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11月20日消息，“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讲座第5期暨“CF40·孙冶方悦读会”第10期在京召开，诸位嘉宾在主题演讲后进行了圆桌讨论。 以下为发言实录： 主持人：感谢张斌。很简单的总结一下张斌讲的故事，我们的成绩跟发达国家相比没什么不一样的，我们的问题跟发达国家相比也没什么不一样的，总之也就是说，没有什么跟中国的奇迹所对应的不一样的逻辑，所以他是很委婉地否定了两位老师之前的演讲。今天本来是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改革以来的逻辑总结，现在看来是一场辩论，主要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接下来会怎么样，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有请三位蔡老师、林老师、张斌上台来，跟大家做一个互动和交流。 我刚才说过这是“四十人看四十年”第五讲，之前易纲行长分享中国加入SDR的 历程，后来也有工行张董事长分享银行业，国有银行业改革的逻辑，由姜扬分享来自期货领域的经验和教训，还有隆国强主任分享中国这么多年对外贸易的经历和逻辑，今天不一样的是什么，我们更加综合全面看中国改革40年的一个发展的逻辑，所以接下来各位有什么问题，你可以举手，你也可以直接站起来，我们同事会把话筒递过去。每位最多限一个问题，而且要简洁明了，不要变成你的演讲，接下来我们开始交流。 提问：谢谢主持人，我是来自中国证券报的记者，我这边有两个问题提给蔡老师。我在您的书上也学习了一下，现在有很多观点说，供给侧改革其实有一定的效果也应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当前有一个主要矛盾，就是有效的需求不足，就不知道对于激发或者说是去激活国内有效需求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和看法。 第二个，针对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因为比如说包括美国这些主要的国家，它的一些不管是贸易还是金融政策发生了一些调整，那对于像中国接下来下一步的高质量的发展以及改革，会带来哪一些挑战或者带来哪一些机遇？ 蔡昉：你第二个问题让林老师回答。 第一个就是说，其实你从我这本书和今天我讲的这个逻辑看，其实我的一个特别彻底的供给侧派。也就是说我认为，我跟林老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中国经济发生的阶段性变化，就是因为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的从供给侧看与传统的经济增长的不足。因此，你必须一个挖一些潜力，更主要要找到在新的发展阶段，能够找到新的源泉，就是生产力，也就是党的“十九大”讲的转向高质量发展。但是我们现在供给侧改革，它不是说一切都说供给，但是它的核心是把供给侧的经济增长源泉找出来，他给你部署了具体的途径，我认为是抓手，“三去一降一补”是具体的抓手。但是，我们目前是说还没有彻底完成我们还要推进。 但是与此同时，我并不否认需求侧也有巨大的潜力。因为任何时候合理的平衡的需求，平衡的三套马车都是需要的，特别是我们讲到，刚林老师说投资需求也很重要，也有结构性调整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在面临外部需求冲击的情况下，发掘消费需求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很多潜力。刚才我讲到的农民工进城是巨大需求潜力，同时我们也说了，中国遇到了一个老年人消费悖论，就是说老年人不消费，或者消费下降，而我们正在迅速走向老龄化，按照这个逻辑我们消费也会大幅度的减弱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改善，老年人可以消费，但是老年人也有后顾之忧，不仅有自己养老的后顾之忧还有为孩子买房的后顾之忧，还有健康照顾孙子的后顾之忧，因此我们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是可以改善我们消费需求的，诸如这些方面，我觉得还有很多，张斌说得比较对，要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和均等化入手。 主持人：第二个问题，每人最多限一个问题，林老师可以回答也可以选择不回答。 林毅夫：问题的话什么叫有效需求，一般我们讲需求，无非是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当然还有国外需求国外需求我们控制不了，影响是国内需求。那么国内需求当中，什么叫有效投资需求？应该是提高生产率，提高社会效率的需求的投资，那就是有效的投资需求。这方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理念。你包括环保产业升级，补短板的基础设施的完善，补短板公共服务的提供。那都是有效需求，这意味非常多。什么叫有效消费需求呢？能够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那样的消费需求是有效的消费需求。那达到这样的话，我想有两个，第一，他要能消费，美好生活是希望，第一，收入增长，第二，有美好生活的希望并且有支付能力，但是由于我们改革没到位，他不能实现。一方面怎么样维持合理经济增长，如果能够是在投资上面是有效，不断提高我们的生产力水平，收入水平就会提高，支付的能力就会提高。还要满足个人美好生活需求的希望就会提高，在这个过程当中，再来看看有没有一些现实，包括蔡昉老师讲的人口进城、城镇化的问题或者养老保险，我们这方面做得不到位。如果能到位的话，不管投资和需求都是有效的。 提问：我的问题问林老师，现在货币非中性，经营周期盛行的情况下，我想说原来说是产业的问题，现在是一个金融的问题，金融是主变量，目前金融周期情况下我们后期是不是会从均衡到非均衡的这样一个理论体系，请老师给予指点。 张斌：即使你提了一个我根本听不懂的问题。抱歉，周期这个理论红火起来是BIS经济学家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出来，讲的是流动性，大家信用和社会信用扩张正反馈机制，这个正反馈机制一轮周期下来要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国从98年房地产商品化到今天也不到20年，我们一个周期都没走完过，所以你说金融周期讲中国的故事，对我来说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这种所谓金融市场存在正反馈机制，能不能把国外这套理论用到中国来，有可以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从经验来讲，最起码应用环节上很难去操作。至于你讲所谓的均衡跟非均衡这之间超出我的理解范围。要不我们就转到 下一个问题。 主持人：能不能提一个听得懂的问题。 提问：各位老师好，我最近借调到雄安新区工作，有几个迫切的问题。这个问题想提给林老师，因为刚才被迫回答了也转出一个问题。我想问问，雄安新区它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横空出世，它跟几十年前的深圳包括浦东，我们看它的区别在哪里？以及它未来如何去增强它自身的内生的发展动力，有什么建议？ 林毅夫：好问题，定位不一样。我们深圳是作为改革先行先试实验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没经验，按照市场经济，我们做得怎么样，然后地方可以学习借鉴，它的主要定位是经济的定位。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它不是考虑你一年两年，也不是十年、二十年，是千年大计，是作为政治中心不是经济中心，雄安不能照搬深圳的经验，你必须按照总书记对雄安新区的经验来考虑怎么样一个中国现在最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然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了以后，一方面强大，二方面对国内继续发展，以及对国际负的责任越来越多，不仅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也可能变成世界政治中心等等去考虑。我觉得在理解吃透然后再用创新的方式来发展，具体怎么做？那只能说你在前面的做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开放创新的心态来推动。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 提问：我这个问题是提给林毅夫老师和张斌老师。根据结构经济学的观点，一开始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如何看高人力资本在产业升级当中的作用，会遵循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再向高人力资本密集型转变还是说你们两位认为是高人力资本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当中这个高这种行业处于什么样的角色，以及刚才张斌老师说劳动密集型也是服务业的发展，遵循后发优势发展是的服务业，服务业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像发展工业发挥后发优势引入技术，还是仅仅是一种政府观念的转变做自身的事情就可以达到 服务业的升级的过程。 林毅夫：我先来回答一部分，张斌再来回答另外一部分。我觉得讨论经济发展，你从资源密集型、土地密集型、农业矿产资源然后牵涉到制造业，然后不断的资本深化，最后到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这是国外的经验。 像中国中等收入的国家，制造业工程有几种类型，一种先进装备制造业，我们每套机器设备的价值比它低，我们再去改。另外有一些产业我们在国际领先，比如家电产业，不管空调或者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我们现在在国际上领先。这些产业怎么样继续发展。