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澎湃新闻 供给侧改革 北京青年报1月18日消息，日前，“玻璃大王”曹德旺去美国建厂以及他关于中国企业“税负过重”的言论掀起了一场关于“宏观税负”的大讨论。 企业的税负到底重不重？营改增后企业是否享受到了减税的福利？如何看待曹德旺美国建厂的行为？ 正在举行的市人代会上，“税负问题”成为来自企业的代表们最为关心的话题。 昨日，获悉企业代表吐槽企业税负的问题之后，市国税局也对代表们的声音进行了回复。 2016年年末，随着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对比中美制造业成本，一些企业反映的当前企业税负重、涉企收费项目多等问题在社会上引发了诸多争论。在这场讨论中，企业家与学界、官方对中国企业税负是否过重的问题看法不尽相同，各执一词甚至截然相反。“中国企业的税负到底高不高”也成为本次人代会上企业代表们热议的话题。 今年1月上旬，财政部就企业税负问题曾作出回应，提出要“放水养鱼”，在落实好现有的减税降费政策的同时，着力完善税收制度，研究新的减税降费措施，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同时，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再取消、调整和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 在本次人代会上，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市财政局在《关于北京市2016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7年预算（草案）的报告》中提到，本市去年营改增新扩围四大行业全部实现税负下降，营改增扩围新增减税175.7亿元，同时落实了高新技术企业15%的底税率（普通税率为25%）的优惠政策，贯彻了新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另外，该报告还提到，本市地方自行设立的涉企收费项目已全部取消，大大减轻了企业的非税负担。 按照市财政局提供的数据，本市企业减税的力度不小。那么，企业家代表们的切身感受如何？北青报记者专访了多名各个行业的市人大代表。 焦点一 营改增后部分企业税负为何反而增加了？ 市人大代表、庆丰包子前“掌门人”朱玉岭对北青报记者表示，他对政府的减税力度比较满意。营改增以后，对餐饮业有很大的影响，只要有专用发票，都可以进项抵扣，比如装修费用、买锅灶现在都可以抵扣税收。 朱玉岭介绍，华天饮食集团去年一年降低税率应该在20%左右，享受的减税红利大约是1000万元。“我们就用这部分红利给职工提高了工资待遇。这样华天的职工就基本都享受到了减税的福利，队伍稳定了，饭菜也做得比较香。” 对于营改增，市人大代表、依文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夏华表示，总体感觉上营改增对企业的税负减轻影响不大。对于她的企业而言，营改增之后，就是研发费用可以作为缴税的进项抵扣。 在谈论营改增的影响时，还有部分人大代表表示，营改增之后，自己企业的负担反而加重了。市人大代表、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表示，营改增之后，算下来交税也有一些减少，可这只是一个税种，还有其他税，比如房产税，办公用房现在不按成本收，而是按租金收税，去年实际的税收反而增加了。 曾经担任西城区财政局局长的市人大代表、西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慧来表示，营改增之后，确确实实从宏观上对企业税负是降低了，但是具体到某个行业或者说某一个企业来讲，还是有增加的。比如说金融，它是税率下降了，但它税基变大了。税基变大了以后，总体的税负实际上是加重了。另外，一些企业以前纳税不规范，倒卖税票，而现在这些路子基本上被堵死了，“对于这样的企业来说，它的感觉反而是税负加重了。” 焦点二 企业税负到底重不重？ 对于企业税负到底重不重的问题，代表之间的看法不尽相同。朱玉岭认为，他对目前的收税机制是比较满意的。北青报记者注意到，多数来自企业的人大代表还是认为税负重。夏华认为，现在实体经济的真实利润并不高，缴纳增值税、所得税的比重偏大。除此以外就是非税负担的问题，比如一些本是商业领域的负担转移到了企业身上，企业开店铺那要给商业交租金，一直在企业和商业这个点上，商业的话语权更重一点，所以就把一些税务负担转嫁给了企业。“商场给我们开的票据形态它是固定的费用发票，但是我们所有零售额都要交增值税，就等于100万里面刨除租金只收到了70万，但是却要按照100万去缴税。” 焦点三 如何看待曹德旺去美国开工厂？ 对于如何看待曹德旺去美国开工厂一事，夏华表示，虽然每一个企业家都有选择的权利，但对自己的企业而言，最大的市场在中国，最好的制造业的基础在中国。“对于企业而言，一定是你思考你的市场在哪里，你的产业基础在哪里，你的未来发展空间在哪里，第四个才是税的要素。我们也会有机会去国外建一些工厂，但是我觉得是辅助性的。税负相对比较高可能有一批企业会死掉或者倒掉，但从长远的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它不是企业选址或者企业逃离核心战场的最重要因素。” 对于曹德旺去美国开工厂，朱玉岭则认为，这本身是市场行为，无可厚非，不能把这个个案放大。但是这关系到我们制造业的竞争力问题，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对话 “税率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对企业的优惠政策” 对话人：市人大代表、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 北青报：曹德旺对中国高税率的表态，引起了广泛关注。也有相关部门和专家进行回应，支持和反对观点都有，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作为一名企业家，你觉得税率高吗？ 潘石屹：曹德旺这人很实在，我觉得他说的是实情。国外的税往往是一两种，我们是很多种税，还有非税收入，加起来就多了。 但是有人会问，这个税率很多年前就这样，这么多年你的企业活得很好，为什么现在才拿这个来说事儿？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有的观点认为企业可以避税，其实税法很严谨，避税很困难，都是小商小贩在做，大企业谁也不愿意承担这种风险。 北青报：你刚才也提到了，既然一直是这样，为何前阵子突然成为了热点问题？ 潘石屹：优惠政策导致出现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两个概念。 每个行业、每个地区，比如各地的高新区等，很多都有优惠政策，企业给国家交税，给当地交税，当地会以财政的形式和手段进行返还，这就是左手收税，右手给你返回来，返回来的也是钱，那相当于实际上没交那么多钱上去，这就是实际税率。 前些年经济发展不错，优惠政策给企业返钱没问题，一旦经济增长放慢，给企业返税的优惠政策缩减了，实际税率和名义税率越来越接近，有的企业就遇到了困难。 北青报：你感觉营改增后对企业的实际税负有何影响？ 潘石屹：营改增最大的意义不是减税，而是鼓励流通。 具体到减税上，对营改增本身来说，我们算下来交税也有一些减少，可这只是一个税种，还有其他税，比如房产税，办公用房现在不按成本收，而是按租金收税，所以，去年实际的税收反而增加了，增加的是以亿为单位计算的。 权威回应 “营改增并不意味着每个企业税负都是下降的” 昨日，市国税局就人代会上企业代表们关注的税负问题进行了回应。市国税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以来，税务部门不断完善政策并实施了一系列优化服务措施，所有行业均实现税负下降，部分企业营改增后税负上升状况也在逐步发生积极变化。目前，本市企业家普遍认为增值税的税负是下降的，其中反映营改增后企业税基变大导致税负增加的问题，实际情况为：营改增后企业与缴纳营业税时相比，税基并没有变大，而是营业税规定的债券利息收入等应税收入，部分企业认为属于免税范围，原来并未实际缴纳营业税，营改增延续了上述征税规定，部分企业认为营改增后企业税基变大了，这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那么为什么有部分企业代表说税额反而多了？市国税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后，兑现承诺实现相关行业税负只减不增，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行业的每个企业税负都是下降的。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2016年5月四大行业中税负上升的纳税人比例是3.9%，到7月降到2%左右。到2016年11月，1069万户试点纳税人中仅有1.5%的纳税人即16万户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税负上升。受企业投资周期、资本构成、管理情况、政策熟悉程度等多种因素影响，企业税负波动表现复杂，税负上升企业分布呈现结构性变动。目前情况仍在变化中，但税负上升程度大多呈下降趋势。 （原题为《营改增后为何部分企业税负反而高了？》）[详情]

　　纠结税负名相，不如和企业“同甘共苦” 李克强总理超越税费，在更广义的范围，要求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切中了企业“降成本”的要害之处，比减税降费更能说到企业家的心坎上。 “的确，我们主要是各种名目的‘费’太多，以及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确实要进一步加快减轻企业负担。”1月13日，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表示：今年要在降低收费等非税负担方面，让企业有切身感受。这对税负轻重之争的“定调”，引发广泛关注。 前不久，宗庆后、曹德旺等著名实业家对降低企业负担的论述，将企业税负问题带入公共视野，也引发了税负高低的争议。但争论“税”或“费”意义不是太大，反正对企业而言都是负担。 现在李克强总理一锤定音——要求政府既减税又要降费，为给企业减税降费腾出空间，并“让企业有切身感受”，这既对之前的“大讨论”做了回应，也反驳了某些“不着调”的论调，还给许多企业家“撸起袖子干”吃了定心丸。 实际上，税和费只是企业众多制度性成本中的一部分，少数部门个人的寻租、不作为、乱作为，以及对企业及企业产权的保护不力或是侵害，给其他合法经营的企业带来过多的交易成本。因此，李克强总理超越税费，在更广义的范围，要求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切中了企业“降成本”的要害之处，比减税降费更能说到企业家的心坎上。 企业是作为不断“内化”交易费而存在的，交易费用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的生死存亡。 这种“存亡”，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内化”市场交易成本的能力大小，如企业较强的创新能力能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二是“外部”交易费用的高低。也就是总理所指出的，企业各种名目的“费”太多，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若是超过企业的“内化”能力，企业家也就放弃“交易”。 企业在一定范围内能够“内化”部分市场型交易费用，而管理型交易费用（税费等）、政治型交易费用（腐败等），则是政府“内化”的职责。这也是总理说政府要真正与企业“同甘共苦”，真正过“紧日子”的缘由所在。 一国经济并不是土地、技术、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简单叠加。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一些国家贫困？生产要素并不能完全解释。 新制度经济学家经过大量的对比研究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交易费用或经济运行费用十分高昂，进而导致整个经济体系就不可能获得良好的经济绩效。 在此意义上讲，我国面临着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一些政府部门与其纠结税负高低的名相之争，还不如拿出和企业“同甘共苦”的精神来。切实减税降费、深化改革等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让政府及公职人员“苦”一点、“累”一点，以政府的“共苦”来为企业减负，从而激活企业并促进经济增长。 此外，市场制度是一种可以节省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只有强化市场制度，通过完善市场制度来约束政府“闲不住的手”，避免过多介入微观经济运行；通过深化政府“放管服”改革，将更多的精力用于优化市场型交易成本，才能真正进一步加快减轻企业负担。 □盘和林（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详情]

　　实体经济 需要休养生息 记者 苏亮瑜 近年来最令各界操心的就是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实体经济走势疲弱。中央政府全面部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希望在供给方面为实体经济营造良性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秩序，激活实体经济活力。 特别是在过去两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决策层都将“三去一降一补”作为重点予以强调，凸显了该任务的艰巨性。从近期一系列宏观数据看，经济增速放缓或有边际收敛的态势，如去年12月大型企业PMI反弹至53.2%，信贷投放中中长期贷款占比达67%，前11个月国企累计利润增速连续第5个月上扬。然而就此认为供给侧改革攻坚战效果已经显现、实体经济发展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恐怕还是言之过早。 从长期角度看，要形成稳定的激活实体经济之势，则需要伐毛洗髓式改革。最近国企利润增速上扬和大型企业PMI的反弹，受益于能源、黑色金属以及其他原材料行业的价格反弹，与去年有关部门行政色彩较浓的关停并转政策也不无关系，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状况的逆转。这种方式下的业绩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跨部门转移支付和上中下游利益调剂的特征。 从供给层面看，当前国内实体经济疲弱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制造业成本大幅上升，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却不那么明显。这里面包含两大问题： 一是国内的制度成本、市场交易成本以及税费成本等过高。由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近年来成为了企业成本上升最快的因素。然而，近年来随着人们观念和认知方面的变化，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实际上意味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也是国民福利水平提升的重要体现，单纯地把劳动力成本走高理解为影响产品竞争力或企业盈利能力的负面因素，认识上可能就会走入误区。按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劳动力正在由成本概念转为资本概念，而且是经济社会中最活跃、最具能动性的资本。 另一方面，将企业成本上升主要归咎于劳动力成本，并没有考虑长期以来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度向企业和政府倾斜的事实。有统计显示，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上世纪90年代的50%以上降到了现在的40%左右，这还是在最近几年劳动报酬增长后的结果。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角度看，劳动力薪资增长更多是“矫枉”并向合理水平回归，因此，要真正降低企业的成本，根本上需重新调整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间的分配结构，尤其是降低政府总体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二是制度和垄断造成的高市场准入门槛，以及在技术和制度创新方面存在的激励不相容性，这些问题影响甚至牵制了企业自主生产率的提升能力。去年5月11日李克强总理就曾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现在我们市场准入目录太多了，很多创新的产品都没法卖！别说鼓励支持企业创新了，连市场大门都进不来啊！” 当前各界对企业税负众说纷纭，实际上反映了整个社会财富创造能力边际弱化和分配矛盾的激化，即新增财富越发难以有效安抚和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改革开放后相当长时间内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使得改革在增量中能够较好地满足各界利益诉求，但存量利益关系调整改革的困难则大得多，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引发大量员工下岗的代价是沉重的，这也导致了后期很多时候我们虽想下功夫矫正存量中的一些不合理的成分，但由于利益格局的固化而在现实中常常出现改革的反复和反复改革的现象。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很多领域的差距不断缩小，加之发达国家长期以来设立针对我国的技术贸易壁垒，可以说未来通过模仿等手段迅速做大增量的时代基本结束，而自主提升生产率的能力却尚需不断加强。这种情况下，中国进入了需要啃存量改革的攻坚时期，也就是所谓的改革步入深水区。 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讲，当前自主生产率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也反映了存量改革的滞后，正如存在的市场准入目录太多，别说鼓励支持企业创新，很多创新产品连市场大门都进不来；垄断的存在导致市场自由竞争受到削弱，使很多具有创新需求的领域因为市场门槛而无法有效施展拳脚，即垄断导致的市场竞争不充分，企业家对市场的敏锐性难以有效发挥；产权保护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创新就难以派生出内生性激励相容性，也就难以带来可以冲销试错成本的收益；政府在理念上尚待加强的由公共管制到公共治理的转向，使企业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培育面临各种不必要管制的约束，增加了企业创新的制度性成本。 为此，要提振偏弱的实体经济，既需要制度化、系统化休养生息的改革举措，降低实体经济的运行成本，又需要有效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市场活力，营造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制度环境，同时还需通过提供防护型保障和透明性担保服务体系护航自律自治的市场环境。 首先，要以“放管服”之理念推动简政放权的行政体制改革，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降低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非市场交易成本，尤其是税费成本。简政放权的行政体制改革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放管服”就是对市场可以通过自律自治做好的领域，放手给市场做，对需要政府规范的公共外部性问题，做到权力到位而不越位，并以为市场和社会服务的理念进行公共治理。 目前业界对税负问题莫衷一是，但有必要基于提升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视角，站在提振实体经济的高度，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通过精兵简政、调整和收缩政府财政支出，以及适度增加公共财政赤字等改革举措，对企业实行休养生息政策。这就不是政府单纯地进行政策性减税清费举措就可调整的，而是要贯彻税收中性原则，推动轻税制度体系建设，尤其是在清费和费改税方面做文章，从而既减轻企业的税费负担，又为劳动报酬向合理水平回归腾挪出足够空间。 其次，为国内“双创”事业提供激励相容的制度保障，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市场自由竞争是活跃创新的内生激励，明晰而稳定的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创新之根，政府的财政支持、优惠政策等是创新的外生性激励措施，而政府职能由公共管制转向公共治理和服务的理念之变，是这一切的基本条件和前提。 要提高自主生产率研发能力，做大增量蛋糕，就需要加快推进存量改革，简化甚至取消市场准入目录管理，为创新营造宽松的市场进入场景；打破垄断和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为市场自由竞争保驾护航，鼓励发挥企业家精神，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格局和秩序；加强产权保护，为创新注入内生性激励相容机制，提高企业家创新的试错收益等。当然，这一切的保障就是政府职能由公共管控向公共治理服务转型，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扫清制度性障碍。 总之，振兴实体经济已是当务之急，通过构建轻税制度等为企业提供休养生息的场景，并通过加快推进存量改革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制度性场景，将会为实体经济提供内生性激励相容机制，为企业家精神提供必需的土壤。 （作者系越秀金控集团副总经理、金融研究所所长）[详情]

