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钢的精神家园|陈其钢_新浪财经

　　▌曹利群

陈其钢及其作品《江城子》

2018年《江城子》演出前导赏

排练《逝去的时光》，与郑明勋（左一）在一起

　　近几年，有关作曲家陈其钢的消息越来越少，只有家人和躬耕书院的学生偶尔透露出些许情况。每年只是在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时候等待他的歌剧问世，其实明里暗里也是盼着他身体复原的消息。等去等来等来等去，却等来了一本《悲喜同源：陈其钢自述》。初读又复读，信息量超乎想象的大。这样一本书，其分量也并不比歌剧小。原以为这是一本叙述作曲家自幼及长乃至衰年的有关音乐道路的个人回忆录，不承想在亲切平实的叙述中，竟然读出了一本带有社会意义的私人口述史。大大溢出了作为个人的音乐创作的叙述，可以看作是中国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一代作曲家成长侧记。如他所说，1977级那个群体“对每个人的努力和方向都有着重要影响。谭盾的天马行空，叶小刚的信手拈来，郭文景的‘横冲直撞’,瞿小松的‘装神弄鬼’，陈怡的隐忍和热情，周龙的不慌不忙，胡咏言的开朗随和，刘索拉的跨界跳脱……”更可贵的“还有同学之间那种不分高低，不分地域的共享精神。”一个个生动的身影，几笔就被他勾勒出来，背景是那样一个生机勃勃的年代。

　　作为一个阅读者，也作为一个曾经在1964年至1967年和他同在一个学校（他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我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附小五年级。但彼此并不认识）的我来说，那些熟识的童年回忆由点及面扩散开来。记得曾经在国会街（附中附小所在地）的礼堂等待考试，后来那里成了食堂。学校那座别致的两层木质小楼（国会议员办公场所）变成了我们的宿舍。还有那么多浮出脑海的老师和同学的名字，很多名字本身就是故事。单单这些就有说不完的话。

　　在平实朴素也饶有趣味的回忆中，特别是他青少年生活以及成长历程，让我探寻到他创作的某些深层原因。无论陈其钢哪个时期的作品，都让我感受到或明或暗的阴柔之美。这和他的出身以及南方的家世不无关系。在父母的影响和熏陶之外，一位“大娘”（家里的保姆）的身影跃然纸上。少年时代，由于父母工作忙早出晚归，根本顾不上小孩子，可以说，他是大娘一手带大的。“她对我爱如己出，我与她相依为命，”直到小学快毕业了，还与大娘钻一个被窝。姐姐称其为“温柔乡”，是幼年陈其钢身心满足的获取地。“你从小的极度恋家，恋母以及异性对你的巨大吸引力，究其心理起源，都可能来自你幼年的这段特殊的经历和体验”（姐姐语）。这不由得让人想到取自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灵感、在2001年创作的《蝶恋花》。此作代表了陈其钢对女性的爱和他对女人心理的一种解读。他以一种近乎女人的敏感，勾勒出自己心目中的女性世界。法文原名叫做《女性》，后来陈其钢把它改为《蝶恋花》。乐曲共分九段，分别题为《纯洁》、《羞涩》、《放荡》、《敏感》、《温柔》、《嫉妒》、《多愁善感》、《歇斯底里》和《情欲》。一个女人，从不谙世事到怦然心动，然后为情所困，心怀妒忌，最终为一个不肯接纳她(也许是无法接纳她)的男人付出了一切。现在想来，女子性格中的纯洁，羞涩与温柔，也许与他少年时代和大娘的耳鬓厮磨不无关系，那个温柔乡让他产生了对女性的依恋与爱慕。这种幼年时代的生活体验会对人的一生，包括艺术创作产生出难以估量的影响。当然，这是一个专门的女性题材，用作曲家自己的话说，也是到法国生活观察与接触女性世界之后有感而发的缩影。这部作品对人性，对女性内心世界的揭示，身心结合的微妙感知，很难被后来的作品超越。

　　那一代作曲家相当于中国电影界的第五代，他们的音乐语言往往会被归纳为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尤其是现代音乐的某种结合。这种结论显得过于粗疏。对于陈其钢来说，中国传统戏剧，地方戏曲，乃至民间音乐的浸润是从小开始的。真要感谢带他成长的这位大娘，北京的戏曲、曲艺，方言和传统习俗，她都耳熟能详。常常一边做针线活一边哼哼着评剧，乐亭大鼓，京韵大鼓之类的调子，甚至会唱表现农村妇女翻身的评剧《刘巧儿》。另一方面的影响来自父亲，他和姐姐都跟着父亲学京剧，唱昆曲。姐姐唱昆曲的旦角，他唱武生、花脸和老生。（在排练合唱《江城子》的时候，陈其钢曾亲自为独唱演员示范类似吟唱的调子。如果没有感受过京剧青衣特有的娇柔矜持、欲迎还拒，就不会抓住传统中国女性羞涩的微妙之处。）唱的时候，爸爸就拉二胡吹笛子伴奏。这让陈其钢乐在其中。不知不觉也都记在了脑子里。