第三，有些我们过去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但现在我们因为工资成本越来越高，原始资本的积累有效性，这些产业有一部分进入微笑曲线的两端，有一部分转移到国外或者国内水平比较低的地方进行补充。第四点，一种新的产品跟技术周期特别短，12个月、8个月，投入主要是以人力资本为主，中国跟国外比有比较优势，人力资本主要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先天的才能，天才。一个是后天的教育。那么后天教育我们现在跟发达国家差距尤其在理工科的差距跟发达国家有差距但不是那么远，那天才的话，可能1%天才。重要不是比例，重要是绝对量，我们有14亿人，所以天才多。所以我们在短周期，我把它称作弯道超车的产业，实际上我们有比较优势，因为我们天才人数多，而且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如果他是硬件我们有最齐全的配套，所以我们才会在现在独角兽上面，实际上从数量国际上领先。最后一类，我要称为战略型产业。这类产业跟第四类刚好相反，周期特别长，不需要高人力资本，但是它有需要大量的金融资本投入。有两类，一种是战略新型性产业一种是国防安全产业，国防安全不自己研发就没国防安全，要补贴怎么补贴。另外新兴型产业，这种研发周期很长，按照资本拥有量来讲不是比较优势，但是我们现在不进入，专利都给人家统领了，等到我们想进入别人用专利卡你，就像中兴那样的情形。从长期动态角度来看，现在进入总成本比较低。我们把产业分为这五类，这五类都需要人力资本，但需要人力资本的类型是不一样的，瓶颈线是不一样的。最终我们希望，把产业变成国际领先产业，你都是国际领先，你必须有产品必须有自己的研发跟发明，自己必须搞研发，研发跟发明都需要人力资本。这是从制造业来讲。 由制造业到服务业动用金融资本，服务业不同产业，产品、技术研发，产业转型升级的特性，资本需求量是不一样的。然后它所遭遇到的风险是不一样的，你必须有这样的金融安排，能够把金融资本动员起来，能够把这些金融资本提供给五种产业的资本服务需要，并且它的风险特性不一样，你也必须有这样的金融安排能够克服，它各个不同产业的金融风险。有些是天使资本。第一类是大银行，资金是既有资金，在股票市场融资。第三类，很多是地区性银行。第五类，金融支持有相当大必须是财政支持。由于产业跟技术特性不一样，在不同行业定位不一样，因此需要金融服务特性是不一样的。我们做一个中等发展中国家，你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的经验。国外的经验，国外是先进性的产业，它有些要退出的，它也有战略性的产业。发达国家资本比较密集，研发活动资本投入量会特别大，它有合适的金融安排，跟我们不太一样，我想发展金融业助力经济，必须围绕实体经济特性构建你的金融安排。 张斌：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我很难有一个，未必能很好回答，我简单说一下理解。 不管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人力密集型，但是我认为是物以稀为贵，当你有便宜劳动力或者大量资本，合在一块能够生产出来大量的产品，这个产品饱和了之后，进一步稀缺的东西，能够满足更多效率的东西更多是差异化的东西，这些差异化的东西，一定不是资本密集的，也一定不是简单的劳动的，它一定是人力资本密集型的。中国从2012年之后到今天，哪些产业发展最快？如果看国外的经验应该是人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如果看国内的经验，中国人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远远快于民意GDP增长速度。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曲线，我们过去5年，如果看细分行业增长速度，哪些行业里边的高中生或者大学生占比越高，哪些行业增长速度越快。一个一个行业排，你可以划一条非常贴切的线，这个行业增长速度越快一定是人力资本更密集的行业，但即便到了现在，我们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其实它的发展和我们需求来讲还面临很大的缺口。我觉得蔡昉老师提的很多建议包括城市化、户籍很多这些方面的东西是积累人力资本非常重要的举措，不在于说你政府去主动推动什么东西，而在于你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更多的选择一个机会，更大的公共福利，让他们有人力资本的成长有一个更好的环境。 主持人：好，我们今天主要是读蔡昉老师《四十不惑》的书，请您回应。 蔡昉：其实我也想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一句话，就是每次我们想总结产业结构的调整，要按照什么样的顺序来演进的时候，每一次总结这样的经验事后证明都会得出反例，甚至有一些是不对的，比如说现在我们已经证明早期的所谓霍夫曼定律就是在相当多的国家是不对的。一二三产业的定律也在很多国家不对，有的是一 三二，但是一永远是份额下降的产业。再有一个就是人力资本或者不是人力资本，也很难说，我们最后看产业结构是怎么变的，是人们选择变的，人们遵循着生产率提高的方向去找我的资源要流到哪里去，那么 因此最终的结果就是说遵循着生产率提高而演变产业结构，那么因此来说在某种程度上现在我们有的时候说，三产要大幅度发展，然后降低二产，可能也不见得是对的。因为三产，我们比重还比较低，我们想鼓励它，但是你不是一般性的三产，平均来看三产劳动生产率是低于二产，如果你不区分三产和二产，你就盲目说提高三产的比重，最后你的结果你的生产率是降低，我今天有一张图没有专门展开，那个图的名字叫库兹涅茨过程，追寻生产力提高而演变产业结构，反过来你让农民工从城市退回到农村去，你让那些还有一定竞争力的二产转移到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去，那是逆库兹涅茨过程。 我在4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人约我写一本学术自传，我就写了一本，题目叫做《惑与不惑之间》，中间经过了林老师和张斌的批评，我也是在惑与不惑之间，我这本书讲中国40年的改革，中国40年应该有比较肯定的答案，不管持什么样的观点，也有很多一致的地方，按照我们过去改革开放的路，深化的继续走下去，还有今后40年，谢谢大家！ 主持人：好，感谢蔡老师、林老师、张斌，感谢各位，也祝愿中国接下来40年更美好，我们下一期“CF40·孙冶方悦读会”再见！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详情]

　　新浪财经讯 11月20日消息，“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讲座第5期暨“CF40·孙冶方悦读会”第10期在京召开。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张斌出席并发表主题演讲。 他指出，高管制需求加高管制供给合在一块有很强的管制能力，使得我们服务业的发展面临很大的瓶颈。未来，中国经济会走向高收入，但是过了高收入门槛，能走多远需要打一个问号，人力资本密集型是我国经济的短板，人民生活中的焦虑是解决不掉，提供公共服务，提供各种各样的激励机制没有解决，即便收入提高，但是生活的短板，最刺痛的部分很难解决，所以中国会进入焦虑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以下为发言实录： 主持人：接下来交流是一位年轻人，十年前他更年轻，而且就在那一年基本上是他的成名之年，当年市场上以300万的年薪挖张斌，到现在为止他的年薪也不到300万。那原因是因为他一直在坚持独立的以学术的方式研究他喜欢的宏观经济学，那今天就不知道张斌是站在蔡院长还是林老师那边还是你要发表什么观点。 张斌：今天参加这个活动我很激动，蔡老师和林老师都是我敬佩的老师，在做学生时代有近距离接触，不光治学本身包括很多地方去学习的地方。 我就花十分钟左右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我最近正在做，其实也做了一两年。 大概什么东西？我们从一个国际比较视野去看一下中国经济过去的成长。同时，也可能能对中国未来发展轨迹做出一些预测。 我们如果看一个经济的成长，有句老话叫不幸的成长各有各的不幸，但是成功的成长只有一条路，特别是对于大型经济体来说，因为你能看到非常强的共性在里面。什么样的共性，一个由穷到富的过程，刚开始从农业起步，接下来你会做什么，你是乡村手工业的崛起，在乡村手工业的崛起，开始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以纺织品为主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崛起，就开始下面一个工业革命，这个工业革命，你要看细一点是什么呢？是能源、动力、基础设施这个先走在前面。当你能源动力和基础设施走完了之后，你会发现钢铁、机械设备、复杂金融体系又会起来。你去看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国家的经验，你都捕捉不同时间段不同的细分产业的这些规律。为什么会这样？你看一个人的成长发育，这个小孩生出来之后先长脑袋，从妈妈肚子里出来，只要是健康成长的孩子，先长心肺长肠胃才长四肢。放到经济上也是一样的。当你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来了之后，你有更多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出来以后，你接下来面临问题你卖给谁？你如果卖不好这个东西，没有销路，那么你进一步扩大规模，专业化分工，进一步专业化就走不下去。怎么解决卖的问题？就我刚才讲的能源，你可以理解为煤炭，动力你可以理解为火车轮船，基础设施你可以理解为铁道和航路，通过这些把产品运到世界各国，劳动不仅带来分工、专业化。你有了基础设施之后、能源，你要生产这些东西，你要生产机械设备，更复杂的体系，这是我们从其它国家看到的经验。走到这一步，这些国家基本上进入成熟工业化国家，成功工业化国家。再往后走哪儿？再往后往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转型，人均9千到1万，工业部门的增加值在GDP占比达到14%就开始转型。为什么会这样？刚才蔡院长已经讲过，跟农业是一样，当你农业特别发达，你只需要很少的投入生产出来粮食够人吃。工业部门足够人吃，你只要很少的人力资本投入就这个国家用，剩下的干什么？人力资本更多满足美好生活。当然这里面人力资本分为两种，一种制造业传统分工分出来的，里面是一些服务环节，还有满足更多美好生活的服务业，这个在高经济成长里看到的现象。 