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矿权纷争背后 祁连山南麓的19座渣山和11个露天矿坑

　　祁连山南麓的19座渣山和11个露天矿坑：如何愈合这道巨大的伤疤

　　青海作为生态脆弱的高原地区，其整治修复更须慎重、科学

2020年8月14日，青海木里矿区的聚乎更矿区五号井。图/人民视觉

　　木里“伤疤”遗留难题

　　本刊记者/苏杰德

　　发于2021.4.5总第990期《中国新闻周刊》

　　从空中俯瞰，木里矿区如果是蚁巢，矿车则是工蚁，源源不断地从青海各地运回羊板粪。 

　　“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景象，这么多大矿车直接穿越草场，进入牧民家里拉羊粪。”王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7年前，他从陕西来到青海木里煤田，通过合伙的方式先后购买了几十辆运煤车。但如今，拉煤车变身拉粪车，几十辆运煤车不再运煤，开始运羊板粪，参与木里矿区生态修复。

　　去年8月4日，媒体报道青海兴青工贸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兴青公司）总经理、青海“隐形首富”马少伟在祁连山以生态修复的名义，非法采煤获利百亿元，直接引发青海官场“地震”，包括青海副省长文国栋在内的十几名官员落马。不只是官场，木里煤田采矿企业也正经历剧震。《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青海焦煤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青海焦煤）历任股东也受到调查，多人被捕：去年9月27日，青海焦煤原实控人、上海商人郑荣德被青海省公安厅以非法采矿罪逮捕；今年2月25日，经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批准，青海焦煤原参股股东、青海前首富肖永明被以涉嫌非法采矿罪正式批捕。

　　2004年到2014年是木里煤田大开发的十年，煤炭无序过度开采，在祁连山南麓遗留下了19座渣山和11个露天矿坑。《经济参考报》曾如此描述，兴青公司“‘开膛破肚’式采挖形成的巨型凹陷采场，自东南向西北方向蜿蜒5公里，形成一条宽约1公里、深达300米到500米的沟壑，犹如在高原湿地上劈出的一道巨大伤口”。

　　去年至今，青海省掀起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生态整治运动。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管委会专职副书记王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木里煤田生态整治，是举全省的力量在做。”但如何真正愈合这道巨大的伤疤，当地面临着重重挑战。

　　一车难求的羊板粪

　　木里煤田位于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和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交界处。木里取自藏语，意为燃烧的石头，高原冻土下的焦煤是炼钢的优质原料。煤田由江仓、聚乎更两个开采区和弧山、哆嗦贡马两个勘查区组成，资源储量35.4亿吨。

　　从2003年起，青海先后招商引资多家企业对木里煤田进行露天开采。直到2014年，中央连续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坚决制止木里矿区破坏式开采，然而木里矿区非法采煤仍长期存在。2020年，兴青公司在木里矿区非法采煤问题被媒体曝光后，青海省将木里矿区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关停，实行全封闭管理。

　　这次事件后，青海立刻制定了“两月见型打基础、当年建制强保障、两年见绿出形象、三年见效成公园”的整改行动方案。种草复绿是最关键的环节之一，需要至少30厘米厚的表层土壤。但是青海地处青藏高原，千百年才积累了几十厘米厚的表层土，木里煤田生态修复面临无土可用的局面。

　　“石头上肯定种不出草，需要土壤重构。”青海省林草局副局长邓尔平在青海省林草局近期举办的种草复绿培训会上介绍，矿区生态修复包括地貌重塑、土壤重构、种植等阶段。地貌重塑是对堆得不成形的渣矿山进行整形，而土壤重构则包括覆土、土壤改造等环节。“土从哪里来？我们制定方案的时候，也想到了异地取土。”邓尔平坦言，“异地取土成本约需30亿元，这不是节约，是豪华治理。”

　　异地取土方案被否定后，只能在煤矿周边的渣山上想办法。不得已，木里煤田只能从渣山筛出较细的颗粒，配合羊板粪和有机肥，进行土壤改造。据测算，每亩改造需要渣土和羊板粪分别为167立方米（下简称方）和33方，两者比例大约为五比一。以此计算，木里矿区需要羊板粪138.27万方，可以堆满高达193米、占地面积是标准足球场大小的仓库。

