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余华

傅小平

1993年底,余华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了《活着》,他那时大概不会想到这部不到十二万字的小长篇,会被看成是他创作水准的标杆,以至于他于2021年初出版《文城》,不少读者也是惊呼,写《活着》的那个余华又回来了。言下之意,这次“回来”的不是写《兄弟》和《第七天》的那个余华。《文城》也确实如评论家潘凯雄所说,与余华早年创作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在叙事风格上更具一致性。余华谈到写这部小说的初衷,他确实是想写《活着》以前的故事。他们这一代作家有挥之不去的抱负,总是想写一百年的,哪怕不是在一部作品写完,也要分成几部作品写完。所以在1998年或者1999年,眼看着二十世纪快要过去了,他就想着从《活着》故事开始的年代往回写,因为《活着》是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结果他写了20多万字以后,感觉到往下写越来越困难,就马上停了下来。他在《兄弟》出版以后重新写,《第七天》出版以后又重新写,一直到2020年,他才把这部小说最后写完,所以确实是写了很长时间。

余华在《文城》上又一次践行了他在《活着》中文版序言中所说的:“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其实不管对《文城》是赞许还是批评,读者大都认为它讲了一个好故事。先搁置好故事是否就是好小说不谈,我们有必要先问问怎样才算文学意义上的好故事。在这一点上,我赞同潘凯雄说的,一般意义上的“好故事”,不能简单等同于小说层面上的“好故事”。前者更多地诉之以“讲”,热热闹闹地讲,后者要义更在于“写”,它要求作家有扎实的文字功底。体现在《文城》里,余华的语言是颇具诗性和张力的,但诗性在很多作家笔下往往会导致模糊,余华却让它走向了准确。而张力会让阅读的弦绷得太紧,余华却用幽默让这种紧绷舒缓了下来,并有了弹性。所以说,余华至少是用好的语言讲了好的故事。而故事的好,也不只是在于它跌宕起伏、悬念丛生,恰恰在于它同时让我觉得明白如画。以我看,写一个百年前的故事——那时的时代环境、风物人情都与现在相去甚远,远到足以让人生出隔世之感——能写得明白,就像裁剪一件饶有古韵的衣裳,让人穿着熨帖自然,是需要作家下功夫的。

余华一般只有真正心里有底了,才会把小说拿出来出版。他坦言他会为自己的作品拉出一条平均值,感到一部作品能达到之前小说的平均值了,他才愿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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