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京伦会议回顾：朱镕基曾会见参会的外方代表

　　原标题：1994年的京伦会议 | 比较

　　来源：比较

　　作者：张军

　　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1994那年的京伦会议在很多方面都是超前的，有预见性的，对之后的中国企业改革、银行改革和债务重组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1994年8月23-26日，由吴敬琏、荣敬本和周小川、楼继伟分别牵头的两个课题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及“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这两个课题均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联合当时的国家经贸委共同在北京的京伦饭店召开了一个国际会议，主题为“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京伦会议”。

　　这个会议的时间是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我猜测吴敬琏、荣敬本负责的课题组与周小川和楼继伟负责的课题组均为从构建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来设计下一步的重大改革。不过，从会议讨论的议题和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发言内容来看，这个会议实际上是围绕改革国有企业和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这个主题进行的。围绕这个主题的一系列问题都在会上进行了深入讨论，这些问题包括银行与企业的关系、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和企业破产的法律程序及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等。

　　如果说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重点讨论了宏观经济管理问题，这个“京伦会议”显然讨论的就属于微观范畴的问题了，而这中间相隔了差不多10年。10年前，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还只是承认“商品经济”，而10年后，终于将“市场经济体制”写入党的决定中，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而用市场经济中的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改造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也就迫在眉睫。 

　　出席会议的中方经济学家除了以上提到的两个课题组的负责人之外，还有陈清泰、张卓元、李剑阁、刘遵义、钱颖一、许成钢、吴晓灵、谢平、肖捷等。不过，在1994年，吴晓灵是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主任，谢平是副主任。而肖捷还在财政部综合计划司任副司长，钱颖一还在斯坦福大学执教，而许成钢则执教于伦敦经济学院。

　　会议邀请的国外经济学家也非常有针对性，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比如，哈佛大学的哈特（Oliver Hart）教授，是关于企业理论和合约经济学的顶级学者。由于他在理解企业的合约结构方面做出的理论贡献，2016年哈特教授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有一位哈特教授的同事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教授，他来自斯坦福大学，也是顶级经济学家。我在2000年访问哈佛大学时与两位有过一面之交，当时哈特教授是哈佛大学经济系的系主任，而米尔格罗姆教书正好在哈佛大学访问。

　　会议还邀请了斯坦福大学的麦金农（Ronald McKinnon）教授和青木昌彦（Masahiki Aoki）教授。麦金农教授是一位专攻金融发展，特别是转型经济中的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著名经济学家。他病逝于2014年，享年79岁。青木昌彦教授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我尊敬的师长，有一段时间我们交往甚密，在东京、北京、上海或旧金山共同出席会议。他是日本人，主要在斯坦福大学执教。他基于日本企业独特的组织和制度发表过不少有意思的研究论文，在主流经济学界享有声誉。他还在经济发展方面倡导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不幸的是，2015年他因病突然去世，享年77岁。

　　外方的与会者中还有著名的拉迪（Nicholas Lardy）教授。他被认为是美国经济学家当中研究中国经济最为权威的人物。他那个时候应该还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担任杰克逊国际研究院的院长。目前是在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e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研究员，对改革前和改革后的中国经济均有深厚的研究，出版了不少研究中国经济的著作。来自华盛顿大学的还有波兹南斯基（Kazimierz Poznanski）教授。他是波兰人，研究专长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问题。另外还有两位分别来自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的罗伊．伯尔（Roy Bahl）以及来自加州大学圣诞科鲁兹分校的黄佩华（Christine Wong）教授。伯尔教授是财政专家，时任美国财政学会的会长。黄佩华则是一位以研究中国的公共财政，特别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而著称的经济学家。

　　会议从8月23日开始，到26日上午结束，持续了三个半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于8月25日下午会见了参会的外方代表。

