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为何葬在扬州？|隋炀帝_新浪财经

　　▌东郡公

　　今年年初，江苏扬州隋炀帝陵遗址公园正式开放。古代皇帝陵墓均在当朝京师附近，如陕西西安附近的汉唐帝陵，河南洛阳邙山的魏晋帝陵，河南郑州的北宋帝陵，北京及周边的明清帝陵等。可隋炀帝却特立独行，陵墓所在之地与隋都长安相距甚远，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异象呢？

　　扬州博物馆展出的萧后冠仿制件（正面）新华社发

　　隋炀帝像

　　心态之崩逃离中原

　　隋炀帝践极之初，颇有壮志雄心，定年号为大业，极欲有所作为。他在位期间北收突厥，西灭吐谷浑，东击高句丽，用兵规模远超乃父隋文帝平陈时的兵力，尤其是第一次东征高句丽之役，发动兵员一百一十三万余人。《隋书·炀帝纪》评之曰：“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其实何止近古没有，放眼中国古代史，历代王朝用兵，在单次战争、相对不大的战役空间，几乎没有这么大的规模。直到近现代交通运输和指挥通信条件高度发达，才具备组织上百万人以上部队的能力。

　　隋炀帝的雄心有相当的基础。他下令开凿疏浚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使关中、洛阳政治中心与江南财富之地联系得更紧密；他重修长城，兴建宫室，建造宏伟壮丽的东都洛阳；他亲自巡幸河西、青海，设置鄯善、且末、河源、西海四郡以通西域，接受西域二十七国之朝贺，享受了隋文帝不曾享过的尊荣，履涉了隋文帝远未到过的极西之地。

　　隋炀帝心态之变，转折点在大业九年（613）的杨玄感之乱。是年，隋炀帝发动了第二次东征高句丽之战，在黎阳负责东征总后勤供应的礼部尚书杨玄感发动叛乱，举兵打到东都洛阳。隋炀帝闻讯大惊，恐惧地说：“此儿聪明，得无为患？”并立即停止进攻高句丽，返师东都镇压叛乱。从来不知道畏惧为何物的隋炀帝，也开始有怕的人和事了，而且自此之后，害怕和担心越来越多。

　　杨玄感之乱从规模上看，远逊于后来的农民大起义，其破坏力很有限，为何能让隋炀帝心态发生这么大变化呢？或是因其触发了隋炀帝对帝国力量边界的清醒认知。东征高句丽是隋炀帝大业的巅峰之业、核心之业，背靠的是隋朝全部国力。第一次东征失利，有过度骄傲、指挥笨拙等问题，第二次东征吸取教训，从庙算到一线指挥都没有犯错，却在攻打辽东城即将得手的关键时刻发生内乱，似乎冥冥中昭示着，隋朝国力止步于此。当时北方水旱灾害频仍，民力几乎耗尽，置身这一大背景，杨玄感之乱是诱发东征失败必然趋势中的偶然事件，叛军围攻东都洛阳时，朝中高官子弟在洛者投附叛军者多达四十余家。可见即便不是杨玄感出来造反，也会有张玄感、王玄感出现。这是国力已衰的强烈信号，所谓大业，经此一役，蒙上了阴影。

　　心结之系避祸旧藩

　　隋炀帝平定叛乱后，抱着赌一把的心态准备三征高句丽，但明显底气不足，在得到高句丽方面满是敷衍的乞降书后，便自我宣布胜利，彻底叫停了战争。一旦认清现实，隋炀帝的雄心就再也回不来了。大业十一年（615），炀帝被突厥围困于雁门关，城守仍有余力，他却吓得乱了方寸，竟想不管不顾地率轻骑逃亡，遭随驾群臣强烈谏阻才罢。他缩在深宫之中，抱着年仅九岁的幼子杨杲哭泣不止，眼睛红肿，尽失天子仪范。这位大业雄主，已露出下世的光景了。

　　《资治通鉴》载，隋炀帝夜里睡觉时经常发生惊悸，怎么也睡不着，要好几个妃子抱着摇晃才能入睡，可见其恐惧之态。雁门之围后，炀帝没有返回长安，在东都待了几个月后，在佞臣宇文述劝说之下，决定开启人生第三次驾幸江都（今扬州）之旅。

　　隋炀帝从洛阳出发，沿黄河和大运河水道来到江都，随行人员阵容相当豪华，其近幸之臣、三省主要负责人，宗室、后宫大部分人员，炀帝亲手打造的精锐军队骁果军和扈卫府兵部队，共约十余万人。这股浩浩荡荡的大队伍中绝大部分人，再也没有返回关中故乡。这意味着隋炀帝三幸江都绝非一般游乐巡幸，而是把帝国政治中心都搬到了江都，长安和洛阳只有代王杨侑、越王杨侗两个年幼的皇孙留守，无论军事力量还是政治班底都远远无法与江都比拟，此举迹近迁都，只是没有公开诏告天下罢了。

　　说来甚是吊诡，作为堂堂大隋天子，炀帝在位近十四年，但在京师长安只停留过不到八个月时间，分别是仁寿四年（604）七月至十一月，大业三年（607）三月至四月，大业五年（609）二月至三月、九月至十一月。其他时间，炀帝一直在四方巡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前后三次巡幸江都，时间加起来达到三年之久。

