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智库文章：“口罩外交”激活中日关系|中日_新浪财经

　　参考消息网3月13日报道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与该中心副主任瑞安·麦克尔文9日在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发表文章称，承载善意的“口罩外交”显示出中日之间的合作日益加强。文章编译如下：

　　虽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导致许多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从自身利益出发行事，将口罩和其他医疗物资的配给视为某种地缘政治零和游戏，但也有一些国家虽然自己国内也有需求，却无私地向最需要它们的国家努力提供物资，展开了“口罩外交”。由此，口罩的交换又承载了一层新的善意。或许，没有哪个国家的善意举动像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慷慨馈赠那样引人注目。

　　疫情在中国暴发初期，日本政府就迅速采取了行动。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决定，该党国会议员从月工资中捐出5000日元（100日元约合6.71元人民币——本网注），总计约200万日元，帮助中国抗击疫情。除了这些行动之外，日本又给武汉寄去了数万件防护服，而大分市——武汉的日本友好城市——的居民也向这个疫情中心地区捐赠了3万只口罩。包括水户、冈山和舞鹤在内的其他城市也加入了这一行动。

　　与此同时，日本伊藤洋华堂公司向中国捐赠了逾100万只口罩，包括前田建设、爱沃特、无印良品在内的其他企业也提供了防护物资。令人感动的是，日本青年发展协会在寄出的口罩和体温计包装箱上用汉字写上了一句古诗：“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而享誉世界的东京松山芭蕾舞团，也录制了在舞台上演唱中国国歌为远方中国观众加油的视频。

　　通过赠送口罩和其他物资，日本加固了与中国之间的桥梁。作为回应，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很快就溢满了对日本善意举动的感激之情。中国人民以及中国政府开始设法回馈这份善意，哪怕自身依然未摆脱疫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就借用《诗经》中的一句“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表达了中国回报日本善意的意愿。当停靠在日本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后，中国向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捐赠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中国民间人士也通过各种渠道向日本捐赠口罩等物资。

　　日本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反应，只是一系列旨在改善两国关系事件中的最新一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围绕应对疫情产生的两国友好情绪，是中日之间日益加强的合作与日美关系表象下的失望情绪共同发展的结果。

　　安倍成功地与特朗普政府合作。然而，令日本感到失望的是，尽管两位领导人之间没有公开摩擦，但东京对永远无法预测的特朗普深感担忧。特朗普还对美日军事联盟表达了傲慢见解，扬言对日本产业征收高额关税。另一方面，中日领导人则建立了日益稳固的关系。

　　眼下，面对共同的新冠疫情，中日两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延伸阅读】日媒社论：中日韩应加强合作共抗疫情

　　参考消息网3月10日报道日本《东京新闻》9日发表社论称，中日韩应加强合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社论编译如下：

　　为阻止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日本将加强限制来自中韩两国的人员入境。不过，为对抗传染病威胁，日中韩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合作。

　　日中韩三国距离近，人员往来多。去年，入境日本的中国大陆游客超过900万人次，韩国游客约为500万人次，按国家和地区排名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二。中韩两国游客成为支撑日本经济的重要力量。

　　日本强化入境限制，国内经济活动和旅游业必然会遭到更大打击。面对日本的限制入境措施，韩国采取了对抗措施。日本和韩国之间存在征用劳工等历史问题，双方未进行充分交流。在关系恶化之际，更有必要认真解释。

　　包括首脑会谈在内，日中韩三国之间有各种对话框架。自2007年以来，三国医疗卫生官员几乎每年都召开会议。去年12月，三方确认，日中韩三国地理距离较近，有必要紧密合作应对传染病。

　　传染病无国界。为早日实现抗疫成功，各方应超越恩怨，交换信息，共商对策。

　　（2020-03-10 15：56：24）

　　【延伸阅读】外交部：“岂曰无衣，与子同裳”是中日韩守望相助真实写照

　　参考消息网2月27日报道在2月27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近期，韩国、日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日趋严峻，引起国际社会和中国民众的关注。请问中方对加强同韩、日抗疫合作有何考虑？”

