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㊺丨在中西比较、文明互鉴中寻求文化自信之根——专访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曹顺庆|与元九书_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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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顺庆，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文学与新闻学院学术院长，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级教学名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四任会长。

5次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1次获四川省教学成果奖特等奖、6次获一等奖，5次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5次获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奖。

担任CSSCI辑刊《中外文化与文论》主编，国际英文刊物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 West（ESCI，劳德里奇出版社出版）主编。在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40余部。

·国内人文学者要夯实知识底座，主动发声并积极介入国际主流学术话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文明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人类文明进步其实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成果

·学问是世界性的，中华文化不能只是中国人讲，最要紧的是国际传播、国际理解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应该建立在“跨文明”的基础上

川观新闻记者余如波摄影李强

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曹顺庆，不仅是一位精力旺盛的人文学者，也正在越来越频繁地成为被“研究对象”。

近日，学术期刊《文艺争鸣》邀约了6名中外著名学者撰写论文，将集中探讨曹顺庆提出的“失语症”、比较文学变异学、中国文论话语建设、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等论题；2024年2月17日，在他年届七旬之际，“曹顺庆先生学术思想暨中国话语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线举行，吸引了海内外30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2023年，中国香港出版的《文学跨学科研究》推出曹顺庆学术研究专栏，刊登了法国索邦大学教授佛朗科等人的6篇学术论文……

曹顺庆的学术生涯，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起步，随后逐步进入“中西比较”：中西比较诗学、“失语症”、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中国文论话语建设、“卡嗓子”问题和“重写文明史”……尽管身处西部内陆，曹顺庆与其带领的学术团队却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聚焦中国文化。

近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其中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曹顺庆几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取向与之不谋而合。他说，国内人文学者要夯实知识底座，主动发声并积极介入国际主流学术话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言说自身的文明观、重写文明史

2024年2月17日，“曹顺庆先生学术思想暨中国话语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成功举行，来自中、美、英、法、匈等国的300余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云端，共同探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等重要议题。

此次研讨会一大关键词“中国话语”，与曹顺庆近30年前提出的“失语症”遥相呼应。1996年第2期《文艺争鸣》杂志，刊发了曹顺庆的《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一文，引起学术界热烈反响与讨论。他在文中说，当前文艺理论研究最严峻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

曹顺庆接受川观新闻记者采访

意识到这是中国学术乃至文化面临的困境，曹顺庆后来的学术探索，几乎一直沿着这一思想脉络展开，不过即使到了今天，“失语症”仍未解决。前两年，曹顺庆受邀参与编纂《牛津文学理论百科全书》，收到书后他发现整整四大本，关于“中国文学理论”只有自己编写的一条。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西方文学理论一个流派的一个术语，如“Close　Reading”（文本细读）就有单独的词条，“其分量与古往今来整个中国文学理论并驾齐驱，这显然不合理。”

曹顺庆将其形象地总结为“卡嗓子”问题，即别人让你“说不出来”，乃至你自己根本就没想到要说出来。在他看来，怎么样“打开嗓子”是当代学术最紧迫的问题之一，也是真正重建文化自信的关键一环。

因此，在由四川大学等主办的“文明书写与文明互鉴”高峰论坛上，曹顺庆提出“重写文明史”的号召，并在《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长篇论文《重写文明史》。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已经进入新的变局和多元格局之中，我们必须对世界格局和文明互鉴有更加深刻的认识，“重写文明史”就是一次主动发声的机遇，中国学者应借此言说自身的文明观、书写自身的文明史，由此延伸到各个学科史，构建文明新话语，献策于当下的文明互鉴和全球治理新格局。

以世界性眼光探索“中西比较”学术路径

曹顺庆著作《中西比较诗学》

实际上，从学术生涯之初，曹顺庆就开始关注“中国话语”。1977年，曹顺庆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专业学习，逐渐对中国古代文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学术理想，为了求得名师指导，此前从没来过四川的曹顺庆，慕名考取了四川大学中文系杨明照先生的研究生。

研究生求学经历，曹顺庆至今印象深刻。“杨先生讲《文心雕龙》，首先背一遍原文，然后再逐句讲解；杨先生的书桌上，永远放着《十三经注疏》。”前辈学者博大精深的学识与研究，深深激励着他。

在深入学习的过程中，一门心思想搞古代文论的曹顺庆却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当时一些学者用“内容-形式”来剖析《文心雕龙·风骨》，有人认为“风”是形式、“骨”是内容，有人认为“风”是内容、“骨”是形式，有人主张“骨”同时包括了内容的充实和形式的严整。后来他意识到，“风骨”作为一种中国文论独具的极有民族特色的文论话语，一旦被外来的“内容-形式”话语切割，便容易产生各种互相矛盾、漏洞百出的观点。

