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人行贿32岁药剂科主任 阿斯利康项目组卷入其中

　　原标题：39人行贿32岁药剂科主任，阿斯利康项目组卷入其中

　　文|大卫   编 | 锦瑟 

　　来源：健识局

　　AZ利用与国控合作的飞鹰项目行贿

　　近日，一则起诉材料引起了业内震动。

　　1月8日，中国检察网发布了一份起诉书。山西省沁源县某医院工作人员梁某某，非法收受39人的财物，折合人民币314730元。

　　而在此之前的2020年12月17日，中共长治市纪委监委网站曾发布消息称，沁源县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梁晓，因多次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被开除公职，提起诉讼。

　　起诉材料中的梁某某与纪委通报中的梁晓信息基本一致。

　　根据长治市纪委监委网站披露的消息，梁晓1988年出生，被起诉的时候，还不到32岁。从纪委公布的梁晓履历来看，当上县医院药剂科副主任之后，梁晓就开始了受贿。

　　药剂科在医院内部负责药品供应、制剂配置等药学服务，把控着医院进药的门户，自然也是各路行贿者重点“进攻”的目标。

　　令人惊讶的是，在3年不到的药剂科领导生涯中，梁晓竟然来者不拒，收受了39名代表不同企业的人员的贿赂。这些行贿者中最多的行贿总额达到58600元，行贿最少的才500元。所有这些钱，梁晓照单全收。

　　起诉书称：梁晓“不仅为多家药企的销售代表提供帮助，也同时涉及药品配送、结算货款等事项”。作为药剂科主任，她把个人所拥有的职务便利发挥到了极致。

　　这些行贿者中，山西某公司“阿斯利康项目组医药代表周某”尤其扎眼。

　　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现金……

　　收受回扣形式多样

　　起诉书隐去了企业的名称，但是从文字表述中可以发现，梁晓受贿案涉及的各类企业多达36家，涉及医药代表、销售经理、商务代表，甚至是配送员，总计39人。

　　这其中，至少有10名以上的行贿者明确来自于制药企业，有的行贿者是医药销售公司的销售人员，还有3起，干脆是医药流通企业的配送员行贿。

　　梁晓作为沁源县人民医院的药剂科主任，科室使用的药品种类多，涉及企业也多，因此能够拿到各种不同来源的贿赂。

　　梁晓收受贿金的方式十分大胆。以往在医生受贿案件中，涉案医务人员都会选择比较隐蔽的方式，如私下现金交易等，让外界无法察觉。

　　然而，梁晓却毫不避讳。除了现金和银行卡转账之外，支付宝转账成了她主要的受贿方式。健识局根据起诉材料初步统计，通过支付宝收钱的金额比例大概占到20%。

　　购物卡也是梁晓受贿的常见方式之一。2018年中秋节期间，梁晓接受某山西有限公司长治配送站销售经理张某某现金、购物卡共计20500元。2018年5月至2019年9月，梁晓多次接受某有限公司商务代表黄中现金、支付宝、购物卡共计20200元。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医药代表对梁晓行贿之外，还有药品配送人员也参与到行贿过程当中，而且行贿金额都远远超过了大部分医药代表。

　　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期间，某医药有限公司晋城分公司配送员薄某某多次向梁晓行贿，累计达到48000元。远高于该案中一般医药代表行贿的几百、几千。

　　健识局在部分医药企业的招聘信息当中发现，医药配送员也负责医院的商业维护，进院等相关工作，还需要具备销售经验。

　　根据医药代表备案制的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销售任务，一些医药企业开始“合规”，取消了医药代表的销售指标。但是《备案制》并没有覆盖医药配送环节，药品配送人员不是医药代表，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可以实际上替代“医药代表”，来实施行贿行为。

　　医药商业配送渠道，成为值得关注的新“灰色地带”。

　　阿斯利康项目组行贿

　　开发县域市场也靠“带金”？

　　梁晓案件的起诉材料里，几乎所有涉事医药企业名称都被部分隐去。只有“阿斯利康项目组医药代表”这几个字，是格外突出的。

　　根据起诉书，2019年5月到6月，某山西有限公司阿斯利康项目组代表周某某，向梁晓行贿现金2000元。

　　健识局检索了发现，2019年7月25日，国药控股山西有限公司在其官网上发布了“2019年半年度工作会议总结”。文中提到：国药控股山西晋中有限公司负责人在会议上做了《县乡一体化工作经验分享》，市场部负责人也针对“阿斯利康项目”与各分子公司进行了沟通。

　　“阿斯利康项目”是国药控股的一个产品推广项目。从上述的报道可以看出，至少从2019年开始，国药控股就开始运作阿斯利康项目。

　　在国控福建公司的招聘信息中，所谓“阿斯利康项目”被进一步曝光，这一项目代号为“飞鹰项目”，招聘的专员主要需要负责“拜访医护人员”，完成季度、月度销售计划指标。“飞鹰项目”涉及到阿斯利康的所有产品。

　　从各地汇总的资料可以看出，“飞鹰项目”是阿斯利康在中国开展的药品推广项目。在各省，阿斯利康会选择有实力的经销商和配送商成为合作伙伴，纳入“飞鹰项目”。

　　健识局发现，在山东、甘肃和安徽，阿斯利康分别与瑞康医药、甘肃重药、安徽海王签订了“飞鹰项目”的合作协议，这三家都是所在省份医药流通的龙头企业。

　　阿斯利康在山西的合作伙伴国控陕西公司也十分了得。国控山西公司的官网显示，医院纯销是国药控股的核心业务之一，国控在山西九个主要城市设立了子公司，实现了山西119个县市的全覆盖配送，包含各级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

　　梁晓起诉书中的沁源县人民医院就属于二级甲等县医院，是国药控股山西有限公司的覆盖范围。

　　阿斯利康中国总经理赖明隆在2020年8月22日举办的“2020鹰雄论坛”上发言称，阿斯利康2020年上半年中国做出了26.59亿美元、增长14%的骄人战绩，并“保持了行业No.1的增长态势，这和全国各地的经销商合作伙伴的通力合作是分不开的”。

　　县域市场是阿斯利康重点关注的领域。为了保持业务的高速增长，早在2013年阿斯利康就实施了产品下沉计划，2015年正式组建了代号为“及县”的市场团队。团队从最初的148人、覆盖7省220县，到2020年的4500人、覆盖21个省1349县。

　　根据米内网数据，2012年到2019年，中国县级公立医院的药品销售从321亿元上升至1399亿元，增幅明显快于城市公立医院。阿斯利康的“县级市场生态圈”理念，显然踩中了中国医药市场风格变化的时点。

　　阿斯利康是怎么快速在县域市场实现“骄人战绩”的？

　　从梁晓受贿的案例可见，阿斯利康通过国内的医药流通企业铺货，将销售风险转嫁给销售方，从而实现在带金推广过程中的“合规”。

　　2020年8月28日，国家医保局发布了《关于建立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委托服务企业、以及代理企业为自己的药品实施的商业贿赂，承担连带责任”。

　　医药企业想要置身事外，不会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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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