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当集体价值观念发生变化,文学经典的有效性可能受到极大影响
每当我落笔之际,大量细节便流向过去。毫不奇怪,当我试图储存它们时,我的记忆总是高度选择性的。如果这一点已经涉及个人记忆,那么,一个群体无论规模大小,他们在储存共享记忆时,其选择性必定会强得多,这种选择性过程的结果就被称为经典。
由于这种团结功能日渐发挥作用,不可或缺的是,集体记忆当中应该保留足够数量的来自过去的有价值的东西。跟传奇历史的神话和叙事一样,经典也是确保这一点的最有效的手段。也正是因为经典与文化记忆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最近有关经典的争论中,研究者最为关注的首先是追溯经典的历史变化,其次就是经典在文化中的嵌入及其各种文化功能。它们将以往事件的无限性和成就转变为一种“可用的过去”,除此之外,尤为值得提及的是罗杰·沙图克的看法。他试图捍卫经典,他说人们不仅仅“期待着在宏观的文化领域——习俗、制度和艺术品——发现连续性[……]”,而且期待着“在我们所发展出来的感知和想象的连续性当中,去发现有关人类之伟大的数量有限的版本”,“连续性和伟大在传世的艺术品或者精品杰作当中得到了有效的传递和庆祝”。
《如何读,为什么读》
当然,根据当时学术作品的习惯,早期的综合性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写的;如果说这样做事先限定了它们的影响范围,那也必须承认,相对晚近的《英文印刷书籍简明标题目录》也只是给专家们留下了信息来源。然而,同样应该弄清的是,所有这些广泛的经典作品,恰恰是更宽泛意义上的文化记忆存档,因为它们代表着书面文化的全部范围,而不仅仅是文学文本或者(用古老的说法)“诗歌”。然而,正如特里沃·罗斯已经能够表明的,早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就出现了制作英国诗歌经典的各种尝试,尽管这些努力仍然相当不成熟。
威廉·温斯坦利
因此,对于“开放经典”的需求,我们能说的是,传统英国文学史的经典就此而言永远大门敞开。然而如下指责也无法回避,即经典已经成为“民族、种族和性别优势的一个载体” ,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尤其如此。不过我们也可以说,从《英国语言中的文学领域史》、《麦克米伦英国文学史》以及《朗文英国文学系列》等著作开始,更加晚近的英国文学史的经典确实认识到了后殖民文学的存在,有的力度还很大,同时也接纳了更多的女作家——318这主要是出于女权主义历史学家和批评家的出色工作以及他们施加的压力。
弗兰克·克默德
或许文学史家真的更乐意追逐传统,因而跟那些总想站在“前沿”、擅长理论思维的批评家们相比,对文化变迁的回应更加迟缓。然而近年来的事实表明,情况并非必然如此。随着迈克尔·亚历山大的《英国文学史》(2000)、约翰·佩克和马丁·柯伊尔的《英国文学简史》(2002)的面世,一些新的文学史在英国相继出版,它们所呈现的经典几乎都只致力于狭义的“文学”。在即将到来的文化主义似乎对想象性写作在文化记忆中的优势地位构成威胁之际,正是这些文学史家抵制了这一趋势。由此进一步表明,在一个不断变化、充满活力的文化中,到底是更加古老还是更加晚近的过去能够确保自己在文化记忆中据有一席之地,围绕这个问题的竞争,在作为文化记忆存档库的经典之争那里体现得最为明显。放弃经典即意味着抛却文化记忆。甚至批评者们也都似乎重新意识到了这一点。2004年,一部题为《愉悦和变迁:经典的审美》的著作问世,该书代表了弗兰克·克默德对于经典的更加新近的看法,而在十年以前,这种事情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尽管时不时有激烈反对经典的观点冒出来,但经典不会死亡。经典化的愿望强烈至极,文化记忆的经典化极为有用,文学史家和文化史家不断重写经典之举极受追捧。
本文选自《文化记忆研究指南》([德]阿斯特莉特·埃尔 安斯加尔·纽宁/主编,李恭忠 李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2月版),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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