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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30日，国际金融论坛（IFF）2021春季会议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的主题为“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在论坛“中国新发展格局与‘十四五’趋势”环节，IFF学术委员、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齐晔进行了分享。
在齐晔看来，就碳的变化来说，中国可以分成前面四十年和后面的四十年，中国提出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碳排放由今天的100亿下降到基本上净零排放大概40年，“十四五”就是一个转折点。
“从未来来看，有一些变量还在上升，比如GDP还在上升，有些变量是上升的非常的缓慢，像城镇化率和城市人口，而有些则下降的非常迅速。按照我们的分析，在‘十四五’期间，有可能碳排放就达峰了，就是这样一个变化过程。”齐晔说。
齐晔表示，这样的变化过程不是自动的发生，需要政策的引导，更需要体制机制和治理体系的变化。
“这样一个变化实际上非常非常困难，在过去的四十年当中，如果我们看城市基本是激励相融，从政府角度来讲希望能够看到，能够带领整个城市化的发展，工业化的发展，经济的增长，税收的增长，就业的增长，等等，所有的这些指标和企业的目标是非常一致的。”齐晔说。
在齐晔看来，接下来的四十年，我们已经过了这样一个阶段了，拿碳中和来讲，碳中和本身是一个全球的目标，是一个国家的目标，是一个国家的意志，这样的一个目标具体到每一个城市来看并不是完全相融的。
“所以从激励来讲，它的发展动力，发展的能力和它的权力，以及它所处的制度的环境，比如说我们的激励机制，我们的约束机制是不是相融？在我看来在这方面更大的是不相融的。碳中和不仅仅是一个政治责任，也更是一个技术的问题。”齐晔说。
齐晔表示，碳中和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讲，还有一半的技术没有被发掘出来，没有被创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今后的政策着力点，不仅仅激励地方政府对于实现碳中和，实现生态文明，实现美丽中国的这些目标，同时也要激励创新。
“我想这个里面其实在今后的四十年当中，特别是在今后的五到十年当中，不仅仅是政策的制定，更重要的是一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制度和体制机制的建设，其实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非常非常之大的。”齐晔说。
在齐晔看来，对于碳中和，更重要的就是如何利用好“十四五”这样一个关键的窗口期进行我们的制度建设，真正让我们的激励能够相融，能够让我们的这种转变来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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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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