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仍有8%的增长潜力

　　新浪财经讯 11月20日消息，“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讲座第5期暨“CF40·孙冶方悦读会”第10期在京召开。CF40学术顾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出席并发表主题演讲。

　　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多，高人力资本的人多，又有很大国内市场，这是在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没有的，而现在有一个机会，而且这个机会还很好。从技术潜力来看，他相信未来十年应该还有8%的增长潜力。

　　以下为发言实录：

　　主持人：谢谢，大家更多的问题可以看到蔡院长《四十不惑》那本书，94年他们出版了《中国奇迹》那本书，当时确实有一些问题，其实据我所知，在之后的25年之间，这些问题一直也没有断过，不仅问中国的奇迹的内在逻辑到底有没有这种所谓的奇迹背后逻辑的支持，而且问这种奇迹还能走多远。同样也是94年，中国出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机构，在经济学领域自成一派，就是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这本书的作者在94年创立了CCER的创始人，林老师。

　　林毅夫：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参加这个会，时间有限，我讲三点。

　　第一，从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进行一些反思，然后提出在中国进行自主的理论创新的重要性。

　　第二，我想从这个理论创新来讨论刚才蔡昉发表的主题演讲。围绕中国改革开放过去这4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背后到底是不是蔡昉说的人口红利以及从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下滑，是不是主要是人口红利消失造成的。

　　第三，再来谈谈怎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以30分钟我谈这三点。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取得的成绩就像蔡昉说，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但是我们作为经济学家来讲，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怎么来理解？因为在过去这40年当中，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中国“崩溃论”可以讲是此起彼伏，隔几年来一次，而且不是一般的媒体的这些评论，还有像蔡昉讲的包括诺奖获得者保罗，他也认为中国经济会崩溃。

　　中国的增长是事实，有目共睹，怎么会隔几年来一次中国“崩溃论”，我想这主要是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再改革开放了，不仅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80年代、90年代的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改革开放，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政府主导，其它发展中国家进口替代战略，并且政府动员资源，扭曲市场化价格，那效果会很差。80年代、90年代我们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其它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子。当时主流学界是怎么看法？为什么政府主导经济搞不好？因为资源不会充分配置，政府主导扭曲价格，就会有腐败，当时认为说你转型目标不过是坚持市场经济体系，然后要克服政府失灵。那你怎么建立市场经济体系？资源培养必须由市场来配置，资源由市场配置的前提是什么？价格必须由市场决定，什么东西短缺价格就高，就会生产，使用者就会降低使用，效率就会提高。针对原来的价格很多是政府定的价格。如果说价格由政府决定能不能真正引导资源配置，中国或者是其它发展中国家当有大量国有企业，有国有企业，那厂长、经理是国家公务员，公务员拿的是固定工资，大锅饭，如果价格高了，他也不见得有积极性去多生产，因为赚了钱也不是他们的。那么如果说价格高了，高的产品正好是你的投入要素，你也没有积极性去使用，因为亏损的话国家也会补贴，预算软约束，市场要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前提是企业必须实行是私有，赚了钱是自己的，第二点私有化。第三点，如果价格要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不能有恶性通货膨胀，因为中国有比较高的通货膨胀的时候，价格作用就失掉了。什么时候不会出现 高速增长，政府财政必须平和，如果政府有很大的赤字，通货膨胀就会高，市场就不会起到作用。在80、90年代我们刚开始改革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华盛顿共识，你要从政府主导进口替代或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必须把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这些制度建立起来，也就是市场化、私有化以及稳定化。我们经济学家经常有一个笑话，92年，写了一篇文章，这一次出乎意料之外，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样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在整个经济学界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华盛顿共识所讲的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

