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国际化是我国金融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

数字金融是当下重要的新质生产力，其国际化进程有助于促进实现高质量的数字经济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因此，有必要加强数字金融市场的开放水平、加强国际合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完善数字金融国际化人才培养机制，来推动数字金融国际化发展。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做好数字金融在内的五篇大文章，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随着2024年全国两会释放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信号，推进数字金融国际化，成为金融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

驱动机制

　　数字金融企业出海的动机为获取超额利润，而利润由供给与需求的比较优势决定。因此，数字金融国际化主要是海外的供需红利和我国的供需结构来驱动。

　　（一）从海外的供需红利来说，消费需求和供给成本优势仍将持续。首先，海外消费需求具备比较优势。在发达经济体中，欧盟、美国等国家或地区的居民消费能力和物价接受能力，在一段时期内将略高于我国。根据Wind关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数据来看，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现价标准，1995年，美国、欧盟的人均GDP与日本的比值为1.2和0.8，均低于2022年美国、欧盟人均GDP与我国的比值3.6与2.6。这说明，1995年日本相对于欧美的消费能力差距，低于2022年我国相对于欧美的消费能力差距，海外消费能力将保持较大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近年来，在新冠肺炎疫情、地缘争端等外部因素的推动下，欧美物价（核心CPI）增速超过5%，高峰时超过10%。物价的过快抬升，对消费抗压造成了“弹簧效应”，下压得越深，反弹得越高。

　　其次，海外供给成本初显优势。在劳动力成本端，东盟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根据Wind数据显示，2023年，东盟0至30岁年龄人口分布高于我国近3个百分点，并且，月收入最高的东盟国家马来西亚，近10年维持在800美元/月，低于我国月收入1600美元/月。从人口数量和月工资收入两个角度可以看出，东盟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具备一定的比较优势。

　　（二）从我国的供需结构来说，需求不足与产能过剩仍在优化。第一，要改善有效需求。受到人口结构、房地产周期和疫情疤痕效应等因素影响，我国经济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战。从国民经济构成来看，社会总需求包含国内需求和外部需求两部分，国内需求为私人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政府购买需求，外部需求主要是净出口需求。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既有国内需求不振的原因，也有外部需求不景气的原因。

　　第二，要出清过剩产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抓住发达经济体进行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深度布局国际大循环，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然而，在中低端产业的投资惯性，致使部分行业出现了重复建设、过度竞争和产能过剩等问题，影响了投资需求的提升，因此亟须对过剩产能进行消化和出清。

　　数字金融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行业，与实体产业景气度强相关。并且，数字金融企业的数字化程度高，在跨境金融和落地服务当地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未来有望在海外市场创造较大的增长机遇。

实践基础

　　（一）跨境支付出海优势突出。跨境支付的应用场景丰富，支持跨境支付规模快速增长。以第三方支付为例，根据易观咨询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第三方跨境支付市场交易规模达到1.1万亿元，2017年到2021年复合增长率（CAGR）约为27%。相比银行电汇、国际信用卡和专业汇款公司等传统跨境支付方式，第三方跨境支付具备支付费率低、周期短和手续便利的优势。

　　第一，费率较低。早期的传统跨境支付和第三方跨境支付机构中，比如维萨（VISA）、万事达（Master）等，初期收款环节费率高达2%至5%。2015年中国跨境支付公司崛起，通过领先的支付技术优势和专业的渠道网络，带动行业整体费率下降到1%，甚至降到“零费率”。

　　第二，周期更短。传统的跨境支付方式，需要按照汇款人指令，用电报或电传方式将款项汇入国外银行，由汇入行以邮件或电话方式，通知收款人来提取款项，整个周期需要3至5天时间。对比而言，随着第五代通信技术（5G）、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跨境电商、出国留学、跨境旅游等小额高频消费场景开始兴起，现在消费者对周期的需求和标准逐步提高到T+0，传统跨境支付工具已无法更好满足其需求，第三方支付平台服务海量用户和商户，用户使用跨境支付服务效率更高，服务链条更短，可做到T+0短周期跨境支付和转账。

