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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几乎成了黄永玉的标签，他是个如此会讲笑话的人，任何事情他几乎都可以当成笑话来讲，再琐细的小事都可以成为他逗人发笑的笑料。他在北京西城鸟市相中了一只鸟，“羽毛特别漂亮，歌声也婉转动人”，是他没见过的，对方也会开价，张口要一二百元。黄永玉急着要买，一摸口袋却没有带钱，于是他和卖鸟的打商量，把自己的一幅小画押在对方手里，第二天取钱来赎。卖鸟的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答应了，还不肯连笼卖，借来一个盒子把鸟放在里面，用绳子捆好交给他。黄永玉得意洋洋地回到家，向亲爱的老婆张梅溪大夸自己得到了一只好鸟，“谁知打开一看，却是一双跛脚和独眼的老乌鸦”。
这本来是狠狠地上了一当，但讲给朋友们听的时候，连说带比划的样子，却惹得众人哈哈大笑，仿佛这不是一件倒霉事，而是一个特意表演的搞笑小品。黄永玉就有这样的本领，把一切都变成笑话讲出来。他的杂记里满是切中时弊又不合“时宜”的笑话，他的回忆里满是令人捧腹大笑的饾饤碎屑，他的自画像，笑得嘴一直咧到耳朵根，笑得违反身体状况和物理定律地蹦起来冲天高。但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个买鸟上当的故事更像是一个隐喻，笼子里装着的那只“羽毛特别漂亮，歌声也婉转动人”的鸟儿，是黄永玉哈哈大笑的一面，也是众人透过他的图画和文字看到的那一面。但是内里，装在那个盒子里带回家的那只“跛脚和独眼的老乌鸦”，则是他的另一面，他的愤怒、失望、无奈、不甘……以及悲伤的哭泣。
他的文字里间或也会流露出这种悲伤，尤其是当衰老的皮囊难以完好地包裹住内心的悲伤时，眼泪会顺着笔端淌在纸端上：
长寿、长寿，同辈的人全都死了，倒像是一个新来的外乡人，我孤零零茫然四顾。
……
长寿、长寿，厮杀了整整一个世纪，同志们撇下我走向天堂，战场是那么寂静，战壕里，剩下一个活着的我。
……
我是干瘪的橘子，我是熬过了冬天的苦瓜。
……
人们用好奇的眼光，盯我身上的每一部分，发皱的双手和颤抖的步伐。吃饭时老打翻的饭碗，满身衣服是板烟烧的洞眼。低头看一行书，抬头就忘得干干净净。爱情和我这么遥远，仇恨像一缕轻烟。我知道，存在对于我，早已和别人无关。
浪荡汉子
家门打开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两岁多的孩子，坐在窗台上。
这孩子的模样长得不讨喜，爷爷当着全家人的一句评价“近乎丑！”让黄永玉记了一辈子。他爸爸的一句“嗳！无所谓。”也让他记了一辈子——尽管当时的黄永玉肯定听不懂爷爷和爸爸对自己戳戳点点说的是些什么，但足够他把这两句记了一辈子的话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讲给他的家人和朋友听，写在自己的自述里，直到他的每一位读者都记住这个老头儿也曾是个近乎丑的婴孩。
“肿眼泡，扁鼻子，嘴大，凸脑门，扇风耳，幸好长得胖，一胖遮百丑”，除了最后那句“幸好长得胖”没有坚持下来，其他的样貌，黄永玉坚持了一辈子，在他的著名的工作室万荷堂里，他特意为自己塑了个像，好像自己还挺得意这一副被评为“近乎丑”的相貌。他还画过一幅小老鼠，一样的肿眼泡、扇风耳，只是尖鼻子小嘴，得意地翘起一条新月似的尾巴，下面配了一行小字：
“我丑，但我妈喜欢。”
黄永玉生于1924年，岁在甲子，属鼠。
