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未富先老成重要国情总人口由正转负时会出现经济增长下滑_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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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中国财富论坛”于2020年8月22日-23日在青岛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出席并演讲。

　　在谈及“全球经济停滞”这一问题时，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去年的一场对话中，曾把根本原因归结为全球的老龄化趋势，并且认为“社会福利支出太多”导致了这一问题，因此，解决的办法就要遏制住社会福利支出的增长。

　　格林斯潘还认为，由于中国老龄化的加剧，社会福利支出也在加快，这会挤压储蓄，导致投资不足，生产率不能提高等等问题。“他暗示的政策含义就是中国不要增加用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上的公共开支，至少他说不要像美国那么多”，蔡昉表示，“可能他诊断对了病症，但是开错了药方，至少对中国是开错了药方”。

　　蔡昉表示，老龄化是全球趋势，不可避免的。但是有一些国家，有一些特殊的国情，比如中国是未富先老，可能面临特殊的挑战。

　　在其看来，老龄化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在减速的情况下，加上收入分配的恶化，富人虽然有钱，但是消费不了那么多，穷人想消费，但是没有钱，因此，只好被迫储蓄。

　　当储蓄大于投资意愿时，就导致了“三低”：低通胀率、低利率、低经济增长率。以“三低”为代表的美国经济的趋势，可以波及到所有发达国家，因而也就是世界经济的新常态，这就是长期停滞。

　　谈及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蔡昉表示，不会V字型复苏，“经济衰退非常快，但是复苏的时候会慢，迟迟不来。因此，至少在底部的时间会很长”。他强调，逆全球化趋势、世界经济长期停滞的状态，很可能因本次新冠疫情加速、加重、加深。而全球供应链正常运行所面临的挑战，又会导致世界经济的复苏在一个更恶劣的环境中进行。“因此，全球停滞不仅会继续，可能还会比以前更重”。

　　从中国内部来看，“未富先老”成为了一个重要国情。“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老龄人口以及最快的老龄化速度，可能构成我们未来的国情，也是制约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些最重要的因素”。

　　蔡昉表示，人口的变化会经过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这部分人增长快、规模大的时候，劳动生产率就会非常强。当到零点、或负增长时，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影响到潜在增长能力，人口红利消失。他称，我国2010年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已经出现由正转负。

　　第二个人口的转折点是总人口的从正到负。蔡昉介绍，据学界预计，2025年-2030年间，我国总人口数量将达到峰值。

　　据其介绍，目前全球人口负增长的国家有20个，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与同等发展水平、发展阶段上的国家相比，经济增长表现是差的。此外，人口增长从正到负的转变之年前后，都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大幅下滑。

　　“我认为，这是总需求不足带来的问题，也就是说前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做是潜在增长率下降，但是只要能够按照潜在增长率增长，还是一个长期下降的趋势。但是如果需求因素不能达到潜在增长能力的话，增长速度下滑的速度就更快了”，蔡昉表示。

　　“我从来没有担心过我们的需求会制约潜在增长率的发挥，但是我们要继续改革，我们要比较潜在增长率，但是由于全球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新冠疫情之后，我们可能会遇到需求的制约，使我们的潜在增长率都达不到的话，那我们可能下行的速度就更快了”，蔡昉直言，这就是为什么要“两个循环”，主要是为了挖掘需求。

　　在其看来，如何应对三个主要的需求因素，是实现双循环的最根本的政策着力点。

　　外需方面，蔡昉表示，外需仍然重要。我国应该牢牢地利用比较优势，同时利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独特地位，连接性、韧性，坚定地不脱钩。

　　投资方面，蔡昉认为，对GDP的贡献率逐渐降低是正常趋势，同时投资需求支撑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也越来越凸显。

　　第一，过度依靠投资实现高增长是高增长时代的特征，而不是高质量发展时代的特征，也是我们要解决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之一。

　　第二，我国潜在增长率长期向下，按照同样的逻辑，长期向下的趋势是“回归到均值”。

　　第三，我国外部环境、全球长期停滞还在继续发生，去全球化可能会加速，因此投资贡献也不一定会有这么大。长期高于其它经济体的投资贡献必然会下降，这可能是必然趋势。

　　消费方面，蔡昉表示，我国消费贡献长期以来比其它主要经济体低，特别是居民消费中农村居民的消费、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应该成为更重要的拉动经济的需求因素。因此，这应该也是关注重点。

　　蔡昉指出，居民收入有三个要点：收入的增长、收入的分配、再分配。蔡昉强调，GDP的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总体来看趋势是一致的，但是不同时期跑赢谁是不一样，未来我们必须保持至少同步，否则很难长期可持续地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要求。

