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汉学家，要用开放的心态学习、欣赏中国文化

马克林出版的中文著作《我看中国》。

马克林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戏剧简史》。

马克林向记者讲述当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学时的故事。

　　长期以来，中国以其悠长的历史积淀、深厚的思想文化和独特的发展道路吸引世界各国学者的目光　　我们要研究汉学，不仅要研究古代中国，也要研究现代中国　　近些年来，“China Studies（中国学）”一词，开始受到学界的重视。从“汉学”到“中国学”，反映出对中国研究的新趋势，也要求汉学家需要面对新的课题以及要有更多元的研究方法　　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正是在这种变革中实现的。通过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相伴共荣，让世界通过文化的窗口认识一个崭新的中国人物简介马克林（Colin Mackerras）　　澳大利亚著名汉学家，西方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的国际权威学者。先后获英国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学位，现为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荣誉教授、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旅游孔子学院荣誉院长、澳大利亚联邦人文学院院士，曾先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执教。　　60多年来，潜心从事汉学研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传统戏剧、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以及中澳关系等，发表100多篇有关中国的论文，并撰写学术专著多部，代表作有《变化中的中国》《中国戏剧简史》《新剑桥当代中国手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自1912年以来的身份与融合》《我看中国：1949年以来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中英文版）等。曾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等。对中国和汉学产生浓厚兴趣　　“中国文化是平和的，‘和’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在10月27日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上，澳大利亚著名汉学家、格里菲斯大学荣誉教授马克林在开幕式上说，文明理应相互欣赏、和睦相处。马克林教授今年已经85岁了，自1964年从剑桥大学毕业首次来到中国，在此后长达60年的岁月中，他致力于研究、传播中国文化、推动中澳友谊，并积极、客观地向世界介绍真实的中国，于2014年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近日，马克林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校园里——他曾经任教的地方，接受了四川日报全媒体“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记者的采访。　　在谈到中国文化以及他亲眼见证的新中国发展历程时，马克林始终饱含热情，并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和期待。　　“作为汉学家，要用开放的心态学习、欣赏中国文化。”马克林说。1939年，马克林出生于悉尼，他的家族在澳大利亚享有盛名，母亲凯瑟琳是“澳大利亚音乐之父”内森和悉尼大学前荣誉校长麦克劳林的后人，父亲艾伦是一名电气工程师。大哥查尔斯·麦克拉斯则是著名指挥家。　　“我的母亲喜欢历史、文学、音乐，我从小受到这些方面的熏陶。”马克林说，尤其是教育，父母非常重视。　　高中毕业后，显露出一定语言天赋的马克林考入悉尼大学，学习当时在澳大利亚非常热门的法语和德语。马克林读大学期间，政府设立了一项“亚洲研究”政府奖学金项目，其中包括中文课程。　　当时在澳大利亚学习中文的人并不多，但马克林的母亲敏锐地认识到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未来非常重要，因此鼓励他去申请该项目。马克林听从母亲的建议，成功获得奖学金项目。1958年，马克林前往堪培拉大学（后并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习中文。　　马克林在堪培拉大学的4年时间里，除了学习汉语外，他还跟随两位瑞典汉学家学习中国历史。还有一位教授是知名华裔学者王铃，他教授马克林如何欣赏中国音乐和中国文化。正是这段学习经历，培养了马克林对中国和汉学的浓厚兴趣。　　1962年，马克林赴英国剑桥大学跟随导师蒲立本攻读文学硕士。蒲立本在当时已是一名知名汉学家，写有一部名为《安禄山叛乱的背景》的著作。马克林说，这也促使他开始研究中国唐朝历史，具体研究的是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回鹘人历史。由此，引发了他一生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　　在写作论文的同时，马克林还把《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关于回鹘的内容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读者。