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要依靠生产率的提高来保持中国经济的竞争力

　　3月27日，由民革中央、政协广东省委员会主办的2021中国实体经济论坛在广东佛山举行，主题为“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出席并演讲。

蔡 昉

　　蔡昉在演讲中表示，实体经济是比较宽泛的概念，大部分经济都是实体经济，也并不是仅仅生产产品、生产服务和资源打交道，除了媒介的部分之外其实都是实体经济。制造业始终是实体经济中最重要的部分，最基础的部分。

　　蔡昉指出，过去的国际大循环，主要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相应的这个比较优势，我们看到了货物的贸易依存度也就开始下降。正好这个过程也和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货物的贸易依存度都在下降，但是下降的幅度比世界的水平还要更严重一些。这个趋势是一个现实，既一个经济发展规律。但是它也有一些可以改变的可能空间。同时下降也没关系，过去说我们参与国际大循环是特定发展阶段的，现在是讲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

　　如果说制造业下降也和国内大循环也有关系，就不能不重视它。其实大家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也可以看到制造业比重的下降，贸易依存度的下降，其实和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也是一致的。

　　对于如何保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稳定，乃至壮大提升，蔡昉提出以下几个建议。

　　第一个就是如何拓展优势，传统比较优势消失了，在更高的技术层面，同时传统比较优势中还会有一些机会，探索新的优势和挖掘传统的潜力合并在一起。第一个就是，当代的国际贸易参与国际大循环已经从过去的产品演变成了越来越的是价值链，也就是说人们统计发现，说国际贸易的2/3以上已经是价值链的模式了，过去你说生产产品有优势，生产另外一个产品有比较优势，我们各自换。现在你已经不能告诉一个人，说某个国家具有某个产品的比较优势，比如说苹果手机，没有一个国家，甚至没有一个厂商，一个地区说自己具有生产苹果手机的工厂，你只能说我具有生产苹果手机某个部件，部分环节一个零配件比较优势。

　　因此大家产业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在这个方面有一个优势，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全的产业分类，一位数的分类，二位数分类是最全，意味着在不同的产业中，不同的价值链环节，以及不同的生产要素各自具有比较优势这样就应该紧紧嵌入到全球的产业链当中，在每个环节都有我们的存在。你任何恶意的脱钩不那么容易了，这是中国制造业新优势所在。

　　第二个，我们知道过去产业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得到发展遵循一个所谓的验证模型，就是像大雁一样，最早有个领头雁，过去是日本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心，转到了亚洲四小龙，到了我们沿海地区，是不是到孟加拉去了？不全是，中国的差距比较大，因此说我们把国际版的验证模型变成了国内版，也就是说从海外进来的，会在沿海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继续延伸。这个趋势是我们沿海地区制造业还有新优势。为什么呢？传统制造业没有了，转到中西部地区。这个趋势已经发生了，但是观察了几年之后，发现沿海地区还能重新赢得新的优势。为什么呢？因为产业特别制造业在哪个地区布局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第一个是成本效应，你有没有充分供给的劳动力比较便宜，沿海地区很显然在丧失。第二个因素是规模经济效应，或者叫聚集效应，这些还强着。成本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两者之间交叉起作用。

　　所以一部分产业转出去以后，最终我们还会通过规模效应赢得新的比较优势，这点我们从国际经验可以看到，像德国这些劳动力成本极度高的国家继续保持着他的制造业优势。

　　第三，过去进行贸易或者投资关注的是你有什么样的生产优势，你的生产产品是不是便宜，成本决定了这个，现在越来越注重是说，你有多大的市场，从关注过去的供给侧转向关注今天的需求侧，中国有14亿人口，有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未来我们新脱贫1亿多农村人口逐渐走向中等收入群体，有2.9亿的农民工逐渐走向中等收入群体，有2.45亿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逐渐过上中等收入的生活，这些人给我们一个机会，中等收入群体翻番。赢得巨大的需求优势，这应该说是中国国际竞争新优势所在。

　　再一个建议，要依靠生产率的提高来保持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其实在比较优势丧失的同时，就意味说不能靠资本劳动的简单积累发展我们的产业，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必须转向生产力的进步，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不利于生产力提高的因素。第一个叫做逆熊比特化，或者叫讲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保持就业地方税收等等为借口得到政府的保护，得到市场的宽容。还有一部分企业利用你的产业，政策机会去拿你的补贴，过几天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拿到补贴，结果他们并没有恢复过来，但是他们没有退出去，一部分就成为说你的整个实体经济中，生产率不高的，甚至有很多是僵尸企业，这个总体上导致你的资源配置僵化，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扩大。因为熊比特他提出来，要创造性破坏，现在不能破坏，不能退出，不能死亡，因此也不能创造。所以把叫做逆熊比特。

　　还有一个就是说，当你制造业下降以后，一部分劳动力不知道，他的人力资本跟不上，不能创造更高的就业岗位，因此他退回到了，当然极少数真正退到了三产，但是事实上我们中国的三产服务业，三产劳动生产率是低于二产，是低于制造业的。这个经济学家他说结构变化的方向是遵循提高生产率进行的，现在你这个人口转移的方向是从高生产率的部门转向低生产率的部门。

　　解决这个问题，既要创造也要破坏，但是能否真正做到创造性破坏，必须有好的社会政策兜底。也就是说企业可能会从保持就业的角度，要求保护。地方政府也担心，也不敢随便让这些企业退出死亡，因为他还是关注就业。我们保护人，不要在企业层面，而要在社会层面。在社会层面把人保护得越好，有底越充分，越有信心拥抱创造性的破坏。这个图显示OECD国家实际上他们的社会支撑越高，劳动生产率越高，是成正比关系的。

　　最后，我们制造业的下降是有早熟的性质，大的规律是进入到高收入国家以后，制造业比重才开始下降。但是我们下降的时候，2006年的时候，我们的GDP只有两千多美元，距离高收入还很遥远。因此保持住制造业的比重，防止生产率的下降，积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支撑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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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邓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