技领域巨头。与华为的合作，昭示着任德奇对交行的定位，已经不仅仅是追赶同行，而是要领跑金融科技新时代。

　　在做好风控稳步前行，科技赋能加速前进的同时，任德奇还积极拓展国际金融业务，内外兼顾。

　　2019年11月6日，交通银行行长任德奇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新时期扩大进口与贸易便利化”论坛上表示，交行持续发挥总部优势及与生俱来的“创新基因”，全面加强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产品服务创新。

　　任德奇认为，贸易便利化对银行服务便捷化和高效化提出了更高要求，交行全面加强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全球一体化服务能力，加快科技赋能，开展高水平贸易便利化试点，依托自贸区试验田加大金融创新，更好的服务于新时代、新业态、新需求，为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交行力量．

　　据介绍，交行与全球127个国家地区的1066家境外银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在全球17个国家地区设立了23家境外机构，服务全球贸易和投资。通过不断深化境内外和本外币联动，三季度累计实现国际收支1.55万亿元人民币。交行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和企业“走出去”，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项目两百余个，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率先开展行间贷款联动，在西南沿边地区设立面向东盟的特色专营机构。

　　任行长上任虽然才一年多，但是锐意改革，行内有些业务流程已经改善，并且在推动金融科技与资管业务的发展方面很上心，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一位交行内部人士评价称。

　　交通银行2019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显示，报告期内交通银行实现净利润427.49亿元，同比增长4.85%；资产总额达人民币9.89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3.73%；减值贷款率为1.47%，较年初降低0.02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173.53%，较年初上升0.40个百分点。任德奇对此评价称：“稳中有进，业绩好于往年”。

　　不过在科技赋能交银，带来机遇的同时，交行银行也面临着复合型人才稀缺的挑战，为此，交行已经开展了科技人才队伍的“三大工程”：一是启动“金融科技万人计划”工程，今年已经招聘了超过1200人；二是推出“FINTECH管培生”工程，并通过正在筹设的金融科技子公司引进高端人才；三是实施“存量人才赋能转型”工程。

　　经过8个月的磨合之后，2019年12月13日交通银行董事会选举任德奇担任董事长，这既是慎重考虑的结果也是对任德奇工作能力的认可。

　　在正式掌舵交行之时，交行目前仍有不少挑战，这位新任董事长如何利用自己的丰富实战经验和能力，带领交行做好风控，科技赋能，发展国际金融，从而稳中取胜，迎来质的飞跃，值得期待。

责任编辑：张缘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