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立、刘元春、王一鸣等联合解析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经验_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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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新立刘元春王一鸣李稻葵杨瑞龙毛振华黄益平联合解析：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经验

　　今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6期）在线上举行。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经验”，并邀请知名经济学家郑新立、刘元春、王一鸣、李稻葵、毛振华、黄益平联袂探讨。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代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发布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究成果。

　　报告指出，自2008以来，我国已产生了一套应对危机的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经验——即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2008-2016年之间，我们选择以稳增长为主，兼顾防风险的政策取向；2016年发生了重要转向，转为了以防风险为主，兼顾稳增长的政策取向。2018年美国发动贸易战，这一外生冲击使我们对主要目标进行了再调整，重新把稳增长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目前，疫情的爆发使我们从常规的稳增长和防风险的政策取向过渡到应对危机和当前突发事件的思维上，出台了很多应对危机的政策。

　　刺激政策为中国经济赢得了错峰发展的机会，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得到“衰退式上升”。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受到的冲击低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但是我们也采取了大体相似的量化宽松政策，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启了“债务—投资”驱动的模式，以稳增长为核心，在增量中解决问题。在出口受到障碍的情况下，我们启动国内消费和国内的投资的“4万亿”刺激政策。刺激政策从第一天起就在争议中进行。尽管它本身有很多问题，但是为中国经济增长获得了一个错峰发展的机会，使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上升。这个时期恰好是奠定了今天中国在全世界的地位的时期。2009年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我们成为了第一贸易大国，2014年我们成为了资本的净输出国，完成了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重要的转变。所以中国的经济地位正好是在别国衰退的特殊时期建立起来的。

　　刺激政策实现这一效果是付出了一定代价的。首先，如此大的刺激计划，使得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得到了空前发展，这些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尽管使用债务的方式获得了资金，但实际上获得了社会资源的配置能力，改变了市场里面政府和市场，国企和民企的比例关系，这是与过去改革路线图上相违背的。同时，债务-投资的驱动模式，也使得债务风险的不断累积和债务结构进一步恶化。所以，现在我国债务总量仅次于美国，从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部门来看，各个部门轮番加杠杆，使得全社会的杠杆率上升。

　　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和国内经济“软着陆”，稳增长重要性减弱，防风险紧迫上升。2016年，欧美基本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经济逐步恢复。我国经济回稳向好，经过了连续26个季度小幅下调后，经济增长探到“L型”底部，经济基本实现软着陆。长期的稳增长政策，杠杆率不停地攀升，社会资金和货币投放不断增加，导致另外一个结果是投资效率不断下降，政策的边际作用也不断下降。2016年中，我在《系统性风险总体仍处可控，警惕违约爆发触发金融市场波动》、《双底线下的宏观经济》等报告提出：当前形势下政策核心应从稳增长向防风险转变，构建防风险、稳增长的双底线宏观调控体系。通过梳理政策历史我们发现，金融危机后宏观政策的调整，基本契合稳增长、防风险的双底线思路。

　　双底线思维是宏观调控的中国经验，其关键在于处理好稳定增长、防风险的辨证关系。双底线思维具有中国特色，有助于丰富发展经济学、反危机理论等经济学在中国实践与应用。以双底线思维再来观察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能很清晰地看到这段时间是防风险为主还是稳增长为主，并可判断中国的经济形势和政策组合规律。

　　政策取向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内外环境变化的相机抉择。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出现了一个转向防风险的重要的转换。2016年到2018年，在防风险、去杠杆政策影响下，各部门债务增速放缓，债务风险有所缓释。金融严监管背景下，银行资产负债表无序扩张势头得到遏制。房地产调控趋严，房地产暴涨势头得到一定程度遏制。尽管我们执行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但是我们的政策效应非常明显，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数据和非常实际的基础资料，我们未来做经济政策的分析能够做进一步细的解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2018年，美国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美国因素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长期变量。针对外有贸易战、内有经济下行压力的情况，政策再度调整，2018年7月政治局会议首提“六稳”。与金融危机后政策不同，2018年到2019年在侧重于稳增长的同时高度重视防风险。

　　稳增长、防风险的调整与转换是双底线思维的具体应用，丰富了双底线思维的内涵。那么哪些是与稳增长政策相适合的工具箱？我们有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偏宽松的货币政策，较松的金融监管来鼓励金融创新，依托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加大投资，同时鼓励消费。在防风险为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政策工具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相对偏紧的货币政策相结合，金融监管趋严、去通道、去杠杆，同时对地方政府的债务及隐性债务加强治理，控制它的债务的进一步发生和蔓延，同时坚持房住不炒，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疫情冲击加剧中国经济下行压力，GDP出现自公布季度统计数据以来的首次负增长。自1992年公布季度统计数据以来至2019年，中国GDP季度增速从未低于过6%；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的增长低点也都高于6.4%；2020年一季度负6.8%的增速前所未有。

　　疫情全球扩散，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风险加大。疫情全球蔓延面临全球经济衰退压力，外部需求走弱。同时，疫情冲击下地缘政治风险加剧，警惕逆全球化中的去中国化。全球产业链或面临重构，加大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是否重新回到了“稳增长”的路线图上？实际上，我国在“六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六保”，稳增长底线下调。疫情全球蔓延之下，全球经济面临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压力，而中国由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或再度存在“错峰发展”、全球影响力“衰退式上升”的机遇。但是稳增长同时注重结构性的调整与优化，不能走“债务-投资”驱动老路。