　　然而，当地调研统计，海西、海北及西宁等地实际只能筹集到三分之一的羊板粪。即使是这些，要运回也不容易。王强的矿车已经开到了距离木里煤田200多公里外的牧民家门口。“原来，牧民都是把羊粪倒在路边，装卸方便。现在，需要我们自己租挖掘机，穿越草场进入羊圈。”王强说，他现在满世界找羊板粪，“去年200元一车，现在涨到500元一车。”

　　即使想尽办法，羊板粪存量也难以满足木里煤田的需求。木里煤田整治涉及的土地面积约6万亩，包括44950亩种草复绿区和15800亩已治理区补播工程。目前，仅部分矿区足量完成羊板粪采购，多数矿区羊板粪库存缺口较大。

　　土壤改良后种什么，也是一道选择题。根据青海制定的草种选购方案，以木里煤田修复面积来看，木里煤田总需要草种约62.4万公斤。最终，青海草地早熟禾、青海冷地早熟禾、青海中华羊茅和同德短芒披碱草进入视线。不过，这四种植物是否能够满足恢复生态环境的需求，也受到了一些专家质疑。“木里矿区原始植物30余种，只种植4种的话，比较单一。”一位参与木里煤田生态整治规划的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恢复植物种群要考虑生物多样性，国外采用的是同时种植多种植物群落方式。

　　《中国新闻周刊》获得的资料显示，过去几年，矿区草种的种子形成困难，成熟率仅为5%，复绿草种也面临退化。而且，由于木里煤田周边放牧较重，自然植被种子形成少，后续替代植被演替困难。

　　治理资金还在“空中”

　　除了羊板粪价格飙涨，单一草种能否恢复高原生态存疑，木里煤田生态修复难题中，还包括资金问题。

　　“像我们这种，应该属于五包了。”王强无奈地说，生态修复工作层层分包，他都不知道隶属于哪一家公司。煤矿企业以往很少拖欠工程款，但运输羊板粪的费用已经拖欠不少。

　　欠款背后是木里煤田生态整治成本高昂。2020年10月到11月，木里煤田生态整治项目三个标段完成招投标。标段一整治对象是聚乎更矿区和哆嗦贡马矿区，中标价达20亿元，中标单位是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所属中煤地质集团；标段二、三的整治对象主要是江仓矿区，最高投标限价分别为5.6亿元和6亿元，中标单位分别是河北冀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和中国地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三个标段总投资约30亿元，但资金出现了卡壳。“原来，很多人认为这次治理资金多得不得了，企业会赔偿一大笔钱。单是兴青公司一家企业就赚了上百亿元，如果生态赔偿50亿元，什么都解决了。况且，还有其他十几家企业。”邓尔平在青海省林草局种草复绿培训会上说。但事实上，直到现在治理资金还在“空中”。去年，青海查封了与兴青公司马少伟相关的30多个银行账户，所有账户的余额合计1.6亿元，与生态治理所需资金相去甚远。

兴青公司在木里矿区的环境治理宣传牌。图/人民视觉

　　“矿山破坏完以后，修复资金的筹措比较麻烦。木里目前在做生态补偿评估，让原来开采的企业补偿，这种做法实际执行上可能比较困难。”中国矿业大学能源资源战略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胡振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述招标书提到，整治的资金来源是违法开采罚没收入、生态损坏补偿、财政补助。《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由于前期资金没有着落，施工企业需要进行垫资。

　　有些施工单位其实已经在做整治，最后却没有中标，青海焦煤所在的江仓矿区2号露天矿井就属于这种情况。青海焦煤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煤地质集团最早参与了煤矿回填工作，投入了大量资金，但中标单位却是河北冀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这与木里煤田先回填后规划有直接关系。去年8月25日，青海省就召开木里煤田以及祁连山南麓青海片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动员部署会，很快开启整治行动。“一般来说，应该先做总体规划，再做实施方案。”前述参与木里煤田生态整治规划的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为了补救，青海正在做木里矿区生态修复的总体规划，还在论证和完善中。