　　曹德旺：“跑路”是个大笑话 我已在美国投资22年了 （法制晚报记者 张蕊 编辑 吴洁）约好的采访，曹德旺一个人按时到来，没带秘书也没有随行人员。他个子不高，穿着西装，没打领带，和深读记者握了下手，就示意先出去抽根烟，态度谦逊。 采访中，曹德旺频出妙语。 回应“跑路”传闻，他自嘲脸皮厚，“只要有人能记得世界上还有曹德旺，我就很满足了”。 回应出国建厂，他说福耀在世界上有9家工厂，美国5个州都有，“能出国投资建厂非常光荣，国内有这个水平和战略的企业家不到十家，我认为只有国际知名品牌才有资格走出去……” 曹德旺接受深读记者采访 摄/法制晚报记者 张蕊 谈“跑路” “‘跑路’闹了一个笑话 我在美国投资已22年”­ 深读：有没有想到会因“跑路”传言意外成为“网红”？ 曹德旺：事情发生后，很多人都在替我担心，我自己反而没有。企业家的职业是非常伟大的，我认为自己的国家观念非常强。我从1988年开始到现在，交了127亿元的税；我从1983年到现在，捐了80亿元人民币；我从1990年到现在，出品创汇接近60亿元美金。我跑出去干什么，我一不反党，二不反社会，三不反国家，四不反人民，我为什么要出去？ 这次的“跑路”事件其实是闹的一个很大的笑话，也暴露出很多人的素质和水平亟待提高。我在美国投资已经22年了，并不是刚去。有些人捕风捉影、断章取义、胡说八道。但站在我个人的立场上，我还是很感谢他们的，只要有人能记得世界上还有曹德旺，我就很满足了。 谈出国建厂 “出国建厂光荣 国际知名品牌才有资格出去” 深读：您怎么看待出国投资建厂这个问题？ 曹德旺：能够出国投资建厂是非常光荣的事情，因为在国内有这个水平和战略的中国企业家还不到十家，我认为只有国际知名品牌才有资格走出去。 深读：福耀玻璃算是国际品牌吗？ 曹德旺：中国工业历史的发展时间不长，以至于目前为止没有太知名的国际品牌。但把福耀玻璃做成知名的国际品牌，是我们永恒的目标。 我创办玻璃厂的心愿就是为中国人做一片用得开心、用得舒心、用得好的汽车玻璃。我跟员工讲，不管他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目前大街上跑的汽车中，七成玻璃来自福耀。 我的第二个计划就是把这片玻璃拿到国际上去卖，不管是通过展览还是推荐，只要能够走出国门，就代表了中国制造的形象。 看到奥运赛场上升起五星红旗，很多人都会流眼泪。我觉得福耀玻璃就是国际汽车玻璃比赛赛场上的中国队。目前福耀玻璃是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制造企业，目前在9个国家有工厂，美国5个州都有福耀玻璃的工厂，今年我还要在德国建厂。 法晚：海外投资如何决策？ 曹德旺：我曾经捐出部分股份，现在手里只有百分之十几的股权，每次投资都要开董事会、开股东会。然后上报福州市，逐级上报最后到国家发改委，发改委批复后，才能出国投资。 深读：您怎么看待现在的中国制造？ 曹德旺：中国制造分高中低端，高端目前发展不错，福耀玻璃属于中端制造。钢铁、水泥等属于低端制造，也是产生雾霾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房地产一直很火爆，对钢材、水泥、玻璃、升降机、挖掘机等需求很多。中国的房地产太多，不需要再盖了，我们按照人口平均，是全世界拥有住房最多的国家。中国人有一种不健康心态，就是买房投资，政府限制房地产领域的投机性买卖是合理的。 谈社会责任 “如果中国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雾霾就不会这么严重” 深读：您最近忙什么？ 曹德旺：我现在一直在研究国际上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国际上评价一家企业的社会责任，看得不是企业或者老板捐了多少钱，他们更关注的是在企业的经营当中，是否对社会负责。 比如建工厂，环评、环保措施是否到位，如果中国企业能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雾霾就不会这么严重，光靠政府怎么管的过来？ 深读：您建了不少工厂，您是怎么对待环评问题的？ 曹德旺：2003年，我收购了通辽玻璃厂，作为配套设施，政府支持我在当地建了一个砂矿。也许是地域差异，东北的砂用常规的方法洗不干净。当时一个德国留学生说德国有项技术，用氢氟酸能洗干净。我问他氢氟酸有毒，要怎么处理？他讲了一堆理论，我当时经验不足，就接受了。 投了1亿多元建起砂矿，投产后遇到氟排放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又出现了灰渣处理问题。我们计划在采石坑里填灰渣，但农民担心采石坑有裂缝，万一灰渣渗入地下怎么办？后来我觉得农民的担心是对的，综合考虑后，我将已经投资一亿多元的砂矿关闭了。 深读：1亿元打了水漂，您不心疼吗？ 曹德旺：我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办企业的目的是造福社会，如果达不到这个效果，危害了社会，就不能做了，这就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炼玻璃可用的燃料有煤炭、渣油、重油、天然气，不同的燃料成本不同，福耀一直选择的最贵的天然气。烧渣油比烧天然气能节约占利润百分之十几的成本。我宁可增加成本，也不做危害社会的事情。我在各地的工厂，都很受当地的欢迎。 谈慈善 “每个人都有要的权力 给不给、怎么给是我的权力” 深读：为什么要对捐款亲力亲为？ 曹德旺：我从1983年捐给母校2000元钱更换课桌椅起，截止目前，34年中已经累计捐出了80亿元。2011年，我成立了河仁基金会，捐了3亿股股票，加上分红目前价值约62.5亿元。此外，我还给西南旱灾捐款2亿，给汶川、玉树地震捐1个亿，福州市图书馆4亿，助学基金4.5亿元。还有2011年之前的捐款几亿元，总共下来差不多就是80亿元。 捐赠只是解决了资金来源的问题，捐赠之后怎么办？我做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就形成了，那我就要对这个项目实施有效的管理，不能说是募捐来的钱，不用还，大家就可以随意地拿走。 深读：有人会主动向您求捐助吗？ 曹德旺：有，每年都会收到“索捐”的信息或者电话，我通常置之不理，我觉得拿出来多少跟你没关系，这是我的修行。 “索捐”不是他的错，每个人都有要的权力，但是给不给、怎么给是我的权力。我管不住别人，但是我得学会管好自己。 [详情]

　　曹德旺：堂堂七尺男儿岂能因为贪图享乐就跑？！ 来源：环球时报 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 【环球时报记者 张妮】曹德旺看上去憨萌，但实际上，这位全球最大汽车玻璃企业的董事长魄力十足，创造了很多第一次。他执掌的福耀集团前身是福建第一家乡镇承包企业；1984年成为中国首家汽车玻璃制造商；2004年，福耀成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第一个反倾销诉讼成功案例。最近，他的一句话引发了一场中国税负大讨论，甚至被人怀疑要“跑路”美国。处在风口浪尖的曹德旺8日现身人民日报社，不管是在“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上做主题演讲，还是在被媒体包围的采访间，他都镇定自若，憨厚的笑容和浓重的福建口音透着亲切质朴。不过，一开讲，他的气魄又出来了。“企业家是一个很高尚的称谓，追求的是一种境界，堂堂七尺男儿因为贪图享受就跑？”曹德旺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国家十分重视企业税负问题 环球时报：您关于中国制造业综合税费比美国高35%的言论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李克强总理近日回应称，中国企业的非税负担过重，制度性交易成本高。您怎么看这场讨论？ 曹德旺：我的言论受到中央领导的关注，作为小民百姓来讲，真是很受鼓舞。作为政协委员，我也在提案中反映过美国的税比中国低。去年3月，我在两会提案中将两个国家税负列表比照，目的是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国家很重视，两会刚结束，有关部门就到美国调研。当然，因为涉及面广，影响面大，我相信各方要做全面评估，解决方案也不能仓促出台。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我们每个人都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负责，这不只是政府的事。要想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就要培养每一个人的自信。首先你要对政府有信心，要去相信人家在做工作。GDP这个指标在国外只有百分之一或二的增长，都没人提。我们这么大的国家，经济增长这么快，每天都有许多事要解决。 环球时报：因为计划投资10亿美元在美国建厂，您被一些媒体说成要“跑路”，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曹德旺：我什么时候跑了？跑到哪里去？去干什么？我爱我的祖国是因为幼时我妈跟我讲，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堂堂七尺男儿因为贪图享受就跑？10亿美金不是今天决定投资的。福耀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走出去。我们是做制造业的，从培养企业全球品牌供应链角度必须在国外建厂，没有投资怎么实现这个能力？这几年我们每年对固定资产投资二三十亿到三四十亿不等。比如为实现2018年的增长，2017年就要将工厂建好，今年我们会在德国建厂。我们是全球汽车玻璃最大的制造商，是全球工业链，必须在世界建厂。  我认为，企业家的生意没有国界，但企业家本身有国籍。最近有人问我关于企业家移民的问题，我跟他们讲，你们放心，真正能成才成家的人不会移民，因为他们不是为了钱或者过安逸日子就去移民。企业家是一个很高尚的称谓，他追求的是一种境界、一种精神、一个人的完整人格。以我亲身经历为例，1995年，我做公司非常累，好不容易把股票卖掉大部分，套现了几百万美金，当时我就想去美国养老，我们全家都办了绿卡移民美国。结果外方合作伙伴做了几年做不下去了，为了员工利益和股东权益我又回来做。2005年我做成功了，那时我意识到，我不能走了。因为我原来只是一个小老板，只要对国家无影响，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但后来把企业做大了，成为全球同行的前列，性质变了，这时候我意识到，将来福耀是中国汽车玻璃的代名词。这个企业是中国人的，如果移民到美国，资产就随着我到美国。所以，作为创始人，我必须回去。我的子女也全部取消绿卡搬回中国。小老板将来可能书写行业发展史，我必须为自己的历史负责。那时我考虑的不是个人安逸问题，而是怎么为国家负责。 警惕中国工厂找不到工人 环球时报：宗庆后认为，虚拟经济做过头了，把实体经济搞得乱七八糟。马云称，不是实体经济不行，而是你的实体经济由于缺乏开拓精神和创新精神不行了。在您看来，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是对立关系吗？ 曹德旺：马云跟宗庆后都是企业家，而且都是浙江人，这个问题留给他们去争论是最好的办法。您问我这个问题，我建议大家去查一查美国的历史，美国上世纪70年代实施了去工业化。去工业化，那么做什么？培养华尔街、硅谷、好莱坞啊！后来美国人觉得搞错了，因此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提出要恢复制造业大国的口号。今天的美国税很便宜，为什么？因为它劳工很贵。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很少人去制造业，都跑去华尔街、硅谷还有好莱坞。现在，我去帮它恢复制造业，去招募干活的人，结果发现，今天的美国年轻人还是不想到工业企业做。我想，完蛋了，再过十几年，中国如果也像美国那样，中国企业在第二代、第三代接班时也找不到工人了，我真的感到那时天要塌下来了。 环球时报：作为“中国首善”，您的慈善理念是什么？ 曹德旺：有人问，曹德旺到底捐了多少钱？我说超过80亿人民币现金。我还在家乡建了公园、公路、综合科技楼。企业成功后我赚了很多钱，这些钱要捐献给社会。河仁基金会的资金去向透明，每年收多少钱，付多少钱，跟证券公司一样是公开的。 我们的国家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已发展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有一个新的矛盾浮出来，那就是贫富两级有进一步分化的迹象。借助投资美国的机会，我对该国调研发现，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强国，美国不仅注重发展经济，更关注社会和谐。经过近百年的努力，他们建立了一个成熟并行之有效的社会救济服务系统，这个不足3.5亿人口的国家拥有各类慈善机构200多万家，其中80%是企业或企业主家族出资成立的。这让我回想起父亲以前曾告诫的：有福者，必须先有量，福是从气量中求的。父亲还说，草没有心不会发芽，因此人必须要有良心。人的心有感恩之心、孝心、忠心、慈悲心等20多颗心，有多少心可以做多少事。做人首先要有感恩之心。福耀在全球9个国家都有企业，全世界知名品牌汽车厂都是我的客户。这是国家给我的，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我很感恩国家。 从玻璃感悟出的人生之道 环球时报：您14岁辍学，做过放牛娃、卖过白木耳，当过工地炊事员。如今成为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您的成功和自信是如何一步步建立起来的？ 曹德旺：自信必须有良好的心愿、正确的追求、海纳百川的胸怀。自信还是不断完善的过程。1987年我们去芬兰一家公司接受技术培训。那时公费出国，国家每天补助90美元生活费（含住宿费）。如果每天省吃俭用，半个月下来，回国时就可以给家里带回一个小家电，比如照相机等。所以，当时很多出国考察的中国团队，出国前一定自带方便面，希望当地华人或接待方多请吃几顿，节省开支。但我了解过，如果不买东西，每天90美元足够我们在芬兰的开销。因此，我规定大家不许带方便面，也不要外国人请吃饭。不要为了什么劳什子电器在国外把自己搞得太狼狈。洋人不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名字，但知道我们是中国人。一个人要有人格，一个国家同样要有国格。国家形象是靠每个中国人自觉努力去维护的。我们团在赫尔辛基的20多天，每天专心致志搞培训，尽可能多地学知识，从来不要求卖方安排宴请或旅游。临走前，那家公司的总裁主动要请我们喝鸡尾酒。我问为什么，他说，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为中国未来做玻璃的人。  我把一家乡镇企业发展成跨国集团，自己从一文不名的贫苦青年成长为董事长，真可谓天道酬勤，这让我深刻体悟到“发展自我、兼济天下”的真实意义。我前年写了一本传记《心若菩提》，记载了自己的创业过程，里面的人都是真名实姓。我希望给年轻一代提供一些可借鉴的东西，以报答我们的国家。 结语：结下半生缘的玻璃给了曹德旺不一样的人生感悟。在《心若菩提》中，他做了一个颇有深意的比喻。受到外力撞击后，普通玻璃破损处锋利如刀，而汽车安全玻璃化作豆粒大小的碎片，不伤人。使用真空镀膜技术的高档汽车玻璃，即使玻璃破碎，膜还附着其上。有先哲将世界称为“名利场”，古往今来，名利场下埋葬多少英雄好汉？名利之科学，取得有如真空镀膜技术。虽沐“名利场”中，却钝化气场辐射。似有若无，于在或不在之间，是谓道。[详情]

