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告诉你：如何避免成为一个冲动消费者

　　经济学家告诉你：如何避免成为一个冲动消费者

　　来源：吴晓波频道  文 / 巴九灵

　　经济学家如何看待“买”与“租”？

　　宋朝的时候，科举文化非常发达，北宋的名相韩琦就曾经说过：只有做了状元，“东华门外唱出”方才是好男儿。

　　而金榜题名之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也确实是很多奔往汴梁赶考的书生的梦想。

　　然而“汴梁居，大不易”，繁荣的汴梁城无论是物价水平，还是房地产的价格都非常高，所以初到汴梁的书生们，买不起房，便纠结于交通工具的问题，是租一匹马自己用，还是买呢？

　　这似乎是一件完全靠自己的偏好就能决定的事情，而这恰恰是经济学擅长的领域。那么如果我们请来三位当今的经济学名家们穿越回到宋朝，他们又会怎么来看待“买”和“租”之间的权衡呢？

　　理查德·塞勒如是说

　　马儿自然是需要经常使用的代步工具，可能陪伴自己很长时间。但是做出决定只需要一个念头。

　　这里就存在2017年经济学诺奖得主，理查德·塞勒所强调的时间不一致性。比如说，很多人去买零食的时候，也会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能多吃，要适量。于是买了一大包零食，琢磨着细水长流，慢慢两周吃光。

　　然而，真的买回家之后，总有一部分人受不了诱惑，两天就把一大包吃光了。而吃光了之后呢？后悔不迭，又会心想下次一定要有节制……

　　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购买行为不是理性的吗？理查德·塞勒的回答是，人的偏好是动态不一致的，在任一时刻，都会给眼前的利益更高的权重，而对未来评价较低。

　　在买零食的时候，这周吃和下周吃都是未来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时候人们会觉得是自己可以合理安排和控制的；而当打开零食之后，选择现在吃就变成了当下的效用，权重瞬间增加；所以人们往往无法在这个时候执行之前设想的策略。

　　人们往往更看重眼下，而对长远的效用看得不够清楚。

　　这就造成了冲动性消费：开始可能因为某些样式、外观上的新鲜感而头脑一热做出了选择。但是这种新鲜感带来的效用是短暂的，这些效用也会在未来消失得很快。

　　一旦等这些退去之后，那么实际上给自己提供的功能性效用是不足的。而这个时候想退或者转售，往往已经晚了，或者自己要承担很大的损失。

　　这种开始觉得自己能理性的安排，但是后来会后悔的消费者，行为经济学中称之为“冲动的消费者”。

　　和“冲动”对应的，则是“聪明”。在上面的例子里，“聪明的消费者”尽管也会更看重当下，但是不同的是他们知道自己一旦打开就受不住诱惑，所以会从一开始就买一小袋零食，吃完就没有了，这样就可以从源头上预防自己多吃了。

　　而从租马还是买马的角度来说，如果预先料到自己的新鲜感会过期，那么均衡式的消费策略，就是通过租的方式来使用它——既获得了新鲜感，又避免了新鲜感退去后的后悔。

　　安德鲁·萨姆威克如是说

　　从风险的角度来说，人都有规避风险的倾向。

　　比如在同等情况下，选择一张50%的概率收益为0，50%的概率收益为100万的彩票，还是固定的50万收益？人们往往偏向于固定的50万，因为更加保险。这也是为什么相对稳定的工作下，人们往往能够接受较低的平均薪水的原因。

　　而当有一些风险是无法规避的，比如经济周期和身体健康等等，这对于个人来说就属于“系统性风险”了。

　　面对这种持久存在、无法避免的风险，人们往往就会采取“预防性储蓄”的方式来为自己保存一定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以随时可以变现的资产——比如银行的存款——为主。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萨姆威克，就曾经专门撰文讲述过预防性储蓄的重要性。

　　那么什么是预防性储蓄呢？

　　具体做法上，就是即便是在没有特定目的的情况下，我们也会特意把一部分的收入拿出来不消费，用来对冲未来可能存在的收入风险。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父母的预防性储蓄，往往和子女的工作稳定程度有关，如果子女的工作不太稳定，父母往往就需要更多的预防性储蓄，从而他们自己的开销就变少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父母整天念叨的让子女“找个稳定的工作”，其实也可以说其中就有“预防性储蓄”这个动机。

　　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强弱，在经济学上有一个专门的定义，叫作“谨慎”程度。越谨慎的人，越倾向于保留更多的“预防性储蓄”。

　　但是，如果需要消费高端耐用消费品，比如汽车的购买，往往就需要动用相当一部分，乃至于全部的预防性储蓄。

　　预防性储蓄的减少，对个人来说损失掉的不仅仅是金额，同时也会导致自己流动性资产的减少，这意味着削弱了谨慎型消费者面对未知风险的抵御能力，把他们暴露给了更大的系统性风险。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尽量减少对流动性占用的使用方式，会给谨慎的消费者带来很大的优势。而免去了首付的“租马”，显然更能够让买主保留着自己的“预防性储蓄”，也就保留着对未知风险的抵抗能力。

　　奥利弗·哈特如是说

　　那么，平常我们在说到“买”和“租”的时候，是什么驱动了消费者去获得产权呢？

　　这个在经济学里面称为“不完全合约”理论，它解释了“拥有”一样东西，和通过市场合同来使用，到底有何本质区别。

　　作为201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哈特告诉我们，“拥有”的意义是对市场合约之外权利的声明，因为生活中总有意外发生，所以产权就提供了在合同之外的保护，给人带来安全感和可能的收益。

　　比如说租房和买房，合同中往往主要规定了房客居住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但是当有合同上没有规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比如当地政府要给房屋加装太阳能来满足绿色环保的要求，这个时候太阳能所产生收益，则是由产权所有者——房东来获得的。

　　在市场合约比较简单，有很多情况没有约定的时候，拥有产权是有必要的。但是，产权在拥有收益和处置权的同时，也代表了很多的义务。

　　比如说马的主人，往往就需要在购买之后，对良驹进行持续的投入——比如说皮毛的保养、饲料的购买和储存以及钉马掌等等。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确实是用来代步的耐用品，但更是一件需要持续投入的消费品。马的主人往往需要和很多的服务商打交道，这就是产权带来安全感的同时所带来的负担。

　　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让消费者在尽可能享受骑乘的好处的同时，而又尽可能的减少其负担呢？

　　沿着哈特的逻辑走下去，那就必然需要合同能够覆盖绝大部分的场景，能够清楚明白地规定马的租用者在各种情况下的权益，同时尽可能地把烦心的事情“一揽子计划”给包圆了。

　　就像奥卡姆的剃刀一样，把各种复杂而琐碎的事务都“剃掉”，只留给下最简单而直接的效用之源——驾驭良驹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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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剑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