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金融开放有望成为大国关系和新全球化的“粘合剂”

　　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简称“科博会”） 迄今已连续举办二十二届。是每年定期在北京举办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国际盛会。第23届科博会2020中国金融论坛定于9月18日在北京召开，主题为“金融科技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军出席会议并发言。

　　近几年，在国家统一部署下，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风生水起，不仅取消了证券、期货、基金、金融资产管理等金融机构的股比限制，取消了QFII和RQFII投资额度限制，便利境内机构跨境融资；而且先后开通了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和债券通，A股先后被MSCI新兴市场指数、富时罗素指数、标普道琼斯指数等国际指数体系纳入，债券也被彭博、摩根大通纳入其全球指数。

　　对于金融开放和资本市场开放，大家在谈到其积极作用时，往往比较看重其以下功能，比如，金融开放引入了竞争，带来了国际先进的管理理念、技术，提升了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完善和丰富了金融供给，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促进了资本市场的结构优化和产品创新，优化了资源配置，提高了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效率，等等。

　　其实不仅如此，在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金融开放的意义更加不同寻常。如果说，过去我们常常把经贸关系比作是大国关系的“压舱石”，那么，数字经济新时代下的金融开放，“双循环”背景下的金融开放，似乎正在成为大国关系和全球化的重要“粘合剂”，越来越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9月初发表了一篇题为《华尔街为何在中国扩张？》的文章，文中称，过去一年，外国基金管理公司购买了近2000亿美元的中国大陆股票和债券。华尔街对中国的兴趣远非短期的贪婪，而是一种长期的赌注——认定中国是认真的，相信金融业的重心将东移。在科技领域，中美之间的裂痕持续扩大。而在全球经济的高端金融领域，巨头们正在参与，而不是疏远。从这一角度也印证了金融开放在大国关系和全球化中的“粘合剂”作用，客观上起到了主动“挂钩”和融合的作用，而非“脱钩”和“去全球化”，这显然是金融开放所展现的令人可喜的一面和正向的外溢效应。

　　尽管我们承认金融开放总体上是利大于弊，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对于资本市场如此大规模的开放所可能引发的负面影响，弊的一面，也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我国资本市场已经发展了三十年，但基础制度建设尚不完备，“新兴+转轨”的基本特点没有改变，市场仍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市场的全面开放有可能给我国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带来一定的风险、冲击或者说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是我们过去三十年所从未遇到的。资本市场也正处于“三十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关口。简而言之，资本市场在开放大潮的冲击下可能将面临如下风险：

　　第一，市场波动。包括跨境资金流动带来的市场波动风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带来的冲击，全球经济体经济政策分化或不同步的冲击和影响，在华独资金融机构的境外母公司经营风险，等等。

　　第二，政策冲击。在开放环境下，国内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其他经济体，国内货币当局将面临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之间更为艰难的取舍，货币政策面临有效性降低、独立性丧失的风险。

　　第三，监管失效。一国的监管能力、监管制度、监管基础设施如果与金融开放程度不匹配，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监管失效风险。

　　上述风险如果再叠加国内自身的经济金融风险，将会增加我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大宏观调控的难度。

　　过去三十年，中国资本市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由各种原因导致的惨绝人寰的熊市，但尚没有一次由金融开放、外资深度介入所引发的熊市。在当前我国资本市场面临“三十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关口，这确实值得我们保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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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蒋晓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