　　同时，蔡昉表示，政府应该大幅度地加大再分配力度，才有可能和收入分配、收入增长一块儿支撑中国的内需增长。

　　以下是发言实录：

　　蔡昉：尊敬的王清宪先生，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刚才“一行两会”的领导还有王清宪书记给大家做了很多政策性讨论，发布了很多重要的信息。我换一个风格，谈一点儿理论思考，说说中国经济如何实现自身的潜在增长率。

　　上个月，习近平总书记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提出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们一般把这个概括成“双循环”政策。但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是一个新的发展格局，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循环问题，涉及到中国未来发展的新模式和新格局。探讨好这个问题，就决定了中国未来发展的长期向好趋势能否得到持续。

　　首先，我想从长期停滞这个概念来看一看，我们当前面临着怎样的世界经济和全球化趋势，以及新冠疫情之后，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究竟是什么样。

　　大多数人包括刚才的斯蒂格利茨教授都承认，“长期停滞”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新常态。我们国家没有太过度关注它，原因我稍候会讲。这是我们应该重新来关注的一个概念，大家必须知道这个新常态，否则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所在的新环境是什么样。

　　去年的《财经》年会上，朱民行长和格林斯潘前主席有一个重要的对话，大家传了很长时间。在这个对话中，第一是格林斯潘提到了全球经济的长期停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拿出来谈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重要。第二是他把全球停滞这个大的原因归结为全球的老龄化趋势，当然他主要讲首先是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然后是美国的老龄化，这是停滞的根本原因，我觉得他讲的也很对。第三，他说具体来看，为什么会有长期停滞？如何能够阻止长期停滞？前面是正确的“诊断”，在后面“开药方”的时候他说，问题出在社会福利支出太多。美国人有大量的家庭，都是从联邦拿那些白给的社会福利支出。因此他说，这导致全球经济的停滞。解决的办法当然是要遏止住此类支出的增长。他说到美国的问题，我们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也听他的，但是最后他暗示了中国老龄化也在加剧，各项支出也在加快，这些都会挤压储蓄，使投资不足，最后生产率不能提高。因此，格林斯潘暗示的政策含义就是：中国不要增加公共开支，而是用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上，至少不要像美国那么多。这个地方可能是诊断对了病症，但是至少对中国来说开错了药方。正好今天《财经》邀请的嘉宾约斯蒂格利茨教授说，美国的社会保护是发达国家里最差的。因此他否定了社会福利支出是长期停滞的问题根源。

　　大家先看下面这张图，它表示了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对发达国家来说，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老龄化程度通常会提高，因此发达国家老龄化速度非常快。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即较好的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老龄化情况同样也非常快，尤其近些年有加剧的趋势。这是最新的情况，如果再展望的话，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甚至最不发达国家，长期看也都存在老龄化的趋势。全球老龄化是一个趋势，也是全球的一般规律，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有一些国家具有特殊的国情，比如中国是“未富先老”，老龄化来得过早而带来了特殊的挑战。由于老龄化问题，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受到影响。在减速的情况下，加上收入分配的恶化，富人虽然有钱，但是消费不了那么多；穷人想消费，但是没有钱。

　　因此，我们只好被迫地持续，持续大于投资意愿。这就导致了“三低”：低通胀率、低利率、低增长率。最近有很多人说，新冠肺炎之后整个全球化趋势变了，通货膨胀会结束长期的通缩状态，就会有通货膨胀。我也很高兴斯蒂格利茨不赞成这个说法。对于低利率，我们可以有多种方式看利率，这个用的是贷款利率，全球的世界银行归纳的数据。以“三低”为代表的这种由美国发起的长期趋势，可以波及到所有的发达国家，因而也就成为了世界经济的新常态。这就是我对于长期停滞是否会继续影响中国外部环境的判断。

　　我们再看一看新冠肺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刚才斯蒂格利茨也讲到了V字型复苏。大家用各种英文字母来表达对未来经济复苏轨迹的判断，甚至把耐克的图标也拿出来展示。

　　最近我看到一个特殊的图标（下图），中国人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是这个形状。这是金融日报的资深财经记者提出的。当他还是一个资浅记者的时候，去学用英文做速记，速记用这个符号来代表“银行”这个词，代表了银行式的复苏轨迹。我觉得他的画法值得借鉴。第一，我们没有V字型复苏，经济衰退非常快，但复苏的时候会比较慢，至少在底部的时间会很长。我们假设它是一个U字型的复苏。可能在复苏的半道上，就不会回到疫情之前的起点，而是在半途就夭折，变成了一个更“新”的新常态。