转过来看中国，其实大家走的一条路。78年是量产承包制，82年粮食分租，温饱问题缓解，我们80年代明星经济发展模式，乡镇企业。90年代，我们干什么？90年代我们开始广东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到了90年代末，开始修高速公路，什么时候煤炭钢铁开始红火起来，2000年以后。你可以看到中国一步一步走下来，我们先从80年代的乡村手工业到90年代劳动密集型产业，90年代末全国基础设施，紧接着我们的能源的产业包括我们的动力机车、机器设备这些产业都起来了。再就是拐点2010到2012年。2010年到2012年购买力评价大概在9千到1万美元左右，中国工业部门增加值在今年份额40%，如果看到其它国家的经验，中国开始从制造向服务转型，果然中国没有例外，非常非常标准的动作开始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 你再去看中国，中国跟所谓高收入国家过去走过的路是非常标准的。从这点上看，中国怎么可能不进入高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门槛很低，只有1.2万，我们快到了。刚才说的都是好的。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后，从1万到8万路还远着呢，进入高收入国家，各位未必觉得生活更好。无论从支出收入角度看，我们跟发达国家相近，但是我们看到差距，什么差距？我们公共服务业的占比是严重偏低的，我们城市化率是严重偏低的。我们对于很多服务类的支出是严重偏低，我们人力资本密集型是严重发展滞后。日本韩国台湾到了我们这个阶段，70%以上城市化率。 为什么？背后现象共同的原因是什么？背后的原因就是，第一个，我们政府很多该做的一些公共服务没有去做。很多人力资本密集型的行业是政府来做的。第二，政府对服务业有过多的管制，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两个根本性的原因，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理念的问题，直到今天，一旦讲到中国经济差距，老是觉得我们产业不行、工业 不行，我们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这是一个现实，但是中国现在目前的出口产品，中国制造业发展水平对接的可不是一万美元，一万美元的国家，生产不了那么多的汽车、手机、电视这么多工业品。中国在工业产品对标是2万多美元的收入国家才有这样的出口，我们短板不是在制造业，我们是有很多高精尖没有掌握，相对7、8万收入的国家有差距，打个比方，我们现在是一个初中生已经会做高中生的题了，你不能对初中生说，你不会做博士生的题，你很差，不是，他在这个阶段已经做得非常好。但是我们的差距在哪里？我们服务业那么大的差距，很重要的原因，出发点是什么？我们政府还是想那种观念，我们政府的任务是要发展经济，它的任务主要不是提供公共服务。所以说，对政府来说面临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给你提供公共服务，政府主要职能不是发展经济而是提供公共服务，这个问题到今天没有解决，政府认为发展经济才是他们做的。 还有一个原因，过度管制。我们医疗教育很多领域里面都有一些不该政府伸出的手也伸过去了。本来民营企业在里面有很多发展机会，但是这个机会你们把握不住，为什么会这样？大家不要一巴掌打到政府，说政府不对。服务业面临供求双方信息不匹配，你在商场里花5千块钱，你能知道产品预期可靠。你去医院看一场病，他坑了你也不知道，帮了你也不知道，这种行业就会有很强的管制需要，医患双方不信任就有很强的管制需要。高管制需求加高管制供给合在一块有很强的管制能力，使得我们服务业的发展面临很大的瓶颈。我对未来增长判断是什么呢？我们会走向高收入，但是过了高收入门槛，我们能走多远？打一个问号，人力资本密集型是我们的短板，而我们没有做好准备，我们生活中的焦虑是解决不掉，提供公共服务，提供各种各样的激励机制没有解决，即便你收入提高，但是你生活的短板，最刺痛你呢部分很难解决，所以会进入一个焦虑高收入国家，这正是我正在写的一本书，希望大家能捧场，谢谢！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详情]

　　新浪财经讯 11月20日消息，“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讲座第5期暨“CF40·孙冶方悦读会”第10期在京召开。CF40学术顾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出席并发表主题演讲。 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多，高人力资本的人多，又有很大国内市场，这是在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没有的，而现在有一个机会，而且这个机会还很好。从技术潜力来看，他相信未来十年应该还有8%的增长潜力。 以下为发言实录： 主持人：谢谢，大家更多的问题可以看到蔡院长《四十不惑》那本书，94年他们出版了《中国奇迹》那本书，当时确实有一些问题，其实据我所知，在之后的25年之间，这些问题一直也没有断过，不仅问中国的奇迹的内在逻辑到底有没有这种所谓的奇迹背后逻辑的支持，而且问这种奇迹还能走多远。同样也是94年，中国出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机构，在经济学领域自成一派，就是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这本书的作者在94年创立了CCER的创始人，林老师。 林毅夫：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参加这个会，时间有限，我讲三点。 第一，从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进行一些反思，然后提出在中国进行自主的理论创新的重要性。 第二，我想从这个理论创新来讨论刚才蔡昉发表的主题演讲。围绕中国改革开放过去这4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背后到底是不是蔡昉说的人口红利以及从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下滑，是不是主要是人口红利消失造成的。 第三，再来谈谈怎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以30分钟我谈这三点。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取得的成绩就像蔡昉说，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但是我们作为经济学家来讲，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怎么来理解？因为在过去这40年当中，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中国“崩溃论”可以讲是此起彼伏，隔几年来一次，而且不是一般的媒体的这些评论，还有像蔡昉讲的包括诺奖获得者保罗，他也认为中国经济会崩溃。 中国的增长是事实，有目共睹，怎么会隔几年来一次中国“崩溃论”，我想这主要是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再改革开放了，不仅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80年代、90年代的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改革开放，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政府主导，其它发展中国家进口替代战略，并且政府动员资源，扭曲市场化价格，那效果会很差。80年代、90年代我们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其它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子。当时主流学界是怎么看法？为什么政府主导经济搞不好？因为资源不会充分配置，政府主导扭曲价格，就会有腐败，当时认为说你转型目标不过是坚持市场经济体系，然后要克服政府失灵。那你怎么建立市场经济体系？资源培养必须由市场来配置，资源由市场配置的前提是什么？价格必须由市场决定，什么东西短缺价格就高，就会生产，使用者就会降低使用，效率就会提高。针对原来的价格很多是政府定的价格。如果说价格由政府决定能不能真正引导资源配置，中国或者是其它发展中国家当有大量国有企业，有国有企业，那厂长、经理是国家公务员，公务员拿的是固定工资，大锅饭，如果价格高了，他也不见得有积极性去多生产，因为赚了钱也不是他们的。那么如果说价格高了，高的产品正好是你的投入要素，你也没有积极性去使用，因为亏损的话国家也会补贴，预算软约束，市场要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前提是企业必须实行是私有，赚了钱是自己的，第二点私有化。第三点，如果价格要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不能有恶性通货膨胀，因为中国有比较高的通货膨胀的时候，价格作用就失掉了。什么时候不会出现 高速增长，政府财政必须平和，如果政府有很大的赤字，通货膨胀就会高，市场就不会起到作用。在80、90年代我们刚开始改革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华盛顿共识，你要从政府主导进口替代或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必须把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这些制度建立起来，也就是市场化、私有化以及稳定化。我们经济学家经常有一个笑话，92年，写了一篇文章，这一次出乎意料之外，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样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在整个经济学界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华盛顿共识所讲的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 你形成了既有市场又有政府干预制度安排，那会比原来还更糟。