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折叠的后厂村：月薪四千，不被看见

　　来源：看客inSight

　　在互联网大厂工作，

　　房租五百月薪四千

　　北京的北五环外，一块叫作“后厂村”的土地，聚集了百度、腾讯、网易、新浪等互联网巨头公司。这里是“中国单位经济产出和智力密度最高的地方”，流淌着关于财富自由的幻梦。30万互联网人在这里工作，他们戏称自己为后厂村村民。

　　然而，每天经过后厂村路的他们，大概率不会知道，真正的后厂村是一个尚未彻底拆迁的村庄。它与新浪、网易所在的软件园仅一条马路之隔，背靠高档住宅区西山壹号院。居住在后厂村的人大多从事服务行业：闪送、外卖、货拉拉搬家、保洁、滴滴司机、保安……他们也是后厂村的村民。

　　这些后厂村村民的生活与一种更为主流的生活有时产生一些交叠。比如保洁阿姨汪稚玲去另外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之后，发现有个男生和她有着同样的跳槽路径；再比如冷气维修工王守衡，他在楼顶的冷却塔工作，听说斜对面就是李彦宏的办公室。

　　一

　　两个后厂村

　　没人知道后厂村何时开始苏醒，也许它从来没有睡去。

　　工作日的早上，天刚蒙蒙亮，55岁的梁幼君起床了。去年冬天，她花了几百块钱，从原本计划回乡的同伴那里买了一辆二手电动车。过去她坐最早一班公交上班，从后厂村站上车，半个小时抵达软件园广场。现在，丈夫骑电动车载她，十几分钟就能到公司大楼。这让她可以多睡一会儿。现在，她一天能睡上5个小时。

　　梁幼君需要在6点半之前抵达公司，在大楼下面集合、打卡，开始一天的工作。

　　蓝色铁皮围栏围绕的即是后厂村

　　村庄被蓝色铁皮围起来，标识牌上写着“腾退拆除现场，请您注意安全”。围栏支起已有一段时间了，以至于人们忘了它形成的具体原因。有人说，铁皮围栏在2019年新一轮的拆迁开始时出现；有人则说是疫情后，出于管理需要，村庄被围挡起来。

　　总之，村庄如今隐身在这连绵的蓝色铁皮之后。电动车得从围栏的缝隙钻出来，进入西北旺东路，接着转入后厂村路。沿着这条路一直向东，就能抵达梁幼君和丈夫工作的公司了。

　　被他们抛在身后的，是他们口中的“后厂村”。在地图软件上，这个村庄被用虚线标识出来，写着“在建”的字样。去年年底，梁幼君原本居住的村子遭遇拆迁，封村了。她和几个同伴匆匆打包了家什，翻过围墙。围墙划破了梁幼君的衣服和手掌。经理开着车在村外接应，带着她们几个人，来到了后厂村。

　　从搬到后厂村的那一天起，梁幼君就知道这里只能短暂居住，这个城中村同样也面临着拆迁的命运。

　　后厂村是西北旺村下的一个自然村，属于马连洼街道西北旺村委会管辖。据《北京晨报》2017年报道，后厂村原本与其他几个自然村一起，计划从2001年开始按规划逐步拆除，并建成“百旺新城”居民区。随着时间推移，附近其他几个村子都已先后被拆迁搬入新居，但因工程进度原因，后厂村一直未彻底拆迁。

　　长期以来，并存着两种关于后厂村的话语。在新媒体文章和各式论坛中，后厂村指代的是西二旗一带的互联网公司圈。这里聚集了腾讯、百度、网易、新浪等互联网巨头公司，是“中国单位经济产出和智力密度最高的地方”——所谓“中国硅谷”。单是中关村软件园，就有700多家国内外知名IT企业，总产值达到3366.3亿元，每平方公里产值有1294.7亿元。

　　人们对于后厂村的想象掺杂着艳羡与调侃。这里流淌着“财富自由”的幻梦，一个工牌也能成为社交app上的热点。后厂村路被称为“宇宙最堵”，却是所有社畜虽然无奈但依然奔赴的路途。同时，这里因为配套设施的匮乏，生活的单调被反复调侃，成为新媒体上流行的段子。