尽管老鼠总是一副不讨人喜的嘴脸，但它也分明有可值得敬佩的地方，足够敏捷的身手、足够小心的勇敢，以及足够旺盛的生命力，在任何艰困的环境下，都能凭借自己的三样长处活下来。从这三大优点来说，黄永玉真是个货真价实的鼠年生人，直到七老八十，他的适应能力依然强得令人瞠目结舌，这种能力一开口便能体现出来，湘西凤凰话，自不待言；闽南话，也不在话下；上海话，反正耳朵听得明白；粤语，高兴了也可以来两句——这种天赋，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有所体现了，12岁那年，他爸爸给他买了两位漫画家张光宇、张正宇合著的《漫画小事典》，看着漫画中人物的对白，他和朋友们认真地研究过，漫画中上海人的那句“妈特皮”究竟跟本地用的“妈个卖麻皮”是不是一样的东西。直到多年后，那句曾蒙鲁迅笔下垂青的国骂，从他那张阔嘴当做发言后缀吐出来时，已经炉火纯青得像个世居胡同的老北京。
各地的方言，标记着黄永玉脚步踏过的足迹，从家乡湘西凤凰，到福建厦门集美学校念书，到流浪在福建德化瓷器作坊当小工，再因为替朋友拔创报仇被迫流浪到泉州，跟随者战地服务团到仙游，跟着一队“既不花钱还管饭吃的壮丁团”从永春跑到江西赣州，又加入教育部戏剧教育二队，再到信丰，和一群战时逃难的作家与诗人成了莫逆之交，在战火的逼迫下一路转徙，安息、龙南、寻邬、杭州、广州，战后跑到了上海，加入了上海美术作家协会，东渡台湾，开办画展，南抵香港，成了左翼文艺小团体中的一员，终于在1953年前往北京，成了他最长久的根据地，京郊通州徐辛庄的万荷堂，这座按照他自己方式创造的种满荷花的私人庭园，则成了这位浪荡子漂泊有定的家。
漂泊不定的一生，终于老有所归，而且所归还是这样一座气派的豪宅，着实值得艳羡——拥有一座自己的房子，死在自己的床上，最后躺在一个属于自己的盒子里——人生的目的，大都如此。但这似乎并非黄永玉所求，他的一切看似都并非有意求之，无论是前面的颠沛流离，还是后面的豪宅大厦与环球旅行，似乎都不是他刻意追求的结果。无论是被迫还是自愿，从一开始，黄永玉似乎就打定主意做个浪荡汉子。在他的自传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第三部里，不名一文的主人公张序子（黄永玉在书中化名）浪荡于战后的上海街头，辗转于多位好心朋友的床铺和地板之间，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但还是，当他的两位好友李桦和余所亚离开上海前，把租好的房子交给他时，却急得他满头大汗，直到所亚操起一口上海话教训他：“喂，喂！我说给你听，你说天上丢下来一间房给你，你说是祸还是福？上海是上海，不是你乡下，你做梦也梦不到在上海会有间屋。你晓不晓得我和李桦多辛苦才弄到这间天堂？不给人给你，你还哇哇叫？你几时才醒？丢！”
即使是这间从天上丢下来稳稳落在黄永玉头顶的房子，他似乎也不大懂得如何守护，没多久便招了贼，将他那点儿可怜的家当偷了个精光。
他也全然不把该有的规矩放在心上，在集美学校读书时，“一开学，我便把领来的新书卖了，换钱买袜子、肥皂”，却“一头扎进图书馆去，懂的也看，不懂的也看”。他的木刻手艺，除了学校里那点儿基本技能之外，几乎全出自学。
这份天赋异禀，既助长了他的自信，也增长了他的傲气。如果不是他遇到了另一位奇人的话，或许他的奇怪之处，也会朝着家乡的那个哑巴和苗人孩子的方向发展，可是就在他十八岁那年，他在泉州，遇到了那个奇怪的老和尚——这可能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奇怪的一个家伙了。