　　发言人赵立坚回答说：“我们一直密切关注韩国、日本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发展。中方对韩、日两国政府和人民为中国抗击疫情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深表感谢，对两国目前面临的疫情形势感同身受。中日韩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在疫情面前更是命运共同体。在韩国、日本抗击疫情的努力中，中国不会缺席。”

　　赵立坚表示：“当前形势下，我们愿同韩国、日本完善并强化卫生防疫沟通协调应急机制，加强互通疫情信息，交流防控经验和技术，并开展诊疗方案、药品和疫苗研发等领域合作。”

　　赵立坚指出：“我们愿与两国开展联防联控，共同强化口岸防控措施，加强检验检疫，减少非必要的跨境旅行。”

　　赵立坚强调：“中国疫情防控正处于最吃劲的关键时期，但我们愿尽己所能，向韩国、日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是中、日、韩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真实写照。”

　　2月27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

　　（2020-02-27 20：35：33）

　　【延伸阅读】日媒关注中日高官战疫关键时刻谈合作

　　参考消息网2月29日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月28日在东京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引发日媒关注。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2月28日报道，关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日，安倍首相说：“对两国关系来说极其重要，必须为访问取得丰硕成果而精心进行准备。”

　　杨洁篪当天还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北村滋举行了会谈。

　　此前，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与杨洁篪举行了会谈。关于习近平主席作为国宾访日，茂木强调，日方将继续与中方密切沟通。

　　报道称，茂木和杨洁篪在会谈中还商讨了在防止疫情蔓延方面进行合作的问题。茂木在会谈中说：“期望疫情能够早日平息，日中两国密切展开合作。”杨洁篪对日方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针对日本疫情蔓延的情况，杨洁篪还表示，中方将根据日方的要求提供援助。

　　报道称，在新冠肺炎疫情对策方面，日本政府迄今为止向中方提供了口罩和防护服等援助物资。

　　（2020-02-29 11：27：56）

　　【延伸阅读】徐万胜、姬世伦：“地区”视域下中日安全关系的演变脉络

　　原标题《徐万胜、姬世伦：“地区”视域下中日安全关系的演变脉络》，原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2020年第1期（全文约1.8万字）。

　　【作者】徐万胜（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姬世伦（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研究生）

　　参考消息网2月18日报道中日安全关系的发展，不仅在两国双边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对两国所处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实践不断丰富着地区概念的内涵。基于“地区”视域，中日安全关系的演变脉络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从“反对地区霸权”共识下的友好合作，转为“东亚安全治理”框架下的相互警惕认知，直至“跨域秩序构建”进程中的大国战略博弈。中日两国有关地区秩序构建的概念认知与路径选择，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彼此间安全关系的发展趋势，需要双方采取积极措施来共同构建新型地区安全关系。

　　二战后，伴随着全球化和地区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地区概念的内涵亦相应发生变化。“地区”视域的产生和演进，不仅规范着与之对应的地区内国家间关系，也推动了地区合作机制的产生，进而反映了国际秩序的重构与进化。

　　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总体上不断向前发展，是在“亚洲”、“东亚”及“亚太”等地区框架下实现的。相对于传统的地区概念而言，近十年来，中日实力对比的逆转，不仅推动了地区秩序的重构进程，也加深了两国间的相互警惕。伴随“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太构想”的提出，中日安全关系所处的地区框架被拉大，安全层面上的“地区”内涵也产生了新变化。

　　地区概念内涵与中日关系发展

　　从历史的角度看，地区是地理上的概念，即在界定的文明区域内包含着大大小小的主权国家。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地理概念内涵之外，在全球化与地区化的演变进程中，地区的概念内涵伴随着国际秩序变动而改变，且日趋多元化。