　　论坛第二单元，与会嘉宾发表了精彩的演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国政策研究会执行会长郑新立指出，扩大内需是实现“六稳”、“六保”的根本举措。因为只有扩大内需，才能够把我们潜在蛰伏的发展潜能激活。现在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是实现“六稳”、“六保”的一个重要措施，而要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就要靠扩大内需，特别是美国最近在推动产业链去中国化，推动美中经济脱钩，世界范围内疫情的影响使我们的出口订单减少。按照中央部署，扩大内需需要紧紧抓好四件事：第一，抓紧新基础设施建设，这一轮新基建完成之后，我们将建成世界上最先进的基础设施；第二，以城乡融合促进乡村振兴，要实现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农民工的市民化、特色小镇建设，激发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新动能；第三，扩大国内消费市场，建立一个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的发展格局；第四，把环保产业打造为支柱产业，建立健全环保产业的市场机制。

　　全国政协常委、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指出，疫情本身的风险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由于未来一年内疫情能否得到控制尚不明确，因此，我国对外经济关系能否在未来一年内恢复正常，也尚不明确。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撞上百年未有之大危机，导致很多格局性的变化加快。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内部矛盾不断激化，由此导致两类风险：“传统的国际风险”和“非传统的国际风险”。传统的国际风险主要是指针对中国产品的加征关税和人民币贬值导致的资本外流；非传统的国际风险主要是指产品供应链受到阻断，原油的运输线中断。以及针对某些龙头企业的制裁。在此基础上，我建议：（一）面向基层。要完善我们的社会治理结构，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二）留有余地。以新基建为代表的投资项目一定要做，但是政策要预留充足的余地，防止经济形势的恶化。（三）谋划长远。长远来看，中国要启动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因此，必须加快城镇化的步伐，以及加快中等收入人群的扩大。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指出，疫情的不确定性带来全球经济衰退程度的不确定性。目前大家达成的共识是，这次全球经济的衰退可能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从未来全球经济的走势来看，V型反弹的可能性较小，大概率呈现W型的增长。同时，中美摩擦仍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近期美国进一步加大了对华为等实体的制裁，并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领域限制中国留学生，科技领域的脱钩风险犹存。同时，美国加大了对中概股的限制措施，这一举动可能会引发中概股的撤离。以上两大不确定性对中国国内的经济将产生重要的影响。首先，全球经济的衰退将导致外需的收缩，这将进一步加剧沿海外贸企业的困境，订单下滑正在显现，企业倒闭的风险进一步增大。中美这种摩擦的不确定性下一步会影响到供应链的稳定性，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我们的进口结构已经在发生系统性变化，中间品中有一部分是短期内国内的供货商很难替代的产品。这种需求和供给的影响可能会向金融部门传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坚持“六稳”和“六保”，“六稳”是稳住经济基本盘，是“六保”的基础和条件。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要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指出，根据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成果，疫情期间的隔离政策、保持距离封城的政策，确实对经济活动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从个体经营户活跃的数量来看，疫情发生后，全国总体水平下降了50%。农村的个体经营户业务量的冲击相对比城市少一些。在全面推进复工复产时，两类地区个体经营户数量上升的特别快，一类地区是劳动力输出省，比如四川；还有一类是劳动力的输入省，比如广东。这反映了个体经营户在一定意义上发挥了就业的蓄水池的功能和宏观经济稳定器的作用。未来一定时期内，宏观经济都会保持一个相对疲软的态势。由于全球很多国家的疫情尚未控制，因此输入型病例的风险很大，这将影响未来经济活动的复苏态势。疫情过后，数字经济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无接触交易会大幅上升。从政策角度来看，我们应当：一是工作重点应落实在中小微企业和居民的生活上；二是要采取一些投资措施支撑经济增长；三是要想办法开展国际合作，巩固中国在国际地位上的地位。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指出，从官方数据来看，我国宏观经济复苏的进程顺利；但是从一些民间调研数据来看，经济形势仍然很艰难。比如大型项目的开工率、复工率、达产率较好，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达产率非常好。但是中小企业特别是一些传统的小微企业状况依然很差。这个分化的原因很重要一点是因为，我们规模性政策或一揽子复苏政策传递过程实际是有时滞。同时，我国外贸数据表现靓丽，4-5月份出口数据依然正增长。在宽货币，宽信贷的作用下，近期还出现了结构性存款的套利行为，出现了资金内循环、资金在金融圈打转的状况。因此，有人认为我们的规模性政策、疫情救助和经济复苏过度了。我认为这种判断极端错误，原因是：第一，大企业、项目的复苏只能反映行政复苏的能力很强；第二，全球疫情蔓延，经济停摆，产业链、价值链断裂所带来的冲击才刚刚开始；第三，我们看到目前如火如荼改善的，实际是我们在全面停摆之后，在行政性复工复产全力推动之下所看到的一种行政性的现象，而不是在市场常态化运行中所呈现出来的市场运行水平。所以，我们要高度警觉一些数据反弹所带来的短期幻觉，必须从中期的角度出发，为下一步政策定位做出更明确的规划，不能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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