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济南分行行长周逢民：勇立潮头竞风流

　　原标题：《中国金融》新中国经济金融70年专栏|周逢民：勇立潮头竞风流

　　来源：中国金融杂志

　　作者：周逢民

　　近水东流，不舍昼夜，绘就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人生百年，风云际会，总会在心底采撷几朵浪花视若珍宝。新中国成立70年，从开天辟地到全面复兴，走过了多少急流险滩？跨越了多少困厄危难？经历了多少沧桑巨变？70年在历史长河里不过一瞬，其间激荡奔腾的浪花数不胜数，作为一名赶上大时代的央行人，出没风波里，心潮逐浪高，总有无尽之言深藏肺腑间。我常想，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70年来顺应时势，服务大局，为共和国作出了特殊贡献，自身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大风起于青苹之末，巨浪成于微澜之间。作为一名在金融战线奋斗了38年的老兵，自己的职业生涯微不足道，但是我想用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十万、百万金融大军在党的领导下勇立时代潮头，用赤胆忠心汇聚而成的磅礴之力，用敬业奉献铸就的华彩乐章，气壮山河，永难磨灭。

　　改革春风里扬帆

　　金融改革是我国经济改革的重头戏，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取得了巨大成就。作为央行人感受最深的是金融宏观调控方式转变和调控能力提升，这是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一个缩影。

　　1982年，我从黑龙江银行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工作。母校当年仅有信贷、储蓄、农金三个专业，信贷和储蓄专业的同学入职人民银行，农金专业的入职农业银行。那时，我国只有人民银行、农业银行两家银行，农业银行刚从人民银行分设出来，金融体系还处在“大一统”时代。当时，人民银行不是专门的中央银行，既搞宏观管理，也经办信贷、储蓄等微观业务，信贷员、货管员等岗位很热门。我曾干过货管员，主要职责是现金、工资基金管理，时常去企业核定现金额度，多余现金必须及时存入银行。大家觉得信贷员、货管员工作实实在在，对宏观管理则缺乏清晰认识。这种倾向在1984年工商银行分设时更为突出，大部分同志想去工商银行，一些留下来的同志感觉受“冷落”了。人民银行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一路摸索、一路前进，最终成长为举世瞩目的大国央行。

　　工商银行分设后，我留在人民银行从事信贷计划。信贷计划属于宏观调控范畴，也拥有一定行政权力，但计划往往滞后于形势变化，“年初定计划，年中调计划，年末承认实际结果就是计划”，这虽是当时广为流传的玩笑，也反映出信贷计划的科学性、精准性还不强。金融宏观调控水平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有了明显改观，1994年开始实施资产负债比例管理，1998年正式取消信贷限额管理，开始运用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再贷款再贴现等市场化调控工具，随后，我们创设了央行票据及SLF、MLF等流动性调节工具。

　　进入21世纪后，我们逐步树立了大国央行自信，实现了从学习西方到为全球提供有价值经验的转变。货币政策在西方被认为是总量政策，我国探索并实践货币政策以总量控制为主、适当兼顾结构调整的功能，创设了信贷资产质押、抵押补充再贷款等引导资金流向的工具，以及旨在缓解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政策工具。宏观审慎管理是国际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改革的理念，而我国率先进入实践阶段，形成了“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在市场化改革的时代大潮中，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发挥，我们央行人既有对转变调控方式、放弃计划权力的“不适”，也有对政策工具创新和央行权威与时俱进的“自得”。这些个人心理层面的花开花落，最终都凝聚成了央行人勇立时代潮头的职业归属感和自豪感。

　　开放道路上奋进

　　金融开放既是金融业自身开放，也是服务涉外经济发展的服务开放。任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主要负责人期间，我对中俄边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进行了探索。2003年9月，人民银行在中俄边境城市黑河开展人民币结算试点，进而逐步扩至整条边境线，最后覆盖黑龙江全省。跨境结算规模的扩大对建立“人民币—卢布”交易市场提出了要求。由于卢布在我国属于小币种，外汇交易中心一直未专门开设交易板块。我便考虑在哈尔滨建立“人民币—卢布”交易子市场，先培育壮大市场规模，时机成熟后移交至外汇交易中心。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同意了这一想法，哈尔滨银行做好了担任做市商的准备。人民银行党委统筹研究后，决定还是纳入外汇交易中心统一管理。同时，鉴于黑龙江在这方面的良好工作基础，同意在哈尔滨建立卢布—人民币现钞交易中心，支持哈尔滨银行担任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三大卢布做市商之一。我还力推跨境调运现钞，这一业务也快速发展，今年初哈尔滨银行联合俄罗斯亚太银行首次开辟了人民币现钞跨境航空调运新路线，将2000万元人民币现钞从哈尔滨送达海参崴。

