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校史记忆中的民进前辈_新浪财经

转自：团结报

　　□ 吴铭周婷南谢瑾

　　中国民主促进会是由一批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怀着救国救民的共同目标组建起来的，最初的发起人和早期成员中有一些进步人士曾经在上海大学任职任教和求学，上海大学的校史记忆中留下了民进前辈的历史篇章。

　　执鞭从教：从商务印书馆到上海大学

　　1923年4月，邓中夏任上海大学总务长。同年6月，瞿秋白经李大钊推荐，就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7月兼任上海大学教务长。8月，陈望道经陈独秀指派，任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五卅运动后兼任代理校务主任，主持学校行政和教务工作。瞿秋白、邓中夏、陈望道非常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不拘一格聘任教员。在此期间，周建人、郑振铎、周予同、顾均正、杨贤江等先后从商务印书馆来到上海大学任教。

　　周建人曾回忆，瞿秋白邀请其来上海大学教学时，他正担任商务印书馆的生物学编辑，但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却很赞成编辑们到大学任教，因为能够“对商务印书馆的声誉和推销他的教科书有好处”。周建人在上海大学教授的是生物哲学课程。1924年3月17日，《申报》刊载了《学务丛载·上海大学之新教职员》，其中写到上海大学已迁至西摩路（现陕西北路）办学，新添教授甚多，其中社会学系新聘周建人教生物哲学（即进化论）。周建人回忆，1923年的夏天，沈雁冰介绍了瞿秋白和他认识。当时，瞿秋白刚接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正在物色教师，遂请周建人到上海大学去讲达尔文的进化论，于是在社会学系就有一门课叫“生物哲学”。早期上海大学除了正式课程教学以外，还面向社会大众和进步青年开设了平民夜校和各类讲学会。1924年8月11日，周建人主讲了夏令讲学会第六周的“进化论”课题。

　　郑振铎曾在上海大学担任中国文学系文学概论等课程教授。1923年12月6日，《民国日报》报道了上海大学学生方山等所组织的湖波文艺研究会于前一日成立，成立大会上沈雁冰、瞿秋白等老师到会演讲，济济一堂，不下百余人。“闻下礼拜将再敦请《小说月报》编辑郑振铎先生到会演讲云”（洪佳惠：《民国日报》中的上海大学〔1922-1927〕，上海大学出版社, 2021年，第93页），郑振铎到上海大学正式任教大约就在这之后。1926年4月，《寰球中国学生会特刊》刊登了《上海著名大学调查录·上海大学》，文中介绍了上海大学的校址、校长、各主要职员和各科教授，其中中国文学系教授就有郑振铎。除了课程教学外，郑振铎对青年学生的文学创作也给予支持和鼓励。曹雪松于1925年9月进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在校期间著有诗集《爱的花园》，由上海大学教授刘大白、郑振铎分别作序。郑振铎在序中说：“我读了他这一册诗，很感到他的青春奔放的热情与他的过去的有趣生活。虽不敢说在这一册诗集里他已经成就了伟大的成功，然而成功的希望是很诚挚的等候在前途了。”

　　顾均正于1923年时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编辑，1926年，经时任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陈望道邀请，到上海大学任儿童文学等课程教授。在上海大学，顾均正给与他年龄相差无几的学生讲起《童话概论》，同学们都称他为“小顾先生”。1950年，经许广平与周建人介绍，顾均正加入民进。

　　还有经学史家、教育家周予同，民进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选举选票所载44位候选人之一。1916年，周予同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国文部。1919年五四运动中，周予同作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代表之一，参与了“火烧赵家楼”。1920年，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次年赴上海工作，曾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教育杂志》主编以及中国著作者协会执行委员，并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执教。1946年9月，周予同曾与张志让、蔡尚思、沈体兰等发起组织“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同北京、南京、青岛等地的民主群体遥相呼应，形成声势浩大的民主力量。

　　这些民进前辈来到上海大学任教，这与他们和瞿秋白、侯绍裘、杨贤江等共产党人的交往及深厚友谊是密不可分的。

　　沈雁冰在上海大学成立之初到校任教，并就中共中央关心支持学校办学留下了大量的回忆材料。根据沈雁冰的回忆，在一次教务会议上，他遇见瞿秋白，这虽是他们第一次会见，但他却对瞿秋白早就有了深刻的印象。这便是从郑振铎那里听来的，五四运动时期，郑振铎和瞿秋白同在北京，一起办过一个周刊。也是因为读了瞿秋白的《新俄国游记》及《赤都心史》的原稿，郑振铎感到他的文章极有风趣，善于描写，这两部书也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在商务印书馆发行。郑振铎结婚时，瞿秋白第一个演讲，讲的是共产主义思想，并且送了两方印章。