　　第三，手续便利。按照业务流程次序，跨境支付包含收单、收款和结售汇3个业务流程，即买家付款到支付网关、支付网关资金分发给卖家和银行机构兑换货币。对比传统的跨境支付机构，第三方跨境支付平台在收单、收款流程有一定手续便利的优势，买卖双方通过支付宝、银联、贝宝（PayPal）等平台极速验证、快捷收付款，在很大程度上，可做到无感和秒级支付。

　　（二）中资银行协同“一带一路”制造业出海。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资银行机构的跨境信贷业务实现了在中国香港、美国、东京等国际金融中心和亚太地区等成熟金融市场的布局。2018年，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中资银行机构（国有大行、股份行和区域性银行）的跨境信贷业务重心开始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转移，为出海制造业企业提供数字供应链金融和银团贷款等多样化跨境金融服务，助力我国企业向跨国集团型方向发展，融入全球产业链，为稳外贸、稳外资保驾护航。

　　第一，国有大行起步早，跨境金融服务网络发达。国有大行较早布局国际化信贷业务，海外业务种类全，规模较大。根据中国银行2022年半年报显示，中国银行与42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项目超过700个，为共建国家或地区累计投放授信2120亿美元左右，相对2018年，同比增长89.2%。

　　第二，股份行差异化发展，海外骨干网络逐步建设。12家股份行中，均以香港为中心，向海外拓展业务。招商银行官网显示，针对跨境企业合作伙伴多元化、内控管理平台化、跨境资本便利化等多样化需求，招商银行把握企业数字化经营高速发展的机遇，推出“跨境E招通”服务体系，涵盖“跨境E招汇、跨境E招兑、跨境E招融、跨境E招赢”四大子品牌，以满足企业在跨境结算、汇率避险、贸易融资、跨境资本市场全生命周期、全场景的需求，助力企业跨境业务发展。

　　第三，区域性银行立足本地，探索自身特色跨境金融服务。根据北京银行城市副中心分行发布的《“自贸汇通、跨境E融”北京自贸区跨境电商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显示，北京银行将创新性地为北京自贸区跨境电商产业，提供配套的金融服务。

　　综合分析，我国的数字支付、数字信贷等金融企业出海，在当前阶段，呈现出全球布局、服务实体的新特征，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稳外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模式创新

　　（一）在场景应用方面，需重点布局线下支付场景，同时兼顾线上支付场景的培育。基于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习俗有所差异，用户对线上支付的体验方式，接受度差异明显。以欧美为例，得益于线下零售和信用体系的多年发展，消费者习惯于使用信用卡在线下进行购物和服务消费，线下电子商务使用频率较低。主要是因为欧美人口密度小和人力成本高，导致电子商务物流和仓储环节成本较高，线上支付场景较少，消费者仍习惯于通过银行借记卡进行网关支付。因此，我国数字支付企业在开展国际化业务时，应重点布局线下生活、生产场景，同时兼顾线上支付市场的培育。在不久的将来，随着NFC（近场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线上购物和娱乐场景的丰富普及，条码、刷掌、预付卡等新兴移动支付将会在更多国家涌现流行。

　　（二）在业务合规方面，需重点建设国内支付业务合规体系，同时兼顾设计国外支付功能监管的合规策略。我国侧重于支付业务监管，欧美等国外诸多国家侧重功能监管。在不同的传统金融监管制度背景下，我国与国外诸多国家的支付监管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在监管定位层面，我国将支付机构分为银行支付与非银支付机构，在收款人和付款人之间提供货币资金的转移服务。国外将支付机构定位为货币转移服务商，可从事货币转移、软硬件销售和网络支付服务。在牌照管理层面，我国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放牌照，牌照范围分为全国性和区域性两种，目前，第三方支付牌照审批已暂停。国外由各个州政府或区域政府，发放货币转移服务商牌照。在业务合规层面，我国支付机构备付金集中交存，按年化0.35%计息收益，中国银联与中国网联介入备付金的划转审核。禁止互联网的支付机构与银行机构进行直连，须通过银联和网联进行业务与数据连接，支付交易金额在银行支付和非银支付机构，分别按笔、日、月进行限额。比如中国银行按笔、日和月限额，分别是5万、20万和62万元。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按日限额，分别为20万元和2万元，支付宝境外付款限额为1万美元。支付机构开展证券、信贷融资、保险等金融业务之前，须向有关部门申请相关业务牌照。欧美等国对支付机构的监管为功能监管模式，着重关注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以美国为例，联邦与州政府金融服务局等监管单位，重视消费者隐私保护，要求支付机构公示对消费者的隐私保护规则，允许消费者根据信息类型选择个人信息的分享范围。用户的资金允许支付机构帮助其投资，但有额度与投资范围等限制。同时，在反洗钱和反欺诈合规领域，要求支付机构对客户身份识别并保留交易记录，列示消费者权利与义务的条例。在费率限制层面，我国互联网支付的业务费率未有明确法律规定，一般在0.6%至1%左右，银行卡收单的业务费率，对发卡行、银联网联服务费用的费率有所规定，但收单机构的业务费率可根据市场情况自行定价。国外对借记卡的业务费率有所规定，总资产在100亿美元以上的发卡行，借记卡费率不超过0.05%+0.21美元/笔。对信用卡和互联网支付的业务费率，并无明确规定。

