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1998年，刘鹤同志找到易纲和我提议了这件事

本篇文章选自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50人的二十年》，该书为中国经济50人论坛最新力作，樊纲、易纲、吴晓灵、许善达、蔡昉等主编，吴敬琏作序推荐。

　　一晃二十年

　　樊　纲

　　1998年，刘鹤同志找易纲和我，提议组建一个经济学人的论坛，讨论当前的许多经济理论与政策问题，于是我们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至今一晃已经二十年了。回顾这二十年里50人论坛经历的方方面面，也是从一个侧面，对这一伟大时代的记忆。

　　缘　由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二十年的快速发展，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新旧体制交织，利益格局复杂，加上当时国内经济还处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过热之后的调整时期，产能过剩、银行坏账、职工下岗等问题都有待解决；而在国际上，那时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包括我国香港在内的周边国家与地区受到了严重冲击，我们的外部经济环境严重恶化。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更专业、更深入的分析与研究，都需要经济学者从各个方面对经济的现实问题与经济政策提出更切合实际的论证与建议。经济政策的决策者，也越来越重视专业人士的分析与建议。从国务院总理到各部部长，都希望经济学者提出更多的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1997年以后召开的一系列经济学家座谈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经济决策科学化的进程。

　　50人论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听从“历史的呼唤”应运而生的。它成立的目的，就是将各方面的经济专家，包括一些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如大学教授和学术研究机构的学者），也包括一些以经济学为专业背景的政府官员、政府内部的研究人员，结合在一起，以问题为导向，从各自的角度出发，聚焦当前紧迫的经济战略与经济政策问题，集思广益，头脑风暴，互相碰撞，为决策提供一些有用的参考。

　　模　式

　　我国历史上的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主要存在于政府内部，由政府设立，社会智库类的机构较少。比如，政府各部委下设的研究院、研究所，或独立于政府各部委的研究机构，如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我们当然不可能也不需要组织建立这种政府机构，而是要在政府研究机构之外创办某种新型的机制。这本身并不复杂，找一些学者组成一个非政府智库，定期或不定期地开一些论坛，做一些研究，提出一些建议，都是可行的。当时就已经出现了一些这样的机构组织。但这类非政府机制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它们似乎离决策“较远”，学者有理论、有观点，但是对政府运行机制不熟悉，对决策过程面对的实际问题不太了解，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与实际需要相去甚远，可操作性较差。

　　在世界上，各国都有各种各样的经济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任何一个智库、任何一个科研机构、任何一所大学、任何一个社团组织，都可以对公共政策建言献策。在一些国家，还存在一些“正式”担当政府决策咨询的“顾问委员会”，如美国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德国的“经济专家委员会” （俗称“五贤人”）、法国总理府的“经济计划委员会”（有时简称“经济40人委员会”）。这些机构都是邀请学术机构的经济学者组成的，没有政府官员参加；也许有些人过去曾在政府内任职，但在出任这种政策咨询机构时，肯定不再有政府官员的身份。这也很自然、很正常，因为无论顾问委员会是否在政治上独立于行政当局，提供咨询的肯定是政府之外的专家，政府官员则是咨询建议的需求方，他们需要由政府之外的学者提供角度不同的建议。

　　在上面列举的这些国家里，“纯学者”组成的政策咨询机制能够有效地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一个基本的原因是这些国家是“大市场、小政府”的经济体制，政府管理经济事务的范围不大，对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较低，要决策的问题相对较为简单。而在中国，由历史与现实的背景决定，在20世纪90年代至今，政府在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参与程度很深很广，若不熟悉政府内部的决策机制与执行机制，就很难做出切合实际的政策建议，包括改革政府本身的政策建议（这其实在当初和现在都是一个重大的决策需求）。