　　周建人曾在文章中回忆与瞿秋白相熟的往事。他初到上海时，瞿秋白穿着西服，以共产党人的身份演讲。瞿秋白还曾对周建人说：“你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周建人通过沈雁冰的介绍，结识了时任松江女子中学校长的侯绍裘，侯绍裘后来担任上海大学中学部主任。周建人在松江女子中学的演讲中，积极倡导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理念，鼓励女生摆脱传统束缚，勇敢地追求自我发展并参与革命。

　　叶圣陶与上海大学也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20年代时，叶圣陶熟悉的共产党人都在上海大学任教。叶圣陶在主办开明书店时，还请曾任上海大学代校长的邵力子当董事长。叶圣陶认识瞿秋白时，正值瞿秋白就任上海大学教职期间，他曾回忆“认识秋白先生大约在民国十一二年间，常在振铎兄的寓所里碰见”。

　　1923年，杨贤江到上海大学任教。据民进中央会史工作领导小组主编、商金林执笔的《叶圣陶》载：1923年，叶圣陶“仍任商务印书馆国文部编辑，应杨贤江邀，兼课于上海大学，初识瞿秋白”。据叶圣陶秘书史晓风回忆，杨贤江曾介绍叶圣陶到松江景贤女子中学的上海分校任教，在那里，叶圣陶与侯绍裘相识。据商金林撰著的《叶圣陶年谱长编》载，“1925年4月6日，叶圣陶与王伯翔陪朱自清游龙华，又访方曙先于上海大学”。方曙先，即方光焘，语言学家、作家，1924年回国后任上海大学教授。1924年前后，朱自清也曾短暂在上海大学任教。

　　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省长汀县被国民党逮捕，周建人、叶圣陶、沈雁冰、郑振铎等积极营救瞿秋白。瞿秋白在牺牲前，还将一些材料托付给杨之华，嘱托可以交给叶圣陶来作小说。可见他们的情谊是真挚而恒久的。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大学一度被国民党反动军警查封，学校师生在艰难时期仍然团结一心、互相扶持，并为延续上海大学的星火而不懈努力。

　　根据1927年5月4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上大有军队去，说是抄军械，结果把学生所有的财物都抢去了，学生已星散。伯弧去找李石岑、郑振铎等，他们允许援助。”伯弧即党伯弧，是上海大学学生，中共党员，时任上海大学党支部书记，当时去找李石岑、郑振铎等老师寻求帮助。

　　上海大学学生丁玲跌宕起伏的一生中，也多次受郑振铎、叶圣陶的帮助。郑振铎作为主编、叶圣陶曾任代理主编的《小说月报》，发表了丁玲大量的作品。她曾向郑振铎预支稿费200元作为回湖南的路费，并称其“是我一生中唯一的欠债”。丁玲遭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后，叶圣陶参与了上海文化界的营救活动。1952年后，郑振铎、叶圣陶等也多次在丁玲主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内授课。

　　1980年12月，顾均正在北京病逝。时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发去唁电，表示顾均正“在1927、1928年革命处于最困难的时候，他同情革命，对党组织有过帮助”。并给顾铨写信，详细讲述了这段历史：“你爸爸顾均正先生在上海大学任教时，我是中文系的学生……大概在1927年秋，有一次党的闸北区委机关出了问题，急于要搬家，没有钱不得已，我亲自到商务印书馆找顾先生，他毫无犹豫地帮助解决了。这件事我一直记着，故在唁电上特提一下。”这既是师生情义的真挚表达，也体现了顾均正“虽然他平时默默无言，他内心燃烧的却是一股正义之火，是十分有是非感的”。

　　负笈求学：在上海大学就读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青年来就读。民进前辈李平心、孔另境、宋桂煌、高尔柏等都曾于上海大学就读。

　　1936年冬，上海大学同学会接办了上海的一所中学，后更名“华华中学”。这所中学由同学会负责人林钧任校长，孔另境任教导主任。据黎鲁回忆，当时学校门口还挂着“上海大学同学会主办”的牌子，更吸引了不少要求进步的年轻人。1937年11月后，上海进入“孤岛”时期。上海的进步作家和爱国的文化工作者，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文艺之战。1938年，郑振铎正忙于以“文艺座谈会”的名义组织上海作家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曾在书信中向孔另境提议，文艺座谈会“拟移至华华”，继续隐秘地进行抗战文艺运动。为配合抗战文艺宣传，孔另境曾借生活书店的教室创办华光业余中学戏剧科，1939年改为华光戏剧专科学校。学校聘请文艺名家，培养出谢晋、上官云珠等一批艺术人才。