马克林回忆说：“翻译中国文言文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但这也让我对中文的掌握和使用更上一个台阶。”　　在英国期间，马克林还对中国音乐产生了兴趣。1964年硕士毕业后，马克林曾一度师从劳伦斯·皮肯从事中国音乐研究。劳伦斯·皮肯长期研究中国的“唐乐”，编著有《唐朝传来的音乐》等作品。　　不久之后，马克林在一位朋友的推荐下，经中国驻英国代办处面试，他和妻子收到了去北京教书的邀请。1964年8月，马克林与妻子爱丽丝来到中国，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英语。“我们当时被称为‘外国专家’”，让马克林记忆犹新的是，在这一年的中国国庆招待会上，中外来宾齐聚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他应邀出席，并有幸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这真是非常难得的人生际遇。”马克林说。　　马克林在中国一直工作至1966年9月。这次中国之行，让马克林得以近距离观察、认识、研究中国，也让他深深爱上中国。向世界介绍真实的中国　　1966年9月，马克林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录取，攻读博士学位。虽然当时中澳两国尚未建交，但马克林的博士论文聚焦的却是中国地方戏与京剧的发展，重点关注1760年至1860年京剧的形成时期。　　在马克林的研究中，关注的重点并非纯粹的戏剧历史，而是京剧历史的社会性。从这一观察角度出发，马克林系统了解了这一时期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进一步增强了他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认知与热爱。　　博士毕业后，马克林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历史、文化和戏剧等汉学研究工作。1974年初，他受邀到澳大利亚昆士兰新成立的格里菲斯大学创建现代亚洲研究院，并担任现代亚洲研究教授。从1977年开始，马克林平均每年至少到中国一次，足迹遍布中国31个省份，有些地方他去了不止一次，收集了很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他将这些对中国的观察和研究变成一篇篇论文、一本本专著。在担任格里菲斯大学教授的20多年里，马克林发表了100多篇有关中国的论文，撰写出版了10多本有关中国的专著，内容涉及中国的少数民族、中国文化、中西方关系、中国历史和政治以及中澳关系等研究领域。　　马克林最为关注的还是中西方关系以及中国在西方的形象等研究课题。他的代表作《我看中国：1949年以来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以英文出版后，为西方读者看待真实的中国提供了新的视角。书中较为全面地展示了1949年至2012年中国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的形象，并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多年亲历中国的经验，对这些形象进行修正、补充，甚至是驳斥。　　马克林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西方，中国人“聪慧、忠诚、勤奋，是一群与你我无异的常人”“因为中国的利益背离了西方的利益，西方国家才尽力‘妖魔化’中国”。　　“在中国研究这一领域，马克林教授可谓是海外学者中的领袖。他曾数次在中国长居并多次访华，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与同辈人不同，马克林教授一直致力于挑战西方关于中国的传统观念。”同为汉学家的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荣休教授沙伯力评价说，马克林在书中巧妙地运用了他在中国历史和文化方面的渊博知识，指出了西方关于中国的观点态度仅仅只是对这个国家现实状况的肤浅反映，确实发人深省。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来华的西方学者之一，马克林见证了现代中国发展中的变化和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随着在汉学研究领域实践和理论上的不断完善，马克林也成为启发澳大利亚学界转向亚洲研究的先驱学人，当今许多澳大利亚研究中国的学者都曾因他受益。　　2004年，马克林退休后，被格里菲斯大学授予“荣誉退休教授”头衔。如今，在该校现代亚洲研究院办公室的长廊上，还有他的大幅画像。“中国也像母亲一样影响了我”　　在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同时，马克林还积极推动澳大利亚的汉语教学，并竭力促进中澳两国文化交流。　　1985年至1988年，马克林主持了由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和格里菲斯大学联合录制的20集“龙的语言”系列汉语教学节目。这部系列汉语教学片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播出数次，对澳大利亚中小学的汉语教学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也激发了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文化和语言的兴趣。　　1986年，马克林重返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开设跨文化交流方面的课程。