　　税收结构考 厉林 编者按/ 近期，针对企业税负的话题持续走热，有经济下行阶段的忧虑情绪，更是人们对正在推进中的税制改革的寄盼。议论中，企业家的观点、感受得到了广泛传播，但也极容易被片面化解读；而来自研究者的声音，又往往被忽略。这让舆论场中关于企业税负的问题呈现两极化。也因企业带来的微观呈现与研究者的宏观观察原本就不同，导致各方表达很难在同一个频道里。本期我们拣选曹德旺与高培勇两位的专访，以期让事关企业税负的探讨更深入，并具有建设性。 一线调查 曹德旺：我始终认为纳税光荣 2016年年底，一个有关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的采访视频在网络上被疯传，他在视频中比较了福耀集团在中国和美国公司经营的成本结构。这个视频一度被媒体理解为“曹德旺跑了”。而当面对《中国经营报》记者的时候，曹德旺反问，我什么时候跑了？跑到哪里？去做什么？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作为世界规模和品牌排名第一的汽车玻璃生产商，福耀集团在国内拥有2万多名员工，在15个省设立了几十家直属分公司。在美国的6亿美元投资仅仅是其全球布局的一小部分，福耀集团的业务重点依然是在国内，近些年，福耀玻璃在海外投资了近10亿美元，而中国也投资了近200亿元人民币。 对于自己曾在那份广为传播的视频中提及的制造业成本、中国制造业发展、化解行业内外经营压力等诸多敏感甚至引发争议的问题，处在舆论聚光灯之下的曹德旺，接受了《中国经营报》记者的专访，他不回避，几乎对所有敏感与争议问题都做出了回应。 初衷是什么？ 《中国经营报》：对于之前在舆论中引起广泛关注的那段视频，你的初衷是什么？ 曹德旺：我是想提醒中国人要注意，怎么样培养国家竞争力问题，初衷是这样的。我想告诉他们，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做供给侧改革，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有责任站出来的，不要全把责任推给政府。有素质的国家和民族要提醒人民的自律，提倡人民管住自己。 对于商人而言，“站出来”就是对于任何投资，都要考虑自己所做的事是否对国家有利、人民有利，对社会有利。 《中国经营报》：你怎么看待去工业化以及第二、第三产业之间关系的问题？ 曹德旺：我们现在的经营模式是向美国学的。美国上世纪70年代时提出去工业化，因为美元被全世界接受，有这个资格提出去工业化，我们学习美国提出，去工业化。美国的去工业化是发展产业，培养硅谷的那些企业，发展华尔街的金融机构。 这我认为，都是工具。服务业的定位是服务于产业，但是现在几乎是全民都去做。 福耀虽然是一个小企业，但是我立足于为中国人做一片玻璃这个宗旨，这片玻璃能够代表中国人的智慧，在国际上跟人家交流，来证明中国人聪明有才智、勤劳，而且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这是多有意义的事情。起码我做到这些目标，中国人不需要依靠高价进口玻璃。 没有向国家拿钱 《中国经营报》：1995年时，你曾经就出海去美国发展，当时为什么去美国？ 曹德旺：当时玻璃拿到美国卖，建个仓库在那边，结果搞错了，亏的焦头烂额。因为卖玻璃不是小企业，是大企业在做的，美国市场上，都是几十亿美元的资本在做这件事情，我们拿1000万美元去能做什么呢？ 《中国经营报》：第一次投资失败后，你是退出美国吗？为什么后来又去美国投资？ 曹德旺：1995年投资失败后，我们请咨询公司调查，后来发现搞错了，就重新做。我们一直没有中断在美国的投资。现在我们在美国的投资，有的是10年前投的，有的是七八年前投的，所有投资都已经形成生产力在生产，投产了。这个是战略布局，因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做它的生意必须在它的国土上有工厂。 《中国经营报》：福耀玻璃为什么要去海外布局？ 曹德旺：我在中国15个省都有工厂，中国的汽车玻璃，我占到70%市场，不可能再扩张了，在中国卖（汽车玻璃），没必要再建很多工厂。第二个原因，我是做全球供应链产业，国际上大牌汽车厂商都是我的客户。原来给他们汽车供货，少量是可以的，大量从中国给他们供货，他们不接受，他们考虑成本接受能力，地缘上的风险，因此要求我们有全球供货的能力，才能当它的全球供货商。 因此，我在全球布局，在俄罗斯的工厂2011年就已经建成了。我在海外投资近10亿美元。 《中国经营报》：海外投资的资金来自于哪里？ 曹德旺：福耀是一家出口型的企业，每年外汇收入在10亿美元左右，外汇资金上可以自己平衡。第二，福耀是一家H股上市公司，有海外融资能力，我没有动用国家的外汇。由于是H股上市公司，所有投资必须董事会审批通过，还要开股东大会表决方案，之后报中国商务部和发改委、外管局批准，才能取得合法的投资所需的外汇手续。 《中国经营报》：对于前一段时间说你“跑了”的声音，你怎样看？ 曹德旺：我看了这次视频的评价，大部分的人还是聪明的、有良知的，听得懂曹德旺在讲什么。小部分的人是对国家不满，借题发挥。 还有很少的一些人还没有弄清楚，曹德旺究竟是战略投资还是要跑，还在说要把他留下来，不要让他走。我什么时候跑了？能跑到哪里去？去干什么？ 福耀玻璃如果不坚持海外投资，就要做好关闭的准备。大的汽车厂都是全球性招标，那么你没有全球投资，人家凭什么把标书给你。我那些话主要是提醒中国人，我们的税收比较重，目的是提醒要注意培养国家竞争力的问题。 利润主要来自中国 《中国经营报》：福耀玻璃海外的业务现在能够为公司贡献多少利润？国内外业务的利润占比是怎样的？ 曹德旺：在海外，新增加的投资还处于正在投资过程中，刚刚投产，还没有盈利。 现在主要收入是来自于中国工厂的收入，今年9月份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左右。我的工厂在中国做得不错，我是很认真做事情，福耀的员工也很听话、很认真、很努力，他们做得不错。 《中国经营报》：在这15个省的投资，福耀玻璃是不是也能算得上当地的大户？ 曹德旺：福耀2016年缴近20亿元的税，在当地都是纳税大户，算得上地方上的重点企业。因为福耀是很守规矩的企业，福耀很受当地政府的尊重。 《中国经营报》：你们在各地的投资，有没有享受到当地的税收优惠？ 曹德旺：实际上，这几年我们在海外投资了近10亿美元，中国投了近200亿元人民币。作为技术含量很高的企业，我们享受国家相应高科技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要交近20亿元的税，如果不是高新技术企业，还要多交几亿元。 我们在福清市是第一纳税大户，在上海、重庆虽然不是第一纳税大户，但是也算得上纳税大户，也要交好几亿元的税。 《中国经营报》：我看一些文章有统计说，从90年代到今天，中国企业的税负是有所增加的，对福耀玻璃的经营利润是否会带来影响？ 曹德旺：那是肯定会有影响，但是，我始终认为纳税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我很愿意交。 现在中国人提倡预算管理，预算只是管理的一环，首先，是对你的行为制定了一个目标，目标要通过统计的数据来验证；其次，设计各项数据的表格，进行完整的统计收集，然后通过分析数据评估，是计划做得不对，还是某一个环节的问题，从设备、人机、材料等，一项项查过去。根据目标，要找出原因，加以修正。将预算、统计、评估、分析、纠正这五步，顺序排下来，我们的员工每个台班每周都在做这五步的事情。 因此，福耀在成本控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现在，加上不断的投资，我们每年利润都是两位数的增长。 制造业的位置 《中国经营报》：对于近些年兴起的 IT、金融、房地产产业，你怎么看待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位置？ 曹德旺：它们都是服务业，是服务产业用的。如果二产没有得到很好发展，三产发展什么，有一点喧宾夺主。大家都去做金融、放高利贷，这一次发生万科、格力被资本举牌，这些都是资本在兴风作浪。都交给它，它懂得管吗？它也不懂得管，最后把企业搞垮。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中国制造企业怎样才能在中国更好的发展？ 曹德旺：各地政府对我都很好，为什么我能受到尊敬？我认为是因为我很自律。我去各地谈判，我不会给出很苛刻的条件，我认为该交的税要交给你，该交的土地费要交给你，不会要求土地不要钱，不会要求免（税）多少年。因为我自律，受到各地政府的尊重。因此，分公司所在地的工作，各方面进行得很顺利。 我提醒中国人听懂我的那句话，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在中国国土上的每一位精英都应该有责任为中国的崛起负责，不是单单靠政府。要向我学习的话，就应该首先学会尊重地方政府，遵纪守法，按章纳税。我认为跟政府官员之间，应该是平等相处。 《中国经营报》：在2013年，你曾经参加过《中国经营报》的竞争力年会，在会上你讲过什么是真正的企业家，对企业家这个身份你是如何理解的？ 曹德旺：我不会当官，也不想占便宜。我的理想追求是，要成为名副其实的企业家，必须朝这个目标奋进。企业家应该做什么？应该树立一种高尚的价值观。我认为，做企业家应该朝这个方向而努力，国家会因为有你而强大，社会会因为有你而进步，人民会因为有你而富足，这就是企业家。我认为，要成为名副其实的企业家，必须朝这个目标而奋进。 实际上，我几十年来一直以这个来作为座右铭，作为目标来激励自己。[详情]

　　曹德旺逻辑 厉林 曹德旺是何许人？ 他的经历跟很多老一辈的企业家类似，劳苦出身，念到中学就因家贫辍学了，从水果小贩做起，当过销售员，34岁时才创业，接下了高山异形玻璃厂。在做水表玻璃实现盈利之时，他又偶然发现，中国当时没有自己生产的玻璃，全靠进口，买一块玻璃要花两千多元。从此，他开始了无数次的研发和碰壁，要为中国人造出自己的玻璃。 文化基础不高，他从没放弃过自学，为了搞好经营，他系统学习了会计学，研究宏观经济，他曾说给自己公司的研究生讲课，自信能比大学的老师讲得更透彻。 曹德旺认为，企业家应该具备的“五常”特质中的智，就是指企业家需要看问题有前瞻性，通过现象和因果关系来推算，从国家的政策、社会需求的导向和产业实施的情况分析，对于潜在的市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由此来判断企业应该增加投资还是减少产能。 在2008年，他力排众议，干了一件最终让员工折服的事。他预测到全球金融危机即将到来，随即采取了一套精益管理手段提升工效，降低负债，关闭了通辽、双辽、福州、海南四家工厂的5条浮法生产线（海南两条），使之不再占用资金。 而在当时，当曹德旺做出要关闭生产线这样的决定时，福耀集团的管理层和员工们都无法接受，还嘲笑他的判断。而之前福耀玻璃的营业收入在2006年和2007年，每年都增长30%以上，2008年的发展势头也不错。如果保持势头，在2008年也同样实现营业收入增长30%，作为大股东的曹德旺就无需向小股东兑现买10股送10股的股改承诺。 当时，曹德旺为了让管理层相信他执行的决心，毅然关掉了那几条生产线，损失了十几亿元。这不仅让2008年的增长额全部打了水漂，他作为大股东还拿出了7000多万股，赔给小股东。赔的这笔钱大概有8亿元。当他做完了这些之后，福耀玻璃的管理层才意识到，曹总判断的经济危机可能真的会发生。 在关闭多余的生产线后，他又停止了扩张性的再投资，还促进现金回流，把从银行借的钱尽快地还回去。种种措施，让福耀玻璃在2009年安然渡过了经济危机。 在曹德旺几十年的过往历程中，不屈不挠，不卑不亢，与不合理问题抗争到底，是他鲜明的性格特征。 2001年开拓美国市场之初，福耀玻璃被当时世界排名第四的PPG公司起诉反倾销，分别告到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和美国商务部。面对起诉，曹德旺发现实际上证据非常不充分，甚至是在没有的情况下提出的。如果福耀玻璃的案子不诉而败形成判例，吃亏的可能是整个中国玻璃行业。 性格刚烈的曹德旺决定正面迎击，他花重金聘请著名律师成立专门的反倾销工作办公室，并派出大儿子曹晖带队成立工作小组，参加了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的公开聆讯，向法庭展示了大量事实，表明福耀玻璃有可信的财务报表和完全符合市场经济价格体系的进货价格，另一方面又批驳了同为出口商的PPG公司以反倾销之名，想独占加拿大市场的事实。第二年8月，加拿大法庭最终驳回PPG公司的申诉。而在美国，他通过自己的工作最终与PPG握手言和。 这种刚烈的性格，也让他在福耀玻璃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干过多次跟政府官员拍桌子吵架的事情。 而与刚烈性格相悖的，是他所拥有的慈悲情怀，这不仅仅体现在他一次次慷慨捐助高达80亿元，有时也是他对江湖大义的理解。在曹德旺的《心若菩提》那本书中，曾讲过这样一个小故事，1997年，东南亚发生经济危机，波及到福耀玻璃的上游浮法玻璃供应商印尼的ASAHI公司，当时印尼的汇市股市狂泻，印尼盾几乎崩盘。对方日本公司的总经理前来求助，曹德旺亲自请他吃饭并表示从当月开始，每个月都买ASAHI公司一船的玻璃，约4000吨，等于当时福耀玻璃用量的80%~90%全部按当时中国市场价。听完曹德旺的话，那位日本总经理扑通一声，当即跪下敬酒。曹德旺连忙扶起。 事后他告诉员工，从产业链理论讲，上下游企业是有买卖关系，但也分工不同，绝不是孤立存在的。要让福耀玻璃健康发展，不仅需要自己产品客户端的繁荣，更需要产品供应商的发达，一个健康的印尼ASAHI公司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随后，2008年，亚洲经济回暖，浮法玻璃开始供不应求，价格甚至会隔夜就涨，而ASAHI公司就好像与世隔绝，不知道玻璃涨价一样，依然按原价以每月一艘船的量保证供货，直到一年后，玻璃的价格几乎都要翻番了，才通知涨价。 仗义之举最终也赢得了供应商默默的支持。这背后不仅仅是江湖大义，更是他对产业链生态共生共荣的理解，尊重供应商才能赢得供应商。 自小受家庭熏陶，曹德旺是一个佛教徒，他遵循佛教的“六度”，他曾说过：“六度包含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如果都能做到，一个人就好比获得了行动指南，任何事情都能做好。” 他捐巨资，还要确保他捐的每一分都是干净的。 他被称为不行贿的企业家，福耀集团从来不给官员送礼，他说：“我与官员保持着适度的距离，有时也会在一起吃饭喝酒。但我不会开口去求他们。”他认为，“反正我只做汽车玻璃，凭智慧赚钱。如果我要做房地产业，可能会比很多企业都做得成功。但是我就像一个渔夫，一网鱼中，我只要带鱼，其他的让别人去得吧。如果心里能有这样有舍有得的心态，赚钱后也安心。而官员也同样，你不屈尊于他们，他们更会在心里尊重你。” 在2013年《中国经营报》举办的竞争力年会的演讲中，有一个观众曾提出一个非常切实的问题，“如果别人花精力做政府公关，我们只是坚守企业家精神，那些人通过走关系获得了一些额外的便利条件，这时我们怎么和那些人竞争？” 曹德旺认真地回答他：“我经营企业这么多年，一直埋头一门心思做好自己的企业，很多腐败、走后门的事情都是从新闻里看到的，我都没有亲眼看到过这样的现象。他做他的，我们做我们的，记住一句话，存在的就是有道理的。” 在那次演讲中，记者也重新定义了什么是真正的企业家。曹德旺说：“我认为企业家的使命感可以这样归纳：国家因为有你而强大，社会因为有你而进步，人民因为有你而富足。” 他说，如果说企业家是为了利润才创办的企业，那么这个企业家则仅仅是个商人。如果他是以社会问题的解决为出发点而创办企业，是为理想所驱动，是有创造力的个体，那么他将更具有持续的开拓与创新精神，肩负着企业责任、行业责任与社会责任。无论身处怎样的时代，社会企业家都需要寻找推进社会发展的机会并将其变成现实。[详情]