　　我认为这个很可能是有道理的。第一，根据非常抽象的历史经验看，所有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本来都是渐变的、缓慢的，一个突发事件会诱导出经济走势的渐变，由缓慢发展到突然加速。逆全球化的局势以及实体经济长期停滞的状态，很可能因为这次新冠疫情而加速、加重、加深。同时，因为供应链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一些所谓国家战略、健康保障等，为了增强国家安全，或者有意打压经济对手，会有一些恶意的脱钩，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世界经济的复苏在一个更恶劣的环境中。因此，全球停滞不仅会继续，可能还会比以前更重，这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基本外部环境。

　　再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当然会受到外部环境影响，但可能更受制于自己的长期变化。中国也有老龄化，但中国的老龄化形势更严峻一些，因为我们叫做“未富先老”。“未富先老”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国情。世界最大规模的老龄人口以及最快的老龄化速度，可能构成我们未来的国情，也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些最重要的因素。

　　一般来说，人口的变化会经过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劳动年龄人口，也就是能够干活的这部分人。这部分人很重要，因为这部分人增长快、规模大的时候，会有一个生之者众的人口结构，生产性非常强。如果到了顶点负增长，正如中国2010年发生的劳动年龄人口由正转负，就会影响到潜在增长能力。因为劳动力短缺了，新成长劳动力减少以后人力资本就会弱化。劳动力短缺以后，资本替代劳动力速度过快的话，就会带来资本递减，可供转移的农村农业劳动力也就少了，转移速度变慢，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大幅度下降，生产率也不会像过去那么快的增长。这些因素放在生长函数里就会得出结论——潜在生长率必然下降。这是劳动年龄人口由正转负带来人口红利消失。

　　可能还有第二个人口的转折点，就是总人口的从正到负。根据现在大家的估计，媒体不要报道说蔡昉断定2025-2030年中国总人口到达峰值，这不是我说的，是大家有不同的估计，大体上就在这个区间，恰恰都是别人的研究结果。早也好，晚也好，肯定要到来，而且不会太久。因此我们说很快就面临着第二个人口转折点——总人口的转折点从正到负。这个转折点带来的是什么呢？我看了很多国家的数据，比如世界上目前人口负增长的国家有20个，而与这些国家处在同等发展水平、发展阶段的国家，没有负增长。相比来说，人口负增长国家的经济增长表现一定是差的，这是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是，人口增长从正到负的那一个年份左右，都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大幅度下滑。我认为总体上不像第一个问题一样，潜在增长率下降是供给侧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和全球长期停滞相关，是总需求的不足带来的问题。也就是说，前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是潜在增长率下降，但是只要能够按照潜在增长率增长还是一个长期下降的趋势。如果你的需求因素还不能让你达到潜在增长能力的话，那就增加下滑的速度就更快。

　　第一个转折点之后，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人口红利消失，潜在增长率下降，我们当时也预测了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趋势是这条粉色的线（下图）。后来也证明了，实际增长率跟它是吻合的。吻合说明什么呢？我们达到了自己的潜在增长率。没出现大的问题，所以今年经济还是长期向好的，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趋势。我个人的研究表面，我们还可以有一些改革的办法来提高潜在增长率。我从来没有担心过我们的需求会制约潜在增长率的发挥。但是我们继续要改革，要提高潜在增长率。由于全球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新冠疫情之后，我们可能会遇到需求侧的制约，如果潜在增长率达不到的话，可能下行的速度就更快了。因此，这就是我们需要“双循环”的原因，主要是为了挖掘需求的潜力。

　　有没有可能本来有一个潜在增长率，但受需求因素制约而达不到呢？有，日本就是一个例子。从1990年开始，每个季度都计算了潜在增长率，当然事后也有实际增长率。我们把实际增长率减去潜在增长率，即拿实际增长的数值减去你的能力，得出的差额就是产出缺口或者叫增长率缺口。如果那个差额是负的，说明你的实际增长没有达到潜在能力，就比较糟糕。日本从1990年泡沫破灭开始，破灭时还有一段实际增长速度在潜在增长率之上，接下来就越来越往下掉。大概从1993年开始一直到今年一季度，绝大多数年份产出都是负的。在多数情况下，都没有达到自己的潜在增长能力。大家还应该知道的是，日本的潜在增长率是多少呢？其实非常低。它的潜在增长率已经很低了，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没有达到自己的潜在增长能力。因此，这种现实是存在的，值得我们去注意和吸取教训。

