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昉
新发展阶段的核心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高潮。纵向来看，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承前启后、一脉相承，当前我国进入十九大提出的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开启之年，已经处于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发展阶段。认识新发展阶段就是认识该阶段的特殊挑战与机遇。从经济史的发展来看，一次严重的冲击可能使一些缓慢变化的长期趋势提前发生，使慢变量变成快变量，长期趋势可能提前兑现。例如，世界金融危机和日本泡沫破灭，使日本经济进入了长期停滞的新常态。
我国的供给侧和需求侧都存在挑战。从供需角度来说，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该情况逆转了我国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改善、资本报酬率和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从而致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形成供给侧的冲击。根据2015年联合国的预测，2025年我国总人口将达到峰值，这将会带来需求侧的冲击，也是一个崭新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的潜在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高度吻合，说明这期间没有发生严重的需求侧冲击。虽然我国人口红利消失等同比较优势丧失，制造业比较优势显著弱化，制造业比重早熟型降低，进而削弱我国实体经济和就业质量，但这总体上仍是供给侧的冲击。供给侧冲击转化为需求侧冲击的主要表现为出口减速和投资意愿减弱，然而，人口负增长将会进一步弱化需求因素。特别是老龄化的影响，老龄化的现状和老龄化的预期抑制了生命周期各阶段人口的消费，带来新的需求侧冲击。
从短视角和长视角看，老龄化抑制需求的效果是慢变量，需要避免因新冠疫情冲击将其转变为快变量，使需求冲击提前到来。从短视角来看，宏观经济冲击必然出现“创造性破坏”。新冠疫情冲击了供需两侧，复苏瓶颈则是消费。一是因为失业和就业不足的经历抑制了居民消费，二是因为自然失业率在冲击后往往会有所提高。从长视角来看，我国未来的潜在增长率是缓慢下行的，但在可见的未来仍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潜在增长率水平及能否实现则是我国面临的长期需求侧挑战。具体来看，即2050年之前潜在增长率都保持在世界平均值之上，缓慢地趋向“平均值”。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与美国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但伴随着老龄化凸显，学者对于能否超越美国也提出了质疑。这个质疑中忽略了我国的劳动力供给潜力特点，农村劳动力转移将会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潜力。在新发展阶段，持续推动改革挖掘这个潜力，使其转变为改革红利，是保障我国潜在增长率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谨防“日本病”即长期停滞，其表现为“三低两高”：低通胀率、低长期利率、低经济增长率、高负债和高龄化。在长期发展中，我国一是要避免潜在增长率快速下降，二是要避免需求制约导致实际增长率大幅低于潜在增长率。
为了在新发展阶段实现更好的发展目标，供给侧与需求侧都需要不断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着眼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获得新动能。创造进、退、生、死机制，防止资源配置僵化或“逆熊彼特化”；阻止制造业发生早熟型萎缩，避免资源配置退化或“逆库兹涅茨化”。需求侧改革着眼于促进双循环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调整国民收入结构，保持居民收入与GDP增长同步；改善收入分配，打破阻碍消费的分配效应；加大再分配力度，实质性缩小收入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距。
同时，我国老龄化将继续，因为妇女受教育水平提高和避孕手段可及性提高等因素是造成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不可逆转。因此，为更好的应对老龄化，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提倡终身学习、反对歧视、提高劳动参与率以及更普惠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切实可行的办法。如果能够做到以上要求，就意味着我国潜在增长率可以达到高位预测的结果，需求侧因素能够为实现潜在增长率保驾护航，按世行标准，我国2025年进入高收入行列（人均12535美元），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人均23000美元）的目标就可以实现。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
责任编辑：潘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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