　　2019年12月13日，北京，位于西二旗中关村软件园附近

　　在另一种话语中，譬如对梁幼君而言，后厂村是那个未彻底拆迁的村庄。它与新浪、网易所在的软件园仅一条马路之隔，背靠高档住宅区西山壹号院。这个小区的售卖均价每平米超过10万元，95%以上的住宅面积在200平米以上，这意味着，一套房子的价格通常超过2000万。

　　西山壹号院的保洁员也居住在后厂村中。除了吸纳大量的精英人群，西二旗一带容纳着大量的服务行业人群，他们在附近的区域从事保洁、保安、厨师等等工作。服务人员收入不高，更倾向于寻找便宜的居所。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技术创新中心曾指出，从后厂村路的拥堵情况看，潮汐现象严重，拥堵主要集中在早晚高峰。与通常的早晚高峰持续时段（7：00-9：00， 17：00-19：00）相比，后厂村路车流量较多一侧，早晚高峰时段持续时间更长并相对延后。

　　而大量的服务人员，住在后厂村的平房里，随着西二旗的潮汐一起跳动。

　　二

　　过去与现在

　　廖树峰说自己在后厂村住了二十年。最初的时候，村庄连成一片，后来一些村庄被拆除了，建起了春晖园、夏霖园、秋露园、冬晴园，原来的村民迁入了楼房。再后来，西山壹号院建起了。后厂村渐渐成为周围唯一留下来的村子。

　　后厂村的周围，高楼拔地而起，一切关于价格的数字都在上涨。周边小区的租房价格这些年翻了一倍。但在后厂村中，单间的价格没有什么变化，一直是五六百元。

　　廖树峰是重庆黔江人，现在和同乡居住在后厂村的主路旁边的房子中。在他的回忆中，过去村里重庆人居多，被称为“重庆村”，街上的饭店也多卖些重庆口味的小面。重庆人中，又以彭水人为主，他们主要从事搬家行业，这里也被称为“搬家村”，直到现在，村里也停放着许多重庆牌照的车辆。

　　后厂村中停放的车辆，早年从事搬家行业从业者大多拥有了自己的车

　　在公共视野里，4年前，后厂村曾引发短暂的关注。滴滴最初出现时，因为补贴幅度大，许多从事搬家的司机转行干起了滴滴。而到2017年，北京市网约车新政过渡期结束，非京牌汽车不再被派单。一位写毕业论文的学生曾经去后厂村做田野，新政实施后，她去回访，发现几位熟识的滴滴司机已经离开。

　　2017年左右，据廖树峰说，是后厂村最为热闹的时候，村里的房子密密麻麻，住了有几万人。早些年还有许多北京本地人住在这里。当时主路两侧都是房屋，超市、商店、餐厅一应俱全，晚上甚至有一个夜市。

　　廖树峰回忆当初有些兴奋：“帅哥也有，美女也有。”小商贩来这里摆摊，卖衣服的、卖饰品的、还有小餐馆，可以吃烧烤喝啤酒。“那时候这里——”，廖树峰一挥手，“人山人海，摊子一直摆到凌晨12点。”

　　热闹的光景属于过去。干搬家的重庆人依然挺多，但是许多人已经离开，搬到了附近的冷泉村。后厂村住民现在来自五湖四海：河北、东北、河南、安徽、山西、湖北……他们从事的行业包括闪送、外卖、货拉拉搬家、保洁、滴滴司机、保安等等。

　　如今，曾经的夜市不复存在，主路一侧的房屋已经被拆除，生长出了许多荒草，荒草长得有一人高。厕所也被拆除了，更换成了好几间流动厕所。

　　后厂村中的荒草

　　挖掘机压坏了地面，土路在雨后变得泥泞，下水道里的水渗漏出来，村里前段时间死了几只黄狗，住民们推测是因为喝了下水道的脏水。一只小黑狗欢快地在村里跑动，它亲人，看起来精神充沛、无拘无束，人们喊住它，叮嘱它千万不要去喝那脏水。