　　古来天子所居不可轻动，除非遇到极其严重的军事危机才会迁都。唐代开国功臣温大雅分析天下之势时说：“今日銮舆南幸，恐同永嘉之势”，把炀帝南巡类比东晋南渡。

　　危急关头，炀帝为什么要选择江都呢？大概与他早年政治经历有关。隋炀帝杨广年轻时，隋文帝在全国设置了几个大行台，以诸皇子出任行台尚书令掌管一个战略方向的军政大权，杨广出任淮南道行台尚书令，重点准备灭陈军事。589年，杨广挂名灭陈总帅，所率东路大军渡江取建康，活捉陈后主，立下不世之功。次年，因南陈故地发生变乱，杨广再度从并州转任扬州总管，指挥平乱战争，从此坐镇南陈十年之久。

　　隋朝平陈后拆毁六朝以来江东传统政治中心建康城（今南京），扬州江都城成为江东新的政治中心，杨广在那里倾心交纳江南士人。他的妻子萧氏是南朝梁武帝的五世孙女，萧氏旧臣因此备受杨广重用，杨广借助部分萧氏旧臣与南方士人的政治旧谊，在江南大力网罗能人奇士，颇有一批江南大族通过这条路子进入杨广幕府。炀帝朝有五名最重要的大臣，素有“五贵”之称，宇文述、苏威、裴矩是北方人，虞世基和裴蕴两人就是杨广在江都延揽而来。大书法家、唐朝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虞世南，即虞世基之弟，也是在这一时期进入杨广幕府。

　　杨广坐镇江都的十年，是他二十一岁至三十岁的阶段，这是他人生观、政治观的形成和巩固期，是他打造个人政治班底的核心期，也是他文学风格的形成期，他甚至还在这十年中主动学习吴地方言，能说一口流利的江东话，从里到外都注入浓郁的江南特质。江都对隋炀帝的意义，虽说不是老巢，却有着和老巢高度相近的政治功能和感情功能。在时事艰危、人生困顿之际，隋炀帝本能地选择了江都作为暂时避难之地。

　　心死之地永居江都

　　到江都之初，炀帝似乎还有一点心气，听说瓦岗军围攻东都洛阳，便派王世充率兵北上救援。但形势很快恶化，洛阳大军并没有重现当年消灭杨玄感的胜利。相反，各地举兵者愈来愈多，晋阳李渊、瓦岗李密、山东孟海公、河北窦建德、马邑刘武周等等，烽火遍及北方大部，江淮与长安洛阳的联系彻底断绝，炀帝最后一丝希望也彻底断绝了。

　　屡经丧败打击，炀帝对于大局无计可施，唯一能做的，只是用享乐来麻醉痛苦的神经。他在江都广采江南美女，肆意搜求民间珍玩，终日在宫中流连酒色，再无心过问政事。他时常不戴冠不穿常服，像民间野夫一样，草草裹一个幅巾、穿着短衣，手执一根木杖步行，在诸台阁楼馆游览，与后世的田园诗人倒是有些相似。他每每出去游玩，不到天黑绝不回去，仿佛这江山美景就要从他手中失去一样。他用纯熟的吴地方言对萧皇后说，“外间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皇后”。长城公即亡国后陈叔宝的封号，沈皇后系陈叔宝之妻。这番自比，居然已经自视为亡国奴了，萧皇后听了悲从中来。炀帝又照着镜子摸着头说:“好头颈，谁当斫之！”萧皇后惊得简直不知该说什么。

　　某一日，炀帝梦中听见两人作歌曰：“住亦死，去亦死，未若乘船渡江水。”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大概是感于北方大乱，炀帝身在江都仍觉不保险，便有了过江居于丹阳的想法。然而在向群臣征求意见时，遭到众人强烈反对。南来群臣并非末世无能之辈，都知道越往南越没有出息。另外，军队的反对也是重要原因。隋朝当时实行的是府兵制，扈从天子的府兵大多是关中子弟，他们的家人田产全在北方，此刻北方大乱，无不急欲归去，天子不光久居不返，还要再往南去，府兵们都不干了。虽然在裴矩提议下，炀帝允许府兵、骁果军就地在江都娶妻成家，暂时缓和了矛盾，但北返的根本问题不解决，人心就一直在骚动。

　　大业十三年（617）十二月，已经夺取关中的李渊集团扶立代王杨侑为帝，遥尊炀帝为太上皇，王世充在洛阳也窃取了东都大权，越王杨侗无力制之。消息传到江都，引发了连绵不绝的逃亡潮。炀帝百般弹压不住，骚动终于形成怒潮，大业十四年三月（618），炀帝亲自委任的禁卫骁果军长官司马德戡倒戈一击，联合宇文化及发动兵变，将炀帝及其次子齐王杨暕、幼子赵王杨杲、孙子杨倓等全部处死，隋炀帝终年五十岁。

　　隋炀帝死后，萧皇后和宫人们匆忙用几块木板钉了口棺材，将其埋葬于江都宫西院流珠堂下。后来唐朝平定杜伏威、辅公祏起义，收取江南，将隋炀帝尸骸起出，以天子之礼重新将其安葬于扬州雷塘。又过了二十九年，几经磨难的萧皇后寿终正寝，唐太宗下令将她与炀帝合葬。可怜大业煌煌，雄心万丈，到死落得埋骨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