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梁希：中国绿色金融要自主创新，避免重走西方“漂绿”弯路|气候变化_新浪财经

　　当全球的科学家为阻止气候变暖大声疾呼，公众却常常一脸茫然——气温上升1.5℃、2℃、3℃到底意味着什么，与自己有什么关系？简单理解，它表示地球气候系统不断逼近可承受的极限，更多更强的高温热浪、极寒、洪水、特大暴雨、龙卷风、森林野火，更多物种灭绝，更多传染病……2021年河南郑州特大暴雨是气候变暖后的一次“任性”。

　　零碳转型是人类在气候危机中的集体反省。企业是减碳主力军，而绿色金融是驱动这支大军走向低碳的重要手段之一。碳中和浪潮下，绿色金融成为市场追捧的明星，也被气候行动人士寄予厚望。

　　但是，气候投融资专家梁希在接受《亚布力内参》专访时提醒，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要警惕以减碳之名，行“漂绿”之实。投入碳中和的公共资金，应该让真正产生“额外”气候效益的绿色项目受益，而不是给社会责任表现好的富豪发放救济金。同时，梁希还提到，目前中国企业在减碳上口号喊得多，大部分ESG报告是粉饰橱窗，要真正大规模减碳行动仍然比较困难。他告诉中国企业，不要因为短期的缺煤缺电现象而忽视长期的减碳趋势，否则可能在市场竞争中陷入被动。

　　减碳的同时，适应气候变化也会直接关系每个人的生死存亡。如果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划没有把气候危机纳入考量，损失将是巨大的。在气候适应上，金融和市场力量能扮演何种重要角色，催生哪些机遇？梁希也有创新的思考。

　　伦敦大学学院基建转型首席教授、华润环保碳中和首席科学家、广东南方CCUS中心秘书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气候投融资专委会常委

　　以下为《亚布力内参》对话梁希的内容：

　　亚布力内参：2022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发出严厉预警，逆转气候灾难的时间窗口正快速关闭，当前必须进一步加大减碳力度。但是，事实上全球不仅没有朝大力减碳的方向发展，反而对碳的依赖再冲新高。在未来，你认为中国城市将面临什么样的气候风险？

　　梁希：现在离实现《巴黎协定》的1.5 ℃温控目标，时间窗口只剩十年左右，也有科学家认为只剩五年。

　　对于1.5℃以内的温控目标而言，全球碳预算已经所剩无几——大约只剩下4000多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按照当前全球碳排放速度（每年近500亿吨）计算，不到十年全球碳预算就会用尽。

　　因此，未来极端气候现象肯定会越来越频繁，并威胁城市安全。最近我去地方气象部门交流，他们表示过去20年极端气候现象明显增多，降雨尖峰值不断提高，气象预测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亚布力内参：如果气候变暖速度最终未能控制住，温升突破了1.5 ℃，甚至上升2℃、3℃，会带来什么后果？

　　梁希：目前基本只能相对准确地做短期的气象预测，长期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还难以预测，例如温升1.5℃究竟有多大影响，上升到2℃又会怎么样，还没有强共识。宏观维度上有一些预测，具体到城市、社区的气象预测就比较困难。但提前防范气候变化变得越来越紧迫，去年郑州不会料到，往常一年600多毫米的降雨量，突然在几天内降下来，因此没有预先做好准备。

　　亚布力内参：郑州可能不是孤例，中国大多数城市对适应气候变化的认识和准备，还远远不够。

　　梁希：对。像郑州、兰州，以前不太可能有强降雨，今后在如此严峻的气候变化形势下，城市应该如何应对，是新的研究课题。中国的《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包含气候适应章节，但城市气候适应工作还没有被列为优先事项。

　　亚布力内参：中国许多城市的排水系统，只是按照一年一遇的常规降雨标准设计。考虑到去年郑州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事件，未来气候灾害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应该提前将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纳入考量。

　　梁希：需要把基建气候适应能力考量进去，然后制定一套标准，推出一批示范工程。现在国家为了刺激经济，考虑全面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如果政府能从防范风险的角度，提前加强基础设施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也会有利于城市招商引资。如果新建基础设施和楼宇没有考量未来二三十年的气候风险，将来损失和重复投入可能比较大。