因为你比如说政府在资源配置上起干预扭曲价格那就会有腐败，如果你是完全计划经济，寻租机会少了。中国改革大家知道，走的是被认为最糟糕的渐进，一方面市场发挥作用，二是政府主导有那么多国有企业，在这种状况之下，中国快速发展他不能否认，但中国经济只要慢下来，他就说，你看你们腐败越来越多了，你们经济越来越差，所以你们经济会崩溃，这也是过去在40年当中，只要经济适度放缓，中国“崩溃论”马上会出来。不仅是预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经济学家，他也预测中国经济也会崩溃。但是现在，中国是过去40年唯一没有出现过金融经济危机的问题，其它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都出现过经济危机。而且再反思一下，在转型当中表现比较好的都采取的被当时认为最糟糕的经济方式，越南、老挝。东欧表现最好的两个，波兰、斯洛文尼亚，同样是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在前苏联国家表现最好的两个，乌兹别克斯坦跟白俄罗斯，同样是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他们表现并不是最好。这里就引起我们反思，怎么根据那些认为正确的政策去推行的国家，基本上经济崩溃了。少数几个转型当中表现最好的，都是采取被认为最糟糕的转型方式的国家，这里不仅转型是这样，发展也是这样。 你比如二次世界大战以后，200多个发展经济体，通常都取得，摆脱殖民统治或者半殖民地地位，开始追求他们国家的现代化，因为这个需要，就从现代经济学中出现了发展经济学。我们知道发展经济学刚刚出现的时候，那一个大的经济学，我们叫结构主义，为什么叫结构主义？你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工业化能跟发达国家一样吗？你的劳动生产率跟发达国家一样高？那你产业技术跟发达国家一样高的产业技术？可是那样的先进产业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当中都建立不起来，所以当时发展经济学家主流看法，发展中国家大量存在市场失灵，必须由政府部门主导直接动用资源配置资源来建立起现代化的大产业。市场失灵为什么出现？他认为有很多结构刚性在那个地方，所以当时的主流是那样讲。 我们国家经济固然可以起现代化的大产业，大产业建立起来之后，经济起来。亚洲四小龙，他们不是从现代化的大产业开始，他们是从传统劳动力密集型小产业开始，当时主流看法，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那么高，那你发展传统技术很落后的产业怎么发展成发达国家，但是赶上那几个就是50、60年代采取政策发展的思路被主流发展理论结构主义认为是错误的，这些少数经济体。 我们必须反思为什么从二次大战之后，根据主流理论来说有政策成功，少数几个成功，不管是叫发展或转型，他们政策在推行，从主流理论来看都是错误的。为什么会这样子？我想最主要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跟转型的时候，理论来自于发达国家，经验来自于发达国家，经济跟经验它的适用性都决定于它的前提条件，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理论跟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经验，它必然与发达国家的条件为明的条件或暗的条件，然后你把这个理论跟经验到发展中国家来用，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淮南为橘淮北为（子）。转型国家条件跟发达国家不一样，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根据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经验来提出我们的理解，来构建我们的理论。刚才蔡昉提到我们中国奇迹的时候，抱着这个初衷了解中国改革开放15年，为什么采取的发展路径，从国外角度来看是必然要崩溃的，但是我们改革开放15年，两位数的增长，能不能持续下去，了解中国的经验了解事物本质，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什么？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全球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力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产业跟技术要不断创新不断升级，然后创新升级过程当中，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安排不断完善。我们看到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是技术很先进，发展中国家是传统的资源比较密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要素不一样。也就说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它的产业技术随着时间可以变化。我们的目标是赶上发达国家，劳动生产力更它一样高，产业结构必须跟它一样高，要素禀赋资源跟劳动的比例跟发达国家一样高。当时我们看法是说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上面，按照你的要素禀赋发展你的经济，产业升级比发达国家更快，这样你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国家快。 这个角度看，为什么结构主义失败？忽略了产业结构，它不知道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是内生于它当时的要素禀赋。亚洲四小龙为什么发展成功？发展过程中正好符合它的要素禀赋。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什么华盛顿共识》失败，它扭曲了内生性，为什么在计划经济或其它发展中国家当中，有很多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以及对国有企业的干预？因为这些产业有比较优势，你想补贴去掉，这些产业大大反弹，造成社会失业，国有企业你把它私有化以后，你必须保补贴，我们出现腐败现象，收入分配越来越大的现象，在其它发展中国家用休克疗法。那么为什么中国发展得比较好？我们经济一方面维持稳定，第二方面，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开放以后，既维持稳定又快速发展，稳定以后利用后发优势获得了经济发展。给我们改革也创造条件。资本要干预要补贴，给它补贴从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锦上添花会造成腐败，所以就出现十八届三中全会那样，全面深入改革。 蔡昉对我们改革开放奇迹的看法。首先改革开放40年取得9.5%的增长，当中有多少人口红利引起的，到底是人口红利还是我们94年《中国奇迹》那本书我讲的后来者优势，让我们发展中国家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小的风险不断取得技术进步？当然前提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个人坚持后来者优势。为什么这样？我们人口红利带来了什么效果？一个是劳动力参与者增加了很多，第二个抚养人口少，所以剩余多，而且像蔡昉讲的资本积累。但我们现在假定，如果说没有快速的技术边线，产业升级，那你不断增加劳动力跟不断积累资本的结果是怎么样？边际报酬递减，那经济是不会发展。经济发展的前提是什么？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是什么？是技术不断提高产业不断升级，这就让我想起克魯德曼在95年写的一篇文章，说东亚奇迹是泡沫，因为东亚在发展过程当中没有全要素生产力，主要是资本投入劳动力的投入。然后97年、98年发生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大家把他视为神，但让我想起，2000年的时候，克魯德曼参加新加坡的一个论坛，在这个论坛上他跟李光耀在同一个讨论会上，然后就讨论东亚的奇迹。李光耀就问克魯德曼，你说我们的奇迹都是假的，都是资本增加人口增加造成的，但我问你一个问题，我们新加坡从建国以后储蓄率一直高达GDP的50%，已经超过50年了，如果这50年当中，我们储蓄率这么高，但是我们投资报酬率从来没有下降过，没有技术变迁，那么资本这么快速积累，投资报酬率能不下降吗？克魯德曼被问傻了，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新加坡在快速发展的过程跟中国一样，大量利用后来者优势，引进技术进入成熟产业，然后他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主要不是靠自己研发得来的，我们知道所谓TFP是剩余，剩余怎么来的？是因为你左边是产出右边是资本劳动力，然后如果资本劳动力增加产生的叫TFP，发达国家有很大的TFP，发达国家技术是自己研发，都变成剩余TFP。我们发展中国家利用后来者优势，买新的设备买新的机器，然后你引进技术已经表现在那些设备上，那些机器里面，所以在K里面表现出来，但是没有新的K都包含新的技术，而这种新技术比你自己发明，技术让它进入到余，成本更低，风险更小。实际上并不是说发展中国家没有技术进步。我想中国的高速增长，固然有这么多资本投入有那么多劳动力红利，所以能够维持这么高增长。日本从1951年到1971年维持20年，每年9.3%的增长。新加坡从1967年到1987年，20年每年8.6%的增长。他们都没有人口红利，维持20年增长，我们40年，我们40年是以起点更低开始。我讲20年的开始，他们人均GDP是美国的21%，我们人均GDP只有美国的5%，更多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创造的利用后来者优势造成的。人口有没有影响？多大的影响？一个百分点、半点百分点，但可能不是主要的。 2010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有多少是由人口红利消失造成的？