　　三

　　后厂村的女性

　　如同梁幼君一样，村里的女性，还有年纪较长的男性，多数都在软件园中从事保洁工作。

　　在《哈佛商业评论》2017年3月的文章《处在不平等时代的公司》一文中，尼古拉斯·布鲁姆分析了公司是如何加剧收入不平等的。他指出，公司关注其核心竞争力并将非核心业务外包，受到高等教育、拥有稀缺技能的工人在知识密集型领域找到工作，得到高薪、优厚补贴和福利。

　　与此对应，受教育程度低的工人被劳动密集型公司雇用，薪资停滞甚至下滑，健康险等福利也几乎得不到保障。虽然这两类公司的员工往往在同一栋办公楼里工作，但已经属于不同圈层。节日聚会的时候，根本看不到穷困合同工的影子。

　　梁幼君没有见过早高峰时期的西二旗，那时候她已经工作3个小时了。对于西二旗早高峰的堵塞，她并没有什么概念。和她一样在这家互联网公司从事保洁的人大约有90位。梁幼君被分配到的工作是清扫三层楼的厕所。她的丈夫负责另一个工区的厕所清扫。

　　2018年12月26日，北京后厂村路几辆自行车正在等红灯。早高峰期时的后厂村，自行车才是最便捷的交通工具

　　人物杂志刊发的《互联网大厂的厕所难题》一文，曾指出互联网大厂极速扩张下的厕所资源的不足：在人口密集的互联网大厂，厕所更像是一种需要被管控的稀缺资源。随着公司急速扩张，人均厕所占有面积急剧下滑。梁幼君对此深有感触，因为她打扫的那间厕所常常大排长龙。

　　厕所资源的紧缺带来的是清洁人员的过劳。梁幼君提着桶和拖把，在三层楼之间来来回回。她需要保持厕所清洁、更换厕纸和消毒剂、厕所空间消毒、擦拭洗手台。她一直弯着腰，有时间休息的时候，她从厕所间出来，抬起腰的时候显露出疲态。

　　汪稚玲和梁幼君前后脚抵达公司。与梁幼君不同，汪稚玲独自来北京打工。她住在后厂村很长时间了。一个月房租500元，没有暖气，冬天她使用电暖器，洗澡用水冲一冲。

　　她们在公司楼下集合，把带的盒饭放在地下车库小房间的冰箱里。汪稚玲负责工区的卫生。除了常规的卫生清洁外，还包括补充咖啡豆、清洗咖啡机、发放下午茶。

　　她负责工区是信息安全部门办公区，这个部门的工作需要值班。七点钟，汪稚玲来到公司时，常常看到这个部门的“同学”正趴在桌子上睡觉，她觉得“同学学习太辛苦了”。

　　2019年10月28日，北京西北旺后厂村，互联网公司灯火通明

　　在互联网公司的职业培训之中，服务人员会被要求将公司员工称为“同学”。一方面，互联网公司从业者的年纪普遍较轻，许多公司的员工平均年龄不到30岁。另一方面，管理者有意通过这样的方式营造出一种学校的氛围，方便管理。汪稚玲对于员工们的工作内容不甚了解，她看到黑压压的一片人埋着头，会说“同学们在这里学习、自习”。

　　汪稚玲来自河南，儿子在本地的富士康工作。2018年，她独自外出打工。她最初在不远处另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保洁。那时候一个月工资3400块，工作了一阵子，公司拖欠了她的工资，她来到了不远处的这家公司。

　　来了没多久，汪稚玲发现，工区有个人看着眼熟，她去和男生打招呼，才发现男生和她一样“跳槽了”，她还知道了男生的工资一个月有两万。来了之后，汪稚玲的工资涨到超过4000。但是工作时间更长了，一天中，她有14个半小时的时间要待在这里。

　　四

　　候鸟

　　李福洋今年63岁了，打零工为生。在一些早上，他5点钟去航天园旁边人才市场做日结，一天赚两百多块。他觉得这样自由：“高兴干就不干，老板不错就多干一天，老板不行就不干了。”

　　如今他独自一人住在后厂村，儿子在山东长岛打渔。他不愿意做保安，他指着隔着马路的那家保安公司说，那里连着死了两个保安，公司分别赔了30万和25万，从此以后，要求所有保安带着速效救心丸上班。