　　高尔柏也一直投身于教育和出版事业中。1929年，高尔柏和哥哥高尔松一起创办平凡书局，出版社会科学书籍，宣传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1930年8月被租界当局查封。同年12月，高氏兄弟重办了一家开华书局，1931年8月又挂出了“中学生书局”的牌子，出版中学生课外读物等。他们坚持出版左翼书籍，直到1941年后日寇进入上海租界，兄弟俩被迫离开上海，避居乡下。1938年，高尔柏在上海接手并管理华华中学，全心投入学校教育。然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租界的陷落，他于1942年在松江另起炉灶，创办了茸光中学，并委任其夫人唐纯茵为校长。该校不仅坚决抵制敌伪的奴化教育，还为地下党员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掩护。抗战结束后，高尔柏返回上海，重新恢复了华华中学的运营，并继续经营书店业务。

　　救国救民：在反帝爱国斗争中作出贡献

　　1925年5月30日，五卅运动爆发。上海大学是五卅运动的策源地，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中，上海大学师生集体参与，也经历了重大牺牲。沈雁冰、陈望道、郑振铎等一批著名教授不但参加游行示威，还带头签名，发起成立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6月3日，郑振铎、叶圣陶、沈雁冰、胡愈之等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名义创办了《公理日报》，编辑部设在宝山路宝兴里9号郑振铎家中，并由郑振铎担负起主要编辑工作。《公理日报》的办报宗旨是“发表我们万忍不住的谈话，以唤醒多数的在睡梦中的国人”，在五卅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揭露英、日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的真相，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积极声援上海工、商、学各阶层爱国群众的反帝斗争。由于受到租界当局威胁，加之经费上的原因，于6月24日被迫停刊，共出22期。这份报纸虽然存世的时间很短，但在中国的革命史和新闻报业史上都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1949年6月14日，孔另境在《大公报》上发表题为《旧事新谈——怀念革命的摇篮上海大学》的文章，谈到五卅运动时称：“我们知道，领导这次伟大反帝民族斗争的是中国共产党，正确的勇敢的执行中共政策的是当时革命的上海大学学生。凡是参加过当日如火如荼的这一运动的人们，总不会忘记当时‘上大’学生的英勇姿态的，第一个牺牲在老闸捕房门口的是‘上大’的学生何秉彝，后来发动上海各大学学生参加这运动的也是他们，到各工厂去组织群众的又是他们，当时领导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主持人民外交的也是‘上大’学生。‘上大’学生无疑是那次民族斗争中的先锋队。”五卅惨案发生后，高尔柏参加指挥了上海大学示威游行，编辑《上大五卅特刊》，并亲自撰写长文分析五卅运动的发生及其原因。

　　五卅运动后，叶圣陶夫人胡墨林参加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常和杨之华（上海大学学生）、姚韵漪（杨贤江夫人）、孔德祉（沈雁冰夫人）在一起活动，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

　　1925年8月21日晚，沈雁冰等在上海大学附中彻夜开会，决议开展商务印书馆罢工，罢工宣言由沈雁冰起草。22日上午，商务印书馆罢工正式拉开序幕，全体职工纷纷响应，23日下午3时，4000余名职工齐聚在俱乐部前的广场上举行大会，听取罢工执委会的复工条件，职工情绪十分高涨。24日下午，召开罢工联席会议，编译所的郑振铎、沈雁冰等共同商讨修订复工条件，最后由沈雁冰拟成正式谈判的文件。

　　1925年底，上海大学学生、上海市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华被逮捕后，遭秘密杀害。1926年1月12日，沈雁冰、周建人、郭沫若、叶圣陶、赵景琛、蒋光赤、郑振铎、周予同、李季、周越然、丰子恺、顾均正等在上海大学任教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的进步文化人士，为刘华遭秘密枪决一事在《民国日报》发表《人权保障宣言》，谴责军阀当局暴行。

　　从商务印书馆到上海大学，从五卅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许多从上海大学走出的民进前辈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携手前进，积累了肝胆相照的深厚革命情谊，上海大学这座革命的熔炉也成为重要的历史交汇点，定格了无数奋进的身影。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