因为人口变动是一个慢变量，是一个很慢的变量，那我们从2010年以后也有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也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都比我们大，它也没有像我们红利消失，2010年经济下滑是体制机制问题集中爆发造成，他们也没有体制机制问题造成，他们下滑幅度比我们大。我在很多场合讲过，中国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0.6%，2016年下降了将近3、4个百分点，不少。这里这么高跟人口红利消失相关，但是相关不见得是因果关系，我怎么证明？我们来看看印度，2010年增长速度10.3%，2016年的增长速度6.5%，跟我们同样下滑，它没有我们人口红利的消失，但它下滑幅度跟我们一样高，它也没有集中爆发体制机制问题，但下滑度跟我们一样。你再看看巴西，金砖四个当中的一个，2010年增长速度7.6%，2016年的增长速度负3.6%，同样他没有人口红利消失，同样也没有体制机制问题集中爆发。然后我们再来看俄罗斯。2010年增长速度4.5%，2016年增长速度负0.2%，也是下滑幅度都比我们大，也没有体制机制的问题也没有人口红利的问题。再来看，2010年增长速度7.6%，2016年的增长速度3.3%，减半，减掉60%。它也没有我们体制机制问题，它也没有人口红利问题。不仅是说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我们可以看东亚高表现经济体，新加坡，2010年增长6.2%，2016年只有2%，台湾2010年4.8%，2016年2.7%，有韩国，2010年增长速度6.5%，2016年增长速度2.8%，怎么跟我们一样，同样的时间下滑幅度都比我们大，我们的问题他们都没有，不管是说集中爆发的体制机制问题，还是人口红利消失，都没有，怎么来解释，我认为还是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还没有走过去，发达国家在世界收入水平一半以上的世界收入，GDP以上发达国家收入，贸易从2008年之前本来增长速度都是国际增长速度两倍以上，一下子掉下来比国际增长速度还慢。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每个国家都采取了积极政策干预，积极的财政政策，当时投资机会减少，政府没有必要积极的财政政策，那么它的出口减少、投资减少，只靠消费，其它国家还没有像中国就业率那么高，家庭收入没增长，消费没增长。 但是不同的答案会有不同的政策建议。因为我们主要是想说中国要怎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那我觉得有周期性的问题要解决。当然也有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问题要解决，当然也有要继续深化改革的问题。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到底我们增长潜力还有多高？蔡昉说我们增长潜力有6%多，如果你的增长速度跟增长潜力差不多，经济就通货膨胀高。但是我们现在通货膨胀率很低，我们现在增长潜力大于我们增长速度。为什么会大于增长？我们人均GDP是美国21%，相当于日本1951年跟美国的水平，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后来者的优势，收入水平的差距代表技术跟产业水平的差距，他们维持了20年8到9%的增长，他们要实现，我们就有可能，我认为从08年以后我们有20年8%增长的潜力，我讲的是潜力。另外，其实我们要是跟日本、亚洲四小龙比我们还有优势，就是新产业的出现。这种新出现特点是什么？研发周期特别短，以高人力资本投入为主。像ICT、通信、互联网、移动通信这种短周期的技术、产品，那么这个标准就是所谓独角兽。我们是一个大国，人口多，高人力资本的人多，又有很大国内市场，这是在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没有的，而现在有一个机会，而且这个机会还很好。从技术潜力来看我相信从08年到现在，才过了十年，未来十年应该还有8%的增长潜力。 第二个，我们的增加速度比增长潜力低，这种情况下，既然有周期性的问题我们就应该做一些反周期的措施，来维持稳定来利用我们的潜力。反周期的措施跟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在一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什么产能过剩？需求减少？是因为周期性的原因。为什么库存多了？同样是需求减少，也是周期性原因在那个地方。所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补短板开始，你要补了短板，一方面我前面讲的技术潜力，然后我们的技术潜力还大很，你可以发展大一点，你补短板提高劳动力，去产能。投资创造就业多一点，去库存就多一点。高杠杆部门是库存多的部门。我觉得把补短板的措施跟反周期的措施结合在一起。 当然人口红利这个问题，我觉得蔡昉教授研究非常多非常少，也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在相应的对策里面，红利减少代表劳动力减少，但劳动力不仅决定人数还建议退休年龄，现在就业年龄的人减少导致劳动力减少，但是我们可以延长一点退休年龄，那就增加劳动力供给，并且更重要的是不在于人口数量而在于教育的水平，人力资本的水平，我们要增加教育增加人力资本，这样的话就会有比较好应对人口数量的减少，然后维持劳动投入然后充分利用我们技术上的优势。我也非常同意蔡昉教授讲的深化改革。 我们渐进双轨，原来有大一批温室产业，不给补贴他就活不了，但是它又跟民生相关。保护补贴，从原来的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你继续保护补贴，你就要创造出清，就会有腐败，就会有社会风险。既然是从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就要取消。非常少跟民生相关就用补贴，其它的你应该做按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深入改革，能做到这些就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还有很大的后发优势，更何况我们作为人口大国还有很多弯道超车的优势，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说新加坡，我们台湾、香港、韩国跟日本可以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变成高收入经济体，那我们完全有可能。 我就说到这里，谢谢。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详情]

　　新浪财经讯 11月20日消息，“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讲座第5期暨“CF40·孙冶方悦读会”第10期在京召开。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就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发展经验及“中国改革下一步”等问题发表主题演讲。 他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发展问题是人口红利的消失，尽管还能挖掘潜力，但是大前提一定是加快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要保持中高速增长，就必须转向改革红利。 以下为发言实录： 主持人：今天读书会非常火爆。尊敬的蔡院长、各位来宾、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出席CF40孙冶方悦读会。今天第10期是非常重要的话题，纪念改革开放40年。也正好蔡院长刚刚出版了新书，《四十不惑》，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增长。 这个四十跟我们四十人论坛非常有渊源直接的一个巧合，我们也是四十。都说四十不惑，其实我们2008年，十年前成立四十人论坛的时候，一个基本的想法，有可能很多是四十不惑，另外，还有一个四十之后新的发展的动力，所以我们取的四十这个名字，当时讲叫四十位四十岁上下，我们四十人论坛最主要的特点，两个，一个是区别于今天的大型公开公益会议，我们主要闭门会为主，一年大概有一百多场闭门研讨会，这样小规模讲时效的研讨会再有相关的报告和书籍。 另外，一个是竞争和淘汰机制。十年下来，四十位创始成员到今年的时候，第一年加入仍然是正式成员的一共只有10位。所以每年会有一些新的成员进来有一些成员出去，那么这种淘汰机制它的结果，一方面是只有十位创始成员仍然留在四十人体制之内，另外一方面我们四十人包括论坛理事、顾问，除了四十人论坛我们也有在上海、天津、青岛的研究院和基金会，这样的话我们也有更好的基础跟大家分享四十人论坛更多的成果。所以今天除了蔡院长这本书我们还有另外一本书送给大家，《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所以今天也是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讲座的第五讲，这个讲座就是为今年而特别定制的。那么今天我们重点是请蔡院长分享他的新作。蔡院长一直在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这些领域见长，尤其是在05年的时候他提出来一个命题，中国是不是到了新的刘易斯拐点，影响很大，后来也被证实成为了很重要的一个政策研究。 今天他为大家分享的新书《四十不惑》，不仅是一个经验分享的一本好的著作，而且也是一个我们分析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新的任务的一个好的机遇，有请蔡院长。 蔡昉：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和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举办的这次读书会，我的工作是写书写文章，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有机会讲这本书非常高兴。 今天我是希望能够给我的40分钟的时间把我这些年研究的思路用一个粗线条勾勒一下，并不完全局限这本书。同时我对这本书有一个开场白，我记得是2007年，刚才海明秘书长讲到了，那时候我正在那频于跟人家论战刘易斯转折点到底到了没有？