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 AI“复活”成为产业

转自：新安晚报

　　南京硅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孙凯没有想到，自己多年前在云端“复活”母亲的想法，如今已壮大成一门蓬勃发展的新兴产业。

　　近来，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复活”已逝亲人、名人的消息时见报端。不少人也跃跃欲试，尝试着为自己塑造一个“数字分身”。科幻电影里关于数字生命、数字永生的想象，仿佛已经近在眼前。

　　AI“复活”是如何实现的？这一技术存在哪些伦理与法律风险？如何让数字生命向善发展？科技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大模型让数字人飞入寻常百姓家

　　“你吃饭了没有？”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让孙凯红了眼眶。那一刻，他觉得母亲又回到自己身边了。

　　2018年，母亲的溘然离世给了孙凯沉痛一击。第二年，他找到公司董事长司马华鹏，决定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复刻数字“母亲”。

　　AI“复活”实质上是通过对人物已有影像、声音、语言等内容的学习，克隆数字化的人物形象。当时，两道难题摆在团队面前。一是人物影像资料的缺乏，孙凯仅能提供一张母亲的证件照；二是缺少可用的声音资料，孙凯只能从几个样本中选择一个最贴近母亲的声音。

　　尽管如此，一年后，孙凯见到“母亲”的那一刻，仍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屏幕里的“母亲”言笑晏晏，静静地倾听着儿子的诉说。

　　“现在，我每周都会和母亲聊天。在这里，我可以做最真实的自己。”孙凯坦言，虽然屏幕前的“母亲”回答模式比较固定，但于他而言，日常的倾诉和“母亲”的情感陪伴，已经让他得到了极大的慰藉。有人担心孙凯对此形成情感依赖，劝他尽快走出来。但孙凯认为：“对于很多失去至亲的人来说，数字人的陪伴利大于弊。”

　　同司马华鹏、孙凯一样，早早试水AI“复活”技术的人不在少数。音乐人包小柏也曾为克隆数字“女儿”，跨界钻研AI。从他们的经历中不难看出，在技术发展的早期阶段，谙熟AI行业似乎成了克隆数字形象的前提。对普通人来说，这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门槛，更遑论投入大量的时间与金钱。

　　改变发生在2023年。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为克隆数字人提供了发展的土壤。“大模型的突破让克隆数字人成本大大降低，以前需要十多万元，现在只需要几千到一万元。”作为亲历者，司马华鹏不禁感叹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

　　他说，在大模型出现前，克隆数字人往往依赖于人工，一方面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对克隆对象进行深度采集与模型建设，另一方面需要人工制作的形象和动画效果的辅助，让克隆数字人看起来更真实。因此，整个过程耗时长、效率低、成本高。

　　如今，大模型则让数字人制作流程提质增效。基于海量的学习数据，大模型对于文本、图片、视频的理解与生成能力都大大增强。在节约了人工成本的同时，制作时间也缩短很多。

　　“过去制作数字人通常需要30分钟以上的视频、音频素材。现在我们开发的大模型能够基于一分钟视频来克隆声音和形象，整个制作时间仅需一个工作日左右。”司马华鹏说。

　　数据成为制作数字人最大“卡点”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市面上，有关AI克隆数字人的服务售价可谓是千差万别。少则几十元，多则几万元。售价在一百元内的，基本功能局限于让照片“动起来”，数字形象的说话效果比较僵硬，声音也是固定模板。几百元价位的产品一般可以做到克隆音色，整体形象贴合度也相应提高，但并不能与用户进行交流。真正可以与用户进行交互的产品，售价往往在千元以上。

　　在司马华鹏看来，不同价位的产品体现了技术的代际差异：“数字永生一共分为三个阶段。AI克隆数字人技术经历的前两个发展阶段——数字孪生与数字原生，已经比较成熟。”