后来，在杨明照先生的鼓励下，曹顺庆开始探索中西比较诗学的学术路径，相继发表了《亚里士多德的“Katharsis”与孔子的“发和说”》《“风骨”与“崇高”》等多篇论文。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他继续师从杨明照，以“中西比较诗学”为主题开展博士论文研究，不仅成为四川大学中文系第一个博士生，更是国内“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第一个博士生。

作为曹顺庆博士论文的评审专家之一，著名学者季羡林高度评价：“曹顺庆同志的论文既有宏观的观察，又有微观的探讨。他对中西两方主要的文艺理论流派都能了若指掌，论述起来，有极大的概括性，颇有高屋建瓴之势。他的论文确持之有据，言之成理，有极大的说服力。”

这条“中西比较”的路径，从此贯穿曹顺庆的学术研究。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探索从微观的文论、文学直至宏观的文化、文明等主题，在不断地互鉴中寻求文化自信之根。

积极参与学术前沿活动，建立自身话语权

尽管已经年届七旬，曹顺庆的日程仍然排得很满，除了科研工作和学术活动，他还坚持为本科生、研究生授课，招收、培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艺学、艺术学理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等专业研究生。

曹顺庆认为，即使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博士生，也应该直接阅读古代典籍原著，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打下深厚的古文基础。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带博士研究生起，他总会指导他们以清代阮元校注刻本的影印版为教材，系统学习“十三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要求博士生在课堂上背诵古代经典文论。

他也主张借助英语等语言直接学习西方知识，而非吸收国内学者“反刍”的二手乃至三手信息。给博士生讲西方当代文论时，曹顺庆采用的教材就是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的英文原著《文学理论导论》。

曹顺庆发现，在比较文学学界乃至其他人文学科领域，有两种常见的情形：一些学外语出身的学者和学生，外语很好但不懂中国古代的东西，而中文系出身的人，往往外语又不太好，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很难“对撞”。唯有熟练掌握两门以上语言，兼通古代和现当代文化，才能有效地进行中西文化、文学的比较研究，做出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当代世界学术前沿活动，中国学者也要积极参与，建立自身的话语权。”他表示。

这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应有之道。2021年初，四川大学正式启动“创新2035”五大先导计划，曹顺庆成为其中“文明互鉴与全球治理研究”首席科学家之一，聚焦人类文明多样性、汉语语言文学与世界文明、古文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等话题展开研究。“我们要重写人类文明史，并进一步用文明交流互鉴来推进重写各个学科史，不仅用中文来写，也用英文来写。只有把被遮蔽、被曲解的文明事实纠正过来，人家才会口服心服。”

对

话

整个文明史应该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

中西比较的根本想法是把中国文化说清楚

记者：您1977年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

曹顺庆：我1971年入伍，在贵州省军区文工团当文艺兵，拉小提琴、二胡、京胡，1977年3月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复旦大学。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很有特色，有汉语言文字、文学创作、文学评论三个本科专业，我就被分到了文学评论专业。我们当时的校长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版的翻译者陈望道，后来是数学家苏步青。我们在校的时候，郭绍虞教授、蒋孔阳教授、王运熙教授这些著名学者都还在世，他们和年轻一点的钱钟书先生的助手王水照，还有章培恒等很多老师都给我们上课。

在复旦大学，一方面是这些名师引导，另外一方面学校的条件还不错。我记得那时候图书馆是全天开放的，你只要进去不出来，没有人赶你走。有时候我就带一点干粮，在里面一泡就是一天。我把图书馆里面的世界史、中国史都看了，再进一步到中国哲学史、世界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然后再到文学理论。还有我们中国的典籍，像《论语》《孟子》《老子》《庄子》，那时候当然还是半懂不懂的，不过毕竟看完了。我在复旦大学时间不长，但可以说打下了很好的学术基础。

记者：几十年来，您的学术生涯经历了多次研究主题、范式的转换，从中国古代文论逐渐延展到中西比较诗学、比较文学变异学，以及“失语症”“重写文明史”等话题。这种转换的内在动机和考量是什么？

曹顺庆：其实是学术发展使然。我刚来川大读研的时候，一门心思就想搞中国古代文论，但是我在读《文心雕龙》的时候发现很多问题，跟着杨先生参加会议，听了不少学者发言，也看一些文章，却感到越来越糊涂。

记得我刚入学时，跟杨先生到广州开会，一个老先生在台上发言，讲白居易《与元九书》的现实主义特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有一个香港学者当即反对，说《与元九书》是浪漫主义的。白居易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所以情感才是他的理论根基，这是浪漫主义理论。大家就分成两派吵了起来，最后吃饭的时候都不坐在一块。