　　专访曹德旺：不要把供给侧改革的责任全推给政府 《等深线》记者  厉林 2016年底，一个有关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的采访视频在网络上被疯传，他在视频中比较了福耀集团在中国和美国公司经营的成本结构。这个视频一度被媒体理解为“曹德旺跑了”。而当面对《等深线》（ID：depthpaper）记者的时候，曹德旺反问，我什么时候跑了？跑到哪里？去做什么？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作为世界规模和品牌排名第一的汽车玻璃生产商，福耀集团在国内拥有2万多名员工，在15个省设立了几十家直属分公司。在美国的6亿美金投资仅仅是其全球布局的一小部分，福耀集团的业务重点依然是在国内，近些年，福耀玻璃在海外投资了近10亿美金，而中国也投资了近200亿元人民币。 对于自己曾在那份广为传播的视频中提及的制造业成本、中国制造业发展、化解行业内外经营压力等诸多敏感甚至引发争议的问题，处在舆论聚光灯之下的曹德旺，接受了《等深线》记者的专访，他不回避，几乎对所有敏感与争议问题，都做出了回应。 初衷是什么？ 《等深线》：对于之前在舆论中引起广泛关注的那段视频，你的初衷是什么？ 曹德旺：我是想提醒中国人要注意，怎么样培养国家竞争力问题，初衷是这样的。我想告诉他们，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做供给侧改革，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有责任站出来的，不要全把责任推给政府。有素质的国家和民族要提醒人民的自律，提倡人民管住自己。 对于商人而言，“站出来”就是对于任何投资，都要考虑自己所做的事是否对国家有利、人民有利，对社会有利。 《等深线》：你怎么看待去工业化以及第二、第三产业之间关系的问题？ 曹德旺：我们现在的经营模式是向美国学的。美国70年代时提出去工业化，因为美元被全世界接受，有这个资格提出去工业化，我们学习美国提出，去工业化。美国的去工业化是发展产业，培养硅谷的那些企业，发展华尔街的金融机构。 这我认为，都是工具。服务业的定位是服务于产业，但是现在几乎是全民都去做。 福耀虽然是一个小企业，但是我立足于为中国人做一片玻璃这个宗旨，这片玻璃能够代表中国人的智慧，在国际上跟人家交流，来证明中国人聪明有才智、勤劳，而且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这是多有意义的事情。起码我做到这些目标，中国人不需要依靠高价进口玻璃。 没有向国家拿钱 《等深线》：1995年时，你曾经就出海去美国发展，当时为什么去美国？ 曹德旺：当时玻璃拿到美国卖，建个仓库在那边，结果搞错了，亏的焦头烂额。因为卖玻璃不是小企业，是大企业在做的，美国市场上，都是几十亿美金的资本在做这件事情，我们拿1000万美金去能做什么呢？ 《等深线》：第一次投资失败后，你是退出美国吗？为什么后来又去美国投资？ 曹德旺：1995年投资失败后，我们请咨询公司调查，后来发现搞错了，就重新做。我们一直没有中断在美国的投资。现在我在美国的投资，有的是10年前投的，有的是7、8年前投的，所有投资都已经形成生产力在生产，投产了。这个是战略布局，因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做它的生意必须在它的国土上有工厂。 《等深线》：福耀玻璃为什么要去海外布局？ 曹德旺：我在中国15个省都有工厂，中国的汽车玻璃，我占到70%市场，不可能再扩张，在中国卖（汽车玻璃），没必要再建很多工厂。第二个原因，我是做全球供应链产业，国际上大牌汽车厂商都是我的客户。原来给他们汽车供货，少量是可以的，大量从中国给他们供货，他们不接受，他们考虑成本接受能力，地缘上的风险，因此要求我们有全球供货的能力，才能当它的全球供货商。 因此，我在全球布局，在俄罗斯的工厂2011年就已经建成了。我在海外投资近10亿美金。 《等深线》：海外投资的资金来自于哪里？ 曹德旺：福耀是一家出口型的企业，每年外汇收入在10亿美金左右，外汇资金上可以自己平衡。第二，福耀是一家H股上市公司，有海外融资能力，我没有动用国家的外汇。由于是H股上市公司，所有投资必须董事会审批通过，还要开股东大会表决方案，之后才能报中国商务部和发改委外管局批准，才能取得合法的投资所需的外汇手续。 《等深线》：对于前一段时间说你“跑了”的声音，你怎样看？ 曹德旺：我看了这次视频的评价，大部分的人还是聪明的、有良知的，听得懂曹德旺在讲什么。小部分的人是对国家不满，借题发挥。还有很少的一些人还没有弄清楚，曹德旺究竟是战略投资还是要跑，还在说要把他留下来，不要让他走。我什么时候跑了？能跑到哪里去？去干什么？ 福耀玻璃如果不坚持海外投资，就要做好关闭的准备。大的汽车厂都是全球性招标，那么你没有全球投资，人家凭什么把标书给你。我那些话主要是提醒中国人，我们的税收比较重，目的是提醒要注意培养国家竞争力的问题。 利润主要来自中国 《等深线》：福耀玻璃海外的业务现在能够为公司贡献多少利润？国内外业务的利润占比是怎样的？ 曹德旺：在海外，新增加的投资还处于正在投资过程中，刚刚投产，还没有盈利。 现在主要收入是来自于中国工厂的收入，今年9月份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左右。我的工厂在中国做的不错，我是很认真做事情，福耀的员工也很听话、很认真，很努力，他们做的不错。 《等深线》：在这15个省的投资，福耀玻璃是不是也能算得上当地的大户？ 曹德旺：福耀今年缴近20亿元的税，在当地都是纳税大户，算得上地方上的重点企业。因为福耀是很守规矩的企业，福耀很受当地政府的尊重。 《等深线》：你们在各地的投资，有没有享受到当地的税收优惠？ 曹德旺：实际上，这几年我们在海外投资了近10亿美金，中国投了近200亿元人民币。作为技术含量很高的企业，我们享受国家相应高科技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要交近20亿元的税，如果不是高新技术企业，还要多交几亿元。 我们在福清市是第一纳税大户，在上海、重庆虽然不是第一纳税大户，但是也算得上纳税大户，也要交好几亿元的税。 《等深线》：我看一些文章有统计说，从九十年代到今天，中国企业的税赋是有所增加的，对福耀玻璃的经营利润是否会带来影响？ 曹德旺：那是肯定会有影响，但是，我始终认为纳税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我很愿意交。 现在中国人提倡预算管理，预算只是管理的一环，首先，是对你的行为制定了一个目标，验证的目标要通过统计的数据来验证；其次设计各项数据的表格，进行完整的统计收集，然后通过分析数据评估，是计划做得不对，还是某一个环节的问题，从设备，人机、材料等等，一项项查过去。根据目标，要找出原因，加以修正。将预算、统计、评估、分析、纠正这五步，顺序排下来，我们的员工每个台班每周都在做这五步的事情。 因此，福耀在成本控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现在，加上不断的投资，我们每年利润都是两位数的增长。 制造业的位置 《等深线》：对于近些年的兴起 IT、金融、房地产产业，你怎么看待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位置？ 曹德旺：它们都是服务业，是服务产业用的。如果二产没有得到很好发展，三产发展什么，有一点喧宾夺主。大家都去做金融、放高利贷，这一次发生万科、格力被资本举牌，这些都是资本在兴风作浪。都交给它，它懂得管吗？它也不懂得管，最后把企业搞垮掉。 《等深线》：你认为，中国制造企业怎样才能在中国更好的发展？ 曹德旺：各地政府对我都很好，为什么我能受到尊敬？我认为是因为我很自律。我去各地谈判，我不会给出很苛刻的条件，我认为该交的税要交给你，该交的土地费要交给你，不会要求土地不要钱，不会要求免（税）多少年。因为我自律，受到各地政府的尊重。因此，分公司所在地的工作，各方面进行的很顺利。 我提醒中国人听懂我的那句话，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在中国国土上的每一位精英都应该有责任为中国的崛起负责，不是单单靠政府。要向我学习的话，就应该首先学会尊重地方政府，遵纪守法，按章纳税。我认为跟政府官员之间，应该是平等相处。 《等深线》：在2013年，你曾经参加过中国经营报的竞争力年会，在会上你讲过什么是真正的企业家，对企业家这个身份你是如何理解的？ 曹德旺：我不会当官，也不想占便宜。我的理想追求是，要成为名副其实的企业家，必须朝这个目标奋进。企业家应该做什么？应该树立一种高尚的价值观。我认为，做企业家应该朝这个方向而努力，国家会因为有你而强大，社会会因为有你而进步，人民会因为有你而富足，这就是企业家。我认为，要成为名副其实的企业家，必须朝这个目标而奋进。 实际上，我几十年来一直以这个来作为座右铭，作为目标来激励自己。[详情]

　　来源：人民网 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在2017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发表主题演讲，—福耀玻璃“走出去”的经验与困惑。他认为中国梦必须首先拥有自信。自信是怎么来的呢？ 他说：“我一直在研究怎么样把自己变得更加自信。在我还是个小孩子时我爸爸就告诉我，草没有心不会发芽，因此人必须要有良心，有了良心以后慢慢去发展，有多少心可以做多少事。爸爸和我讲有良心、感恩之心、感激之心、孝心、忠心、慈悲心等20多颗心，要经常用这20多颗心来对照自己，爸爸说心越多越好。” “我很感激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我们是福建第一家承包乡镇企业，做成功以后我赚了很多钱，我想这些钱是不能拿回去的，要捐献回报给社会。现在社会上有一些人问，曹德旺到底捐了多少钱？我敢说超过80亿人民币。我还在我的家乡建了公园、公路、综合科技楼、万佛塔。从我创业第一天到今天为止有据可查的统计下来，交税127亿。” “我很自豪的跟中国人讲述我的故事，我亲手写的一本书记载着我自己的创业过程和走过的路，里面是真名实姓的表述，我想给年轻一代提供个可借鉴的东西，也报答我们的国家。我在很多场合讲话不隐瞒我的观点，因为我爱我的国家。我妈跟我讲，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就是我妈以前的教诲。”[详情]

　　以“改革红利”增强企业家信心 □赵晶 2016年以来中国对外投资高速增长。官方数据显示，2016年1至11月中国对外累计投资金额1617亿美元，同比增长55.3%，增速是前年同期的三倍多。根据机构数据，自2016年1月1日至12月25日，共计有65家上市公司进行了海外并购活动。其中，民营企业45家，占比达69.23%。 海外并购和投资，本是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近期却引起诸多讨论，其中一个议论的焦点在于稳定企业家信心问题。 如何稳定企业家信心？今时今日，不妨从三个层面着手。 首先，要正视法制环境的改善，其中最重要的是产权制度的完善。长期以来，我国没有实现对不同所有制经济产权的平等保护，即使最近几年，公权力侵害私有产权和民营企业资产的现象仍时有发生。这使得一些企业家对企业前景缺乏稳定的预期，投资兴业的意愿低落。一部分企业家出于对未来发展和子孙后代的考虑，为了增强财产财富安全感，而将资金分散到海外。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抓紧编纂民法典，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坚持有错必纠，甄别纠正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这些表述明确了要坚持平等保护产权，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希望这不仅是给了民营企业家一颗“定心丸”，更能成为他们的“护身符”。 其次，要促进公平竞争，完善市场秩序。2016年有关企业家的一项调查表明，垄断、市场欺诈、不公平竞争等对企业家影响极大，七成以上中小企业在信贷、市场准入等问题上认为自己未受到公平对待。当前正值经济转型期间，经济环境更加复杂，企业更需要公平、透明、开放的市场，这就要求各级政府想企业所想、急企业所急，更有针对性地解决市场秩序问题，为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创造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再次，要释放政策红利，加强预期引导。经济下行，市场前景不明，这是影响企业家信心的一个重要因素。要稳定企业家信心，就要通过释放政策红利，改善企业家对经济前景的预期。 要通过持续不断地降低显性和隐性成本来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一方面，显性成本需要降低。土地成本、水电气等原材料成本、中小企业的用工成本等，都需要从国家层面予以协调和解决，切实帮助企业走出成本高企的困境。另一方面，简政放权、降低税费等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举措，也应在2017年持续推进。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16年发布的一项调研结果显示，中国企业税负和融资成本呈下降态势，但制度性交易成本仍然偏高，“权力中介”普遍存在。 上述三个层面的问题概括起来，就是要以全面深化改革的“红利”，提振企业家对未来的信心。在这一过程中，应正确对待企业出于国际化战略考虑而进行的海外投资行为。随着中国经济和国际化接轨的程度越来越高，未来企业海外投资仍将呈现逐步递增的趋势，这也是国力增强的表现。[详情]

　　2015年5月7日，李克强来到中关村创业大街创业会客厅，获知这里免费为创业者提供注册、法律、金融以及免费的水电、上网等服务。总理说，许多政务大厅偏重精简办事流程，你们更重服务，这是政府应尽的职责。政府不仅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还要提升服务。（资料图） 李克强为何连续5年把简政放权作为“当头炮”？ 2017年国务院的第一次常务会议，李克强总理部署的“当头炮”，依然是“简政放权”。 当天会议确定的三个议题，分别对应着“放管服”改革的三个层面：决定再取消一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许可并清理规范一批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审议通过“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部署创新政府管理优化政府服务。 认真梳理此前4年国务院常务会开年第一议题便会发现：2013年3月本届政府成立后首次常务会议，重点研究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事项；2014年第一次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推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三项措施；2015年首次常务会议确定规范和改进行政审批措施；2016年1月13日的常务会议决定再推出一批简政放权改革措施。连续5年，本届中央政府工作的“当头炮”，都是“简政放权”！ 国务院一位领导会上说，今年国务院首次常务会依然部署推进简政放权，这充分彰显了本届政府“坚持改革不动摇”的决心和态度。李克强总理也在讨论中提醒参会人员，一定要从各自部门职能实际出发，认真研究此次取消的审批等事项。 “可以说，我们‘放管服’的改革现在已经进入‘深水区’。”总理说，“现在取消的不再是之前那样‘明显不合理’的审批事项，而是实实在在的‘硬骨头’。但‘骨头’再硬我们也要‘啃’。我们之所以紧紧扭住简政放权这个‘牛鼻子’不放，就是要逐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性，切实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改革永无止境，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李克强会上强调，推进“放管服”，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这是牵动“牛鼻子”的改革。 “我们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基本的内容就是推进简政放权、加快结构性减税。只有使这些改革不断推向纵深，才能真正激发出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总理说。 本届政府成立之初，李克强总理曾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承诺：对国务院各部门现存的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要削减三分之一以上。而现在，本届中央政府不仅提前超额完成承诺目标任务，而且还在持续“加码”深化这项改革。 李克强在1月4日的常务会议上再次重申，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关键就是要处理和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他提醒有关部门负责人务必清醒看到，现在仍有许多需要清理的行政审批事项，“放管服”改革一刻也不能松懈。 “老子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只有把束缚老百姓手脚的绳索都解开了，才能真正发挥13亿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总理说，“改革永无止境，我们改革的最根本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企业成本高在哪儿，还不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 “最近有声音认为企业税负过高，其实仔细掰开来算细账，主要是企业的非税负担过重。企业成本高在哪儿，还不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李克强说。 他进一步指出，推进简政放权改革，既要取消审批项目、缩短审批流程，又要切实清理中介等各种不合理收费项目，从而真正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当天会议决定，在本届政府已取消230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基础上，再取消民办学校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核准、棉花加工资质认定等53项许可，取消与法律资格认定铁路运输基础设备生产企业审批等有关的20项中介服务事项。 李克强指着手中的材料举例道：“过去有一些审批项目，比如‘公章刻制’，几个部门重复审批，导致正规的公章刻制流程异常繁复、耗时很长。然而假冒伪劣公章刻制却快得很。政府人员不能再坐在办公室里收文件、画圈圈了！要真正了解市场主体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他最后强调：“总原则就是一句话：既要放得开，又要管得住！” 最大程度减小自由裁量权，切实为市场主体和百姓减负 如何在“放得开”的同时真正“管得住”？李克强给出的“药方”是：依法依规推动综合市场监管。 当天会议确定，“十三五”期间，要着力营造“三个环境”：宽松便捷的准入环境，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和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李克强明确要求有关部门，要在加大监管力度的同时，尽力“简除繁苛”，推动综合市场监管。 “有些根本没有名目的‘费’，监管者对企业是说罚就罚、说缴就缴，企业的成本怎么能不高？”总理说，“我们一定要站在企业角度、站在百姓立场想问题！各部门都要统一思想，让基层执法机构切实能够实现综合执法，同时在执法中推进‘两随机一公开’，最大程度减小自由裁量权，切实为市场主体和百姓减负！” 李克强最后强调：“‘放管服’改革，我们会一以贯之、锲而不舍持久向纵深推进。因为这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转变政府职能的根本之举。只有坚持不懈推进这项改革，企业活力才能真正得到迸发，百姓才能从中获得实惠。”（付聪）[详情]