吴敬琏老师他觉得这个观点比较重要，他就要求我在世界经济学会的一个会议上，在清华去讲讲。讲完了以后，请一位康奈尔大学的教授来评论，那位教授叫巴夫。我觉得他没听出名堂来，不知道国内争论的焦点，我当时为了论证刘易斯转折点，说中国劳动力已经不那么过剩了，实际上已经出现了短缺，我们就业多充分，失业率到底有多高，他觉得我是在说成就。他非常客气评论说，我在悲观的谈问题更多一些的人和谈成绩更多一些人之间我倾向于喜欢前者。他说因为你主要把问题揭示的充分，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他的意思说，你可能歌颂宋德太多了。 我觉得他是一种说法，也合理，我觉得反而是说如果你回顾一段历史，这个历史的确是不寻常的历史，稍后会给大家展示。同时，你能够告诉大家，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那么很自然，你还有什么做得不够，那么以后你应该做什么呢？也应该在逻辑中就能够接续下去了。所以，今天的这本书我还是正面讲中国过去的成就，讲我们做对了什么。当然我们也要提出问题。 我们首先看改革开放，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同时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先说四十年前，四十年前也就在这个冬天，在北京甚至就是这个月，北京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条政治路线确定了，我们要改革开放。虽然在这个会上并没有说“改革开放”这几个词。与此同时也是在这个冬天，在几千公里之外我们安徽奉贤阳小岗村的农民，往年这个季节他们会说我要出去逃荒，你要开个证明，盖个大印，现在他们不知道北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他们觉得不一样了，他对着队长说，你能不能带着我们包产到户，因此他们给队长写下了这个协议，每个人都摁了手印，18家农户，如果你犯了错误坐了牢，我们把你的孩子养到18岁。一个是宏观的事件，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我们在内蒙古、四川、安徽都搞过包产到户。那么这两个事件标志着40年前伟大的改革。 40年前，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访问日本，坐日本新干线，据记载，有人问，你有什么感受？他说快，真快。这个含义，本来就是快，当时我们还没有见过高铁。但是我们把它用来在过去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是40年中，人类历史之前所没有实现过的。它带来7点几亿人的脱贫，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脱贫也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那么还有其它没有过的。比如说我后边举这个例子。40年后，孔子说他在不同的年龄段都有一句话，15岁他说，十有五而至于学。正好在改革开放15年的时候，林毅夫教授、李朱教授和我，写了《中国的奇迹》，那是第一次正式出版物讲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那个时候很多人还不太赞成。到了30年的时候，孔子说，三十而立，怎么解释？如果你实行一个好的政策，有利于民生的政策，三十年应该看到效果。我们在30年的时候我们也都写了书，讲我们取得的成就，我们已经认同了，现在很少有人说中国股市奇迹。四十年的时候，四十不惑，我们要提炼故事。过去讲中国故事，现在你有一个中国智慧在里边，你如何通过经济学那么提炼这个故事，形成智慧甚至形成中国方案。我们写书的人也都是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 我们看看中国奇迹还有什么了不起的？顺时针看这三个人，分别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他以说著名的名言著称，当然以科学成就著称，但是他说出很多名言，其中一句名言是说，富力是人类第八大奇迹。富力，一个经济总量保持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发展下去会造成多大的影响，这是了不起的东西。 那么第二个人就是劳伦斯萨诺斯，他说我分析问题，我思考问题，我有一个习惯，习惯冥想。冥想300年以后，历史学家看我们这个时代，他会怎么想？他说我猜想，300年以后的历史学家看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他们忘记了冷战的结束，他们可能也忘记了美国的9.11，但是他们一定会记得我们这个时代，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其它国家的和全世界的影响。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在中国这个崛起之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也不是说寄托他的后代，他自己就要看到我的生活水平达到多少倍的改善。 我按照他的思路我就做了一个估算，大家看，第一行是指全世界，在工业革命之前全世界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停滞，我们叫马尔萨斯陷阱，意味着经济增长就是零。人的预期寿命非常短，勉强活到30、40岁就去世了。因此，一个人一种生中生活水平没有改变。 第一个工业革命国家英国，英国增长最快1880年开始，我们选了50年看，因为1880年出生英国人预期寿命50岁。因此他的50年里头，经济增长0.9%，人均GDP。代表生活质量的改善，这个人一生中生活水平第一次比我的父辈提高了，我一生中生活水平提高了56%。在英国之外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是美国，美国从1920年到1975年，因为这个期间人的预期寿命55年，他发现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是2%每年，人均GDP，然后一生中见到了接近一倍的生活水平改善。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国家日本，日本在1950年开始，他的人能活60岁，到2010年，60年中，经济增长速度是每年4%，这个人一生过完了以后发现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接近10倍。看中国，中国从78年开始转型，我们81年进行了人口普查，81年出生的人预期寿命是68岁，我们从81年开始。81年到2016年，我们的人均GDP每年增长8.9%，那么因此，81年出生的人到2016年，他的生活水平改善了11倍，他要活到2049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的时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百年目标的第二个目标。如果8.9%维持下去，当然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已经不是8.9%，如果维持下去，我算了算，他生活水平会提高360倍。但不管怎么说，他今天实现了十几倍已经是人类历史上所没有过的，这就是中国特殊的成功的地方，这是事实，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先把我们做对了什么来讲透可能是有意义的。 我们不自说自话，我们找一些参照，理论大家的参照系来论述我们观点。我就想了有这么三个人。 第一个哈耶克，哈耶克没有论证中国奇迹，但是很多人引用哈耶克讲中国，他们说中国发展确实很好，非常成功，恰恰是哈耶克的一个完美的证明，因为哈耶克说有一种世界叫做我没有往这儿做，但是不料之间形成了一个结果，是非预料的人类行为结果。我们经经历过改革，我们看到了农民、工人、企业家、各级干部他们怎么在改革和创造中国奇迹中他们的艰辛，我觉得这个未加预料的结果是不公平，但是很多人引用，我们知道的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比如说科斯，比如（张五常）教授都是这么说，我觉得这不公平，我们要驳斥这个论点。 第二个人是钱大力。他也没有赶上中国奇迹，但是他的一些观点也被人家引用。他就说，你阻碍一个经济发展，是一部分，各种各样的因素，但总有一两条是决定性，你抓住这一两条，哪怕你其它条件不具备，你仍然可以实现高速增长。这样我觉得有些现代经济学家引用这个东西就要抓，哪个你做对了，哪个你做错了，80年代农村改革很成功，80年代之后你的改革乏善可陈，我觉得这不是事实，我觉得也有必要回应这种观点。 第三个，保罗克鲁德曼，他一直唱衰中国经济，从唱衰亚洲四小龙开始，一直到2012年还有批评中国经济增长，认为中国要撞墙了等等言论。原因是什么呢？他不懂得二元经济结构，不认同二元经济发展，他认为所有的经济增长都是新古典式的，都是一个匀式的，他也不知道资源重新配置带来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他始终不太了解，为什么我一次又一次预测中国没有奇迹，必然要撞墙，但是一直没有成功，我们觉得也有必要回应他的观点。 那么我们看看高速增长，充分条件是什么？必要条件是什么？充分条件当然就是改革了。我们再看看，我们有些什么特殊的条件。中国有而其它国家不具备。我们先看人口，我把人口分成劳动年龄人口15到59岁，非劳动年龄人口有的时候也不太合理叫它依赖型人口，15岁以前60岁以后的人口。在80年到2010年之间，这30年中，我们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非劳动年龄人口几乎没有增长，你一定要算这个数还是略有负增长。这种形状，人口的这种变化就导致了中国人口结构有利于经济增长。我们把它叫做创造劳动人口机会窗口，我们和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也是增长，但是依赖型人口增长，而且劳动年龄人口没有中国增长快，这是中间依赖型人口增长很快，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也很快，只有中国，我们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非劳动年龄人口不增长，这是独特的条件，这个条件带来了什么东西？