　　（三）在盈利策略层面，需重点挖掘国内支付业务横向扩张空间，同时兼顾拓展国际纵向合作空间。首先，支付机构既参与交易、收单、清算和结算等基础业务，又发起货币汇兑、网络贷款、投资理财、商户管理和信用分析等增值服务。举例来说，用户通过条码支付、NFC支付、零钱账户、货币基金、互联网贷款、信用报告、商户经营数据分析等支付平台产品，支付宝、PayPal等账户侧服务商，可获得备付金利息、信贷业务费用和商户经营分析等基础服务与增值服务收入，拉卡拉、Square等收单侧服务商，可获得收单手续费、提现手续费、商户经营管理等基础服务与增值服务收入，中国银联、网联、维萨（VISA）、万事达（Mastercard）、运通等清算组织获得清算手续收入，中国工商银行、花旗、大华、德意志等商业银行获得结算手续费、信贷利息等金融增值服务收入。其次，向支付产业链的企业端和消费端衍生金融增值服务。相对于我国0.6%至1%的手续费而言，欧美、东南亚等国家支付基础服务收入较高，手续费约为1.7%至1.9%。由此，在支付业务国际化的进程中，应立足于支付基础服务，扩大自身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力为核心，以纵向合作深入的方式，衍生金融增值服务，为消费者和企业打造一个协同线上+线下的综合商业生态系统。

发展建议

　　（一）加强数字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促进金融企业的跨境数字支付、数字信贷等业务的发展，拓宽数字金融业务范围和市场准入条件。降低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和条件，优化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营商环境，这不仅有助于增加市场竞争力，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和质量，也有利于提高我国数字金融企业海外展业的便利程度与优惠力度，推动国际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发展。

　　（二）加强国际数字金融合作，参与全球数字金融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标准制定，提高数字金融市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推动多边数字金融企业合作，加强对全球数字经济的实地调研，为国际数字经济和金融政策的制定提供联席协调机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合作，拓展“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或地区的数字金融业务，支持“一带一路”的建设和发展。

　　（三）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扩大人民币国际支付结算范围，提高人民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积极推进人民币与国际主要货币的双边或多边互换协议签订，扩大人民币的货币使用范围。通过数字金融创新，建立完善的人民币跨境支付和清算体系，推动人民币的数字化和信用度，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力。

　　（四）完善数字金融国际化人才培养机制，注重金融教育的国际性、前沿性和实践性，加强金融人才队伍建设。鼓励数字金融人才跨领域跨行业发展，增强数字金融人才的综合素质，推动数字金融人才的国际化发展，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来华学习和工作，反哺本土人才的国际化水平与素质，进一步推动数字金融的国际化创新发展。

　　综上而言，数字金融的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也是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加强和深化。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开放是重中之重。因此，推进数字金融国际化进程，将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力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和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参考文献：

　　① 诸竹君，袁逸铭，许明等.数字金融、路径突破与制造业高质量创新——兼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创新驱动路径[J/OL].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17[2024-03-12].https://doi.org/10.13653/j.cnki.jqte.20240226.007.

　　② 刘宇.数字金融对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影响研究[J/OL].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0[2024-03-12].https://doi.org/10.13727/j.cnki.53-1191/c.20240305.004.

　　③ 王文进，葛鹏.产业数字金融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作用机理及其发展路径[J].世界经济研究，2024,(02):93-104+137.DOI:10.13516/j.cnki.wes.2024.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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