　　《中国经济周刊》视觉中心 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曹德旺之问与中国实体经济之痛 曹德旺说：“我之所以公开谈成本高、税收重，不是在抱怨，也不是我要跑。如果我要跑，我直接卖掉股票就可以。” 《人民日报》2016年12月22日刊发评论称，尽管数据来源和个别表述还存在权威出处的问题，但是曹德旺的访谈，确实从企业家的角度，触及到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些深层矛盾和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姚冬琴|北京报道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第1期） 岁末年关，不少商人内心纷繁，盘算一年得失，展望来年机会。70岁的曹德旺没想到，在这个时候，他的关于中国制造业成本的“大实话”引发了“曹德旺是不是要跑了？”的追问。 在最近广为流传的一段视频中，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谈起赴美建厂，算了一笔账：就他的投资情况来看，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美国的土地基本不要钱；能源、电价是中国一半，天然气价格只有中国的1/5。 曹德旺爱说语言质朴的大实话，《中国经济周刊》曾多次采访曹德旺，对这一点深有感触。其实，过去一年，曹德旺在多个场合算过这笔账。 曹德旺为什么赴美建厂？ 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2016年当地时间10月7日，由福耀集团投资的全球最大汽车玻璃单体工厂正式竣工投产。福耀对代顿工厂的总投资约为6亿美元。在竣工庆典新闻发布会上，曹德旺表示，未来，福耀在美国的整体投资将达到10亿美元。 曹德旺为什么要在美国投资建厂？“事实上，在美国投资设厂，我们是早就答应人家的，作为供应商有这个责任。2009年德国大众要求我们作为供应商，2012年前必须在俄罗斯设厂给大众做配套，我们也是这样做的，这次美国设厂情况是一样的，要不然生意就没办法做了。”曹德旺说。 根据福耀集团与通用公司签订的合同，2016年前福耀必须在美设立工厂。因此曹德旺从2014年开始就在美布局。代顿市的福耀汽车玻璃生产基地成立于2014年3月。 贴近全球汽车保有量第一的北美本土市场是曹德旺推进全球化制造的初衷。 在走出去的同时，福耀集团布局国内的步伐也从未停止。2016年8月，投资4亿元的福耀天津生产基地成功试产；同年10月，福耀正式决定在辽宁本溪投资5亿元新设一家浮法玻璃工厂。 曹德旺说：“我之所以公开谈成本高、税收重，不是在抱怨，也不是我要跑。如果我要跑，我直接卖掉股票就可以。” “我的朋友们都在劝我不要乱讲话，但我只是实事求是地讲出问题，提醒要重视实体经济。我是中国人，我的事业重心都在中国。”曹德旺说。 福耀集团财报显示，2015年，福耀集团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32.7亿元，其中中国境内营业收入88亿元，占比66.3%。中国境内的毛利率是43.65%，其他国家为38.79%。 2016年12月23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对曹德旺先生的这些言论我不予以置评”。但他同时也谈到，确实有一部分制造业企业面临成本持续上升、发展面临困境的问题，这一点必须承认。 美国“招商力度很大” 《人民日报》2016年12月22日刊发评论称，尽管数据来源和个别表述还存在权威出处的问题，但是曹德旺的访谈，确实从企业家的角度，触及到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些深层矛盾和问题。可以说，曹德旺提到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制约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瓶颈，都是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过去一年，曹德旺在多个场合“警告”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正在丧失。 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曹德旺递交的提案是关于如何帮助中国制造业渡过难关。他认为，劳工成本逐渐上涨，再加上较高的工业土地成本、税负、资源价格等，成本不合理的因素更加凸显。相反，中国周边拥有人口红利等后发优势的国家正在创造条件吸引投资。 2016年4月17日播出的央视《对话》节目，作为嘉宾的曹德旺再度提醒，“美国现在举国上下在推恢复制造业大国的地位”，“招商力度很大”。 对于曹德旺提出的问题，不少制造业企业家都有切身的痛感。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近日也在公开场合“抱怨”：实体经济税费比较高，利润率很低也很辛苦，导致生存不下去，很多人不愿意干实体经济。 《中国经济周刊》2016年第16期《福耀玻璃曹德旺：在海外市场必须学会当配角》 “曹德旺们”会跑吗？ 国内实体经济增长乏力、“脱实向虚”，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滑的问题不容回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公开表示，曹德旺放的一炮放得很好，能不能促进2017年真正做到降成本，落到实处，可能是一个契机。 谈到下一步还会不会到其他国家投资，曹德旺表示，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跑不等于说不出去投资。想变成全球公司，必须在国外投资。” 到全球最主要的几家汽车制造商“家门口”设厂，不仅可降低原料供应、生产和运输等成本，而且可规避倾销的政策风险。2004年10月，福耀打赢了轰动一时的反倾销官司。虽然赢了官司，但福耀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经此一役，福耀意识到遵循国际贸易规则的重要性。就拿代顿工厂来说，“美国人需要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最大的玻璃厂，福耀想在美国市场寻求发展，必须学会当好‘配角’。”曹德旺说。[详情]

　　 继玻璃大王曹德旺的中国高税负之说后，娃哈哈老大宗庆后昨日接受浙江卫视《大牌对大牌》栏目采访时也说“中国税负确实太高了”，“乱七八糟的税太多了，光我们就要就要交500多种费，我们今年缴费1到11月份，已经交了4000多万了，这还算少的，有些国企还有其他的费”。 他表示：我们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给了外资企业两免三减半的政策，所得税15%，你的税收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就税基扩大了，但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财政部门，始终没有算好这笔账，当然现在政府可能负债也比较多一点，他感觉税收收得越少，他可能日子难过，但是你现在把大量的赤字用在这个基本建设投资上，而且有的是我认为是过度的，你去看看现在机场都很大，新机场建完以后老机场关掉了，这不是浪费吗。你为了一个GDP的数字，来搞这种投资，我认为反而后面会造成金融风险，如果是以降低税收给老百姓增加点收入，然后把这个消费拉起来，内需拉起来了，然后是把这个税基扩大了，我认为这个税收是没问题的。现在弄一点财政的赤字，也收得过来了，像目前的做法我看现在还是以投资来拉动经济发展，我感觉到风险很大，到时候真的是会变金融问题。 宗庆后采访时说：“税负确实是高” 采访实录： 主持人：岁末年初，风云浙商宗庆后又火了一把，先是出差坐火车，坐的是二等座引发了热议，很多人感慨，首富都这么简朴，咱们再不能再整天想着吃香喝辣了。接着是在宏观税负，到底是高是低的争论中，他举娃哈哈为例说，今年的税费跟去年相比没有任何下降，有些还增加了，然后是在央视的对话节目中，宗庆后直言，马云提出的新零售，新制造，新技术，新金融和新资源这五新，除了新技术以外，其他的都是胡说八道，宗庆后到底是怎么想的。2016年，他过得好不好，本周一，我前往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对他进行了专访。 舒中胜（新闻评论员）：2016年马上就要过去了，2016年娃哈哈你觉得表现怎么样。 宗庆后：娃哈哈表现不怎么样。 舒中胜：不怎么样，为什么这么说。 宗庆后：应该说我们比前几年差多了，这个应该整个饮料行业也一样，今年我们尽管也给国家交了50多亿的税，那应该说我们最高的时候交70亿了，所以也是有所下降了。 舒中胜：你为什么首先想到交税交少了，感到很难过呢？ 宗庆后：因为这个企业的话，本身就是要履行社会责任，就为国家创造税收，因为国家在发展，全靠企业交的税收去发展的，所以对国家贡献大小，主要是给国家交的税收多少。 舒中胜：今年交了50多个亿。 宗庆后：50多个亿。 舒中胜：今年饮料行业表现不好，你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宗庆后：主要原因我是要怪你们媒体了。 舒中胜：怪我们媒体。 宗庆后：为什么，出了三聚氰氨事件以后，这个媒体一直在说是食品不健康，饮料不安全，什么不健康，实际上有的是错误的，但是有的小企业，所搞的食品是不太安全，这个我认为也是有的。再从整个世界上来看，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还是比较好的，因为这个国家抓得也比较严，哪个国家像我们抓得这么严。有一些问题，应该说这两年我认为食品安全，已经是大大地改观了。特别像我们2014年开始，我们的主要产品爽歪歪、营养快线，这个互联网上造谣，从避孕套说起，然后说是会得白血病、软骨病、肉毒杆菌等等的，一系列骇人听闻的这种谣言，传播了1.7亿次。 舒中胜：1.7亿次。 宗庆后：而且当时没有办法跟网站说，你把这个谣言给我关掉，他理都不来理你了，现在政府把网上管起来了，所以说谣言就少起来了，所以我们也在局部恢复市场。但是从这件事情看来，我们的品牌基础还是好的，像在国外的一个企业，如果有这么大的问题出来的话，肯定是倒闭掉了。 舒中胜：企业关掉了。 宗庆后：企业倒掉了，但中国消费者应该不太相信这个谣言，尽管有一部分人相信，大部分人是不相信的，所以对我们来讲，造成的损失也是比较大的。像去年我们负增长是35了。 舒中胜：负35。 宗庆后：那么今年局部也在上来了。 舒中胜：你说的是2015年的时候。 宗庆后：2014下半年开始到2015年整年。 舒中胜：今年大概也是负增长吗？ 宗庆后：今年基本上已经持平了。 舒中胜：已经持平了，你觉得主要原因在哪里，靠的是什么？ 宗庆后：一个是谣言少了，政府给它管住了，管起来了，第二个我们也在开发新产品，在加强销售。 舒中胜：你刚才说到了网络，网络现在影响越来越厉害，那你平时上不上网。 宗庆后：我不上网。 舒中胜：为什么不上网。 宗庆后：我也没工夫去上网，他们反正有人专门给我在监控网上舆情，他会报上来的。 舒中胜：那你会不会有担心，现在很多人摇手都通过网络进行，我们娃哈哈有没有考虑，向网络方向发展。 宗庆后：没有，因为现在网络上电商已经对我们实体经济的冲击太大了，他们评估这个网上的价值是，按照流量来评估的，所以就是烧钱买流量，它把我们整个实体经济价格体系搞乱掉了，而且在网上电商有假冒伪劣产品，对这个实体经济的冲击也很大。我认为，确实来讲，互联网是习总书记所说的双刃剑，搞得好的话，因为它对实体经济的提升，实体经济的管理水平，技术水平是有好处的。管得不好的话，对实体经济冲击太大了，把实体经济全搞乱掉了，现在我认为是虚拟经济做过头了。 舒中胜：做过头了。 宗庆后：把实体经济全是搞得乱七八糟，而且实体经济出现的困难很大，而且实体经济确实有点萎缩。 舒中胜：你在很多场合都强调，实体经济的重要性，那你自己难道没想过，我们也去做点虚拟经济去。 宗庆后：如果大家都做虚拟经济的话，那我们这个社会怎么生存，因为实体经济是创造财富的经济，虚拟经济照理应该是支持实体经济的，你是依附在实体经济上去发展的，你把实体经济搞死掉了，那你也死掉了，大家都死掉了，所以现在在发生金融危机全世界也一样，华尔街的精英炒钱，把钱都炒到他们口袋里去了，把市场的现金，都流到他们口袋里去了，结果反而经济危机。另外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有的人不创造财富，而是享受财富的人多了，那么这个世界肯定会出问题。你这个世界要大家去创造财富，才能享受财富，你怎么去搞虚拟经济，把你口袋里的钱弄到我的口袋里来，实际不创造财富的话。 舒中胜：然而你口袋里又换个人，第三个口袋里又加钱了。 宗庆后：最终不创造财富，你说这个社会会不会产生问题，肯定会产生问题。 舒中胜：我突然想起，实际上就是流通中，我们用了个概念，把这个钱从一块变成两块，两块变成三块。 宗庆后：对，实际上没有真正创造财富。 舒中胜：最近有个企业家，福耀玻璃的董事长曹德旺，他现在有一个视频很火，他就是讲，我们的制造业税收太高了，甚至有的人说已经接近死亡税率了，你觉得我们的税收是高还是低，包括负包括费。 宗庆后：应该说我们国家的税负，确实是高了。 舒中胜：确实是高。 宗庆后：特别是费，乱七八糟费太多了，光我们这个企业就500多种费。 舒中胜：你叫人统计过了。 宗庆后：我们自己稍微统计了下，500多种费。 舒中胜：500多种费。 宗庆后：这还算少的了，全国来讲其他国企，还有其他的费，我们今年缴费1到11月份，已经交了4000多万了，费，光是费，所以确实来讲，对实体经济我们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给了外资企业两免三减半的政策，所得税15%，你的税收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就税基扩大了，但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财政部门，始终没有算好这笔账，当然现在政府可能负债也比较多一点，他感觉税收收得越少，他可能日子难过，但是你现在把大量的赤字用在这个基本建设投资上，而且有的是我认为是过度的，你去看看现在机场都很大，新机场建完以后老机场关掉了，这不是浪费吗。你为了一个GDP的数字，来搞这种投资，我认为反而后面会造成金融风险，如果是以降低税收给老百姓增加点收入，然后把这个消费拉起来，内需拉起来了，然后是把这个税基扩大了，我认为这个税收是没问题的。现在弄一点财政的赤字，也收得过来了，像目前的做法我看现在还是以投资来拉动经济发展，我感觉到风险很大，到时候真的是会变金融问题。 舒中胜：我看你每年全国两会上，都会提类似的建议，类似的议案，是不是明年3月份的全国两会又会提关于减税，关于改变个人所得税这些建议。 宗庆后：我认为提过一次，再提也就不太好，要提就提新的东西了，我认为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就是应该把下面发生的情况，能够向上面反映，提出自己的意见跟建议否则你做什么人大代表，你是全国人大代表，你是在代表全国人民，去做这个代表的。 舒中胜：我看你每年要提很多很多十几条，二十几条，你有时间去收集民间的意见吗？ 宗庆后：这个也没有需要什么时间，因为我每天在跑的时候，每天在跟老百姓接触，对下面的情况了解比较多。为什么？人家跟我谈天，是不会有什么顾及的，都是讲的真话。 舒中胜：前两天你成为网红了，你知道吗？你在坐高铁二等座的时候，一张照片，网上传得很厉害很厉害，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会去坐二等座的。 宗庆后：应该说那天要到义乌去考察，临时决定的买不到票，所以只有二等票了，那就买二等票坐去，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像我年纪大了，坐商务舱一等舱也是没问题的。第二，如果真的是买不到票，坐二等舱这个路线也不是太长，也没问题，我感觉老百姓的观念好像也有点不大对头，好像有钱人就应该坐头等舱，坐这个商务舱，实际上我以前都坐的，坐飞机也坐的经济舱的。 舒中胜：坐经济舱的。 宗庆后：但现在不是的，现在我坐商务舱或者头等舱了，为什么？年纪大了吃不消了，天天在天上飞，这个脚歪在那边我看到一个报告，可能对心血管也有问题，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坐商务舱，所以坐的稍微宽敞一点。 舒中胜：我看你办公室那个桌子上，放了一瓶霉豆腐，这是经常要吃的吗？ 宗庆后：这个就是有时候胃口不开，就弄点霉豆腐吃吃，可能这个饭就下去了。 舒中胜：你吃饭就在办公室里吃的。 宗庆后：我吃饭就在食堂里面，食堂里每天饭拿到办公室吃的。 舒中胜：这个办公室是不是没怎么变化过。 宗庆后：这是我创业初期的地方，应该也是翻建过来的，本来是更简陋，现在还稍微好一点了。 舒中胜：我看那个很多东西都是旧的，是不是很多家具都没变过。 宗庆后：这个当然，家具不是很长时间好用了，你不能说天天换家具。 舒中胜：那换了才可以拉动经济发展呀。 宗庆后：没有的，这个东西也不能浪费，现在我看穷人也很多，我们要像小平同志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现在应该是这个阶段了。 舒中胜：2017年你对娃哈哈还有你个人，你有什么样的愿望。 宗庆后：2017年我想我们要再创辉煌，因为2017年是我们建厂30周年，创业30周年，包括经销商也好，我们员工也好，大家都希望30周年，给公司献一份厚礼，现在都在努力地工作。今年我们也开发了新的产品，同时我们现在也在筹备一个高新技术的产业小镇，国外以色列我也跑了两趟，而且国内的研究院到大学也跑了很多次了，希望把这个以色列技术引进来，再成立一些基金，资金与技术再吸引一部分企业去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舒中胜：个人有什么样的愿望。 宗庆后：个人反正也没什么太大愿望，我们已经过了为了生存而奋斗的时期了，现在主要是履行社会责任了，希望为社会多做一点事情，能做点好事吧。 舒中胜：刚才你说到社会责任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跟娃哈哈的年轻人打过交道，娃哈哈到现在为止，还给新分配的大学生提供集体宿舍是不是。 宗庆后：这个集体宿舍是很正常的，我们现在还在给他们提供结婚的这个用房。 舒中胜：是租给他们呢，还是低价卖给他们。 宗庆后：因为现在的房只能租不能卖了，因为国家有规定，我们可以建一点廉租房，这个也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现在还没有完全批好，原来罐头厂是在市区，不能生产了，所以就100亩地，我们硬梆梆给它留下来了，准备建这个廉租房。 舒中胜：员工宿舍。 宗庆后：员工宿舍。 舒中胜：以后就是租给员工。 宗庆后：租给员工，但我们以前也是争取了，很多经济适用房，而且补贴他们1200块钱一个平方，给他们分配了这个经济适用房，但现在经济适用房取消了，还有一块地，准备建点廉租房。 舒中胜：很多企业现在都千方百计把自己的负担给推向社会，你为什么还考虑要给员工，创造这么一种条件，你是怎么想的。 宗庆后：实际上我认为一个企业搞得好坏，当然，经营者是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实际上也是要靠全体员工努力，才办得好的。如果员工不认真工作的话，你这个企业也办不好的，确实来讲，现在员工的生活压力也很大的，特别在杭州这种城市，你要想安家乐业，买个房子，可能一辈子都买不起，所以他也不会安心的给你认真地工作。但你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之后，他会认真地工作，而且我们实行了全员持股，他既是主人又是员工，那么责任心跟积极性就更加强了，所以你这个企业才能办得好。另外一个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的话，要不断增加员工的收入，但是整个社会富裕起来，这个贫富差距的矛盾就减少了，整个社会就和谐了，我认为企业都应该这么做，这样的话，你的财富才能受到人家的尊重，人家也不会来仇富了。 舒中胜：在一次风云浙商颁奖典礼上，我看宗馥莉也来了，你也在，你现在跟女儿联系是当面聊天多，还是电话联系多。 宗庆后：现在几乎没联系。 舒中胜：为什么？ 宗庆后：应该放手让她自己干去，反正她干的也不会出什么大毛病，因为开始前几年是在我手下的，后来因为她独立性比较强。第二个，我看看她也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因为他们的视野跟我们不一样，想法也跟我们不一样，因为毕竟她在国外留学过的，受到美国的教育比较多一点，回来之后也慢慢适应的中国文化，但我想让她自己去干，肯定会干得比我更好一点。 舒中胜：你已经放心让她单飞了，谢谢你接受我采访，谢谢。 主持人：在评论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时，人们用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来形容，宗庆后不是经济学家是位企业家，是风云浙商是首富，但我觉得他一直在为穷人说话，为中小企业说话，为这个社会说话，他抱怨税费太高，但他所以说2016年过的不好，是因为他觉得娃哈哈缴税太少，他自己吃豆腐乳，常年穿布鞋，生活很简朴，但他对员工对社会却非常慷慨，他不上网，但他并不排斥网络，他只是担心，虚拟经济虚火太旺，会给实体经济带来伤害，他直来直去实话实说，但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讲真，他是一位值得尊重的浙商。 延伸阅读： 近日，一段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接受媒体采访的视频刷爆朋友圈，还再度将中国实体产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推向了舆论前台。他说“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中国劳动力优势已失去”。 而曹德旺本人回应说：“我实事求是指出客观存在的问题，他们就要批判我，说我对中国经济太悲观。”“我之所以公开讲，中国税负太高、成本太高，这不是我在抱怨，也不是我要跑。我只是为了提醒政府，也提醒企业家，提醒大家危机感，告诉大家要小心。”曹德旺说。 曹德旺之后，很多人关心，同为制造业大佬，下一个出走的会是宗庆后吗？宗庆后向本报记者回应：“现在没有，而且亦没有考虑。” 宗庆后曾表示，“都说营改增降低税收，可最近，我们汇总了一下，今年的税费跟去年相比，没有任何下降，有些还增加了。”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看来，没有实体经济，没有制造业的强大，富民强国是不可能的，“当前，我们的实体经济存在很大困难。首先要降低实体经济税费，降低投资成本”。 宗庆后建议，杜绝土地财政，把房价降下来，让年轻人能够安心愉快地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更重要的是，要有积极支持的财政政策，对高新产业予以支持。 “现在，美国掌握的大量高新技术，也不都是美国发明的。”宗庆后认为，掌握更多高级技术是促进我国制造业弯道超车的关键。我们应该鼓励大量起用国外人才，提高技术水平，帮助制造业从低端迈向高端。同时，在宗庆后看来，要控制虚拟经济的发展，警惕互联网这把双刃剑。[详情]