　　开放道路越走越宽广，我们在开放中发展壮大。黑河本币结算试点初期，两国边贸中卢布结算比重高达99%，这与我们从俄罗斯进口石油、木材等大宗商品为主的贸易结构密切相关，但也反映当时人民币在境外认可度不高。随着我国经济竞争力提升，以及跨境人民币结算制度安排的不断完善，人民币结算比重稳步增长，至我调离哈尔滨中支时，人民币已经与卢布平分秋色，目前已连续7年稳超卢布。哈尔滨银行借担任卢布做市商的有利条件，2015年与俄罗斯最大国有商业银行——联邦储蓄银行发起了有35家银行参加的中俄金融联盟并任中方盟主，在代理行关系建立、本币结算、贸易融资、银团贷款、金融市场交易、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等领域达成广泛合作，从而大幅提升了其在国内外同业地位。

　　这段经历让我明白，开弓没有回头箭，走向开放合作共赢之路，虽然充满荆棘与风险，但一定要坚定信心，决不因一时风险或挫折而倒退，开放之门一经打开就决不能再关上，必须沿着开放之路勇往直前。

　　科技潮流中领航

　　金融信息被称为经济运行的晴雨表，信息化建设要求很高。即使在手工办公时代，从人民银行到金融机构也非常重视信息处理，大家人手一套算盘、直尺、万能表，认真记录工作日志、信息日志和数据日志三套本子，发扬铁算盘、铁规章、铁账本“三铁”精神，全面、准确、快速处理信息数据。直至今天，我仍认为那时一些经验做法值得总结提炼，特别是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应该一代代传承下去。

　　新世纪金融科技突飞猛进，支付、征信、统计等金融基础设施与手工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我在担任人民银行国库局局长期间，对国库信息化建设的体会尤其真切。当时运行的一代国库信息处理系统（TIPS）已经使用十多年，国库收支业务量多年两位数增长的态势造成系统长期超负荷运转，系统处理能力不足平均业务量的60%~70%，峰值业务需求远超系统处理能力。须知金融信息系统应保持充足的系统冗余，一般在达到系统能力50%时就该升级，否则会危及系统安全。我深感责任重大，向人民银行党委做了汇报，建议尽早上线二代系统。在各方努力下，二代系统在我离任半年多后全面上线，较一代系统扩容10倍以上。

　　随着国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非税收入、社保缴费等都要纳入国库，对二代国库信息处理系统提出了新挑战，能否达到5~10年的初衷有待检验。因此，金融信息系统建设必须增强前瞻性、规划性，既要充分估计到形势发展变化，还应尽可能考虑体制机制改革等因素。当时我曾推动“金库工程”建设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力求与财政的“金财工程”、税务的“金税工程”、海关的“金关工程”协同推进，夯实国家财政收支管理信息化的“四梁八柱”。该规划的落实需要同事们付出艰苦努力，相信他们能够考虑好各方面因素。

　　我从总行到济南分行任职后，发现来自基层的金融科技创新亮点纷呈、后劲无穷。人民银行济南分行会同有关部门建立了“山东省融资服务平台”，不仅为银企对接提供了信息平台，还实现金融与发改、财税等多部门涉企信息整合共享，帮助金融机构为企业精准画像，有效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些地市中支依托银行信息系统，建立了不动产抵押登记系统，企业、群众在银行可一次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不需要再跑不动产管理部门，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这些探索预示着，插上金融科技的翅膀，金融服务的边界更加广阔，金融服务的效能正在提升，必将推动金融理念和金融制度机制在实践的基础上更加贴近群众和实体经济。

　　风险漩涡中稳舵

　　经济和金融犹如肌体与血脉，经济风险在一定程度上由金融承担，金融风险反过来影响经济稳定。入职以来，我经历了几次经济金融波动，对“金融稳、经济稳，金融活、经济活”感受尤其深刻。

　　第一波风险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金融机构快速生长，不仅搭建了以四大国有专业银行为主导的大框架，还建立了首家综合性银行——交通银行，恢复开办邮政储蓄，探索农村信用社与农行“脱钩”，城市信用社也迎来了大发展。金融机构膨胀难免泥沙俱下，部分信用社在经济过热、物价高涨背景下出现了贷大于存、资本金不足等问题，甚至发生了挤兑风险。金融风险蔓延发展也与监管不到位密切相关，记得当时流行一种论调，所谓金融业发展刚刚起步，金融监管要处理好鸡与蛋的关系，监管应更加包容，监管过严将遏制金融发展。

　　第二波风险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1992年南方谈话吹来了经济复苏的春风，伴随着经商热、基建热、办企业热的兴起，金融领域头脑发热也在加剧，部分银行高息揽储、无序竞争，许多地方出现“金融三乱”（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现象，农村形形色色的合作基金会层出不穷。风险泡沫之后，广东国际信托公司因乱铺摊子而破产，海南发展银行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家破产的银行。