　　与此同时，我们有一大批以经济学为专业背景的人进入政府工作。20世纪90年代后期，其中一些人已经在中高级的政府岗位工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有良好的理论功底，继续关注理论的发展，同时也希望有一种机制使他们能够经常跳出日常的具体工作，与学者一起讨论一些本职工作之外的事务，更宏观、更长远地思考一些战略性的“大问题”。我们的政府体制是政治与行政统一，政府官员可以在政府的不同岗位上调动，但需要长期持续地在政府内工作，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官员与学者、智库研究者之间可以在政治选举变化之后通过“旋转门”变换角色。中国的政府官员也有与其他部门官员研讨政策、相互交流的机会，但这取决于他们当时工作的内容，而并不能由他们来选择自己有兴趣、有研究、有特长的问题参加“其他领域”经济政策的研讨。同时，作为政府官员，他们要像其他国家的政府官员一样遵守政府纪律，一般不能在公众场合参加自己管辖范围内有关政策的公开辩论。

　　这就是我们在政策研讨这个问题上面对的中国实际与中国特色。50人论坛就是根据中国的特殊实际而形成的一个特殊机制。它不是由政府任命的机构，但是其使命是研究政策问题；它结合了政府内部与学术界的各方面专家，共同到这个论坛上进行经济政策的“内部研讨”，为政府官员与外部专家提供一个方便的畅所欲言、观点交流的平台。所以，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咨询组织相比，50人论坛成员名单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它包含一些政府官员（许多人后来成了“高官”）。这种特色，也许在将来会随着经济体制的变化和社会分工的深化而有所改变，但它在50人论坛成立的最初二十年里，是论坛能够发挥独特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机　制

　　在运行机制上，50人论坛力求保持以下一些特点。

　　公益性。不仅我们讨论的问题都属于公共政策问题，而且论坛成员只由科研教育机构的学者和政府部门的官员或研究人员构成，没有私人部门、商业机构（公司企业、银行基金等）的人员参加（唯一的例外是有位同志原来长期任职于政府，后来到国有金融机构任首席经济学家）。现在中国的私人部门有许多优秀的经济学家，许多人也在为中国的政策研讨建言献策，但那只能在50人论坛以外的机制中发挥作用，毕竟50人论坛也不是唯一的研讨机制。

　　相对独立性。首先是相对独立于政府。我们是以研究经济政策为主要任务的论坛，最终目的是为公共政策科学化服务，虽然论坛成员中有一些政府官员，但我们不是政府设立的机构，不隶属于政府的任何部门，所以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认为重要的课题进行研讨，有时有政府官员参与，但都是以个人身份参加，以免产生对政府工作的干扰。其次是独立于任何特殊的商业机构。50人论坛要举办论坛会议，要进行一些调查与研究，自然需要有一定的经费来源，中国的一些优秀企业家也愿意支持我们，为此我们成立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企业家理事会，由柳传志、段永基等热衷于公益的企业家组成，但原则是参与的企业数目不少于20家，每个企业每年资助的金额都是25万元，保证论坛不对任何一家特殊企业的特殊利益产生依赖。

　　聚焦政策。经济学的研究是多层次、多角度的：有纯理论研究，也有对策性研究；有对长期趋势问题的研究，也有对短期波动问题的研究；有宏观研究，也有微观研究；有实证性研究，也有规范性研究。50人论坛的各个成员，在各自服务的机构中，都有各自的研究重点、各自的研究团队、各自的研究课题，研究的性质和特点各不相同，但是在参加50人论坛的研讨会时，重点都是统一的，那就是针对当前的一些紧迫的战略问题和政策问题（包括当前需要确定的体制改革和长期发展战略问题），从各自擅长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与讨论。多元的背景与多元的角度，有利于将政策讨论提升到更高的高度。

　　内部研讨为主。公共政策最终是面对公众的，但是在最初的研讨过程中，为了不引起误解，不对政府制定政策产生干扰，闭门式的内部研讨是必要的，特别是我们的成员有些身处决策中心，只有内部研讨才能使大家畅所欲言。这不是说我们所有的活动都是闭门的，每年的年会和专门为公众服务的长安讲坛都会邀请各界人士参加，今后也会有更多的研讨对媒体开放。