　　曹德旺之言，制造业之重 刘创 沈怡然/文 曹德旺以一番对比中美制造业成本的“真话”，引发了人们对福耀集团和制造业的关注。有朋友劝他不要乱讲话，但他认为自己只是实事求是地指出客观问题，给大家提个醒。 这位已经70岁的企业家，亲手创办了福耀集团，从做水表玻璃起家，到2013年成为中国第二、全球第二的玻璃大王。 有人说曹德旺身上很矛盾：办公室大得像篮球场，午餐却只在公司食堂草草解决，不超过5分钟；在福州盖了6000平米豪宅，却将手中70%的公司股份捐给了慈善基金会；作为一名集团董事长和佛教徒，又坦然承认自己曾经在婚姻中碰到的问题。 真实，或许是对曹德旺最为贴切的描述。相比中国新一代企业家，老一辈的企业家们往往给人“闷声发大财”的低调印象，这也是中国人的一大处世哲学。 成年人的真实背后往往是勇气。与“皇帝的新衣”故事中那名说真话的小男孩不同的是，在商界奋战了半生了曹德旺，并不是一名无知者。在曹德旺“要考虑如何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问题，不要整天拍马屁、不着边际的胡说八道”言论的背后，是他坦然说真话的勇气。 在他的自传中，他大谈自己在计划经济时代倒买倒卖的发家史、与地方政府的斗争史以及创业过程中对一些合作伙伴的不满。 如今，他的坦然与勇气，引发了关于中国制造业成本难题的大讨论。曹德旺的“真话”，道出了中国制造业的困境。中国经济下行大背景下，税负、原料价格、环保严令等多重因素让制造业面临着比过去更难得境地，而曹德旺的话，一下子把这些问题铺开摆在了公众眼前。 实业之难 玻璃大王、全球第二、中国首善……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身上不乏这类光环与标签。 但他因为一番关于中、美制造业成本对比的言论而获得另一种关注。“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土地基本不要钱，电价是中国的一半，天然气价格是中国的四分之一，中国较美国有优势的，只有劳动力。”曹德旺在采访中口无遮拦的表达被舆论冠以“曹德旺跑了”的标题给“带歪了”。 这与曹德旺发表此番言论的初衷相去甚远，毕竟福耀集团有三分之二的业务都来自中国，正如曹德旺自己所称，他没跑，他的事业重心在中国。 16岁开始经商的曹德旺，对企业的成本与风险有着异于常人的敏锐。2006年，正值金融危机来临前夕，人民币汇率略有浮动，劳保法、环保法、公路法随后相继出台，从这些蛛丝马迹中，曹德旺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他的判断是，人民币升值、各项法律法规的实施，将给以出口为主业的中小微制造业带来无法承受的成本。而有广东增城市的地方干部告诉曹德旺，几乎每天都有企业蒸发、老板跑路。2007年4月，他曹德旺判断危机将在三年内发生，集团必须抓紧将生产、管理、营销成本都降下来，并随后关闭了4条建筑级浮法线。 2008年，曹德旺预判的金融危机如期而至，福耀集团提前准备的自救行动起到了作用，并且还有余力支援其他下游汽车企业。 当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加大了政策拉动力度，钢铁、水泥、玻璃等制造业迎来进一步需求增长，国家GDP增长率仍保持高速。而如今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制造业迎来阵痛。 去年，波士顿咨询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受人力成本、汇率和能源成本等因素影响，中国制造业的综合成本已经只比美国低5%。而刚刚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特朗普则声称，要让制造业重回美国，“中国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抢走了金钱……我们要把工作拿回来”。 从“别让华为跑了”到“曹德旺跑了”，这些调侃式传闻其实更多揭示了中国制造业面临的一个现实——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力度加大的背景下，中国的制造业对成本的波动越来越敏感。而曹德旺的一番言论，将这些现实一件件摆在了大家的眼前。 关于中美制造业的对比并非新话题。2014年，浙江省慈溪市江南化纤有限公司（下称“江南化纤”）的一份关于中美制造业成本对比的数据，得出了与曹德旺类似的结论，并广泛流传。 2014年，江南化纤公司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投资办厂，成为首家在美国建立再生聚酯短纤维制造工厂的中国企业，一期计划投资2500万美元，二期计划投资2000万美元。 在江南化纤关于中、美创办同等规模企业的成本对比中，在土地、物流、银行借款和能源成本上，中国的成本分别是美国的9倍、2倍、2.4倍和2倍以上。这样的差距同样引起了外界的关注。“这样简单的成本对比是较为片面的。”江南化纤办公室工作人员说，中美的成本对比是客观存在的，只是没有结合企业的销售、市场实际情况。这位工作人员还告诉经济观察报，对于类似福耀集团和江南化纤这样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而言的，还要面临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问题。“企业都是逐利的，哪里有利润就到哪里建厂，这是很正常的事，那么多外企也到中国来建厂，这不是合理的吗？”上述江南化纤工作人员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合理的对比应该是计算一个产品最终在美国销售为前提，在中国制造并出口到美国和在美国本土制造的各自成本分别是多少，这样以市场、销售为导向的成本测算，才是合理的。曹德旺近日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曹德旺称，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福耀作为汽车玻璃的制造商，当然要在美国设厂，打进美国市场，并称福耀只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步伐加大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超过实际利用外资趋势愈加明显，中国对外投资已实现13年连续增长，年均增幅高达33.6%。 而福耀玻璃在2010年财报中便透露出一种危机意识，首次透露了围绕企业的一系列风险，包括成本攀升、市场变数以及汇率上浮一系列不可控因素，步步逼近企业。根据其财报中表述，2010年10月起，CPI已连续四个月涨幅超过4%，两个月内中央政府多次强调对宏观经济的积极调控。公司产品主用原料如浮法玻璃、PVB原料等，正受天然气定价、原油、煤电等改革机制作用下，价格步步攀升，加剧成本问题。 更大的威胁，在于汽车市场的一系列变数。在那两年，北京“限购令”正逐步引起其他城市效仿。公司在财报中描述了国内汽车产量，在2009年到2010年经历连续30%以上的爆发式增长后，中国成为了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发展至顶端的汽车市场，似乎意味着市场增速放缓。2011年1月汽车产量环比下降3.58%，仅同比增长11.33%。作为一家专注生产汽车玻璃，重度依赖汽车行业的公司，福耀需要在国际上进一步开拓市场。 海外之路 曹德旺出海的决心，源于1996年与法国圣戈班一次失败的合作。圣戈班是一家专注于建筑、交通、基础设施和工业应用等方面材料研发、制造与销售的国际化公司。1996年，曹德旺和圣戈班达成协议，圣戈班入股福耀集团，持有42%股份，成为控股股东，曹德旺继续担任福耀集团董事长。 曹德旺的想法是通过圣戈班先进的技术，能够帮助福耀集团进行国际化，进军海外市场。然而，圣戈班是一家国际化的集团，对其全球各地的子公司都有分工，它对福耀的定位却仅仅是服务好中国的市场。 圣戈班与福耀3年的合作时间里，曹德旺向圣戈班传达的中文、英文、法文报告摞起来有50厘米高，却没有一份获得批准，曹德旺甚至都不知道法国方面是谁在负责管理。 曹德旺明白，圣戈班这是在逼他下野。最终，在1999年福耀集团与曹德旺联手，出资3000万美元回购了圣戈班的股份，彻底脱离了圣戈班。也正是此番经历让曹德旺明白以前自己崇拜的五体投地的500强公司不过如此，这坚定了曹德旺走向国际化的决心。 如今，这家汽车玻璃制造巨头超过三成的营业收入来源国外，据其官网资料，福耀的产品占全球市场份额20%，2013年，其以营业收入115亿元、净利润19亿元成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制造商。 而对于海外业务超过三分之一的福耀而言，如何进行全球化的资源配置，是国际化过程中不可缺乏的一部分。正如“代工之王”台湾鸿海（富士康）那样，往低成本的地方去以获得利润，是企业与生俱来的逐利性。 今年10月，福耀在美国投资6亿美元的代顿工厂举办了竣工仪式，曹德旺当时说未来福耀在美国的整体投资将达到10亿美元，提供5000个就业岗位，是中国制造业对美最大投资之一。 “曹德旺跑了”——这是外界对福耀在美国投资设厂、曹德旺对比中、美制造业成本言论公开后的反应。这延续了此前外界对“李嘉诚跑了”的逻辑——近年来“首富”李嘉诚在中国大量抛售资产，并在英国进行投资。 这并非是曹德旺第一次被外界传闻“跑了”。1991年，当时的福耀集团谋划上市之时，外界曾流传着曹德旺想圈钱跑到国外去的流言。流言自然是假的，曹德旺也没有跑路。而这一次，曹德旺也向外界回应，自己已经70岁，不会开车不会讲外语，进不了主流社会，去美国干什么？ 真实的曹德旺 曹德旺与汽车玻璃结缘始于1984年。当时曹德旺去武夷山游玩，顺便给母亲买了一根拐杖，上车时司机提醒他，不要碰坏了玻璃不然“可赔不起”。“自己就是做玻璃的，怎么会赔不起？”曹德旺当时愣了。后来一问，才知道汽车玻璃价格惊人，一款马自达的汽车玻璃要六千元，若告急还要八千元，汽车玻璃如果破了，换起来很麻烦，因为没有国产剥离，而进口玻璃很贵。 曹德旺当时想，如果自己生产的汽车玻璃卖个几百块，不仅替代了进口的汽车玻璃，还能让老百姓享受到实惠，自己又赚到了钱。 曹德旺很快便从费功夫从各地购买了汽车玻璃的图纸、仪器设备并找来了技术人员，在1984年5月开始投产汽车玻璃。1987年，在福清县政府的支持下，原专注于生产水表玻璃的高山玻璃厂改为县里的合资企业，专业生产汽车玻璃生产。1989年，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参股。1993年，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成为中国同行业首家上市公司。 企业做大的过程中，企业多次与各方面利益群体发生冲突。1986年，全国开展农村整党整风运动，镇党办主任来查玻璃厂的账，随后指控曹德旺贪污十万多元。曹德旺急了，找到从未见过的县委书记，据理力争，尽管得到了书记的支持，但政党办随后又将状搞到了福清市和福建省农委。 其实，曹德旺的哥哥曹德淦就在省农委办公室工作，告状曹德旺的信件都经他手，但他没有吭一声，任由省里调查，最终证明了曹德旺的清白。而此后，1988年福建国际龙舟节面对省体委的违约、面对地方官方推来的人情工程，以及面对美国的倾销指控，曹德旺总是按正面交锋。 曹德旺经商业半生，曾称，自己这么多年最骄傲的事就是没给官员送过一块月饼。许多企业家出于各种需要或原因，参加各种颁奖、典礼、俱乐部，发表高调口号、言论等，而曹德旺也很少出现在这类公开场合。 曹德旺说自己不会跑，因为“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企业家要有“报国为民的心态”。而曹德旺对“报国为民的心态”的心态，就是金融、IT、房地产等行业，赚钱再多也不做，理由是对国家没有好处，许多人找他做私募基金，他却宁可捐给慈善机构，并且最近还称“中国制造业虽然很庞大，但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工业化，却已有进入虚拟经济的趋势”。 这都表明了曹德旺对玻璃和制造业的坚守，以及他个人对实业的价值认同。无独有偶，同样被认为是中国制造业代表人物之一的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近日亦称，90后不愿去实体经济工作，在家开个网店就能赚钱，对国家实体经济有隐患。 如今，赢得美国大选的特朗普计划重振工业，扭转过去“去工业化”的进程。而在中国，尽管“中国制造2025”带来的相关利好政策让一些产业得到刺激，但像曹德旺这样反映制造所面临的真实困境的声音，恐怕还会更多，也需要更多。 经观说 一番关于中美制造业的成本对比，或许并不一定完全符合商业实际，但反映了中国制造业的当下困境。曹德旺掀起了社会对中国制造业的关注与讨论，而中国作为制造大国也需要更多来自一线企业家真实的声音。[详情]