那是在泉州的一座他忘记了名字的寺庙里，只记得那是“一个偏僻安静的小禅堂之类的院子，冲着门的是用砖砌得漂亮至极的影壁，长满了厚厚的青苔。绕过影壁，原来是满满一院子的玉兰花，像几千只灯盏那么闪亮，全长在一棵树上”。来过几次后，黄永玉便起了念头，干脆爬上树去摘了几枝，过两天又去摘了一次。而这一次，刚上得树去，他就看到树下站着一个“头顶秃了几十年的老和尚，还留着稀疏的胡子”。
“嗳！你摘花干什么呀？”
“老子高兴，要摘就摘！”
“你瞧，它在树上长得好好的……”
“老子摘下来也是长得好好的！”
“你已经来了两次了。”
“是的，老子还要来第三次。”
“你下来，小心点，听你讲话不像是泉州人。”
口里咬着花枝，几下子就跳到地上。
“下来了！嘿！我当然不是泉州人。”
“到我房间里坐坐好吗？”
在老和尚的房间里，自称“老子”的黄永玉，居然见到了自己两位偶像人物丰子恺和夏丏尊的来信。当老和尚告诉他这两个人是他从前的学生时，黄永玉依然“老子！老子”地回应，但态度却在老和尚温和之极的声音中消磨了火气，他告诉老和尚“老子画画！唔！还会别的，会唱歌，会打拳，会写诗，还会演戏，唱京戏，嗳！还会开枪，打豺狗、野猪、野鸡……”，并且故作嫌弃地批评老和尚的字“不太好，没有力量，老子喜欢有力量的字。”
但攀谈到最后，黄永玉却不由自主地请老和尚给他写一张字：
“是的，老子喜欢有力量的字。不过现在看起来，你的字又有点好起来了。说吧！你给不给老子写吧？”
他得到了一句安安静静的回答：
“好吧！我给你写一个条幅吧！不过，四天以内你要来取啊！记得住吗？”
黄永玉回来时，已经过了七天，当他再回到那座寺院时，那位老和尚已经圆寂了。他看到和尚侧身躺在床上，像睡着了一样，一些和尚围在那里。桌上卷好的条幅上，其中一卷已经写好了名字。
“这是老子的，老子就是这个名字，老子跟老和尚是朋友。”
那张条幅上写着两行《华严经》上的字句：
“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世人得离苦。”
下面署名“一音”，正是弘一法师的字号之一。
哭不出来
哭，总归是年轻人的资格。唯有年轻，才能哭得眼泪滂沱，泪如雨下。人衰老的特征之一，就是泪腺的萎缩。年轻时眼睛之所以清澄明澈，大都是因为眼泪的滋养，人老了，眼泪干了，眼睛也变得浑浊不再明亮。老年人的悲伤不再是年轻时的号啕大哭，甚至老泪纵横这四个字随着年纪增长，都变得力不从心起来。
“我的朋友死了，我好像都没有悲哀过，不晓得为什么”，他点数了一个个死在他前面的朋友“郁风死了，黄苗子死了，丁聪死了，汪曾祺死了……听到消息，会停顿几秒钟，但没有太多的悲哀，因为人是一定要死的。”
这些死在他前面的朋友，几乎都被他写进了那本回忆《比我老的老头》里，李可染死的时候，他离着太远，“很想念他，为他守几个钟头的灵，和他告别，看一眼他最后的容颜，不枉我们友谊一场。唉！可惜办不到了。”沈从文表叔死了，他望着书房墙上一幅围着黑纱的照片，想着“表叔真的死了”。黄苗子对死的安排，和黄永玉最投契，他写了三份遗嘱，写得清清楚楚，“不留骨灰，不要骨灰盒，不搞遗体告别”，并且打算吩咐自己的儿子“把我那小瓶子骨灰拿到他插队的农村里，拌到猪食里喂猪，猪吃肥壮了喂人，往复循环，使它仍然为人民做点有益的贡献”——黄永玉声称这是“我先讲了，苗子听了马上写文章，比我更快”。
但是有一位朋友，却没有出现在这些朋友的行列里，便是汪曾祺。
汪曾祺死的时候，黄永玉在佛罗伦萨，一天，他在楼上时，他的女儿黑妮回来告诉他：“爸爸，汪伯伯去世了。”
“我一听，‘嗬嗬’了两声，说：‘汪曾祺居然也死了。’”黄永玉把这种感受比作“有点像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萧何听说韩信走了，先‘嗬嗬’笑了两声，又有些吃惊、失落地说了一句：‘他居然走了’。”——“和他太熟了，熟到连他死了我都没有悲哀”——是真的没有悲哀吗？