　　你形成了既有市场又有政府干预制度安排，那会比原来还更糟。因为你比如说政府在资源配置上起干预扭曲价格那就会有腐败，如果你是完全计划经济，寻租机会少了。中国改革大家知道，走的是被认为最糟糕的渐进，一方面市场发挥作用，二是政府主导有那么多国有企业，在这种状况之下，中国快速发展他不能否认，但中国经济只要慢下来，他就说，你看你们腐败越来越多了，你们经济越来越差，所以你们经济会崩溃，这也是过去在40年当中，只要经济适度放缓，中国“崩溃论”马上会出来。不仅是预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经济学家，他也预测中国经济也会崩溃。但是现在，中国是过去40年唯一没有出现过金融经济危机的问题，其它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都出现过经济危机。而且再反思一下，在转型当中表现比较好的都采取的被当时认为最糟糕的经济方式，越南、老挝。东欧表现最好的两个，波兰、斯洛文尼亚，同样是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在前苏联国家表现最好的两个，乌兹别克斯坦跟白俄罗斯，同样是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他们表现并不是最好。这里就引起我们反思，怎么根据那些认为正确的政策去推行的国家，基本上经济崩溃了。少数几个转型当中表现最好的，都是采取被认为最糟糕的转型方式的国家，这里不仅转型是这样，发展也是这样。

　　你比如二次世界大战以后，200多个发展经济体，通常都取得，摆脱殖民统治或者半殖民地地位，开始追求他们国家的现代化，因为这个需要，就从现代经济学中出现了发展经济学。我们知道发展经济学刚刚出现的时候，那一个大的经济学，我们叫结构主义，为什么叫结构主义？你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工业化能跟发达国家一样吗？你的劳动生产率跟发达国家一样高？那你产业技术跟发达国家一样高的产业技术？可是那样的先进产业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当中都建立不起来，所以当时发展经济学家主流看法，发展中国家大量存在市场失灵，必须由政府部门主导直接动用资源配置资源来建立起现代化的大产业。市场失灵为什么出现？他认为有很多结构刚性在那个地方，所以当时的主流是那样讲。

　　我们国家经济固然可以起现代化的大产业，大产业建立起来之后，经济起来。亚洲四小龙，他们不是从现代化的大产业开始，他们是从传统劳动力密集型小产业开始，当时主流看法，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那么高，那你发展传统技术很落后的产业怎么发展成发达国家，但是赶上那几个就是50、60年代采取政策发展的思路被主流发展理论结构主义认为是错误的，这些少数经济体。

　　我们必须反思为什么从二次大战之后，根据主流理论来说有政策成功，少数几个成功，不管是叫发展或转型，他们政策在推行，从主流理论来看都是错误的。为什么会这样子？我想最主要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跟转型的时候，理论来自于发达国家，经验来自于发达国家，经济跟经验它的适用性都决定于它的前提条件，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理论跟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经验，它必然与发达国家的条件为明的条件或暗的条件，然后你把这个理论跟经验到发展中国家来用，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淮南为橘淮北为（子）。转型国家条件跟发达国家不一样，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根据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经验来提出我们的理解，来构建我们的理论。刚才蔡昉提到我们中国奇迹的时候，抱着这个初衷了解中国改革开放15年，为什么采取的发展路径，从国外角度来看是必然要崩溃的，但是我们改革开放15年，两位数的增长，能不能持续下去，了解中国的经验了解事物本质，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什么？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全球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力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产业跟技术要不断创新不断升级，然后创新升级过程当中，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安排不断完善。我们看到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是技术很先进，发展中国家是传统的资源比较密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要素不一样。也就说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它的产业技术随着时间可以变化。我们的目标是赶上发达国家，劳动生产力更它一样高，产业结构必须跟它一样高，要素禀赋资源跟劳动的比例跟发达国家一样高。当时我们看法是说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上面，按照你的要素禀赋发展你的经济，产业升级比发达国家更快，这样你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国家快。

　　这个角度看，为什么结构主义失败？忽略了产业结构，它不知道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是内生于它当时的要素禀赋。亚洲四小龙为什么发展成功？发展过程中正好符合它的要素禀赋。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什么华盛顿共识》失败，它扭曲了内生性，为什么在计划经济或其它发展中国家当中，有很多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以及对国有企业的干预？因为这些产业有比较优势，你想补贴去掉，这些产业大大反弹，造成社会失业，国有企业你把它私有化以后，你必须保补贴，我们出现腐败现象，收入分配越来越大的现象，在其它发展中国家用休克疗法。那么为什么中国发展得比较好？我们经济一方面维持稳定，第二方面，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开放以后，既维持稳定又快速发展，稳定以后利用后发优势获得了经济发展。给我们改革也创造条件。资本要干预要补贴，给它补贴从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锦上添花会造成腐败，所以就出现十八届三中全会那样，全面深入改革。