　　 经济观察报 刘创 沈怡然/文 曹德旺以一番对比中美制造业成本的“真话”，引发了人们对福耀集团和制造业的关注。有朋友劝他不要乱讲话，但他认为自己只是实事求是地指出客观问题，给大家提个醒。 这位已经70岁的企业家，亲手创办了福耀集团，从做水表玻璃起家，到2013年成为中国第二、全球第二的玻璃大王。 有人说曹德旺身上很矛盾：办公室大得像篮球场，午餐却只在公司食堂草草解决，不超过5分钟；在福州盖了6000平米豪宅，却将手中70%的公司股份捐给了慈善基金会；作为一名集团董事长和佛教徒，又坦然承认自己曾经在婚姻中碰到的问题。 真实，或许是对曹德旺最为贴切的描述。相比中国新一代企业家，老一辈的企业家们往往给人“闷声发大财”的低调印象，这也是中国人的一大处世哲学。 成年人的真实背后往往是勇气。与“皇帝的新衣”故事中那名说真话的小男孩不同的是，在商界奋战了半生了曹德旺，并不是一名无知者。在曹德旺“要考虑如何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问题，不要整天拍马屁、不着边际的胡说八道”言论的背后，是他坦然说真话的勇气。 在他的自传中，他大谈自己在计划经济时代倒买倒卖的发家史、与地方政府的斗争史以及创业过程中对一些合作伙伴的不满。 如今，他的坦然与勇气，引发了关于中国制造业成本难题的大讨论。曹德旺的“真话”，道出了中国制造业的困境。中国经济下行大背景下，税负、原料价格、环保严令等多重因素让制造业面临着比过去更难得境地，而曹德旺的话，一下子把这些问题铺开摆在了公众眼前。 实业之难 玻璃大王、全球第二、中国首善……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身上不乏这类光环与标签。 但他因为一番关于中、美制造业成本对比的言论而获得另一种关注。“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土地基本不要钱，电价是中国的一半，天然气价格是中国的四分之一，中国较美国有优势的，只有劳动力。”曹德旺在采访中口无遮拦的表达被舆论冠以“曹德旺跑了”的标题给“带歪了”。 这与曹德旺发表此番言论的初衷相去甚远，毕竟福耀集团有三分之二的业务都来自中国，正如曹德旺自己所称，他没跑，他的事业重心在中国。 16岁开始经商的曹德旺，对企业的成本与风险有着异于常人的敏锐。2006年，正值金融危机来临前夕，人民币汇率略有浮动，劳保法、环保法、公路法随后相继出台，从这些蛛丝马迹中，曹德旺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他的判断是，人民币升值、各项法律法规的实施，将给以出口为主业的中小微制造业带来无法承受的成本。而有广东增城市的地方干部告诉曹德旺，几乎每天都有企业蒸发、老板跑路。2007年4月，他曹德旺判断危机将在三年内发生，集团必须抓紧将生产、管理、营销成本都降下来，并随后关闭了4条建筑级浮法线。 2008年，曹德旺预判的金融危机如期而至，福耀集团提前准备的自救行动起到了作用，并且还有余力支援其他下游汽车企业。 当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加大了政策拉动力度，钢铁、水泥、玻璃等制造业迎来进一步需求增长，国家GDP增长率仍保持高速。而如今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制造业迎来阵痛。 去年，波士顿咨询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受人力成本、汇率和能源成本等因素影响，中国制造业的综合成本已经只比美国低5%。而刚刚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特朗普则声称，要让制造业重回美国，“中国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抢走了金钱……我们要把工作拿回来”。 从“别让华为跑了”到“曹德旺跑了”，这些调侃式传闻其实更多揭示了中国制造业面临的一个现实——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力度加大的背景下，中国的制造业对成本的波动越来越敏感。而曹德旺的一番言论，将这些现实一件件摆在了大家的眼前。 关于中美制造业的对比并非新话题。2014年，浙江省慈溪市江南化纤有限公司（下称“江南化纤”）的一份关于中美制造业成本对比的数据，得出了与曹德旺类似的结论，并广泛流传。 2014年，江南化纤公司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投资办厂，成为首家在美国建立再生聚酯短纤维制造工厂的中国企业，一期计划投资2500万美元，二期计划投资2000万美元。 在江南化纤关于中、美创办同等规模企业的成本对比中，在土地、物流、银行借款和能源成本上，中国的成本分别是美国的9倍、2倍、2.4倍和2倍以上。这样的差距同样引起了外界的关注。“这样简单的成本对比是较为片面的。”江南化纤办公室工作人员说，中美的成本对比是客观存在的，只是没有结合企业的销售、市场实际情况。这位工作人员还告诉经济观察报，对于类似福耀集团和江南化纤这样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而言的，还要面临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问题。“企业都是逐利的，哪里有利润就到哪里建厂，这是很正常的事，那么多外企也到中国来建厂，这不是合理的吗？”上述江南化纤工作人员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合理的对比应该是计算一个产品最终在美国销售为前提，在中国制造并出口到美国和在美国本土制造的各自成本分别是多少，这样以市场、销售为导向的成本测算，才是合理的。曹德旺近日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曹德旺称，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福耀作为汽车玻璃的制造商，当然要在美国设厂，打进美国市场，并称福耀只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步伐加大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超过实际利用外资趋势愈加明显，中国对外投资已实现13年连续增长，年均增幅高达33.6%。 而福耀玻璃在2010年财报中便透露出一种危机意识，首次透露了围绕企业的一系列风险，包括成本攀升、市场变数以及汇率上浮一系列不可控因素，步步逼近企业。根据其财报中表述，2010年10月起，CPI已连续四个月涨幅超过4%，两个月内中央政府多次强调对宏观经济的积极调控。公司产品主用原料如浮法玻璃、PVB原料等，正受天然气定价、原油、煤电等改革机制作用下，价格步步攀升，加剧成本问题。 更大的威胁，在于汽车市场的一系列变数。在那两年，北京“限购令”正逐步引起其他城市效仿。公司在财报中描述了国内汽车产量，在2009年到2010年经历连续30%以上的爆发式增长后，中国成为了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发展至顶端的汽车市场，似乎意味着市场增速放缓。2011年1月汽车产量环比下降3.58%，仅同比增长11.33%。作为一家专注生产汽车玻璃，重度依赖汽车行业的公司，福耀需要在国际上进一步开拓市场。 海外之路 曹德旺出海的决心，源于1996年与法国圣戈班一次失败的合作。圣戈班是一家专注于建筑、交通、基础设施和工业应用等方面材料研发、制造与销售的国际化公司。1996年，曹德旺和圣戈班达成协议，圣戈班入股福耀集团，持有42%股份，成为控股股东，曹德旺继续担任福耀集团董事长。 曹德旺的想法是通过圣戈班先进的技术，能够帮助福耀集团进行国际化，进军海外市场。然而，圣戈班是一家国际化的集团，对其全球各地的子公司都有分工，它对福耀的定位却仅仅是服务好中国的市场。 圣戈班与福耀3年的合作时间里，曹德旺向圣戈班传达的中文、英文、法文报告摞起来有50厘米高，却没有一份获得批准，曹德旺甚至都不知道法国方面是谁在负责管理。 曹德旺明白，圣戈班这是在逼他下野。最终，在1999年福耀集团与曹德旺联手，出资3000万美元回购了圣戈班的股份，彻底脱离了圣戈班。也正是此番经历让曹德旺明白以前自己崇拜的五体投地的500强公司不过如此，这坚定了曹德旺走向国际化的决心。 如今，这家汽车玻璃制造巨头超过三成的营业收入来源国外，据其官网资料，福耀的产品占全球市场份额20%，2013年，其以营业收入115亿元、净利润19亿元成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制造商。 而对于海外业务超过三分之一的福耀而言，如何进行全球化的资源配置，是国际化过程中不可缺乏的一部分。正如“代工之王”台湾鸿海（富士康）那样，往低成本的地方去以获得利润，是企业与生俱来的逐利性。 今年10月，福耀在美国投资6亿美元的代顿工厂举办了竣工仪式，曹德旺当时说未来福耀在美国的整体投资将达到10亿美元，提供5000个就业岗位，是中国制造业对美最大投资之一。 “曹德旺跑了”——这是外界对福耀在美国投资设厂、曹德旺对比中、美制造业成本言论公开后的反应。这延续了此前外界对“李嘉诚跑了”的逻辑——近年来“首富”李嘉诚在中国大量抛售资产，并在英国进行投资。 这并非是曹德旺第一次被外界传闻“跑了”。1991年，当时的福耀集团谋划上市之时，外界曾流传着曹德旺想圈钱跑到国外去的流言。流言自然是假的，曹德旺也没有跑路。而这一次，曹德旺也向外界回应，自己已经70岁，不会开车不会讲外语，进不了主流社会，去美国干什么？ 真实的曹德旺 曹德旺与汽车玻璃结缘始于1984年。当时曹德旺去武夷山游玩，顺便给母亲买了一根拐杖，上车时司机提醒他，不要碰坏了玻璃不然“可赔不起”。“自己就是做玻璃的，怎么会赔不起？”曹德旺当时愣了。后来一问，才知道汽车玻璃价格惊人，一款马自达的汽车玻璃要六千元，若告急还要八千元，汽车玻璃如果破了，换起来很麻烦，因为没有国产剥离，而进口玻璃很贵。 曹德旺当时想，如果自己生产的汽车玻璃卖个几百块，不仅替代了进口的汽车玻璃，还能让老百姓享受到实惠，自己又赚到了钱。 曹德旺很快便从费功夫从各地购买了汽车玻璃的图纸、仪器设备并找来了技术人员，在1984年5月开始投产汽车玻璃。1987年，在福清县政府的支持下，原专注于生产水表玻璃的高山玻璃厂改为县里的合资企业，专业生产汽车玻璃生产。1989年，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参股。1993年，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成为中国同行业首家上市公司。 企业做大的过程中，企业多次与各方面利益群体发生冲突。1986年，全国开展农村整党整风运动，镇党办主任来查玻璃厂的账，随后指控曹德旺贪污十万多元。曹德旺急了，找到从未见过的县委书记，据理力争，尽管得到了书记的支持，但政党办随后又将状搞到了福清市和福建省农委。 其实，曹德旺的哥哥曹德淦就在省农委办公室工作，告状曹德旺的信件都经他手，但他没有吭一声，任由省里调查，最终证明了曹德旺的清白。而此后，1988年福建国际龙舟节面对省体委的违约、面对地方官方推来的人情工程，以及面对美国的倾销指控，曹德旺总是按正面交锋。 曹德旺经商业半生，曾称，自己这么多年最骄傲的事就是没给官员送过一块月饼。许多企业家出于各种需要或原因，参加各种颁奖、典礼、俱乐部，发表高调口号、言论等，而曹德旺也很少出现在这类公开场合。 曹德旺说自己不会跑，因为“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企业家要有“报国为民的心态”。而曹德旺对“报国为民的心态”的心态，就是金融、IT、房地产等行业，赚钱再多也不做，理由是对国家没有好处，许多人找他做私募基金，他却宁可捐给慈善机构，并且最近还称“中国制造业虽然很庞大，但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工业化，却已有进入虚拟经济的趋势”。 这都表明了曹德旺对玻璃和制造业的坚守，以及他个人对实业的价值认同。无独有偶，同样被认为是中国制造业代表人物之一的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近日亦称，90后不愿去实体经济工作，在家开个网店就能赚钱，对国家实体经济有隐患。 如今，赢得美国大选的特朗普计划重振工业，扭转过去“去工业化”的进程。而在中国，尽管“中国制造2025”带来的相关利好政策让一些产业得到刺激，但像曹德旺这样反映制造所面临的真实困境的声音，恐怕还会更多，也需要更多。[详情]