　　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对于这一代作曲家来说，不单单是民间曲调的影响，还包括不可或缺的诗词歌赋。对于陈其钢来说，这些滋养直接来自于父亲。除了画画和写字，陈叔亮酷爱音乐和戏曲，吹拉弹唱，吟诵诗词，有时也即兴赋诗。陈其钢是书童，帮父亲研墨，裁纸，牵纸。耳濡目染也让他流连于诗词，尤其喜爱以宋词作为自己创作的文学底本。最爱的词人显然是苏轼。前期有《水调歌头》，后来的《江城子》更是一首巅峰之作。陈其钢说：我年轻时深受浪漫派音乐的影响，家庭又给了我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两者在我是摆脱不掉的遗传因子。而江南文化和江南文人情怀无疑是抹不掉的底色。《水调歌头》结合了京剧、昆曲与评弹的腔调和韵白。电影配乐《金陵十三钗》里面用了《无锡景》，甚至还用了韵味十足的苏州话。

　　《江城子》是陈其钢第一次尝试为合唱写作。作品取材自苏轼为悼念亡妻的词作，苏轼词与王弗幽明两隔、亦虚亦实的对话，在音乐的多个层次上展开，无论是叙事的容量，还是音乐的表现力，都给人以巨大的想象空间。按照这首悼亡词的内容（相当于苏轼的内心独白加情境描写），照理应该找一个男高音，但找来找去，始终找不到既要懂京剧、昆曲，包括京剧的韵白、道白，还要懂西洋美声方法的男声，最终陈其钢只得起用了能力全面的女高音孟蒙。从合唱到独唱，《江城子》都是难度极大的作品。在我听来，用女高音代替小生也许歪打正着，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内心独白时忽而是悲情的苏轼，情景再现时却转成了泪眼的王弗。沉沉浮浮的多声部男女合唱，倏忽之间化成千年以来无数冤魂的呼天抢地。《江城子》相当于一部安魂曲，这样有分量的作品之前只在王西麟的笔下出现过。即便是和古拜杜丽娜、潘德雷斯基、利盖蒂这样的国际大师的同类作品相比也毫不逊色。

　　说到音乐创作道路，陈其钢是他们班上唯一一个在1964年就走进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专业的学习背景让他有机会提前做两件事。一个是接触了大量的管乐。包括他不爱学的大管，后来的单簧管，以及其他管乐器，宣传队的时候还客串过长号。这些都让他能够将来在写乐队作品的时候，对乐器性能的了解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其次，在他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时，正是因为他没有背景，歪打正着被分配到院外的老师，也就是罗忠镕。恰恰罗先生在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是一个最早接触西方现代音乐的人，如果加上去法国成为梅西安的关门弟子，等于他比作曲系其他同学都较早地接受了西方现代音乐教育。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让他最终走上一条学院之路。不盲从，不拾人牙慧，这也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品格。在基本了解了先锋音乐的主要流派、人物和手法之后，他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手法。其中突出的是音色的变化与节奏的变化，音乐更多成为形式（强、弱、快、慢，高、低、多、少）的展示，而不是情绪与形式结合的展示。显然这暗合了英国美学理论家克乃夫·贝尔“有意味的形式”这样一种理论。这是耐人寻味的。从一开始，两位老师都不希望这位学生成为自己的复制品，而是鼓励他找到自己的语言。最终，他毅然决定和时髦的法国先锋音乐拉开距离。在梅西安去世一年之后，已经毫无悬念地呈现出来。一方面接受现代音乐一些有意思的技法，同时结合一定的传统手法进行合理性的结合，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技术手段，由此让音乐变得更丰富，更有内涵，也就更有特色。而且从始至终坚持不妥协，不随波逐流，这是极其可贵的。就拿他两个传播最多的作品来说，一个是《逝去的时光》，非常传统的手法却获得了观众的赞赏。其实这是有原因的。当时有另外一位旅法作曲家莫武平年轻轻的就去世了，他前后写的几个作品都有悼念之意。这让人想到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歌诗和于事而作”的文人传统，有感而发，不平则鸣,于是感人。另外一个用他的话说是赌气，即为了回应法国音乐批评界而写的《五行》。金木水火土，分别在两分钟之内表达一个元素。这种高度浓缩的文化产品，特别是用交响乐形式创作的作品，其难度可想而知。这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呕心沥血的，可以说，他用尽全部的能量表述了心中的极致：音色的极致，和声的极致，节奏的极致，织体的极致，配器的极致追求，结构的极致，细腻的极致，而根底上也是情感的极致。这种形式和文化内涵的聚合与浓缩，花费了多少心血，只有作曲家自己知道。这样的作品在上个世纪末乃至本世纪的二十年，都是极其罕见的。

　　曾经有人说，陈其钢是长在法国音乐土壤上的一棵中国树，这种说法太过大而无当，还不要说这棵树的种子本就在中国。陈其钢在回忆录中引述了乔治·斯坦纳的说法：“只要给我一张书桌，我就可以找到我的祖国。”这相当于他的告白。他说，作为一个作曲家，只要给我一张书桌，我就可以找到我的精神家园。无论在巴黎，还是在北京，或是在浙江的山区，我需要的就只是一张书桌，一架钢琴，一台电脑。真正的艺术家的灵魂首先是人性的，其次是文化的，最后才是家园的。这个家园滋养了他的一生，出了很多成果，也给了他很多生命的重创。然而即便是亲人离散，中年丧子，疾病缠身，甚至他的与生俱来的脆弱多次让他崩溃绝望，但他从来都没有倒下。

　　其钢兄，拉开你的抽屉，打开你的电脑，继续写吧，至少你还欠我们一部歌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