　　蔡昉对我们改革开放奇迹的看法。首先改革开放40年取得9.5%的增长，当中有多少人口红利引起的，到底是人口红利还是我们94年《中国奇迹》那本书我讲的后来者优势，让我们发展中国家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小的风险不断取得技术进步？当然前提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个人坚持后来者优势。为什么这样？我们人口红利带来了什么效果？一个是劳动力参与者增加了很多，第二个抚养人口少，所以剩余多，而且像蔡昉讲的资本积累。但我们现在假定，如果说没有快速的技术边线，产业升级，那你不断增加劳动力跟不断积累资本的结果是怎么样？边际报酬递减，那经济是不会发展。经济发展的前提是什么？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是什么？是技术不断提高产业不断升级，这就让我想起克魯德曼在95年写的一篇文章，说东亚奇迹是泡沫，因为东亚在发展过程当中没有全要素生产力，主要是资本投入劳动力的投入。然后97年、98年发生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大家把他视为神，但让我想起，2000年的时候，克魯德曼参加新加坡的一个论坛，在这个论坛上他跟李光耀在同一个讨论会上，然后就讨论东亚的奇迹。李光耀就问克魯德曼，你说我们的奇迹都是假的，都是资本增加人口增加造成的，但我问你一个问题，我们新加坡从建国以后储蓄率一直高达GDP的50%，已经超过50年了，如果这50年当中，我们储蓄率这么高，但是我们投资报酬率从来没有下降过，没有技术变迁，那么资本这么快速积累，投资报酬率能不下降吗？克魯德曼被问傻了，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新加坡在快速发展的过程跟中国一样，大量利用后来者优势，引进技术进入成熟产业，然后他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主要不是靠自己研发得来的，我们知道所谓TFP是剩余，剩余怎么来的？是因为你左边是产出右边是资本劳动力，然后如果资本劳动力增加产生的叫TFP，发达国家有很大的TFP，发达国家技术是自己研发，都变成剩余TFP。我们发展中国家利用后来者优势，买新的设备买新的机器，然后你引进技术已经表现在那些设备上，那些机器里面，所以在K里面表现出来，但是没有新的K都包含新的技术，而这种新技术比你自己发明，技术让它进入到余，成本更低，风险更小。实际上并不是说发展中国家没有技术进步。我想中国的高速增长，固然有这么多资本投入有那么多劳动力红利，所以能够维持这么高增长。日本从1951年到1971年维持20年，每年9.3%的增长。新加坡从1967年到1987年，20年每年8.6%的增长。他们都没有人口红利，维持20年增长，我们40年，我们40年是以起点更低开始。我讲20年的开始，他们人均GDP是美国的21%，我们人均GDP只有美国的5%，更多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创造的利用后来者优势造成的。人口有没有影响？多大的影响？一个百分点、半点百分点，但可能不是主要的。

　　2010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有多少是由人口红利消失造成的？因为人口变动是一个慢变量，是一个很慢的变量，那我们从2010年以后也有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也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都比我们大，它也没有像我们红利消失，2010年经济下滑是体制机制问题集中爆发造成，他们也没有体制机制问题造成，他们下滑幅度比我们大。我在很多场合讲过，中国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0.6%，2016年下降了将近3、4个百分点，不少。这里这么高跟人口红利消失相关，但是相关不见得是因果关系，我怎么证明？我们来看看印度，2010年增长速度10.3%，2016年的增长速度6.5%，跟我们同样下滑，它没有我们人口红利的消失，但它下滑幅度跟我们一样高，它也没有集中爆发体制机制问题，但下滑度跟我们一样。你再看看巴西，金砖四个当中的一个，2010年增长速度7.6%，2016年的增长速度负3.6%，同样他没有人口红利消失，同样也没有体制机制问题集中爆发。然后我们再来看俄罗斯。2010年增长速度4.5%，2016年增长速度负0.2%，也是下滑幅度都比我们大，也没有体制机制的问题也没有人口红利的问题。再来看，2010年增长速度7.6%，2016年的增长速度3.3%，减半，减掉60%。它也没有我们体制机制问题，它也没有人口红利问题。不仅是说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我们可以看东亚高表现经济体，新加坡，2010年增长6.2%，2016年只有2%，台湾2010年4.8%，2016年2.7%，有韩国，2010年增长速度6.5%，2016年增长速度2.8%，怎么跟我们一样，同样的时间下滑幅度都比我们大，我们的问题他们都没有，不管是说集中爆发的体制机制问题，还是人口红利消失，都没有，怎么来解释，我认为还是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还没有走过去，发达国家在世界收入水平一半以上的世界收入，GDP以上发达国家收入，贸易从2008年之前本来增长速度都是国际增长速度两倍以上，一下子掉下来比国际增长速度还慢。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每个国家都采取了积极政策干预，积极的财政政策，当时投资机会减少，政府没有必要积极的财政政策，那么它的出口减少、投资减少，只靠消费，其它国家还没有像中国就业率那么高，家庭收入没增长，消费没增长。