带来了过去高速增长中增长源泉都和人口结构有关系。跟人力资本有关系、劳动力数量有关系，这个都大家容易理解，但是这两个贡献率并没有那么高，我们分解了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每年的增长速度就是由这些因素构成的。最大的贡献是来自于资本积累。资本积累也有两个原因和人口密切相关。 第一个，当你的人口抚养比不断下降，而且很低的情况下，你很自然，你可以把创造的剩余储蓄起来，我们实现高储蓄率。储蓄起来就可以投资就可以积累。同时，因为有劳动力的充足供应，无限供给，也不会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种假设，说我会很快遇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很长时间不会，因为你的劳动力供给是充足的，因此你的资本，投资的回报率也很高，你有高储蓄率又有高的资本回报率，很自然，资本积累为经济增长做贡献是必然的。我们还有一大块，最后这部分是生产率的提高，比如全要素生产率。我们发现在全要素生产率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于资源重新配置，也就是说劳动力从生产力低的农业专项生产力更高的非农产业，这个转移本身对我们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就做出很大贡献，这也是我们积累大量剩余劳动力带来。因此，几乎我们过去的全部的经济增长源泉都和人口因素有关，是特定时期人口结构变化的结果。因此我们获得了人口红利，我简单举两个例子，我随便过一下。 一个，我们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有关系的。因为发达国家如果你画一张图，横坐标是人口年龄，纵坐标是人均受教育年限，这就人力资源的指标。发达国家从20到60多岁是一条水平线，因为它的教育早都发展到那样饱和了，大家受教育程度都很高，20岁的人，受教育年限跟60多岁的人是一样的。但是对中国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来说，越是年轻的人受教育程度越大，当年有大量的劳动力涌入劳动力市场，他们带着更高的受教育年限很快显著改善你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我们把中国受教育年限和世界水平线相比实现了快速的赶超。 再有一个论证我们生产力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于资源重新配置，我进一步分解劳动生产率，除了一产对劳动生产率过去17倍到18倍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产贡献了一个份额，二产贡献了一个份额，三产贡献了一个份额，这三个贡献份额加起来不是100%，还有44%的因素是来自于资源从一产到二产到三产的转移，主要是劳动力资源，也就是说再一次印证资源重新配置是特定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源泉，也是人口红利的表现。 当然你具备这些条件，我们改革开放之前也具备，今天非洲也具备，很多东南亚、东亚、南亚国家也具备这些人口年龄，人口红利的潜在贡献，但是必须有改革开放。因此，我是为了兑现中国人口红利我就相应把中国的改革过程用这样一个逻辑来概括，就是我们劳动力资源，当然包括其它生产要素的退出，退出第一生产力的 部门，流动在部门之间、产业之间、企业之间、所有制之间流动，寻找什么呢？寻找进入，进入到生态率更高的部门。这样就把我们微观，因为人们为什么要流动？农民工流动是因为他想获得更高的收入。因此，微观上人们是有动机的，你解除制度障碍，允许我流动，那么我就有这个动机去找收入更高的就业岗位。从宏观上，它就告诉我们，你的生产率来源是这种资源重新配置。那么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第一个看退出。我们都知道，1978年凤阳小岗村农民找队长的时候他们是典型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大家积工分，那个时候最大特点，就像林毅夫教授过去研究农村改革的时候说，它没有退出政策，你搞一些副业被叫做资本主义的尾巴，因此你只有说偷懒，我没有力量干活。家庭承包制，人民公社废除改善了微观激励机制，一下子就根本上赋予了农民配给他劳动力、生产要素的权利，我们家庭承包制被写进宪法，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人民公社没了，从那个意义上说，它不再控制人们的劳动的岗位，当然我们还经历了一系列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改革，比如说先从种粮转向种植业，更多的种植业到多种经营到进入乡镇企业到小城镇、中小城市、大城市在中西部进入东南沿海。这样的一个过程是逐步退出的过程，我们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城市化率也在大幅度的提高，而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就相应降下来，这也是搞农业经济，我是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学的是农业经济。这是农业经济学家的所坚信的一个叫“铁律”，农业份额下降，经济发展的一个铁律。 退出以后，他们就流动，我们也知道92年邓小平有个“南巡”讲话，之后我们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非公有经济、外向型的制造业就大规模发展起来了，因此劳动力从农业一下子就转向了这些领域。那么不断重新配置导致了目前我们城市的就业中农民工占到了40%左右。再下一步他们不是简单的流动，他们不断克服制度障碍，进入到生产力更高的部门，他们先到小城镇再到中小城市，再到大城市，在大城市边缘生产出来的新企业就业，随后他们也可以进入到了国有企业，进入到各层，甚至也有一些获得了长期的居民的待遇，甚至还有一些，当然不是很多，也得到了城市的户口。那么直至我们今天城市的就业中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疏难过程，他们从年龄上补偿了我们人口老龄化。你把人口相关的因素变成生产要素的供给变成生产率的提高，你测算出来你就可以得到2010年之前，中国就应该有这么高的增长速度，我们叫潜在增长率，就有10%，实际上我们实际增长率尽管是波动，但是平均下来也就是10%，这就是我们的过去。 当然，情况在变化。2010年，我们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我们老龄人口一下子看到了一个问题，15到59岁这个劳动年龄人口在那一年达到了峰值，峰值就是拐点，从第二年，我记得当时的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就说，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从那之后，就一直减下去了。这个就是我们中国比较快的经济增长带来比较快的人口转变。人口转变就是从高生育率转向低生育率那么一个过程。转的结果必然是老龄化的加快，劳动年龄人口相对减少。出现了一个我所说叫做“未富先老”。未富先老，我们选一个图，我们左下角那张图是2010年的数，大家可以看右边是中国的人口结构，我们已经不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我们越来越像一个橄榄型，左边是不含中国数据其它发展中国家，你可以看到，它比中国更像一个金字塔状。它的表现是什么？是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比其它国家中发展更老，所以我们把它叫未富先老。2010年我们经历了两个拐点，都是人口拐点。第一，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之后就负增长。另一个，同一个指标另一种表示，是人口抚养比，2010年达到最低点，在此之后迅速提高。大家说为什么2012年开始中国一下从两位数11%的增长速度一下跌到8%都保不了，其实就是因为巨大的拐点所带来。 这地方非常快说，我分别从劳动力生产导致单位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慢。那边是资本回报率迅速下降以及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农村的16到19岁的人口在2014年达到峰值以后现在也在减少，相应进程农民工速度大大减慢，你再搁到生产函数或者增长核算方程里面，你就会得到中国潜在增长率在2010年之后就一定是下降，这是我们过去测算的。“十二五”期间平均只有7.6%，后来实际增长速度是7.8%，“十三五”只有6.2%，目前我们还高于6.2%，因此我们也有信心说，我们后几年降到6%都是很好的速度，我们一点都不担心会造成失业现象，潜在增长率就是充分就业的增长率。 最后，我们今天面临是什么？人口红利消失了，过去我老说警惕人口红利消失，人口红利快要消失了，结果我的同事们就出来批评我，人口学界的，中国9亿左右的劳动年龄人口会保持很长时间，这个数怎么会消失，不会，坚持长期有人口红利。我说得再彻底一点，人口红利应该是已经消失了，尽管还能挖掘潜力，但是大前提一定是加快消失。消失人口红利能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当然可以，必须转向改革红利。这也是一个对过去经济增长的分解，在2010年之前，大家看，我们经济增长是上面这条线，曾经接近10%，有资本积累的贡献、人力资本的贡献、劳动力贡献、全要素劳动力转移、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很多经济增长源泉可能会负向影响你的经济增长，我们看深蓝色的线在2010年之后就降下来了，这是真实的。我们人口红利消失以后，经济增长下一个台阶，但是这是合理的，因为发达经济体从来也不会想象有8%到10%的增长速度。