当时我就在想，到底是现实主义对，还是浪漫主义对，还是白居易本身就错了？后来我发现，为什么讲不清楚，因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都是从西方来的，当我们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论的时候，那就要出问题。中西方理论各有所长，但是它们的理论范畴、讲话的方式、阐述的方式都不一样。怎么样真正理解中国文论，同时又能跟西方理论结合起来，我意识到这个很重要。所以我给杨先生提出博士论文不单纯写中国文论，而是写中西文论比较，当时西方比较文学界已经把它叫做“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

后来我的博士论文出书，杨先生专门写了个序，他很赞赏鲁迅所说的：“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他说鲁迅都这样强调，那么《文心雕龙》和《诗学》相比较，实际上也是当代学术界应该做出来的。所以在杨先生的包容下，我就走上了中西比较这条路，但根本想法是要把中国文化说清楚。

“失语症”事关我们的文化自信问题

记者：1996年，您发表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一文，成为您最具代表性的学术论著之一，今天“失语症”甚至已经进入了公共讨论。当时写作此文的背景和动机，以及您提出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曹顺庆：开始做中西比较以后，我觉得很多学者的路走错了。错在哪里？我后来发现这是一个学术话语的问题，是西方话语和中国话语“打架”产生的问题。比如我们读“十三经”，有“春秋话语”，说在表述的时候要“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这一套话语跟西方差别很大。

所以当我们用西方话语来讲中国，或者反过来的时候，沟通起来都是有问题的，这就是“失语症”。比方说我们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基本上都是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用内容、形式，用典型形象、典型人物这些概念。李白是浪漫主义，杜甫是现实主义，我们习惯这样讲，但中国古典诗歌，它往往既是写实，又是抒情，既是以情感为根，同时也在描述现实。所以我们的文学史基本上没有讲清楚中国文学的话语，我们的文学史要“重写”。

中国古代文论体系很精彩，本来它就是中国话语，但是这一套话语在今天是不能诉说自己的，不仅不能拿来解释中国文学作品，还不能解释自身。它在当代“死了”，因为大家都不用它，而且还用西方理论来解释它。我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个博士，但这个学科名称本身就是西化的，是literary criticism翻译成中文的结果。中国古代文论有“批”，也有“评”，但是“批评”两个字连用是没有的，所以今天很多人都听不懂。

1994年我从哈佛大学回来，就下定决心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篇文章投给《文艺争鸣》，很快登出来，引起很大的波澜，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当时我想，既然想清楚了这个问题，就要说出来，这事关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事关中国当代学术发展，事关中国文化发展，甚至事关我们的文化自信问题。没有想到过了若干年，这个问题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记者：您从中国文论问题出发提出“失语症”，它的根子在哪儿？“失语症”与您近年来倡导的“重写文明史”有何关联？

曹顺庆：中国古代文论是世界三大文论体系之一，后来学术界却认为中国文学理论没有体系、模糊混乱；认为它虽然有价值，但就像散金碎玉一样，是零碎的、散乱的、直觉的、顿悟的，不是理性分析的，要用就得进行“现代转换”。其实中国文论肯定是有体系的，比如刘勰的《文心雕龙》、李渔的《闲情偶寄》、叶燮的《原诗》，但是它跟西方体系不一样。当我们用西方体系来“切割”它的时候，就把中国文论切割“死了”。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文明互鉴、文明交往的主体性问题，我们丧失了文明的主体性，让西方来言说我们，把西方理论当作“元话语”来“切割”我们的体系。正如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来讲李白、杜甫、白居易，讲不清楚。其实西方理论传进来之前，中国人讲不讲文学？当然讲，讲李白的“飘逸”、杜甫的“沉郁”，讲“意境”，讲“言外之意”“象外之象”。

这是中国话语、中国文化的失落，这种“文化病态”是怎样形成的？一个根子就是文明的问题。从近现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大河改道”的过程，当我们落后、被动挨打的时候，觉得只有打倒传统文化，才可以获得新生。其中，有一些认识难免是片面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讲“重写文明史”？我们读了一大堆西方学者写的文明史，挑出其中170多部仔细看，发现它们长期以来彰显西方文明的高明和东方文明的野蛮，有几部文明史甚至根本没提中国，或者认为中国文明是僵化的，没有进步。