2005年后，马克林还在中国人民大学为研究生开设两门课程，同时协助指导中国人民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的硕士生和博士生。　　由于在中国研究以及中澳文化交流方面的突出贡献，马克林也得到中澳两国政府的认可及两国学术界的尊敬。1999年，马克林当选澳大利亚联邦人文学院院士，同年，由澳中理事会授予杰出成就奖；2007年，他获得了澳大利亚一级勋章；2011年，他成为全球第一家旅游孔子学院——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旅游孔子学院的外方院长，为旅游孔子学院的成立和稳步发展作出突出贡献；2014年9月，马克林被授予中国政府“友谊奖”，这是中国政府专门为表彰对中国改革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来华工作外国专家设立的荣誉奖项。　　如今，85岁的马克林仍然活跃在相关的学术研究领域。今年6月，北京外国语大学专门举办了一场“马克林教授来华任教60周年纪念会暨中澳人文交流论坛”。马克林的朋友、同事和学生分别发言，回忆他在北外的任教经历，回顾他的学术成就以及中澳人文交流的历程，表达对马克林教授诚挚的敬意和感谢。“当初决定来中国是受母亲影响，此后，中国也像母亲一样影响了我。”马克林说，“在心目中，中国是我的第二个故乡。”对话全球治理可以从中国文化中汲取养分“我看到了四川历史文化的丰富多彩”　　记者：60年里，您来中国70多次。每次到中国，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马克林：我很喜欢来中国，每次来到中国，我都尽量会去各地看看。比如最近这几年，2018年我到新疆考察，还带着澳大利亚中国友好协会的朋友去了广西和贵州，了解那里的侗族和苗族文化。2019年底，在参加会议和教学之余，我抽时间去了安徽黄山和福建武夷山，那里的自然风光真是太美了。2024年10月，来参加第二届世界汉学家大会，我去了泉州和福州，特别是在泉州，我看到了摩尼教的遗址，这跟我研究的唐代回鹘的历史密切相关，看到遗址我非常激动。我在中国交了很多朋友，与多所大学也保持着友好联系，特别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　　从1964年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到今年整整60年。令我印象深刻的有四个方面：第一是，中国经济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第一次到中国时，即使是在北京，街上的汽车也非常少，现在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方面都有了极大的提高，现代化城市在中国的大地上拔地而起。第二是，中国的基础设施有了长足的进步，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高铁系统，这在世界上也是处于领先地位。第三，体现在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上，随着社会发展，大家生活富足，我能感受到人们的自信、乐观和豁达。第四，就是我一直关注的文化方面，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传承。可以说每一次到中国都有新的感受和体验。　　记者：您什么时候到的四川？看了哪些地方？　　马克林：我第一次到四川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是带着研究的目的去的。那一次我在四川的时间很长，去了很多地方。　　因为我一直在研究中国戏剧，所以在成都专门看了川剧，川剧里的变脸、吐火等表演令我非常震撼，成都的茶馆也非常有意思；我还去了青城山和峨眉山，领略了那里的道教和佛教文化；在甘孜州和阿坝州，我主要去考察、调研那里的藏族文化。在这些地方，我看到了四川历史文化的丰富多彩，而且这些传统文化保存得非常好。　　此外，我还去了卧龙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看到了非常可爱的大熊猫，还跟它们合了影。四川之行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不仅要研究古代中国，也要研究现代中国”　　记者：是什么开启了您的汉学启蒙之路？　　马克林：我接触的第一本汉学著作，是英国汉学家费子智（C. P. Fitzgerald）撰写的《China: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中国文化简史）》。通过这本英文著作，我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了初步了解。　　费子智毕生从事中国历史、文化和外交关系的研究，曾到中国各地考察。费子智不仅对中国了解很深，而且新中国成立后，他也是最先主张承认新中国政权的学者之一。费子智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后来频繁地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受他的影响。　　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源于在剑桥大学的求学经历。在研究唐朝历史文化时，我了解到摩尼教由回鹘人传入中国，而回鹘是当时中国的少数民族部落，他们就生活在今天的新疆区域，曾出兵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在我看来，新疆地区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欧大陆的文化史上都有重要地位。作为丝绸之路上的枢纽，各种语言、宗教、民族、艺术、绘画、雕塑、乐器、音乐等都在这里交汇、交融，又从这里分别传往亚欧大陆的东西方，这让我非常着迷。