　　亚布力内参：应该将城市气候适应能力，作为政府打造营商环境的关键指标。如果一座城市的气候风险高，或者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弱，企业家的投资甚至人身安全就没有保障，最终影响城市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目前中国对气候适应与营商环境关系的研究，处在什么水平？

　　梁希：相比发达国家而言比较滞后。首先，“双碳”目标提出之前，大家对适应气候变化不够重视，真正的投入力度远远不足。现在，一方面有了“双碳”目标这个大背景，另一方面政府绩效的考核与灾害应对水平关系越来越紧密，因此我们看到每个城市非常重视应急、气象、防灾减灾。但在技术、资金、专业和体制机制上，如何更科学合理地规划、推进这些工作，还不是特别清晰。

　　亚布力内参：中国从2016年开始启动气候适应试点城市建设，但实践效果普遍不理想，其中一个原因是投资动力不足，因为重金投入气候适应工程，却不知道气候灾害会不会来、何时会来。尤其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各地政府财政收紧，为不确定的事情投资，是一个顾虑。

　　梁希：用市场化手段应对气候风险，能有效降低公共财政的负担。

　　亚布力内参：比如呢？

　　梁希：在气候投融资工作中，一些城市希望推动商业气候风险保险的创新试验，这对保险公司而言也是一个大机遇。

　　如果你在深圳的繁华地段买一套房，当然不希望车停地库时被淹了，或遇到洪涝时瞬间连门都出不来。现在传统房地产向城市开发与经营转型。假设有影响力的非营利组织（比如亚布力论坛）与某家保险公司合作，制定一套气候风险评价体系，对不同房地产开放商的社区、片区适应极端气候灾害能力进行透明的气候风险评级，开发商要争取较高评级，就得在气候适应上投入（比如建筑采用更好的透水砖、增强蓄水能力等）。

　　评级低的房子，估计买家会慎重，市场价格会受到影响，车险、财险的保费可能更高。这样做，政府也有动力在气候适应上高效率地规划和投资，长期而言可以提升地价，可能还会提升公共资金使用效率。我们需要找到一种传导机制，以可量化指标体系推动气候适应。

　　亚布力内参：现在中国的保险体系，能多大程度覆盖应对气候灾害的投保需求？

　　梁希：传统商业保险的赔付范畴，往往将“不可抗力”这种系统性灾难排除出去。但国际上的气候灾害保险越来越多，大致分两类：一是公益性保险，比如在菲律宾等太平洋岛国，当地公众遇到气候灾害可能家破人亡，政府又无力支持，多边机构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就会协助他们提前投保，一旦遇到巨灾能获得赔付。在中国，类似机制防止弱势群体因气候灾害返贫，我除了知道部分沿海省份（如浙江）给渔民提供普惠气候保险，其他情景我不是特别了解。

　　二是商业性保险。易受灾的大型公司可以通过购买数据自行预测台风影响等气候风险，相比之下，中小企业可能没有这个能力，但他们仍然有规避气候风险损失的需求。因此，这类气候风险相关的商业保险有一定市场，也有社会价值。政府或保险公司迫切需要帮助广大企业应对气候灾害。商业性机制还包括非保险金融机制，如气象相关指数金融产品、气候债券，这些工具在国外有成功用于气候风险管理的经验。

　　亚布力内参：相对于备受关注的碳中和，气候适应议题非常边缘，缺乏资金支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梁希：近期，国家将正式启动气候投融资试点。理想情况下，试点城市要将气象、应急、住建、水务、水利、生态环境、发改委、金融等各部门统筹起来，分享数据，共同识别投资缺口，并制定机制鼓励投资。国家也要充分了解各地气候适应能力的老底、短板，有针对性地弥补。《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正在编制，对推进气候适应会有一定帮助，但还需要最高领导层的高度重视。

　　亚布力内参：“双碳”目标带起一股中国企业参与碳中和的热潮，包括推出碳中和时间表、发布ESG报告等，金融机构也在突出自己绿色标签，但如何确保企业的行动真正符合碳中和初衷，而不是“漂绿”？