　　“但凡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因污染或破坏受损，一般总得经过调查核实、评价评估、制定方案、征求意见、招标实施等基本程序，至少得半年以上。”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认为，青海作为生态脆弱的高原地区，其整治修复更须慎重、科学。

　　“回填是修复的重要内容，如果没有科学规划和准备，下一步的工作有可能难以进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周晋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木里煤田修复是一个公共环境生态项目，公众的意见非常重要，还需要公开征求意见，保证科学合理公正。

　　“回填是否有必要，要看对人、水系和地质影响有多大。”一位参与木里煤田治理的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木里煤田周围牧民少，对水系影响也不大，实际上也可以依靠自然恢复。但实际上，“如果不填坑，会显得地方官员不作为，压力会非常大”。他坦言，生态修复不必太着急，可以一步一步做，慢一点也没问题。

　　倒查与索赔

　　兴青公司盗采事件曝光后，青海就启动了木里煤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鉴定评估，今年3月8日通过技术审查，接下来将启动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和诉讼工作。“煤矿企业也曾辉煌过，也赚过钱，现在补偿治理也是责无旁贷。”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管委会专职副书记王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多位煤矿企业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前最关心的问题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很多煤矿多次变更股东后谁来承担责任？一位国企背景的煤矿公司负责人还表示，他担心青海地方财力弱，对企业退出的补偿难以达到预期，而对企业采矿生态赔偿的要求则可能会太高。

　　对于一些企业来说，还面临非法采矿罪的倒查和追责。2021年2月25日，上市公司藏格控股实控人肖永明被青海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非法采矿罪正式批捕。肖永明是青海的钾肥大王，2016年其家族以265亿元资产成为青海首富。肖永明被逮捕，与青海焦煤有关。ST藏格曾发布公告称，“因青海焦煤产业集团涉嫌非法采矿被青海省公安厅立案侦查，藏格钾肥部分资产及账户被青海省公安厅查封冻结。”

　　青海焦煤与兴青公司一样，都是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青海招商引资的重点企业。2006年，肖永明通过收购宏筑物资100%股权，从而间接获得青海焦煤40%股权。青海焦煤原办公室负责人郭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肖永明在公司安排了两位分管行政和销售的副总裁，本人很少来公司。2011年，肖永明将其持有的青海焦煤全部股权转让给臻鹏熠霄（上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臻鹏熠霄的实控人为郑荣德，他还通过上海华东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青海焦煤58%股权。直到2015年，郑荣德因为难以偿还债务，公司控制权才易主。但两人可能都没想到，在时隔多年后，两人都因“非法采矿罪”被抓。

　　“我们公司直到2012年左右才取得采矿证，此前只有探矿权，以探代采。” 郭磊介绍，青海焦煤主要采煤时间是从2004年到2014年。根据木里煤田2011年的整合方案，当时取得采矿权的企业只有奥凯公司、庆华公司和义海能源3家，包括兴青公司和青海焦煤在内的5家只有探矿权，而当时“以探代采”非常普遍。

　　按照郭磊的说法，青海焦煤虽然没有取得采矿权，但一直在政府监管许可下生产。“露天开采需要炸药、雷管等火工品，这需要省公安厅的批准。凭借地方发的路条，煤才能从煤矿和县城运出。”郭磊说，从炸药、生产、运输等环节，煤矿都要受到地方政府的监管。公司开发的木里煤田江仓二井田煤矿，甚至还被列入青海省“十五”第三批重点工业项目。

　　根据青海焦煤的账单，公司总共采煤约780万吨，当地要求公司根据这一额度进行赔偿，可能高达几十亿元。青海焦煤则认为，公司在过去的生产中已经缴纳了资源税等税收，不应该承担过高的赔偿要求。青海焦煤提供给《中国新闻周刊》的一份数据显示，公司2004年到2020年累计投入草原补偿费及资源费、生态补偿费等合计7552.5万元。此外，2014年至今环境整治投资6182万元。

　　胡振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谁破坏谁修复的办法，在实践中难以落地，需要建立一套机制来保障。首先，行政管理和监管单位的责任要到位；其次，从经济上着手，采取保证金加基金的方式。企业按照每年的开采量交保证金，验收完成后退还保证金，打造有交有退的循环。基金与保证金不同，主要用于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