　　第三个问题我们来看一看需求因素，看“三驾马车”各自的状况是什么。如何看待需求因素，和当前的发展阶段是有关系的。同时，我们如何应对三个主要的需求因素，也是实现双循环最根本的政策着力点。

　　先看外需。在座也有很多经济学家，有很多首席经济学家，经常会拿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看“三驾马车”是什么状况。如果你看那个数据，会遇到一个悖论。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三个主要需求因素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去年外需贡献是一个很小的数，过去多年都是负的。在统计概念上，我们的外需就是出口再减去进口。既然外需已经是负的了，它就不重要了吗？这是一个需要得出结论——外需是不是不重要了？

　　第二个结论更糟糕，说我有一个很好的办法解决外需的贡献，就是少进口。这是一个重商主义的结论：少进口的话，进出口就大了。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国际贸易还是重要的外需贡献，因此有的人把统计局的统计概念转化成了经济概念，重估了外需的贡献。我在这里引用中央财经大学几位老师所做的研究，他们发现，按统计局数据来算，1995-2011年外需的贡献只占2.5%，非常之低。根据重新估算，在同一时期外需仍然可以占到22%。这个引用的数据到底有多准，我们并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这个概念是对的，也就是说外需仍然重要。这就是我们应该牢牢利用比较优势的原因，这是传统的东西。同时，我们还应利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独特地位、连接性和韧性，坚定地不脱钩，这很重要。

　　第二驾马车就是投资。投资的趋势是对GDP的贡献率逐渐降低，近些年也确实大幅度地降低了。同时，投资需求支撑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也越来越凸显。第一，过度依靠投资实现高增长，这是高增长时代而不是高质量发展时代的特征，也是我们要解决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之一。第二，中国潜在增长率长期向下，按照这个规律叫做“回归到均值”。这个概念用在增长率上适用，当然用在投资需求、投资贡献上也适用，也是向下的。第三，因为外部环境中全球长期停滞还在继续发生，去全球化可能会加速，因此投资贡献也不一定会有这么大。长期高于其他世界经济体的投资贡献必然会下降。这可能是必然趋势。

　　第三驾马车是消费。和投资贡献正好相反，消费贡献长期以来比主要经济体都低。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中，农村居民的消费、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应该成为更重要的拉动经济的需求因素，这也应该是我们的重点，应该是双循环中的重中之重。这个重点要靠什么来完成呢？靠居民收入。居民收入有三个重要节点：第一是收入的增长，第二是收入的分配，第三是再分配。

　　对于收入增长，GDP增长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长期以来总体趋势是一致的，但是在不同时期，谁跑赢了谁是不一样的。可能在过去更多的时间里，GDP比居民收入的增长更快一些。但后来我们在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保持同步增长。因此，这些年要实现城乡居民收入翻番、脱贫攻坚，基本做到了同步，甚至居民收入增长还有所超前。未来，我们必须保持至少同步，否则的话很难长期、可持续地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和要求。

　　第二是收入分配。下图蓝色线条表示的是城镇最高收入组和最低收入组之比，橙色线条是农村最高收入组和最低收入平均收入之比，灰色线条是城市最高收入组和农村最低收入组收入之比。大家看，好像没有明显的改善。每一个收入组的收入都在增长，这是整体改善的效果，但是相对的改善情况还是不明显。我们还有巨大的潜力来改善收入分配。过去的收入分配靠什么改善呢？应该说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等政策都起到了作用。更主要的是要靠劳动力市场的初次分配效应，也就是劳动力市场扩张，劳动参与率提高、就业增长，因此低收入家庭、低端人口获得了更高的收入，改善了收入分配。但是这种改善不能导致差距的根本缩小。同时，在新的发展时期，劳动力市场初次分配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潜力越来越小。因此，下一个解决内需的问题关键点就是再分配。

　　下图的波动曲线是不同国家的基尼系数，这些国家按从收入、人均GDP从低到高排列。我们可以把每一组的平均基尼系数算出来，中等偏上收入基尼系数大概在40%左右，也就是说收入差距比较大。一到高收入阶段，比如到了12000、15000美元人均GDP的情况下，基尼系数一下就缩小了。过去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因素，大家做了很多假设，但原因其实没那么复杂，也没有太多的道理，至少我觉得经济学的道理还讲不通。唯一的道理就是：到了高收入国家阶段，政府进行再分配，用税收、转移支付的办法一下子缩小了基尼系数的增加。平均再分配缩小基尼系数的幅度是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