　　梁希：企业是否真正投入减碳或气候适应，关键看能不能给他们带来实惠。目前碳市场还处于早期阶段，短期价格信号较弱，不足以让企业真正投入。所以中国企业现在口号喊得多，主要还是研究、宣传和示范，要真正大规模减碳还比较困难。

　　不过要注意，现在碳价低，不代表五年、十年以后仍会如此。企业须预测中长期碳价格走势，判断清楚在企业战略和管理上采用什么碳价格。

　　亚布力内参：更直接地说，你认为很多企业的气候行动名不副实，对吗？

　　梁希：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企业行动比较早、做得也比较好，但在缺乏清楚的市场信号时，大部分ESG报告往往只是粉饰橱窗，为事务所、咨询公司多提供一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素材而已，类似给弱势群体小范围送点东西等作为主要内容写进了ESG报告，而不是系统性部署。

　　亚布力内参：绿色金融也是促进企业碳减排的一项工具。你曾表示西方绿色金融体系有“漂绿”问题，具体是指什么？

　　梁希：西方绿色金融发展是自下而上，由一些行业协会发起并制定行业标准，主要是为了树立金融机构的绿色品牌形象，比如认证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这些只是统计性贴标工作，不是真正在促进大幅度减排。但投资者不会想那么多，他们认为买了绿债、绿色基金就促成了大量碳减排，其实投资者回报对于那些绿债与非绿债没有太大区别，对促成绿色项目有帮助但不会特别显著。

　　亚布力内参：为什么这么说？

　　梁希：金融机构倾向找优质客户发放贷款，尽可能找风险低，收益高的标的。可是优质客户的项目，往往是所谓的好项目，商业回报已经足够高，所需资金也通过市场足以解决，不需要额外的公共资金支持。所以，现在的绿色金融只是对好项目进行统计和贴标，相当于给好学生颁奖状，至于发奖状多大程度促进了减排，还存疑。

　　给好项目发奖状，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在信息披露时不能由此误导投资者。比如我的一位朋友，在英国买了一支10万英镑的绿色债券，他的投资经理告诉他，这支绿色债券减少了800万吨碳排放，他拿到了为每年乘坐飞机环游世界带来碳排放的“赎罪券”。我朋友以为是他促进了减排，其实这跟他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即便没有他的投资行为，这支绿债仍然会在市场上顺利发行。

　　亚布力内参：西方这个“漂绿”问题解决了吗？

　　梁希：没有，他们也一直忽略了。

　　亚布力内参：你认为真正的绿色金融产品应该什么样？

　　梁希：一方面，可以继续鼓励对商业可行绿色金融项目进行各种贴标，但告诉投资者，购买行为并不带来直接减排。另一方面，对原本在商业上不可行的绿色项目，通过对金融工具进行识别、精准引导政府和政策性银行支持、给予优惠政策，使它在商业、技术上变得可行，这种产生实实在在增量或“额外”气候效益的金融支持更有意义。

　　亚布力内参：如何评估一个项目是否具有真实的“额外”气候效益？

　　梁希：需要两个基本因素。一是气候额外性，即真正促进了减排或提升了气候适应能力。二是财务额外性，即在财务回报、产品或技术上需要额外帮助。这种项目可以通过贴息、碳市场、碳金融等工具强化支持。

　　如果一个绿色项目没有监管障碍和技术难题，产品质量和商业回报也很好，可以对其进行鼓励、宣传，但没必要再用公共资源支持该项目，否则就好比给社会责任方面表现好的富豪发放救济金。

　　现在政府、企业以及公益基金会的资金大量投入碳中和领域，需要避免这些资金被投到商业回报已经很高的绿色项目，避免浪费公共资源。气候资金缺口需要弥补，也需要提升气候资金的使用效率。

　　气候投融资、绿色金融要发挥好金融专家的作用，优化公共资金使用效率。商业金融机构没有根本动力做这些事情，它追逐低风险、商业回报最大化。因此，应该强制金融机构向市场披露更准确的气候相关信息，真正面对和解决气候问题，而不是做一些门面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