　　但是不同的答案会有不同的政策建议。因为我们主要是想说中国要怎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那我觉得有周期性的问题要解决。当然也有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问题要解决，当然也有要继续深化改革的问题。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到底我们增长潜力还有多高？蔡昉说我们增长潜力有6%多，如果你的增长速度跟增长潜力差不多，经济就通货膨胀高。但是我们现在通货膨胀率很低，我们现在增长潜力大于我们增长速度。为什么会大于增长？我们人均GDP是美国21%，相当于日本1951年跟美国的水平，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后来者的优势，收入水平的差距代表技术跟产业水平的差距，他们维持了20年8到9%的增长，他们要实现，我们就有可能，我认为从08年以后我们有20年8%增长的潜力，我讲的是潜力。另外，其实我们要是跟日本、亚洲四小龙比我们还有优势，就是新产业的出现。这种新出现特点是什么？研发周期特别短，以高人力资本投入为主。像ICT、通信、互联网、移动通信这种短周期的技术、产品，那么这个标准就是所谓独角兽。我们是一个大国，人口多，高人力资本的人多，又有很大国内市场，这是在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没有的，而现在有一个机会，而且这个机会还很好。从技术潜力来看我相信从08年到现在，才过了十年，未来十年应该还有8%的增长潜力。

　　第二个，我们的增加速度比增长潜力低，这种情况下，既然有周期性的问题我们就应该做一些反周期的措施，来维持稳定来利用我们的潜力。反周期的措施跟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在一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什么产能过剩？需求减少？是因为周期性的原因。为什么库存多了？同样是需求减少，也是周期性原因在那个地方。所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补短板开始，你要补了短板，一方面我前面讲的技术潜力，然后我们的技术潜力还大很，你可以发展大一点，你补短板提高劳动力，去产能。投资创造就业多一点，去库存就多一点。高杠杆部门是库存多的部门。我觉得把补短板的措施跟反周期的措施结合在一起。

　　当然人口红利这个问题，我觉得蔡昉教授研究非常多非常少，也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在相应的对策里面，红利减少代表劳动力减少，但劳动力不仅决定人数还建议退休年龄，现在就业年龄的人减少导致劳动力减少，但是我们可以延长一点退休年龄，那就增加劳动力供给，并且更重要的是不在于人口数量而在于教育的水平，人力资本的水平，我们要增加教育增加人力资本，这样的话就会有比较好应对人口数量的减少，然后维持劳动投入然后充分利用我们技术上的优势。我也非常同意蔡昉教授讲的深化改革。

　　我们渐进双轨，原来有大一批温室产业，不给补贴他就活不了，但是它又跟民生相关。保护补贴，从原来的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你继续保护补贴，你就要创造出清，就会有腐败，就会有社会风险。既然是从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就要取消。非常少跟民生相关就用补贴，其它的你应该做按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深入改革，能做到这些就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还有很大的后发优势，更何况我们作为人口大国还有很多弯道超车的优势，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说新加坡，我们台湾、香港、韩国跟日本可以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变成高收入经济体，那我们完全有可能。

　　我就说到这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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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子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