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年中国人口之变：四口之家“缩圈”到三口

　　原标题：57年中国人口之变：四口之家“缩圈”到三口

　　1990年、2000年、2010年的三次人口普查，大陆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48%、1.07%、0.57%。

　　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将揭开面纱。

　　伴随出生率走低，老龄化进程加速时不时被推上风口浪尖，人口问题无疑成了全民焦点。临近最新数据出炉，“2020年我国人口持续保持增长”这则官方消息，对人口焦虑起到了一定的缓释作用，不过也并未终结外界对于中国人口未来预测的交锋。

　　此前，我国共计进行过六次现代意义上的全国人口普查，分别在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追溯至1953年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彼时全国大陆总人口达到5.82亿人，此后1982年突破10亿，1990年、2000年及2010年相继超过11亿、12亿、13亿。

　　与此同时，人口增长放缓已成不争的事实，截至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十年来我国人口增长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

　　人口普查主要调查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职业、婚姻生育、死亡、住房情况等，为我国人口数量、结构、分布提供了一个全面的画像，也是研究制定人口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依据。前六次普查数据中我国人口呈现出哪些趋势？计划生育政策下增长率经历了怎样的转变？跨越半个世纪，中国家庭规模和老龄化情况“真相”如何？

　　关键词 1 

　　人口总量

　　57年人数翻倍，计划生育下高增长率“刹车”

　　持续增长——可以说是我国总人口数量变化的关键词。全国总人口从1953年（截至6月30日24时）的6.02亿人增至2010年（截至11月1日零时）的13.71亿人，57年间总人口数量翻倍。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总人口数首次超过10亿人，同1964年的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相比，18年间大陆人口（不含港澳台及海外华侨）年平均增长率为2.1%。也正是在这一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1982年12月被写入宪法。

　　此后，我国人口增长速度开始放缓，1990年、2000年、2010年的三次人口普查，大陆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48%、1.07%、0.57%。

　　2010年普查数据显示的人口增长减速势头最为明显。1990年到2000年，我国大陆人口净增长1.32亿人，此后的2000年到2010年，我国大陆人口净增长7390万人，后一个十年比前一个十年净增长减少了超5600万人，年均增长率下降了近一半。这也表明，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控制。

　　根据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2011年公布的数据，截至当时的近10年左右，我国人口出生率约为12‰，死亡率约为7‰，自然人口增长率约为5‰。我国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从“高、低、高”的模式向“低、低、低”模式转变，在这样的模式下，中国人口总量增长速度放缓。

　　解读 

　　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育龄妇女数量或持续下跌

　　近年来，全国出生人口数持续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是我国自1949年以来出生率的最低值；2019全年死亡人口998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4‰。

　　数据显示，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每年出生人口数保持在2000万以上，1998年起降至2000万以下；2003年降至1600万以下，此后到2013年间，我国出生人口在1600万上下波动。

　　2016年我国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出生人口数出现明显增长，当年全年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比上年增加131万人，是2000年以来出生人口最多的年份。不过，自2017年开始，全国出生人口数已经连续三年下降。

　　2021年2月，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年全国姓名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相较上年减少了175.5万，2019年这一数据为1179万。尽管最终出生人口数据与户籍登记新生儿数据有一定差距，但出生人口下跌的趋势已经显现。

　　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曾撰文提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国泰君安研究所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提出，我国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几乎熨平了生育周期，未来育龄妇女数量或将持续下跌，进而拖累出生人口数量。1960年-2010年的50年间，我国育龄妇女数量基本是单调爬升，未来预计将会单调衰减，时间跨度也有可能达到50年。从当前潜在育龄妇女和即将退出生育年龄女性的数量来看，2018年，0-14岁的青少年女性有1.09亿人，35-49岁的育龄妇女有1.60亿人；在不考虑死亡率区别的情况下，未来15年将减少育龄妇女5100万，平均每年减少340万人。即使在乐观假设下，仍然出现新生儿数量长期持续减少的趋势。

　　关键词2

　　三口之家

　　家庭成员“缩圈”，户均人口降至3人

　　半个世纪时间，我国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三口之家”已成核心家庭模式。

　　1953年、1964年、1982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均在4人以上，分别为4.33、4.43、4.41。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开始，每个家庭户降至4人以下，且人数稳定在3人左右。

　　家庭户规模数据显示，1990年为3.96人，2000年为3.44人，2010年降至3.1人，比2000年减少0.34人。

　　解读 

　　低孩次生育成主流，生育、住房成本“拖后腿”

　　对于这一变化，国家统计局表示，主要是由于我国生育水平不断下降、迁移流动人口增加、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等因素的影响。

