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辽宁省分行行长付喜国：建议优化已故存款人存款提取制度，合理界定银行审查义务和责任边界|央行_新浪财经

专题：金融视角·聚焦2024年两会

　　原标题：每经专访全国人大代表、央行辽宁省分行行长付喜国：建议优化已故存款人存款提取制度，合理界定银行审查义务和责任边界

　　每经记者肖世清每经编辑马子卿

　　3月4日，在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付喜国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今年全国两会，他带去了多份议案，分别是关于优化已故存款人存款提取制度、在《金融稳定法》中完善存款保险制度等方面的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付喜国图片来源：受访者

　　近年来，不少用户反映在银行遇到过取现难、取现额度下调等问题。其中，已故存款人存款提取问题，更是让银行频频登上热搜且广受诟病。付喜国向记者表示：“从银行角度看，银行审查义务过重且缺乏清晰界定。问题症结在于银行承担的审查义务与其能力定位不相匹配，而社会公众因程序繁琐、材料难以开具等认为银行推诿不担当，产生对立情绪。”

　　对此，他建议，区分不同情形，逐步解决已故存款人存款提取困境。如条件成熟时，取消免公证、免诉讼提取限额等；建议推进各方共识，合理界定银行审查义务和责任边界。如明确银行的审查义务边界，统一审查标准等。

　　记者注意到，付喜国颇为关注金融法的完善，去年全国两会期间，他在一份提案中建议，为更好守住老百姓(18.510, -0.64, -3.34%)的“钱袋子”，要以金融稳定法为契机，“多法联动”完善存款保险制度。本次采访中，他再次提出，建议在《金融稳定法》中强化存款保险机构专业化、常态化处置职能，赋予其必要的处置措施；强化存款保险早期纠正职责，建立具有硬约束的早期纠正制度等。

　　优化已故存款人存款提取制度建议合理界定银行审查义务和责任边界

　　2021年，原银保监会、人民银行共同印发了《关于简化提取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相关事宜的通知》，部分取消了小额存款提取的公证和诉讼要求，提升了小额存款提取的便捷性，减轻了人民群众负担。

　　但简化流程仅适用于特定身份的提取人提取小额存款，适用范围有限，且对于简化流程适用范围外的情况，办理流程仍较复杂，仍有部分群众的存款因各种原因无法提取。

　　记者注意到，一直以来，银行因为已故存款人存款取现困难频频登上新闻热搜，已故存款人存款取现问题依旧饱受争议。何为此类问题症结？付喜国表示，从银行角度看，银行审查义务过重且缺乏清晰界定。问题症结在于银行承担的审查义务与其能力定位不相匹配，而社会公众因程序繁琐、材料难以开具等认为银行推诿不担当，产生对立情绪。

　　“从社会公众角度看，开具证明材料和办理相关手续存在各种现实困难。”付喜国指出，一方面，公安、民政等部门联网信息不完善，部分证明材料获取困难。另一方面，办理公证等手续存在障碍。公证机构通常要求全部继承人到场才可办理公证，这在实践中存在现实困难。

　　此外，付喜国认为，从查询方面看，已故存款人存款查询机制不畅，查询不同银行账户、生前交易记录和全类金融产品缺乏制度安排，也是导致问题出现原因之一。

　　针对上述问题，他建议，区分不同情形，逐步解决已故存款人存款提取困境。包括适当提高简化提取限额，满足绝大多数需求；条件成熟时，取消免公证、免诉讼提取限额。三是配套实施“承诺+公示”提取模式。

　　此外，他认为要推进各方共识，合理界定银行审查义务和责任边界。如明确银行的审查义务边界，统一审查标准；推动监管与司法形成共识，明确银行法律责任；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打破信息壁垒。

　　他还建议，完善配套制度设计，从源头上降低取款难度。探索建立联名账户或提名人制度，建立失信联合惩戒机制。畅通已故人员金融资产查询路径，提升查询便利度。畅通已故人员金融资产查询路径，提升查询便利度等。

　　化解处置金融风险建议在《金融稳定法》中强化存款保险机构专业化、常态化处置职能

　　记者注意到，付喜国的另一份提案则是聚焦金融法完善、化解处置金融风险。他表示，存款保险制度作为金融安全网的三大支柱之一，是防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制度安排。以法律形式，明确界定存款保险在金融稳定中的重要定位，实现有关制度的有效衔接，是落实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

　　关于此项建议的另一个必要性，他表示：“目前存款保险制度面临法律供给不足的问题，严重制约了存款保险在实践中化解处置金融风险的效果。”

　　在付喜国看来，总体上，我国金融风险整体收敛，但仍面临诸多挑战，仍存在一些苗头性、倾向性和潜在性风险，一些中小银行特别是高风险机构资产负债结构失衡，股东股权管理和公司治理仍有缺陷，风险防控机制不健全，对金融行业的稳健运行产生负面影响，对于这些“坏苹果”，应及时发挥存款保险专业化、常态化处置作用，对其进行市场出清，阻断风险传染，避免风险累积。

　　他认为：“从处置实践看，我国金融领域行政处置理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存款保险专业化处置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常态化的风险处置也难以完全落地，制约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

　　为此，付喜国提出四方面的建议，一是在《金融稳定法》中强化存款保险机构专业化、常态化处置职能，赋予其必要的处置措施。他对记者表示，目前，风险处置由监管机构启动。《存款保险条例》规定存款保险机构可建议银行业监管机构启动接管、撤销等处置程序，但该建议无任何约束力。有必要赋予存款保险机构风险处置启动强建议权。

　　另外，他指出，《存款保险条例》仅规定了存款保险机构促成收购承接、存款偿付两项处置措施，措施工具有限，建议增加其行使被处置金融机构经营管理权、设立过桥银行、责令更换董监高和追回绩效薪酬等履职所必需的处置措施。

　　二是在《金融稳定法》中强化存款保险早期纠正职责，建立具有硬约束的早期纠正制度。付喜国称，强化存款保险早期纠正职责，增加存款保险机构限制高风险业务、限制股东分红和董监高绩效薪酬收入等强制性措施，并可建议监管机构采取相关处置措施；明确“非纠正即处置”机制，对于资本根本不足的机构，经早期纠正等风险化解措施后，在规定时限内仍无法达到风险化解要求的，应采取接管等方式进行处置。

　　三是在《金融稳定法》明确存款保险监测预警机制，促进风险早识别、早发现、早暴露、早处置。他指出：“明确存款保险机构建立有存款保险特色的风险监测和评估预警机制，对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明确投保机构真实报送风险信息的义务，拓展存款保险机构直接收集投保机构信息的范围等。”

　　四是“多法联动”完善存款保险制度。付喜国指出，要在《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企业破产法》等立法中，完善存款保险制度。体现存款保险专业化、常态化处置职能，做好存款保险制度与企业破产制度的衔接，明确存款保险机构申请破产、集中管辖、“三中止”等职责和担任破产管理人等角色，健全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