　　集思广益。每次50人论坛的内部研讨会上，论坛成员的观点往往会差别巨大，有时可以说是“从红外线到紫外线”，构成非常广的色谱，大家互相争论，各执己见，但也互相启发，在争论中互相借鉴。50人论坛从不追求得出什么一致的结论（尽管有时在争论中大家会“趋于”一致），论坛的简报基本也就是把各位的发言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供内部参考。我想这也是大家这么多年来都愿意参加论坛研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公开活动

　　除了50人论坛的网站将论坛成员同意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观点向公众推介之外，50人论坛与公众互动的主要机制，就是定期举办的面对公众的长安讲坛。这个讲坛是完全公开、面对社会举办的公益活动，无论是新闻媒体、大专院校师生，还是社会各方人士，都可以免费参加，并在新浪网站上对公众播放，每次请50人论坛的一位专家，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将自己在某一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成果，向大家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并回答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有人曾问长安讲坛的名字是不是因为有赞助商，所以用其公司名称中的“长安”二字来冠名。其实这只是因为当初第一次办讲坛时，地点是在国家信息中心的会议室，而国家信息中心地处北京长安街上，所以就起了“长安讲坛”的名字。长安讲坛每年要办20多期，至今已经举办了339期，得到了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大力支持，地点就固定在经管学院的会议厅，新浪网则是长安讲坛固定的媒体合作机构。

　　国际交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日益扩大，任何经济政策问题都具有国际视角，各种“多边”问题和“双边”问题也都成了经济学家要讨论的内容。50人论坛举办的国际交流活动主要集中在若干对世界与中国都有重大影响的问题上。比如，2010 — 2015年，50人论坛先后举办了三次

　　“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研讨会，对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上一些最重要的全球性经济问题和中美之间的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为双方的决策层提出了建议。2008 —2009年，50人论坛主持进行了关于“防止全球变暖、促进低碳转型”的理论与政策专项研究，并且与瑞典环境研究所共同在斯德哥尔摩举办了以此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以此为主题的研究在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是第一次，为中国经济学家在国际低碳发展问题上的发言权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内部管理

　　50人论坛的活动，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在50位经济专家繁忙的日常工作之上“叠加”上去的一项活动，所以从一开始，组织50人论坛工作的原则就是高效、“省时”。同时，50人论坛成员各有各的工作岗位，但到了这个论坛上，大家一律平等，没有职务高低之分，因此也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每一个人的意见。因此，50人论坛只设立了一个五人的学术委员会，作为论坛的协调、服务与决策机制，在秘书处的协助下组织各项活动。委员会也不设主任一类的特殊职务，大家民主决策，在必要时发挥“上一届”学术委员会的作用。比如50人论坛“换届”时，请上一届学术委员会在50人民主投票的基础上，根据工作与服务的需要从十名大家选出的候选人中最终确定五人组成下一届的学术委员会。

　　50人论坛是要“换届”的，从十周年开始，每五年换一次，已经换了两届。每次换届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年轻化，一般50岁以下的人才能成为新加入的成员。现在50人论坛二十年了，又到了换届的时候。这次学术委员会决定更换十名成员，加快论坛年轻化的进程。只有使血液常鲜，才能使事业长青！

　　樊纲简历

　　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1988 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92—1993年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1994—1995 年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96 年起创办国民经济研究所；2006—2010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委员会委员；2015 年6 月再次被国务院任命为该委员会委员至今。

　　1991 年、2005 年两次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92 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04 年被法国奥弗涅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2011 年被加拿大皇家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2005 年、2008 年、2010 年，连续三次被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与英国《观点》杂志共同评选为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2010 年被《外交政策研究》评为全球100 位思想家之一。

　　樊纲是极具影响力的政策建议者，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国政府经济主管部委制定重大决策时，樊纲经常受邀提供政策咨询和改革建议，被公认为中央政府的重要智囊，是深受主流媒体信任和被持续跟踪的意见领袖，享有极高的社会声望。樊纲是中国经济50 人论坛历届成员和历届学术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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