　　三天半的会议由四个主题板块构成。第一个是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题，也就是关于如何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及其治理结构。在这个主题下，除了以上提到的课题组负责人汇报研究的基本设想之外，特别安排了青木昌彦教授报告“转轨急急急中的企业内部人控制和治理结构”，米尔格罗姆报告了“日本经济组织中的激励机制和组织结构”。许成钢报告了“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来自华盛顿大学的波兹南斯基（Kazimierz Poznanski）教授报告了“东欧转轨过程中的私有化存在什么问题？”

　　第二个板块讨论企业和银行间的债务重组以及破产程序。这里哈特教授重点报告了关于转轨经济中的破产程序的设计问题。青木昌彦教授报告了战后日本清理企业与银行间债务的经验。麦金农教授重点比较了中国与俄罗斯在金融改革政策上不同。刘遵义和钱颖一、吴晓灵和谢平分别报告了中国企业与银行间债务重组的设想方案。

　　第三个板块是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首先是周小川和杨之刚汇报了中国1994那年分税制改革取得的成绩和问题，然后楼继伟和李克平报告了对建立转移支付的新制度的设想。黄佩华报告了关于中央地方财政关系问题。伯尔报告里关于政府间转移支付的研究。

　　最后一个板块是对1995年经济改革的展望，是由吴敬琏教授演讲，拉迪做点评。

　　有意思的是，京伦会议尽管非常重要，但在社会上以及媒体上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而且即使在经济学家的圈子里，很多人对这个会议也没有什么印象。如果你在网上搜索，也会很失望，几乎找不到关于这个会议的媒体报道或有关的具体信息。

　　一直到1999年夏天，才有一本关于京伦会议的文集出版。这本文集《公司治理结构、债务重组和破产程序：重温1994年京伦会议》 ，由吴敬琏、周小川等编著，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这本文集收录了中外经济学家在京伦会议上报告的11篇文章。周小川以“经济学中的微观制度概念”作为本书的代序。中央编译局《比较》杂志的肖梦女士所写的记述京伦会议的文章“现代企业制度、银行与财政的配套改革—记“‘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也收入了本书。

　　在记述京伦会议的文章中，肖梦写道：“什么是‘公司治理结构’、‘有限理性’、‘不对称信息’、不完全契约？什么是‘内部人控制’、‘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什么是‘现金拍卖’和‘结构性商谈’？等等，等等。这些常识性概念是近十几年来微观经济学理论中一系列概念上的突破，虽然在西方已经成为帮助工商界经理们的新工具，却不为我们所熟悉。也许有人会说，这些听上去就挺吓人的新名词对我们又有是没用？我们中国的改革还远到不了那一步。然而，既然我们打算按照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探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我们就应该面对现实中已经出现或在转轨过程中将要出现的难题，避免他人犯过的错误和走过的弯路。那么，国际上已经通行的概念和新的研究成果就应该首先为我国学术界认知。”

　　是的，在1994年，我们的理论界和企业界还不清楚什么是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控制权（control rights）、信托责任（fiduciary）、持股人（shareholder）和利益相关人（stakeholder）以及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这些治理制度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还不甚了了。对CEO、CFO、MD等等这些在西方公司里流行的称呼也比较陌生。京伦会议毫无疑问开拓了中国经济学家的视野，让我们看到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改革的方向，那就是公司化或法人化，其核心是在企业内部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这些概念和讨论无疑影响了1994年之后的企业改革的政策方向。

　　关于银行与企业的债务重组，京伦会议上讨论了三种方案。一种是刘遵义和钱颖一建议的方案，主张建立一家资产管理公司来处置坏账。周小川等人提出了债转股的方案。还有一种方案，由吴晓灵和谢平提出，强调了企业、银行与财政之间进行综合债务的重组。在债务重组问题上，哈特教授主张先实行债转股，然后与原股东共同进入美国破产法第11章的重组程序。

　　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1994那年的京伦会议在很多方面都是超前的，有预见性的，对之后的中国企业改革、银行改革和债务重组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文来自复旦大学张军教授所著《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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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