　　采矿权纷争

　　整治行动中，最胶着的是等待被清退的采矿企业。2020年8月，青海省国资委向河北、河南、山东等省国资委发出《青海省政府国资委关于做好木里矿区矿业权退出相关工作的函》，文件中希望各地国资委根据青海省的意见，制定各省采矿企业退出方案。

　　“企业退出由青海省委、省政府决定，青海省国资委委托海北州政府和我们签退出协议。然后评估企业到底有多少资产，为下一步补偿做准备。”青海中奥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董事牛全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奥能源股东包括河北国企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和民企青海省奥凯煤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两者在2013年左右合作，前者出技术和资金，后者出采矿权。“兴青公司出事后，把我们也给绕进去了。”牛全民介绍，煤矿2014年停产至今，已投入资金超过10亿元，如果关停退出，企业损失严重。

2020年8月14日，在木里矿区的一些植草区域，绿网下已长出绿草。图/人民视觉

　　“我们是唯一一家获得采矿权，一直在正经挖矿的企业。”王强多次强调他所在的义海矿区与非法盗采的兴青公司有本质区别。两家企业的矿区都位于木里煤田聚乎更矿区，是间隔两三公里的邻居，“这么多年了，谁能想到兴青公司没有采矿许可证。”不过，王强没想到的是，义海公司作为近五年来一直开采煤矿的企业，实际上也没有采矿权。

　　义海公司的状态背后是木里煤田管理和经营上的混乱。“木里煤田整合几次了，效果都不好，作为企业，我们非常有意见。”一家煤矿公司总经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十几年前煤田开发时，为了吸引公司落地，地方在招商采取了先上车后买票方式，在没有取得采矿证的情况下，就对煤矿进行开采。2006年左右，木里煤田进行第一次整合，但引发了很多争议。2011年，青海再次对木里煤田进行整合。青海成立了青海木里煤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木里集团），筹划将各家公司的采矿权转让给木里集团，以完成国家规定的一个矿区一个开发主体的要求。

　　不过，采矿权虽然被整合，但实际经营权还在各家公司。根据木里集团控股股东青海国投的评级报告，拥有采矿权的木里集团对各公司收取约10%的管理费。而原本有采矿权的众多开采企业，则变成事实上的“无证开采”状态。

　　采矿权整而不合，监管也形同虚设。2011年，青海成立了木里煤田管理局，就设在矿区内，本应监管最为便利。此外，从2012年开始，青海省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监管、水利等4部门就将相关行政执法权授予木里煤田管理局。去年媒体曝光后，中央调查组认为，木里煤田管理局从2014年8月以来，6年多时间在执法上基本无所作为。目前，包括木里煤田管理局局长李永平在内的官员陆续落马，该局也更名为木里煤田生态环境保护局。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煤炭行业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木里煤田拥有采矿权的矿井并不在国家自然保护区和省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易采的优质焦煤，对地方经济发展有一定作用，可以进行符合于生态承载力的适度开采。木里煤田此前获批的只有一个露天矿，其他都是井工矿，但实际开采中却采用的是露天方式，“如果一开始就用井工有限的、分层的开采，至少地面的那些冻土破坏不会这么严重”。

　　胡振琪介绍，露天矿科学设置采矿权数量很重要，在规划设计阶段，采矿权的数量要有限度，要考虑生态容量和修复治理。如果同一个煤田设置过多矿业权，企业由于竞争、省钱等原因，很少会选择将土石内排，“你也采一个坑，我也采一个坑，导致矿坑和渣山并存”。

　　但从一开始，木里矿区的主要领导就没有把生态修复问题纳入考虑中。“ （文国栋提出）要将海西州打造成千亿元煤炭开发和煤化工产业集群，打造成青藏高原上的工业重镇。这些理念和做法明显与木里矿区整治和保护的方向相背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认为。

　　在前述煤炭行业专家看来，由于过去开采无序，没有科学考虑生态修复，“导致最后命都没了，这说明矿山不重视生态修复，你的生存都存在问题”。

　　（应采访对象要求，王强、郭磊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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