　　以多样性内涵为支撑，地区的国际政治功能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地区概念的界定和阐述本身就是权力的一部分，霸权国常常会依据自己的利益和影响力所及范围来命名地区。地区概念本身的复杂多变，为概念创造者与界定者保持权力、显示权力、获取权力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地区可以为地区内国家间合作的展开提供良好的载体，并促进此种合作的机制化建设。

　　长期以来，中日两国政府整体上是在“亚洲”、“东亚”及“亚太”等地区概念框架下推进中日关系发展的。双方不仅对这些地区概念有着共同认知，且合作内容也由最初的“反对霸权”扩展至区域经济合作与安全秩序构建。此外，近年来，中日两国政府各自提出了“一带一路”与“印太”等地区概念，促使双边关系所处的地区框架进一步多样化。这两个概念与“亚太”相比，进一步打破了亚洲的固有地理界限。

　　对于中日两国而言，不同地区概念的提出，不仅反映了双方地区身份认同的差异，更表明双方在参与地区治理及构建秩序过程中所采取的路径不同，进而与彼此间安全关系产生互动。

　　“反对地区霸权”与中日友好合作

　　冷战时期，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及其后的和约缔结进程，也就是双方达成“反对地区霸权”共识的过程。这一共识的达成，虽促成了中日两国在地区安全层面上展开适度合作，但双方的安全共识基础仍较为脆弱。

　　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安全关系的构建源于相关双边关系文件中“反对地区霸权”条款的内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的“反霸条款”，是国际法意义上对中日安全关系的规范。从1978年“反霸条款”确定到冷战结束之前，中日安全关系在整体上处于“友好合作”态势，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中日两国不把对方视为自身安全的重大威胁。第二，日本在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下积极实施对华援助。第三，中日两国妥善地管控安全分歧并加强防务互动。

　　“反对地区霸权”共识的达成与地区安全合作的适度展开，并不能证明中日两国间形成了牢固的安全共识基础。中日开展地区安全合作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双方关于安全威胁来源的相同判断，至于两国关于国家安全目标以及目标实现路径等方面的差异，则在相当程度上被忽视或淡化了。更为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中日安全关系并不能简单地放在独立的双边关系框架下进行讨论。其原因在于，日本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重要路径是日美同盟，换言之，日美同盟“捆绑”了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抉择。

　　“东亚安全治理”与中日相互警惕

　　冷战后，中日关系所处的地区框架主要集中在东亚。在东亚，地区合作机制建设取得了一定进展。与本地区快速发展的经济合作相比，东亚的地区安全合作进展迟缓且前景不明。基于历史问题及现实博弈的考量，东亚大国关系一直处于一种波动周期中。因此，东亚地区的安全合作更多倾向于具体议题的推进而非机制建设。

　　在东亚地区，包括朝鲜核导问题、台海两岸局势、海洋权益争端等在内，带有冷战属性的“不稳定”安全因素依然存续并突显。这样，中日两国在如何实现“东亚安全治理”上开始需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但是，在“东亚”地区框架下，中日两国采取了不同的安全治理路径。其中，中国在致力于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上，向国际社会提出了“新安全观”构想。相反，日本作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核心成员，在安全问题上对美国的军事存在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致力于通过强化日美同盟来推动其军事大国化发展进程。

　　中日两国在半岛无核化、非传统安全、地区经济一体化等领域虽存有共同利益，但难以消弭彼此间的“警惕认知”。因此，在东亚地区，中日两个主要国家实施安全治理的路径不同，相互警惕认知，再加上本地区政治结构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导致地区安全合作难以取得实质进展。

　　“跨域秩序构建”与中日战略博弈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地区视域下的中日安全关系处于秩序构建的新阶段。在这一时期，国际局势突出表现为大国竞争的地区舞台不断改变，作为大国的战略投射目标而涌现出各种地区概念。随着大国的地区视域的变化与更迭，中国所处的地区秩序正处于深刻整合与重构阶段。

　　对于地区视域下的中日关系而言，2010年是颇具转折意义的一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这一年超过日本，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中日实力逆转背景下的地区秩序构建进程中，日本对中国的“警惕认知”不仅未能有所缓解，反而自2017年起由“忧虑”转为“强烈忧虑”。