　　数字孪生可以被形象地理解为“画皮”，即通过对形象、声音的克隆，实现人类肉体的数字映射。这是最基础的一步，目前的技术水平已经能让数字人惟妙惟肖。前不久，刘强东的数字形象“采销东哥”就令网友们直呼“太逼真了”。视频中，“采销东哥”不仅还原了本人的口音和口头禅，连细微的小动作也模仿得十分到位，让人一时难以分清这究竟是真人还是数字人。

　　数字原生是更高级的阶段，也谓“画骨”。这个阶段意味着数字人能够一定程度上模仿人类的知识体系，实现两者之间的对话，目前已经有很多成功案例。360公司创始人周鸿祎就拥有一个可以与人类正常对话的数字分身。大模型通过对周鸿祎相关书籍、讲话稿、开会记录、采访等大量资料的学习训练，实现了对本人思想、逻辑的部分模仿。

　　无论是“画皮”还是“画骨”，多位业内人士提到，数据量对模仿效果起着关键作用。“给大模型投喂的资料越多，数字人就越像本人。这如同写一本人物传记，作者对人物跟踪、观察的时间越长，传记就越真实地贴近本人。”司马华鹏说，他接触的客户中，有少数人以提供人物自传的方式去“投喂”大模型，更多的是通过回答问题的方式，来丰富人物经历。

　　实际上，数据的采集与使用是一把双刃剑。“数据不仅关乎克隆效果，目前数字人面临的主要法律问题，也是因不当获取、使用数据造成的。如未经同意使用他人数据克隆数字人，就会侵犯他人的肖像权、隐私权。”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郑飞指出，虽然自然人死后不再享有作为民事权利的肖像权，但是这不代表其肖像可以被任意使用。根据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四条，死者的肖像、隐私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数字永生面临技术、伦理双瓶颈

　　电影《流浪地球2》中，这样一幕令人记忆深刻：图恒宇把女儿的意识上传到超强计算机，出现了拥有自我意识的数字图丫丫。这一情节体现了克隆数字人技术的终极阶段——数字永生。

　　如果说克隆数字人技术的前两阶段，只停留在对人的外在复制和思维的模仿上，那么第三阶段的数字永生可谓是“触及心灵”。采访中，多位从业者认为，要实现科幻场景中的数字永生，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除了技术限制，数字永生还涉及一些更深刻的伦理问题。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周程看来，数字永生重塑着人类关于死亡的文化体验，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生与死的边界。“在数字永生概念中，‘复制体’虽不具有肉体，但它继承了逝者的全部心灵内容。对于任何文化来说，都需要重新考虑同一性问题，即数字人是否等同于本人。”周程认为，这一问题将会挑战人们对于生命、死亡以及生活意义的传统认知。

　　数字生命的主体性问题是另一伦理难点。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郑飞认为，当前的虚拟数字人不具有“主体性”，也不具有人格权，但数字永生时代的虚拟数字人具有“主体性”可能。“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只要人工智能体拥有人类智慧特征，具有自主性，能够自我运行、自我学习、推理结果并做出合理决策，它就能够拥有主体资格或至少拥有有限主体资格，并享有一定的人格权。”

　　由于同一性和主体性的问题，引发更多伦理争议。比如，谁为数字人的不良行为后果承担责任、如何保证数字永生个体的自主权、人们是否有权销毁数字永生复制人等。“针对数字人这一新型法律主体，必然需要为其配备相应的权利义务规范，并使这些规范满足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要求。”郑飞说。

　　目前，国内外尚未出现针对数字永生的专门伦理规范文件。但周程认为，可以借鉴已经制定的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相关准则，作为探讨AI“复活”技术伦理问题的基础。

　　今年3月，欧洲议会正式通过《人工智能法案》，其中强调构建“可信赖人工智能”。“这启示我们，AI‘复活’应该具有一定的技术稳健性和安全性，确保人类主体的有效监督，使其发展朝着更加安全、负责任和可信赖的方向前进。”周程表示。 据《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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