　　年纪大了，他做不了别的。通常他会选绿化相关的工作，在公园里修枝，这种活轻松。前一天，他去了门头沟帮人铺猪圈。

　　村里还剩下30多户，所有人都在等待，等到房东谈妥签字。一旦房东签字后，他们就要搬离这里。李福洋在后厂村住了七八年了，他打算去找其他地方住，也做好了找不到地方，就回安徽老家的准备。像他一样，大部分住民们都没有明确的计划。

　　后厂村的商店

　　王守衡有些不同，他83年出生，今年4月底才来到北京，来给百度做冷气维修。一天工资不错，有三百块。他没有见过热闹的后厂村，对这里的过去一无所知。

　　对他来说，后厂村的生活令人厌倦。他形容住在这里像住在“老鼠洞”，条件差，洗澡就是找没人的房间冲一冲。他盼着6月10号，那一天完成检修，他就要离开这里。

　　每天早上六点，趁太阳还没出来，他们开始工作。工作地点在楼顶的冷却塔，他听说斜对面就是李彦宏的办公室。但他看不见里面，铁丝网和墙面挡住了。

　　这是他第一次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穿着白衬衣和西装的保安带着他们去坐电梯上到顶楼，他们站在一楼等待，没人出声，保安会呵斥：“不要说话！”他感受到了一种不公平，保安对百度的员工特别客气，“同学小心，同学这边。”他不明白为什么保安要喊员工学生。

　　常常有些事情让他不舒服。比如，冷气维修使用一种叫做玻璃钢的材料，玻璃钢的碎屑接触到皮肤，皮肤会感受到一种刺痛。碎屑还会溅到身上，产生一股难闻的味道。乘坐电梯时，一起坐电梯的一位百度员工，抬起手，在鼻子前扇了扇风。

　　再比如，他们坐在花坛上吃午饭，被举报了，之后被禁止再在那里吃了。

　　他最受不了的是另一件事。他们施工的楼顶和饮水机的位置只有10米。但他们不被允许直接去接水，和物业说了好话，最后是物业负责人帮他们接了水。

　　我来到后厂村的这天下午，天气已经有些炎热。商店老板娘说对我说，她本来打算安装空调。但这个计划显然不再具备实施的必要性。王守衡下班了。他坐在商店门口喝一瓶冰啤酒，和刘东聊了起来。刘东做闪送，这天早上跑了五个多小时，挣了107块。现在单量不多，他给妻子买了一袋油桃一袋芒果，花了20块。

　　挖掘机在不远处作业，村庄里尘土飞扬。我和他们一起坐在商店门口的板凳上，不时站起来看向挖掘机的方向。如今新一轮的拆迁又启动了，去年因为疫情的缘故，腾退暂缓了，有人说今年，后厂村将会消失不见。

　　不时有人来商店里买东西，有人问：“这个楼也扒了？是xx家吗？人搬走了吗？”

　　老板娘回答：“都搬走一个多月了。”

　　与后厂村一墙之隔的住宅区西山壹号院

　　刘东说起自己的愿望。他是东北人，性格幽默。他调侃自己是在为儿子结婚挣钱，儿子却不领情，恋爱也根本不谈。他已经50岁，精神不错，眼睛有些浮肿。他的愿望是等儿子结婚后，和妻子两个人买一辆房车出去旅行，想开到哪里开到哪里，“自由、快乐”。

　　这时候，一位老妇人带着孙女从我们眼前走过。她们穿过后厂村，朝着西山壹号院的方向走去。刘东和王守衡看着她们走远，她们的声音听不见了，只能看见女孩蹦蹦跳跳的背影。刘东说：“一看就不是这里的人，气质都不一样。”老板娘附和着。

　　王守衡沉默，过了有一会儿，他开口说：“那不是，我要是收拾干净了——”他低头看自己的衣服，他穿一件黑色的短袖，一条黑色长裤，上面斑斑驳驳，是油漆留下的印记。

　　他指指我的鞋，“我的鞋会比你的还白。”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  尼尼微 

海量资讯、精准解读，尽在新浪财经APP

责任编辑：张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