从这些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各宗教信仰文化多元并存，可以看到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对于中国传统戏剧的研究，既有家里的熏陶，也受在剑桥大学读书时的影响。我觉得中国戏曲是非常具有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我对中国传统戏曲格外热爱，或许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洋票友”，只是很遗憾我不会唱戏。对此，我写了《京剧崛起：1770—1870》《中国戏剧简史》等图书，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戏曲的魅力。我也关注汉学与跨学科研究。这是受我大学老师、知名华裔汉学家王铃的影响。他的学术贡献之一是协助著名历史学家李约瑟教授编纂《中国科学技术史》。我们现在正试图在中国及其他文明的多重历史中寻找新的重要性和机制，这就更加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通常是跨学科或多学科的，如探寻经济学、历史学、人口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的相互关联性。　　记者：您这次到中国，最重要的行程是参加第二届世界汉学家大会。您如何看待“汉学家”这个身份？　　马克林：汉学家是沟通中外文明的使者，也有人称之为中国文化的“摆渡人”。　　长期以来，中国以其悠长的历史积淀、深厚的思想文化和独特的发展道路吸引世界各国学者的目光。汉学英文“Sinology”中的前缀“Sino”代表中国，对应的汉学家就是“Sinologist”。狭义而言，“Sinology”强调研究中国的过去，包括中国的古典文学、绘画等古代历史文化。但在我看来，我们要研究汉学，不仅要研究古代中国，也要研究现代中国。　　近些年来，“China Studies（中国学）”一词，开始受到学界的重视。目前大多数学术研究都倾向于关注西方和它的现代化变化，并采用欧洲中心的假设，即强调西方的主导地位，而全球史研究试图挑战这些假设。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挑战意味着更加重视其他地方和文明。全球史研究突出中国，是因为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　　从“汉学”到“中国学”，反映出对中国研究的新趋势，也要求汉学家需要面对新的课题以及要有更多元的研究方法。　　现在在西方，有很多人研究中国，但不懂中文。我认为研究中国或是汉学首先要掌握中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全面了解、认识中国，从而理解古代、现代以及未来的中国。因为中国在国际上变得日益重要，所以汉学也备受关注。作为汉学家，要用开放的心态学习、欣赏中国文化。“历史文化底蕴为中国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记者：您为了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去了很多地方，为何如此关注这一领域？　　马克林：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是汉语，而少数民族同时保留了自己的语言（文化），比如藏语、维吾尔语、彝语等。有些西方人现在说，中华民族的概念开始变得更强大，少数民族认知已经消失了。我认为不是这样的，我看到的情况是，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是共存的。中国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同时，也照顾到了少数民族的发展。这是我要告诉西方真实中国的一个重要方面。　　为了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我去了新疆、西藏、青海、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等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地区，了解当地的文化与发展。在这些地方，我不仅看到偏远地区的民众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更看到了少数民族文化被保护得很好、传承得很好。　　比如贵州凯里，那里曾是一个交通不便的区域。20世纪90年代，我去参观时，看到的是一幅落后景象。当2018年4月我再一次到凯里的苗寨时，看到的是一座融合传统和现代的旅游城市，那里的民族风情吸引着国内外的游客。　　我研究过中国许多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表演艺术，包括戏剧、歌曲和舞蹈等，这些表演通常是由当地民众完成，他们很有艺术天赋。我也在剧院里看到过专业化的演出，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文化发展得很好。　　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同时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缩影。　　我将对中国少数民族的观察和研究写成了图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与全球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自1912年以来的身份与融合》等。　　我认为中国的民族政策十分具有借鉴意义。一个民族团结国家的背后，一定有科学、合理的民族方针政策或指南做支撑，这对其他国家是一个重要启示。　　记者：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您认为，为什么中国有勇气和信心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马克林：在我看来，中国之所以有勇气和信心采取自己的发展模式，首要原因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把整个国家和民族凝聚在一起，给中国带来稳定。