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太子们为何害怕宰相?

唐朝太子们为何害怕宰相?
2024年05月31日 14:00 北京晚报

  ▌洪宇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四月,唐玄宗宠妃武惠妃召唤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三兄弟与驸马薛锈入宫,说宫内有盗贼召他们入宫平贼。三兄弟与驸马薛锈披甲入宫时,却被诬告造反,三兄弟携同党兵已经杀入宫内,玄宗大怒,立刻将他们卸甲抓捕。而后玄宗废黜了已居储君之位二十余年的太子李瑛,同时被废的还有鄂王与光王,之后更是被赐死,在历史上这件事也被称为“三庶之祸”。

  武惠妃这种拙劣的政治把戏历史上比比皆是,玄宗能看不明白?古来废掉皇位继承人都是国家的大事,能看明白把戏的玄宗为何能说废就废?其中又有什么在背后暗暗助力这件事的发生?这不得不提到在这一时期,唐朝中枢政治体制的改变,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唐朝未来的发展走向。

  唐朝在玄宗和肃宗时期,国家中枢政治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常认为是安史之乱的破坏,导致了唐朝中枢政治体制的改变,从积极进取变为弊病丛生。玄宗和肃宗时期也被人们认为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中枢政局是在怎样的国家体制下呈现出来的,它又是如何演变发展的?而当时国家政治体制的改变又反过来对中枢政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疑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任士英教授其著作《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以皇权继承权和辅政权,即太子与宰相之间的权力地位和政治关系变化这一点,探究这一关键时期的中枢变化,将整个国家除皇帝之外最重要的两个政治身份推到台前,剖析为什么太子和宰相如此势如水火。

  太子李瑛被废之前,唐玄宗已经着手压缩太子的地位和权力了。书中依据历史文献进行补充,至少在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之前,没有见到玄宗公开流露出废储的意思。在这之后逐渐能看到史书上有关废储的记载,据《通鉴》卷214“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条:“太子与瑶、琚会于内第,各以母失职有怨望语。驸马都尉杨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过失以告惠妃。……”这已经是最早的记录。但作者根据开元二十五年(737年)颁布的《废皇太子瑛为庶人制》字里行间中,看到玄宗在司马光的记载之前就已经听到人们对皇太子的议论,并召集宰相就废储一事进行讨论。而中书令张九龄坚决反对这个提议,鉴于当时朝廷局势,玄宗虽有废储的想法,但无法实施。

  就在张九龄坚决反对时,同时参会的户部尚书李林甫也察觉到了些什么,至少他可以从玄宗的不悦中得到日后对待太子的标准。玄宗对于太子以及两位皇子的间隙,根儿上来源于对武惠妃的独宠,枕边风吹得玄宗颇为心动,而废储素来不是皇帝的家事而是关系到未来皇位继承的大事,尽管玄宗想但并不能随随便便就做了。摸清这一点的李林甫便学着李勣屡次表达过天子废储乃是皇帝“家事”,表达支持皇帝的做法,玄宗也应该是了解李林甫对于太子的态度。

  正因为难过宰相这一关,所以这个念想才一直深埋心里,直到张九龄被罢相,李林甫上台,转过年来就发生了“三庶之祸”。可见宰相的支持对于玄宗非常重要,或者说对合法的程序非常重要。

  唐朝建立后确立了以三省制为主体的宰相制度,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在国家中枢的运作中,三省互有分工,既合作又互相制约。本来中书令只是三省中中书省的长官,其权力和职责在制度中没有突出之处。但实际运作中,中书令逐渐获得权重,权力的叠加以及皇帝对制度的破坏,使得中书令和中书省逐渐成为宰相中最为权重的存在。

  作者系统地在书中介绍了中书令是如何变成唐朝朝堂上权势最盛的职位,早在唐高宗时期,给宰相加衔的普遍化就使得宰相群体的组成突破了三省主官的范围,诸如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类的职衔在名分上已经突出了中书省的地位。而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政事堂迁往中书省,这使得中书令地位的提高成了必然结果。后来,政事堂更名为“中书门下”,更是彻底改变了三省制的中枢体制,中书门下由中书令居首席宰辅,而三省分职改为中书门下直接与皇帝议事,由此中书令成为这一时期除皇帝之外最有权势的人。

  玄宗时期是唐朝最为鼎盛的时期,早期玄宗与宰相之间密切合作开创了开元盛世。而后皇帝逐渐将一般事务托付给中书令,他则从国家事务中脱身享受皇帝生活。这使得中书令的影响力和处理事务中的作用空前扩大,所以当张九龄坚持反对废储时,玄宗只能选择尊重,并采取克制的态度。当中书令的权力越来越重时,皇帝需要使中书令与皇权意志保持一致,毕竟权力与义务是相等的。张九龄的表现不符合玄宗的意志时,他便要通过换人来解决这一问题。

  唐玄宗通过换人来重申中书令的服从性,对宰相班子的调整,让李林甫这样的人上来,是玄宗心中所需求的。在调整宰相班子之后,玄宗就顺利废储了。而李林甫根据自己的揣摩,也悟出了皇帝对于继任者的戒备与不信任,宰相与太子的关系由之前的拥戴和保护变为了倾轧与打击,从李林甫到杨国忠,从李瑛到李亨,宰相与太子始终剑拔弩张,最后才会有马嵬驿那场兵变。

  作者也解释了,对于皇帝释放出来的有限权力,太子政治地位的下降,宰相政治地位的上升,两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因为脱胎于皇权的继任权和辅佐权,都相挤在一个权力赛道中。宰相、太子互相攻击,皇帝来做最终裁决人。皇帝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宰相与太子互帮互助共同进退。

  书中在政治制度的大题材下,选择了宰相与太子之间的政治配置与势力变化,深入考释了玄宗朝宰相与太子相争的真相,犀利揭示出大唐国势由盛转衰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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