汪曾祺与黄永玉之间的友谊从热络到隔膜，始终是一个谜，这两个天才的头脑在终于解脱了捆绑的束缚之后，却没有再度碰撞在一起，激出灵感的火花，这让许多人都觉得倍加遗憾而又不解。他们的分开似乎莫名其妙却又毫无缘由，只有许多碎屑如蛛丝马迹一般提示着可能的答案。
人们的习惯是给结果一个具体的原因。黄永玉因为“黑画”事件被打入另册后，朋友们纷纷来偷偷看望，但这其中却少了汪曾祺的身影，这不免让这位性格耿直的汉子心生不平。另一件事似乎也为这两位多年老友分道扬镳提供了一个注脚，汪曾祺被控制使用成为《沙家浜》的编剧，在朋友们眼中他的才能“得到了另外的发挥”，“发挥出来也让我们高兴。小孩子们很高兴，在外面总是说‘我们汪伯伯是写《沙家浜》的’，兴冲冲地要去看戏，可是找他都没有机会了”，在多年后，黄永玉用一种淡然的口气解释道：“也许是他太忙”，但当时的心态或许没有那么淡然，在1976年7月18日写给黄裳的信中，他写道：
“汪兄这十六七年来我见得不多，但实在是想念他。真是‘你想念他，他不想念你，也是枉然’。他的确是富于文采的，但一个人要有点想想朋友的念头也归入修身范畴，是我这些年的心得，也颇不易。”
无论是出于明哲保身，还是那个更阴暗的“一阔脸就变”的推想，是汪曾祺最先疏远了这段友谊。在那个时代终于过去后，汪曾祺曾经去过黄永玉家里，“他送了一卷用粗麻纸写的诗给我。可就是没话可说”，多年后，黄永玉用了“创口”这个词来形容两人友谊的隔膜，“这个创口要慢慢地愈合，后来我也开始忙了，然后越来越忙……唉，我也变得忙起来了。”
忙似乎能将许多问题一带而过，尤其是情感问题，因为忙而顾不上联络彼此，而友谊依赖的是不断的修补，因此忙是个很好的理由。但忙也是个用以回避问题的借口。
如果仔细查考的话，就会发现，所谓的渐行渐远，并非双方背对而行，而是黄永玉在信中所言“你想念他，他不想念你”，是汪曾祺刻意与黄永玉保持距离，他对昔日的龃龉不加任何辩解，只是保持沉默，尽管他明知只要自己走进那扇熟悉的大门，那串给他下酒的豆腐干，会依然吊在厨房显眼的地方。
但是，他无法迈出这一步，原因或许是像他在《随遇而安》中所写的那样“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那颗受过伤的心，并非不想念，而是，有时候，最重要的东西不一定要随身携带，远离它，反倒是更好的保护。
汪曾祺与朋友宋志强的一次谈话无意中透露出了一个常被忽视的细节，当宋志强问起汪曾祺“您家里怎么没有黄永玉的画？”汪曾祺答道：“没有！我其实很想要一幅他的画。但我不好意思向他张口。黄永玉的画现在值钱了。每幅画，拿到国外都能卖一万块钱，我和人家要一幅，不就是要人家一万块钱嘛？”
黄永玉如今已经享誉中外，尽管汪曾祺的名气并不亚于这位老友，但是在他心中，友谊是不能沾染任何市侩气的，哪怕他明知黄永玉送给朋友的画作不能以金钱衡量，但于他而言，与黄永玉的交往依然可能被架在金钱衡量的天平上，无论他接受或是不接受，他都无法承受这份于他而言昂贵的友谊。如果，黄永玉还是那个一张版刻卖个五块钱的浪荡子，而自己依然是个西服都穿不整齐的小老师，指望着去蹭一顿黄裳的饭吃，那么他们依然会是亲密的朋友。
可是如今，一切都不同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场为黄永玉接风的聚会中，黄永玉特意开列了宾客名单，其中包括汪曾祺，而汪曾祺也没有再刻意推辞，而是应邀而来。聚会中的黄永玉是绝对的主角，“他忙着与所有人握手，拥抱，走到汪曾祺面前，两人也只是寒暄几句”，而汪曾祺则只是“偶尔站起来与人寒暄几句，大多时间则是安静地坐在那里”。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两人或许彼此都明了这一点，只是，再没有机会向对方亲口说出自己的心意。黄永玉还记得在这场聚会上自己和汪曾祺说的最后的话：“听说你又在画画了？”汪曾祺则答道：“我画什么画？”