人类历史上明明存在文明互鉴，文明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人类文明进步其实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成果。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重写文明史”，只有厘清历史的真相，我们才知道全人类共同构筑了人类文明进步之路。没有东方文明，西方文明走不到这一步；当然了，西方文明也促成了东方文明走到这一步，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整个文明史应该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而不是说一种文明是优越的，其他文明是野蛮的、落后的。这是一种“文明病态”，这种文明观必须被彻底改变、彻底颠覆。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要以跨文明为基础

记者：您曾经提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这一概念。它因何而生？其学术旨趣是什么？

曹顺庆：西方主要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一个是法国学派提出来的“影响研究”，一个是美国学派提出来的“平行研究”。我为了搞懂这个问题，主编了一本《比较文学学科史》，后来就开始思考中国比较文学应该有的东西。应该说没有比较文学学科之前，并非没有比较，西方人把他们古代的一些东西拿出来比较，我们中国也有。比如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南北文学不同论”，当时北边是鲜卑族，南边是汉族，这就是典型的跨民族的比较。

后来我提出，法国学派、美国学派都认为同一文明的文学才可以比较，都没有解决一个重要问题：不同文明的文学可不可以比较？其实在西方比较文学理论产生之前，中国就有很多人搞这样的比较，比如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现在都算比较文学。这其实是文明使然，我们在不同文明碰撞的时候产生文明危机感，必然要进行优劣比较、异同比较。今天我们进入了全球化的比较文学时代，但是全世界的比较文学是不合格的，因为它没有解决跨文明的问题，所以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应该建立在跨文明的基础上。

跨文明有“同”也有“不同”，“不同”怎么比较？我提出，“不同”是流传中的不同，任何一个文学作品，任何一个文化现象，从一国流传到另外一国，就会产生变异，就会产生差别。英国的莎士比亚和中国的莎士比亚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赵氏孤儿》和西方的《赵氏孤儿》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会变异。我就提出了“比较文学变异学”，作为跨文明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方法，后来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前主席佛克马的建议下用英文写作出版，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被写进了国外的一些比较文学教材、专著。

记者：跟您研究领域的多元性相似，您的不少研究生也具有跨学科背景，在人才培养和学术传承上，您是如何考虑的？

曹顺庆：我觉得只搞一种学问，是不能真正搞好的。我们今天培养人才，需要知识既扎实又广博，尤其现在学科分得越来越细，就很难产生孔子、亚里士多德、达·芬奇这样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所以我主张学问要面面俱到，有广阔的视野，才有真正的创新。我指导的学生，有学外语的，有学古代文学史的，有学现当代文学史的，还有学音乐的，五花八门，我让他们互相学习。这种“多学科”“全面学问”是我的基本思想，我认为作为一个合格的学者，需要方方面面的知识。

学问是世界性的，中华文化不能只是中国人讲，最要紧的是国际传播、国际理解。我们搞学术，其实有现实意义，西方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文化是落后的，或者说“跟西方文化不同的文化也优秀”是要打个问号的。中华文化要让全世界认识到，只有不同文化共同推进，才能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我们要研究全世界在思想融汇、文明互鉴中取得的突破，其中既有西方思想的功劳，也有东方思想的功劳，才会真正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文明“行”，中国文明“也行”，全世界的文明“都行”，如果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人类的文明就是光明的，这是我们人文学者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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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6年到2013年，我都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求学，其间，曹顺庆教授一直担任院长。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徐新建教授则是曹顺庆教授上世纪90年代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不过，对于这位“师祖”的学术研究，我却并不十分了解。因此，这次采访就成了迟到的“补课”。

完成采访，写出稿件，我忽然明白了大学期间的一些事情。比如，为什么川大会开设校级必修课《中华文化》，并由曹顺庆教授主编同名教材；比如，为什么文新学院会有《文化原典导读》课程，一学期精读一部《老子》《世说新语》《维摩诘经》这样的传统经典；比如，为什么我们的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乃至文学理论教材，满篇都是不太容易消化的原典原文；又比如，为什么我们的很多老师，都强调“跨学科”和“兼通”……

我想，原因在于前辈学者的学术实践和研究成果表明，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在此基础上贯通、融通、会通和比较，方有助于我们冲破文化中心主义的藩篱，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看待人类的文化、文明成果，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交流互鉴。

这一点，曹顺庆教授无疑作出了表率：他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也精通西方古代和现当代文论；他的师友中，有杨明照先生这样的传统学问研究大家，也有宇文所安教授、佛克马教授等国际汉学、比较文学名家；甚至上大学前在部队文工团，他也是既拉小提琴，也拉二胡和京胡……

我想，这也是我们谈论文化传承发展、探索文明交流互鉴时，应该具备的一种多元视野。正如川大校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所示，当我们具备了广博和开阔的知识底座，真正的创新才可能从中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