　　第三波风险发生在本世纪头十年。时值国有企业改革阵痛期，企业风险开始传导至银行体系，银行不良贷款不断攀升。当时东北地区经济低增长、金融高风险的问题十分突出，风险集中表现在“两社两债”风险（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风险，企业债、柜台债兑付风险）。沈阳有家股份制银行因负面舆情遭挤兑，我们连夜紧急起草并发布公报，第二天直接把运钞车开到现场，在柜台上码放起高高的现金，最终化解了这场风险。总之，支持工农中建剥离不良资产并推进股份制改革，农信社系统“花钱买机制”，消除了长期以来金融体系的隐患，为我们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奠定了基础。

　　第四波风险发生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这次风险主要源于经济周期转换与结构调整中的风险释放，也与互联网等新型金融业态发展与监管脱节相关。这些问题在经济步入新常态时水落石出，与复杂国际形势下的输入性风险叠加共振，多重风险跨地区、跨行业、跨市场蔓延传递，银行机构不良资产快速攀升，有的银行被接管，互联网金融也进行了清理整顿。

　　金融风险的集聚和爆发有其内在规律，是一段时期经济金融快速发展后的必然调整，很大程度上是难以避免的。因此，不应追求绝对不发生金融风险，而应防控金融风险向金融危机演化，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坚持在发展中化解风险，牢记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天职，在支持实体经济健康发展中实现自身稳健发展。坚持在改革中化解风险，通过完善金融机构经营机制等，提高金融体系抗风险的能力。坚持在强化监管中化解风险，金融新业态、新产品每发展一步，金融监管能力就应跟进一步。当前，由于经济金融体量大，完全靠事后处置的成本已经难以承受，必须坚决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要求，防患于未然。人民银行肩负维护币值稳定、金融稳定的职责，“稳”字应是人民银行履职的基本价值观，为经济稳、金融稳营造好的环境。

　　政治统领下固本

　　金融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也具有突出的政治性，金融工作包括央行工作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我于党的十八大前后任人民银行党校常务副校长，对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入新时代感触颇深。党的十八大之前，许多干部把党校培训当做“疗养”，任务是“串串门儿”“认认人儿”“学学词儿”“养养神儿”，心思放在建立人脉关系、打通个人上升通道上。党的十八大之后，党校普遍强化了教学管理，真正成为党性锤炼大熔炉。我强调人民银行党校要把“理论武装、党性修养、能力提升”作为培训目标，明确党的理论和党性教育课程必须达到70%以上，之后进一步明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培训课程占70%以上。同时，推进以从办班向办校转变的标准化建设，2013年通过ISO9000标准验收，2015年建成中央部委一流党校，新设县支行党组书记班，把培训范围扩大到人民银行各层级。

　　我个人党性修养从这段专职党务经历中受益颇深，对后续岗位工作帮助很大。到济南分行任职后，我提出党建统领全局，推出“1+4”重点工作攻坚行动，以全面从严治党为统领全局的“1”，对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三大攻坚战，谋划4项履职攻坚任务，促使济南分行工作在总行党委领导下融入党中央大局。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金融在国家治理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更须提高政治觉悟与政治能力，从而保障金融事业强基固本，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进步。

　　38个年头过去，弹指一挥间，再回首，多少鲜活面孔历历在眼前。在黑龙江省分行工作期间，我经历了四位行长。刚参加工作时的行长是丁逢水同志，他是参加过抗日的革命干部，一口胶东口音，一身豪迈气概，自带领导气质，1983年退居二线后还担任顾问干了好几年。第二任行长陶源同志工作能力强、群众威望高，得到总行充分认可，1992年初因病住院期间，时任总行主要领导的李贵鲜同志来哈尔滨短暂调研还曾亲自到医院看望。第三任行长李家祚同志待人随和，言谈幽默而文笔犀利，文章材料里总是透着辩证法的睿智，当处长之前就是有名的“大笔杆子”。第四任行长叶英男同志高大威武、仪表堂堂，他作风正派、自律甚严，1998年大区行体制建立时被总行选任为西安分行首任行长，后来在总行货币金银局局长任上退休。我在沈阳分行工作时经历的行长是沈阳分行第一任行长檀景顺同志，他在9家大区行行长中年龄最长，但工作劲头很足，几乎每天干到后半夜。这些老领导们的言传身教让我终身受益，他们可贵的思想品质始终激励我不懈前行。

　　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38年泛舟金融之海，风里来浪里去，渺沧海之一粟，寄蜉蝣于天地，觉金融发展之伟力，感知在党的领导下金融改革开放、科技进步、激流勇进的基因密码和万丈光芒。走进新时代，追梦央行人，我们众志成城，正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奋力开辟我国经济金融巨轮行稳致远的新航线。韶华易逝，碧水长流，只有把个人有限的青春年华投入党和人民的无限事业，才会懂得忠诚无悔的哲理和勇立潮头竞风流的人间大美。正如印度诗人泰戈尔所言：天空虽无痕迹，鸟儿却已飞过。

责任编辑：潘翘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