执政党的这种领导力，成为中国在经济、外交、科技等领域取得成就的主要原因。　　其次，是中国有着令人自豪的悠久历史和文化成就。我们知道，中国拥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而且中国的文明从未中断过。历史文化底蕴为中国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让中国有了强大的文化自信。　　我认为，中国的未来一定是光明的。“‘和’是中国文化的精华”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传承和发展？　　马克林：其实这60年来，我一直都有注意到中国在文化传承发展方面所做的工作。中国在保护传统文化的同时，一直在用新的方法去探索传统艺术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路径。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对很多老剧院或老建筑的翻新利用，成功推动了传统戏剧的复兴。比如，地处北京和平门的湖广会馆，曾是传统戏曲表演舞台，改革开放后，北京市政府对其改造翻新，每天都向海内外游客表演传统戏曲节目。还有一个是北京的“皇家粮仓”，原本是建于15世纪、为皇家储藏粮食的地方，后因年久失修而破落不堪。经过翻修，曾一度成为中国著名传统戏曲、昆曲《牡丹亭》的表演剧场。有600年历史的“皇家粮仓”和600年历史的昆曲，在这里交相辉映，我曾带很多朋友去过。如今，在中国的很多城市里，公共文化设施也日渐完善。每次到中国都能看到新建的文化建筑拔地而起，比如北京的国家大剧院、上海的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等。几年前我受邀前往重庆，在长江边上看到一座类似悉尼歌剧院的剧院。这些充分显示出中国政府要振兴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并积极与国际接轨的努力和决心。此外，中国还通过各种国际艺术节、文化节，向世人展示中国面向世界、海纳百川的文化胸怀。　　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正是在这种变革中实现的。通过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相伴共荣，让世界通过文化的窗口认识一个崭新的中国。　　记者：在全球治理中，中华文化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马克林：在我眼中，中国文化是平和的，“和”是中国文化的精华，西方国家以及全球治理都可以从中国文化中汲取养分。这也是我在第二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上主题发言的主要观点，文明理应相互欣赏、和睦相处。　　中国是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只要懂得历史就可以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发动过战争，甚至没有派兵参与过其他国家的战争。　　从世界格局看，会发现世界正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中国的文化也越来越受欢迎。2023年12月22日，第7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确定为联合国假日。这表明中国不仅在政治、经济上的影响力日益扩大，而且在文化上也逐渐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和认可。记 者 手 记60年的中国情　　85岁的马克林教授仍然精力充沛，每次来到中国他都尽可能地多去一些地方、多见一些老朋友。　　“我爱中国，我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这是采访中，马克林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马克林说，自己很幸运能够与中国结缘，并在这60年里交了那么多中国朋友。他的名字“马克林”虽然是源于英文“Colin Mackerras”的音译，但却是一位中国友人为他取的，马克林对自己的中文名字颇为满意。　　在采访中我们还提到了很多像他一样，向世界介绍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西方人，比如斯诺、史沫特莱等。马克林谦虚地说：“我们的理念一致、精神一致，但我没有斯诺他们那么大的影响力，我只是写我所见，尽我所能。”　　当我们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学楼里完成采访走出教室时，马克林指着眼前一座三层灰色的小楼说：“你看，当年我就是在这座楼房里教授英语，就在三楼那里。现在北外早已成为一座现代化大学，拥有硬件一流的教学楼、多媒体教室，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师，从这座学校就能看到中国的发展和变化。”　　“遗憾的是，我今年已经85岁了，未来能做的工作极为有限。”马克林说，“即便如此，我也要坚持多写一些文章，用我的声音让世界了解真实而美好的中国。”“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　　策 划 李 鹏　　统 筹 姜 明 赵晓梦　　本版撰文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国平　　本版摄影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