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选择

　　意见领袖丨中国金融杂志

　　作者|陈彦斌  谭涵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陈彦斌系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长期面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趋势性放缓的局面。笔者测算，2008~2022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均值为1.2%，相比1978~2007年增速均值下降了1.5个百分点。其他一些学者和机构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也呈现出类似的趋势。针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趋势以及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战略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视程度不断上升。“十三五”规划纲要首次将“全要素生产率明显提高”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并将“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列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由此，厘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趋缓的主要原因，找到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方向与具体路径，是需要深入思考与回答的重要问题。

　　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趋缓与总需求持续不足密切相关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经济增长中无法被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所解释的部分，通常用于反映科技创新与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等因素的变化。正因如此，既有研究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分析主要聚焦于供给端，从科技创新速度与市场化程度入手，但这两方面因素难以较好地解释2008年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放缓。就科技创新而言，2008年以来中国的科技创新步伐不断加快，突出表现在高技术制造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以及数字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在GDP中的比重持续攀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创新指数显示，2021年中国创新指数已达到264.6（2005年为100）。其中，2005~2010年创新指数年均上升6.7，2010~2015年年均上升8.3，2015~2021年年均上升14.9，年均增幅显著提升，印证了创新步伐持续加快的现实情况。就市场化程度而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深化，以往制约资源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被逐步打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由此，我国市场化程度持续上升，能更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不论是科技创新方面还是市场配置效率方面，均难以解释近年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趋势性放缓。

　　相比之下，既有研究相对忽视了总需求不足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抑制作用。由于最终经济产出水平是由供需均衡决定的，总需求不足会使得供给端要素投入所形成的产能难以充分利用，在既有的要素投入不变情况下，产出水平会下降，由此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也会随之下降。反映在增长核算框架之上，就表现为总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增速下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一直面临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从产出缺口来看，受居民消费需求疲软与民间投资需求下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2008~2022年产出缺口均值为-0.4%，而1978~2007年的产出缺口均值基本为0。持续负向的产出缺口导致了既有要素投入难以充分利用，突出表现在工业产能利用率一直不高。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从2010年的80%下降至2016年的73%，2017年以来回升至75%左右的水平，但距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80%左右的相对较高水平仍有一定差距。综合以上分析可知，近年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趋缓并非主要源于供给端，而是很大程度上源于总需求的持续不足。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在于提高宏观政策效率，解决总需求不足问题

　　既然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趋缓的一大原因在于总需求不足，那么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问题上就既要从供给端入手，有效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等重要方针，还要从需求端入手，通过宏观政策加力增效有效化解总需求不足的问题。

　　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宏观政策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受总需求结构、总供给结构以及收入分配结构等方面结构失衡问题的影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传导渠道受阻，宏观政策效率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与财政政策释放的财政资金难以有效提振居民消费与企业投资，从而导致总需求不足问题难以得到显著改善。例如，在收入分配结构失衡问题的影响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足，制约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使得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扩张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带动作用有限，降低了宏观政策的调控效率。也正因此，近年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多次明确提出了“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等要求。此外，宏观政策效率下降还会进一步制约宏观政策力度，从而导致宏观政策面临力度不足与效率下降的双重问题，加剧总需求不足的问题。

　　因此，只有牵住了提高宏观政策效率这一“牛鼻子”，才能真正让宏观政策实现加力增效，有效扩大总需求，进而纾解总需求不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在既有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总需求的扩大可以提高要素资源的利用率，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又有助于提高要素回报率，从而促进实体经济的生产与投资，疏通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进一步提高宏观政策效率。可见，牵住宏观政策效率这一“牛鼻子”，将有助于切实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的重要要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从而切实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提高宏观政策效率，需要有效协调稳定政策、结构政策与增长政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既有宏观政策理论主要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稳定政策内部的协调来提高宏观政策效率，但从实践来看效果不及预期。与之不同，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框架将稳定政策、结构政策和增长政策三大类主要的宏观政策统筹考虑，不仅强调稳定政策内部的协调，更是强调稳定政策、结构政策和增长政策三类宏观政策之间的协调，旨在同时实现短期经济稳定、长期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三大类宏观政策目标，能够提高宏观政策的整体效率。基于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笔者对提高宏观政策效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结构政策以构建总需求结构与收入分配结构的良性循环为切入点，对经济结构进行全局性优化，从而纾解稳定政策传导机制上的“堵点”，提高稳定政策的调控效率。第二，增长政策通过推动新技术、新能源、新产业的发展，能够成为稳定政策短期内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更好地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从而进一步提升稳定政策的有效性。第三，在结构政策和增长政策的协调配合下，稳定政策调控效率的提升有助于增加稳定政策的发力空间，可以适当加大稳定政策力度，以适度为正的产出缺口为锚定目标。

　　从根本上看，要应对当前与需求端乏力密切相关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问题，关键要打破古典二分法框架下短期与长期相互分离的思路，将短期和长期、需求和供给纳入统一框架统筹分析。在古典二分法框架下，对短期问题与长期问题的分析是相对割裂的。短期主要遵循新凯恩斯主义分析框架，主张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短期稳定政策来调节短期总需求，并且将经济长期的供给能力视为外生且相对稳定；长期主要遵循新古典分析框架，主张使用增长政策和制度变革等长期举措来调节长期总供给和经济增长轨迹，较为忽视短期总需求的影响。理论上，古典二分法分析框架固然具有突出的优势，但在现实中，短期总需求和长期总供给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短期需求既有可能通过影响生产要素的配置与使用效率进而影响长期供给能力，长期供给也有可能通过影响居民预期进而影响到短期总需求。具体到实践中，近几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总需求持续不足导致的短期总需求和长期供给之间的恶性循环：短期总需求不足引发生产要素使用率下降和产能过剩等问题，从而影响到全要素生产率和长期经济增长路径，长期经济增长趋缓又会进一步影响到实体回报率和居民预期，进而使得短期总需求更加有所不足。要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在古典二分法框架下仅仅使用短期需求端政策或是长期供给端政策是难以应对的。相比之下，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框架充分分析了短期需求和长期供给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使用结构政策和增长政策等长期政策为短期稳定政策疏通传导渠道并提供抓手，也注重使用短期稳定政策为长期结构政策和增长政策营造良好经济环境，能够真正打通短期和长期、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实现短期需求和长期供给之间的高水平良性循环，这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思路。

　　总的来看，要真正做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的“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需要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同时发力。一方面，需要着力提升供给端技术进步速度和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这需要落实好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等重要举措；另一方面，需要大力提振总需求，推动形成短期需求和长期供给之间的良性循环。这需要秉持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框架，通过稳定政策、结构政策和增长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切实提高宏观政策效率，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真正实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目标。

　　(本文作者介绍：权威、专业、理性、前沿，宣传金融政策、分析金融运行、报道金融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