　　目前，低孩次生育已成主流选择。2014年和2016年，我国分别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和全面二孩政策，但家庭生育意愿仅在政策放开的短期内得到集中释放，家庭户规模的增长并未持续很久。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梳理国家统计局数据看到，平均家庭户规模在2010年之后继续降低，2013年、2014年平均家庭户人数降至3人以下；2015年有所回升，升至3.10人，2016年继续升至3.13人；此后又开始降低，2018年降至3.00人。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全国育龄妇女生育率为47‰，其中一孩生育率为19.5‰，二孩生育率为24.4‰，三孩及以上生育率仅3.2‰。其中，城乡之间差距较大，农村妇女的二孩生育率明显高于城镇妇女。以我国育龄妇女生育高峰25-29岁年龄段来看，城镇妇女二孩生育率低于一孩生育率近7个千分点，农村妇女的二孩生育率则高于一孩生育率近18个千分点。

　　国泰君安研究所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提出，生育限制放开后的前几年，前期堆积的生育意愿或集中释放，短期新生儿数量有所增加，但随后会进入持续下滑的通道。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率呈现负相关是国际普遍现象，但我国生育率明显低于全球普遍水平，出现这一结果的特殊因素主要是我国女性生育机会成本、托幼成本、教育成本和住房成本高企。

　　关键词3

　　性别比

　　男多女少境况未改，总人口性别比连年下降

　　几十年间，尽管我国男多女少情况未改变，但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人口为100）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从1953年普查结果的107.56降至2010年普查结果的105.20。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男性人口占51.27%，女性人口占48.73%。

　　贝壳财经记者梳理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看到，自2006年以来，我国总人口性别比已连续14年下降，2019年末，我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4.45。

　　比起总人口性别比，更需要关注的数据是出生人口性别比（以女婴为100）。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离正常值且不断上升，2008年之后开始呈现下降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四次人口普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08.5、111.3、116.9、117.9，呈现不断攀升迹象。

　　其中，2004年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21.2，此后保持在120上下波动。2008年开始，出生人口性别比呈下降趋势，到2019年时已降至110.14。

　　根据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2020年全国姓名报告，2020年出生并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中，男孩529.0万，占52.7%，女孩474.5万，占47.3%。新生儿男女性别比达到了111。

　　在没有干预措施情况下，国际公认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值在103至107之间，迄今为止，中国的数据尚未恢复到正常范围。

　　解读 

　　结婚对数下滑，晚婚晚育波及出生率

　　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提出，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是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问题之一。男女比例自计划生育后失衡，造成婚姻市场匹配困难，进而影响结婚对数。2013-2020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347万对的历史高点持续下滑至813万对，2020年同比下降12.2%。

　　与此同时，晚婚晚育现象更加突出。根据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出版的《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2019）》，中国出现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初育年龄推迟的趋势。从1990年到2017年，中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推迟4岁多，从21.4岁提高到25.7岁，并呈现继续走高的趋势。育龄妇女的平均初育年龄从1990年的23.4岁提高到2017年的26.8岁。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出生率的进一步降低。任泽平提出，初育年龄每推迟一个月，大概会影响总和生育率下降8%左右。

　　关键词4 

　　老龄化

　　2000年起步入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比重攀升

　　国际上通常把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0%，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老龄化社会的标准。国家统计局人口年龄结构相关数据多用65岁标准，中国从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当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10.33%，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6.96%。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老龄人口占比进一步上升，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8.87%。与此同时，0-14岁人口比重也在降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0-14岁人口占比16.60%，较第五次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

　　此后，我国老龄人口比重连年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2013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在9%以上；2014年超过10%，2017年超过11%，2019年达到12.6%。

　　2019年末，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达到1.76亿人，与2000年末的8821万人相比，已经翻番。

　　解读 

　　明年或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养老金缺口压力增大

　　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提出，从发展趋势看，2022年将进入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5%。随着生育率下行和寿命延长，老龄化是全球普遍现象，但中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生育，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

　　人口老龄化最直接的结果是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范建军的报告，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主要有三大收入来源，保费征缴收入、财政补贴、投资收益及其他收益。将政府财政补贴剔除在外会发现，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自2015年起，已出现明显的资金缺口，而且资金缺口还有逐渐扩大趋势。如果再考虑个人账户普遍“空账”运行的情况，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缺口更大。

　　任泽平建议，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打造高质量为老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要加快推进国资划转社保补充缺口，推动社保全国统筹，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鼓励企业留用和雇佣年长劳动力，适时适当推迟法定退休年龄；还要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顾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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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