　　这一时期，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日本政府开始探索如何基于新地区框架来应对中日安全关系，而非仅仅遵循传统的“亚洲”、“东亚”及“亚太”地区框架。自安倍晋三2012年12月再次上台执政后，日本政府逐步确立了“印太”这一地缘政治概念，并将其作为外交安保战略的关键词。与此同时，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不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在此过程中更加重视与该倡议相对接的地区安全架构建设。中国政府力图通过安全合作与经济合作的灵活互补，推动地区安全架构建设并维护中国发展所需的国际和平环境。

　　显然，在地区秩序的构建进程中，中日双方都在力图构建一个满足自身战略需求的新地区框架。相对于传统的地缘政治或自然地理概念，无论是“印太”还是“一带一路”，都带有“跨域”的地区框架属性，即横跨太平洋与印度洋、亚洲与非洲等区域，二者间具有较大的地区交叉重叠性。在上述新的地区框架下，最大且直接的变化便是，“中日两强”的地区力量结构在更大范围内被“稀释”，美国、印度、澳大利亚、东盟等作为行为主体自然而然地加入进来。地区范围的扩大与行为主体的增多，必然对地区视域下中日安全关系的发展增加新变数。

　　日本“印太构想”实质上是一个安保战略，核心是“美日印澳”的“四国机制”，主要目标是形成“印太”地区的国际秩序及规则设定。从近年来日本政府推进“印太构想”的实践来看，其导致中日安全关系的地区内涵发生了三大变化。第一，“南海问题”成为影响中日地区安全关系的新热点。第二，“美日印澳”成为影响中日地区安全关系的新机制。第三，网络、太空成为影响中日地区安全关系的新领域。因此，在美日等国的推动之下，对于地区安全而言，“印太”这一新保守主义的地区政治概念将会产生巨大而长期的政治影响，也会加剧现有的焦虑、不信任和安全困境。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印太”的概念认知也正在不断深化，其内涵描述并非一成不变。

　　展望未来，中日两国应积极采取措施，共同构建新型地区安全关系。首先，中日两国应丰富并深化“反霸条款”的精神内涵。其次，中日两国应努力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太构想”的对接。再次，中日两国应从合作共赢视角出发来培育战略互信。最后，中日两国应致力于安全合作的机制化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参考消息网特稿，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

　　（2020-02-18 17：52：00）

　　【延伸阅读】外媒：菲律宾将与中日韩等国加强合作填补美国安全缺口

　　参考消息网2月14日报道外媒称，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2月12日表示，菲律宾将推动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地区其他国家达成军事合作协议，以填补因菲美1998年签署的《来访部队协议》被终止而可能出现的安全缺口。

　　据《菲律宾星报》网站2月13日报道，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费利蒙·桑托斯坚持认为，即使得不到与《来访部队协议》相关联的美国军事援助，菲律宾安全体系仍将正常运转。

　　报道称，在批准桑托斯任职的任命委员会会议上，有参议员询问《来访部队协议》遭终止的潜在影响，尤其是对菲律宾军队救灾能力的影响。

　　桑托斯说：“填补缺口的方法之一是我们将增加与其他国家的双边演习和协议，不仅仅与美国。我们现在只和澳大利亚有《来访部队地位协议》，所以在国会和参议院的帮助下，我们将推动批准与其他国家的协议，比如跟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及其他盟友。”

　　桑托斯在得到任命后接受采访表示，菲律宾武装部队将更多接触本地区其他国家，提高军事行动协同能力。

　　报道称，他谈到了韩国。菲律宾此前从韩国购买了多架战斗机。

　　此外，桑托斯还表示可能考虑与日本和印尼签订类似于菲美《来访部队协议》或菲澳《来访部队地位协议》之类的文件。

　　桑托斯说：“我们已经（和其他国家）有情报交流、训练交流方面的协议，所以我们现在会推动达成《来访部队地位协议》，推动海上演习，空军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