但是他们经济增长更要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为这是可持续的，在没有人口红利的条件下几乎你全得靠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我们测算了一下，假如说通过几种改革，当时我们主要是户籍制度的改革，带来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能够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提高，就可以在现在的基础上再提高一块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也就是浅蓝色的那个面，说明改革是会带来真金白银立竿见影的红利的，我这里列了一些改革的领域，这些改革领域倒不是用什么其它的办法概括出来，而是说我们从自己的研究中，也从别人的研究成果中看到了大家实实在在的指出了这些改革领域可以从供给侧改善生产要素的供给，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那么这些达到了就提高的潜在增长率，提高到什么程度？不可能回到以前的水平上，可以在下降的过程中保持下降更缓慢一些，维持中高速的时间更长一些。最典型户籍制度改革，我们今天说的58%、59%的城镇化率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包括把农民工算成城市居民，农民工没有享受城市户口也就没有均等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他们劳动力供给在非农产业中的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一遇风吹草动他们可能返乡，到了40岁以后他们永久性返乡，这些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不那么高，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把下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大幅度提高，让农民工成为市民，他们劳动供给给稳定了，他们愿意接受更多培训，他们人力资本也就会提高，同时改善劳动力从农民向城市转移的制度环境，也能带来新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同时从需求侧也有利于把2.8亿农民工的消费需求大幅度调度出来，这是很多国家也没见过2.8亿农民。 我们同事最近也做了一个估算，如果你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把农民工变成市民，农民工再假设他教育水平不变，他的工资不变，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仅仅获得了城市居民身份，获得了城市公共消费，同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想强调一点，我们有两个阶段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一个阶段主要依靠劳动力从低生产率农业转向非农产业，资源重新配置，这是一个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没有太多的创造性的破坏也是比较改进式的。到了一定的阶段，人口红利消失了，没那么多大规模的改善，产业结构调整的余地，其实我们还有在一个行业内部之间进退生死创造性破坏也可以改善资源重新配置。越是到了发达经济发展阶段，比如说在美国，他们估算，这恰好是好多年前我在巴黎开一个会，是林毅夫邀请我去的，当时一个教授他就是研究这种生产率的提高源泉，他发现一个行业内部企业之间能够自由进入自由退出，那么该升升，该死死，这种生产率提高占全要素生产率改善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把这个因素使用上需要一系列制度政策环境，那么这就需要推进改革。 最后一个图，我想展示的，每一张图，四种情景都是从现在开始到2050年中国潜在增长率，我们一直是要降下去，因为我们越是发达经济体，我们的速度越会降得相对低一点，这是回归到均值。我个人一些学者，比如说劳伦斯萨姆斯他们观点不一样，他认为我们很快回归均值，我认为不会，最终2050年我们或许很接近均值，但是我们下降是缓慢的。四种情景可以看到，除了从左边到最右边每一种情景是加了一个改革的力度，也就是说你的改革出台越充分，改革的效果越好，实现的潜在增长率可以更高一些，也就是它的下降速度更慢一些，大家看在最后一种情形下甚至会出现一个长期的L型的一个变化。但是如果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保持中高速时间更长一些，我们在2050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无论如何我们都是在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在最好的情形下我们是非常高的人均收入水平。我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详情]

　　 新浪财经讯 11月20日消息，“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讲座第5期暨“CF40·孙冶方悦读会”第10期即将在今晚召开。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就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发展经验及“中国改革下一步”等问题发表主题演讲。 过去四十年，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增长奇迹，实现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改善。但随着中国经济达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过去依靠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已然不可持续，长期累积的诸多体制性、结构性问题也有所暴露。接下来，我们如何继续向改革要红利？如何挖掘经济新动能？如何进行艰巨的体制转型？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路径是什么？ 2018年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立十周年。“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讲座是论坛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发起的金融公益项目。讲座旨在回顾4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并探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路径。“CF40·孙冶方悦读会”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与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共同打造的读书会项目。 会议议程： 主持人：王海明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长 19：00-19：40  主题演讲：四十不惑：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 蔡  昉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19：40-20：10  主题交流 林毅夫  CF40学术顾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20：10-21：00  与会嘉宾互动交流 蔡  昉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林毅夫  CF40学术顾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张  斌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CF40•孙冶方悦读会 “CF40•孙冶方悦读会”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与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共同打造的读书会项目。“悦读会”以“名家+好书”的模式，为经济金融界人士奉上深度阅读与知识分享的高端聚会，引领参与者深度思考国内外经济金融领域重点问题，探讨国际前沿理论创新，享受读书之乐趣。2015年至今，“悦读会”已邀请到易纲、方星海、陆磊、杨凯生、周其仁、钱颖一、黄益平、邵宁、彭文生、Michele Wucker等分享了著书和读书心得。 主讲嘉宾 蔡 昉 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85年和1989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代表著作包括《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十字路口的抉择——深化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和《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转型》等。主要从事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以及“三农”问题的理论与政策等领域的研究。 主题交流嘉宾 林毅夫 CF40学术顾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1994 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职。2008 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成为担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人。2012 年在世界银行的任期届满，返回北大，继续教学研究工作。主要著作包括《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新结构经济学》等。[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