说到画，汪曾祺在参加常德的一场笔会时，曾经在饭厅看了一幅黄永玉的泼墨大中堂，“是画在一块腈纶布上的，题曰‘索溪无尽山’，烟云满‘纸’，甚佳”——这是他对老友画作诸多称赞的一次，在这篇游记的最末，他特意写了一副对联，与老友的画作配：
欹枕听雨
开门见山
在座的所有人，除了汪曾祺之外，或许都不知道其中暗藏的典故，那是四十年前的往事，那时是1948年，他和黄永玉还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把他称为“天才的画家”，他们会把臂而行，“无尽无休地逛霞飞路，说一些海阔天空、才华迸发的废话”，然后，他回到学校的铁皮棚子里，独自批改着学生的作业，“下雨天，雨点落在铁皮顶上，乒乒乓乓，很好听。听着雨声，我往往会想起一些很遥远的往事”。
在那一年的年底，他在给黄永玉的信中写了这样一句话：
“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笑的安魂曲
“他在我的心里的分量太重，无法下笔”，汪曾祺去世多年后，黄永玉如此说道。但他终于还是下了笔，在他的《无愁河的流浪汉子》的第三部《走读》中，他花了大量篇幅描述自己和这位老友最初的交往：“曾祺个子和序子（黄永玉在书中自称）长得差不多，嗓门清亮。第一次见面好像今早晨、昨天、上个月、几年前常常见面的兄弟一样，犯不上开展笑颜，来个握手”。不知是真实还是虚构，黄永玉在书中还特意为汪曾祺打抱不平。当他的其他朋友批评汪曾祺“骄傲，一晚上三四个钟头混在一起，没听见说几句话”时，他有些愠怒地起而回道：
“喔！这话有点混蛋。说话少就是骄傲？怪不得各位少爷在这里谦虚得我一晚不得安宁。曾祺这人天生能抵抗纷扰，甚至还觉得有趣，也可能是一种不愿吹皱一池春水的诗意——有时我跟他一整天地泡，自觉话多，有点抱歉，他就会说：‘说、说，我喜欢听！’”
他似乎已经明白了汪曾祺在最后那些年保持缄默的原因，明白了这段渐行渐远的友谊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写在书中的这番辩护，既是为了七十年前的新朋友汪曾祺辩护，也是为了半个世纪后的那位缄默的老朋友辩护。虽然，他已经听不到了。
但或许这一切都不要紧了，因为当他写下这段话时，他已经97岁了，“如果不摔，不病，九十七岁的人还有几年活？开了刀，一切正常又还有几年活？”
这番咄咄逼问，似乎让人觉得他很在乎自己还想多活几年，但接下来，他又恢复了自己的本色：“前些日子我九十七岁生日，晚辈们对我祝贺：‘祝你老人家长命百岁。’”
“我的天，只剩三年的命啦！”
这是一个唯有活到他那个年岁才有资格讲的笑话。他毕竟是黄永玉一个哪怕浸泡在苦涩泪水里，还是会让自己笑出来的湘西老刁民，一个年过半百就安排好自己骨灰去处，打算和孤魂野鬼一起热闹的浪荡子——如果这世上真的有所谓的灵魂，那么，这个爱笑的灵魂，一定会在离开的那一刻，把在这个世界花了99年搜集好的笑话，带到那个世界去讲给那些认识或不认识的灵魂去听，逗得他们哈哈大笑，告诉他们，他虽然没有埋下自己的骨灰，却在这世上埋下了一颗笑的种子：
挖个洞，把笑埋进土里，
到春天，种子发芽，
长成一棵大树，
像座高高的钟楼，
风来了，
满树都响着
哈！哈！哈！哈！
撰文/李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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