　　中美35%税负差距并非无中生有 2016年12月30日 星期五 新京报 明言财经 中美制度有差异，将福耀在中国的经营直接等同于在美国经营，显然是不妥当的，而且税收制度本身也会影响企业的经营行为。 曹德旺批评中国企业税负高的话题热了好多天了。近日舆论又发生反转，有媒体发文指出，中国企业的实际税负并没有像曹德旺所说的那样，从福耀玻璃2015年的纳税数据来看，中国企业的实际税负仅比美国高10%左右，与曹德旺说的35%还差老大一截。 这篇文章的观点并不是原创，主要内容是源自网上的一个写作团队——财务舞弊研究组，他们主要分析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情况。这个研究组对曹德旺言论的回应用的也是福耀玻璃的上市公司年报数据。然而，这篇文章（以下称“财”文）的数据虽然多，但使用的并不准确，并没有体现出他们自己所声称的专业水准。 首先，对比中美两国的企业税负，应该采用同行业、同等经营水平在不同国家经营时的纳税数据，最好是同一家企业在两国的子公司。2015年的福耀主要在中国经营和纳税，这篇文章用福耀在中国的经营数据（收入与利润）和美国的名义税负来匡算福耀在美国可能的纳税规模，以此与福耀在中国的纳税做对比。 这种对比至少犯了两个错误。第一，福耀是一个盈利的企业，并且营业利润率高达收入的22%。中国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并不高，最近五六年，更有很多企业都挣扎在盈亏线上。美国对企业只征所得税，这些公司大多不需要缴税（或缴税很少），但中国的企业是逃不掉的，只要有收入和财务活动，就得缴税，税务部门不管企业赚不赚钱，增值税、消费税是必须要缴的。如财文计算，福耀在2015年缴纳了8.97亿的增值税和1.12亿的营业税费，这些都是在利润前就列支。企业不赚钱，还要交税，这就是近来“死亡税率”讨论的重要背景。 第二，中美制度有差异，将福耀在中国的经营直接等同于在美国经营，显然是不妥当的，税收制度本身也会影响企业的经营行为，例如通过跨国利润转移等规避税收，在美国，福耀的利润可能用不着做得这么高，自然也缴不了这么多的税。 笔者查阅了美国的明星企业苹果、固特异轮胎和康宁三个公司最近两个财年的财务数据，这三个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占税前利润的比重分别为26%、38%和10%，占其总收入的7.3%、1.4%（上一财年为10.1%）和1.6%。相较之下，福耀缴纳了10.09亿增值税、营业税费和4.35亿所得税，合计占到所得税前利润的47.5%和营业收入的10.9%。 以税收占利润和营收的比重衡量，与苹果相比，福耀的税负分别高了83%和49%，和其同行康宁相比，分别高了380%和581%（上一财年为55%和-3.5%）。虽然这种对比没有考虑到公司跨国经营等现实，但已经可以显示出中国企业的实际税负比美国高35%并不夸张，以企业税后利润与缴纳税收对比，中国远远超过美国是显而易见的。 再次，从纳税总量上看中美企业税负则更为直观。中美全口径宏观税负相近（中国甚至略有超过），美国针对企业征收的税收只有企业所得税，由联邦和州（及地方）两级政府征收，2013年分别为2735亿美元和870亿美元，共占联邦、州及地方政府财政总收入的6.44%。 中国面向征收的税种很多，仅以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所得税计算，2013年就占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的59%，中国企业的税负可见一斑。考虑到大量非正规的摊派、乱收费以及税收征管的随意性，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比美国要艰难得多。 □聂日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详情]

　　曹德旺说的不只税负，更有制造业之痛 2016年12月30日 星期五 新京报 ■ 社论 聚焦税负之后，不能忽视的是，“中国制造”面临的重负，绝不止于单纯的税负，更包括地租、能源成本等。 尽管实业家曹德旺反复澄清在美国建厂无关“跑”，但他引发的讨论，早已超越了福耀玻璃本身，演化成了一场制造业负担轻重的公共意见争鸣。日前有媒体报道称，福耀玻璃在国内面临的税收只比在美国税负高10%，对曹德旺赴美投资，大家还是别想偏了。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福耀玻璃承受的含税负在内的整体负担多重，恐怕他们自己才最清楚。对吃瓜群众来说，其实在乎的不是怎样的统计口径，也非税率水平的高低，而是企业在国内日子究竟好不好过？ 单就税收水平而言，它的确存在商榷余地，这些年来关于中国宏观税负高低的争论也难以休止。这既因学界缺乏一个权威的衡量的尺子，也因税收从征收、缴纳到抵扣等存在不少环节，且各国税制有别，要找到一个统一的度量衡横向比较各个国家，并不容易。 但对于曹德旺抛出的复合议题，不应只盯着税负。曹之前受访时就谈到，制造业面临的问题核心是税负相对过重，但他同时也提到，选择美国的原因还在于所选的州“土地基本不要钱，能源、电价是中国的一半，天然气只有中国的1/5”，在这些成本的对冲下，在美国建厂的综合成本会比国内低得多。 据报道，在福耀玻璃所在地福清，房价过去几年几乎翻了一倍，且是急遽上涨。地价和房价的上涨，在两端同时挤压了制造业的生存空间。租金这一端，制造业的庞大规模和厂房，意味着租金价格相比之前是成倍的增长；劳动力成本这一端，是年轻人买房背负着巨大的房贷压力，对更高收入的诉求也摆在眼前，这相当于变相提升了劳动力成本。 曹德旺提到的能源成本，同样是制造业不堪重负的因素之一。举个例子，仅仅是过去一年时间，成品油价格每吨就已上涨破千元，其中成品油消费税的转嫁不容忽视。中产阶层尚且叫苦连天，况且是那些用量巨大的运输企业？何况，近段时间，中国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大幅度上涨，其中以黑色系为龙头——这种并非由需求带动的上涨压力正在向下游传递，表现在制造业端，就是能源成本之痛。 能源价格在今年下半年的不断上涨，大宗商品价格节节攀升，与去产能不无关系。一面是产能过剩亟待出清、环保要求提升，一面是能源价格的不断上涨，制造业成本高企。如何权衡这枚硬币的两面，显然不仅仅只是制造业或能源行业的问题，更是一个宏观调控的系统性抉择。我们常常听到的，改革、转型的阵痛，也来源于此。 所以，税收带来的压力只是制造业负担的冰山一角。只不过曹德旺说得最直接，也最容易触动人们的神经。但在聚焦税负之后，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中国制造”当下面临的重负，绝不止于单纯的税负，更是政策、行业等多重因素叠加的共同结果。 不管宏观上的学理如何定义“宏观税负”，但反映到企业的日常生产之中，传递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最终都是如何面对“负担”。如果政府支出不变，税收和收费减少只会导致财政赤字的扩大，最终的买单人还是纳税者。减税清费追本溯源，还是要回到一个良好的财政收支体系上来。当收税和收费都成为一本公开透明的账目，让纳税资金去留有迹可循，届时关于税负高低的争议，自然也就有了明晰的答案。[详情]

　　是“走”还是“跑” 对曹德旺赴美投资别想偏了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近期，有关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到美国办厂，称“中国企业税负比美国高35%”的话题不断刷屏，引发各界持续热议。抛开降成本本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要求在降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不提，让我们扎根于实情，用真实的上市公司公开信息、财务数据等，还原真相，从多个维度来观察和把握：曹德旺赴美投资，到底是“走”还是“跑”，是“走出去”还是“跑路”，如果理解错了，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 看公司财报：福耀在国内享受各种税收优惠 首先，从福耀玻璃自身的财报披露信息，可以算算企业在中美两国究竟哪个税负更高。 在美国，各州的所得税率是不同的，平均下来并非35%那么简单。根据福耀玻璃2015年度财报披露，其建在美国的公司，除尚在筹建阶段无利润的企业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外，其他的企业根据所处的州政府的不同所得税率从36.5%-40%不等；而国内的企业虽然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率均为25%，但因为享受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基本实际税率均在15%左右。 其财报披露的主要税种，可以看出除增值税、营业税属于流通税种外（营改增后就只有增值税一个税种），最主要的大税是企业所得税，其他都是附加小税种。 公告披露，福耀玻璃2015年度的利润总额是304272.47万元，如按照美国的40%税率计算，应交企业所得税是121708.98万元，但是福耀玻璃披露的所得税费用是这样的： 即便不考虑国内的税收优惠政策，全部按照25%的所得税率计算的应纳税额76862.18万元，也要比按美国税率计算少交44846.8万元，何况通过会计利润与所得税费用调整后的该项费用仅为43522.61万元。而此变化的最大原因，来自优惠税率的影响额为43853.51万元。考虑这部分减税原因，比在美国总共少了88700.31万元。 当然，有人可能要说，相比美国没有其他税收成本，我国还有增值税等，那么国内少缴的所得税是否可以弥补其他税种的成本呢？ 如果以费率是全国一致的教育附加费进行倒推，福耀玻璃2015年度增值税应纳税额是2692.30万元（教育附加费）/3%（费率），即89743.33万元。其实际增值税税负率是6.76%。 剔除附加税费的影响，仅比较所得税、增值税等主要税种的成本，其实企业在中美两国的税负成本差距并不大，国内少缴的所得税与增加的增值税基本持平（多交89743.33万元增值税，少缴88700.31万元所得税）。而加上国内额外的11245.38万元附加税费，比美国的实际税负成本高约10%，远比一些媒体报道的35%低很多。 实际上，中美税制差距较大，美国的税制结构以直接税为主，中国以间接税为主，单纯用额度比较并不科学。更重要的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确定了“从以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的税制改革方向，所以，我们更应该呼吁的是坚定税改目标，向全社会传达出清晰的信号，营造良好的税收法治环境。 听曹德旺说：赴美是为全产业供应链“走出去” 再看福耀玻璃投资发展的战略方向。面对众多媒体频繁提问“曹德旺跑了么？”听听曹德旺自己怎么说。 近日，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福耀玻璃发展重心一直都是在国内，国外的投资只是很小一部分。近5年来，福耀在境内外的投资规模基本持平。事实上，在美国工厂开通的同时，福耀天津的项目也开通运营，并在苏州工业园区有规划。 至于赴美投资的考量，曹德旺说：“我在美国建厂20年前开始。我们所有对外的投资，都是经过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批准的。我们是全体产业的供应链，我们做玻璃的，都随着汽车厂走。汽车厂去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 “按照我的生意战略，我必须具备全球化供货，才能在中国生存。中国做汽车玻璃的，属于全中资企业，有资格参与国际竞标的，总共不超过2家，一家是我。那中国企业只能单单在中国做，走出去不走出去？”曹德旺说。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企业海外投资，一方面有趋势性的因素，另一方面有短期的因素，市场波动的因素，还有市场环境、情绪等方面的因素，不宜用一种单一维度去解读它。 在刘元春看来，这位“玻璃大王”在美办厂，包含了面临市场方面压力的因素。“曹德旺经营的玻璃行业，是一个典型的产能过剩行业，如何来化解产能过剩，既要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要找其他的投资市场。” 而在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去”的同时，今年我国吸收外资规模保持总体稳定。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1-11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318亿元人民币，折合1137.9亿美元，同比增长3.9%。在制造业中，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65.3%和16.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对曹德旺先生的言论未作置评。而对于我国的投资环境，他表示，应该更加全面系统地来看待。“今年以来，仍然有很多国家的制造业企业对华投资是增长很快的。他们更多是看重中国的产业配套、基础设施以及正在逐步改善的投资环境。” 专家建言：不宜“把企业税负问题做无限渲染”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认为，不能轻易就把企业税负问题放到风口浪尖上做无限的渲染，而要扎根于中国的现实税情，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国情。 “所有人都热衷于减税降费，为了减税降费就提出各种各样的政策主张。”他说，“但是殊不知不管是税还是费，从来都是和政府支出绑在一起的，我们总要问你拿什么去减费降税？目标是好，但是归宿在那。很多人的分析绕开了政府支出，而直接谈论减税降费，或者至多谈论到以扩大赤字的办法去支撑减税降费。” 高培勇表示，如按照此办法展开分析，政府支出不变，税收和收费减少，与此同时伴随而来的是财政赤字的扩大，而财政赤字扩大是必须用发行国债的办法去弥补的。届时会出现在政府支出规模不做变化的条件下，弥补政府支出的融资方式之间的相互替代。“大家试想在企业也好、居民也好和政府之间的资源配置格局，会因此发生变动吗？” 这位深耕财税领域研究30多年的专家表示，如果按照此办法展开分析，政府支出不变，税收和收费减少，与此同时是财政赤字的扩大，而财政赤字扩大是必须用发行国债的办法去弥补的。届时会出现在政府支出规模不变的条件下，弥补政府支出的融资方式之间的相互替代。 他说，税负很容易让大家付诸太多热情，而微观企业的税负与目前的税制结构有直接关系，做调整的话，需要各方先做好准备。“我们肯定要做连带分析，宏观税负是不是重？宏观税负是全国人民的税负，企业税负就是企业这个群体的税负。做宏观税负比较时，我们都很清楚不管用何种口径去做分析，把所有政府收支加总求和，就能看到我们的宏观税负和欧美国家比，相对来讲是偏低的，至少是不高于他们的。”[详情]

　　是“走”还是“跑” 对曹德旺赴美投资别想偏了 近期，有关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到美国办厂，称“中国企业税负比美国高35%”的话题不断刷屏，引发各界持续热议。抛开降成本本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要求在降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不提，让我们扎根于实情，用真实的上市公司公开信息、财务数据等，还原真相，从多个维度来观察和把握：曹德旺赴美投资，到底是“走”还是“跑”，是“走出去”还是“跑路”，如果理解错了，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 看公司财报：福耀在国内享受各种税收优惠 首先，从福耀玻璃自身的财报披露信息，可以算算企业在中美两国究竟哪个税负更高。 在美国，各州的所得税率是不同的，平均下来并非35%那么简单。根据福耀玻璃2015年度财报披露，其建在美国的公司，除尚在筹建阶段无利润的企业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外，其他的企业根据所处的州政府的不同所得税率从36.5%-40%不等；而国内的企业虽然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率均为25%，但因为享受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基本实际税率均在15%左右。 其财报披露的主要税种 其财报披露的主要税种 其财报披露的主要税种，可以看出除增值税、营业税属于流通税种外（营改增后就只有增值税一个税种），最主要的大税是企业所得税，其他都是附加小税种。 公告披露，福耀玻璃2015年度的利润总额是304272.47万元，如按照美国的40%税率计算，应交企业所得税是121708.98万元，但是福耀玻璃披露的所得税费用是这样的： 即便不考虑国内的税收优惠政策，全部按照25%的所得税率计算的应纳税额76862.18万元，也要比按美国税率计算少交44846.8万元，何况通过会计利润与所得税费用调整后的该项费用仅为43522.61万元。而此变化的最大原因，来自优惠税率的影响额为43853.51万元。考虑这部分减税原因，比在美国总共少了88700.31万元。 当然，有人可能要说，相比美国没有其他税收成本，我国还有增值税等，那么国内少缴的所得税是否可以弥补其他税种的成本呢？ 如果以费率是全国一致的教育附加费进行倒推，福耀玻璃2015年度增值税应纳税额是2692.30万元（教育附加费）/3%（费率），即89743.33万元。其实际增值税税负率是6.76%。 剔除附加税费的影响，仅比较所得税、增值税等主要税种的成本，其实企业在中美两国的税负成本差距并不大，国内少缴的所得税与增加的增值税基本持平（多交89743.33万元增值税，少缴88700.31万元所得税）。而加上国内额外的11245.38万元附加税费，比美国的实际税负成本高约10%，远比一些媒体报道的35%低很多。 实际上，中美税制差距较大，美国的税制结构以直接税为主，中国以间接税为主，单纯用额度比较并不科学。更重要的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确定了“从以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的税制改革方向，所以，我们更应该呼吁的是坚定税改目标，向全社会传达出清晰的信号，营造良好的税收法治环境。 听曹德旺说：赴美是为全产业供应链“走出去” 再看福耀玻璃投资发展的战略方向。面对众多媒体频繁提问“曹德旺跑了么？”听听曹德旺自己怎么说。 近日，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福耀玻璃发展重心一直都是在国内，国外的投资只是很小一部分。近5年来，福耀在境内外的投资规模基本持平。事实上，在美国工厂开通的同时，福耀天津的项目也开通运营，并在苏州工业园区有规划。 至于赴美投资的考量，曹德旺说：“我在美国建厂20年前开始。我们所有对外的投资，都是经过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批准的。我们是全体产业的供应链，我们做玻璃的，都随着汽车厂走。汽车厂去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 “按照我的生意战略，我必须具备全球化供货，才能在中国生存。中国做汽车玻璃的，属于全中资企业，有资格参与国际竞标的，总共不超过2家，一家是我。那中国企业只能单单在中国做，走出去不走出去？”曹德旺说。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企业海外投资，一方面有趋势性的因素，另一方面有短期的因素，市场波动的因素，还有市场环境、情绪等方面的因素，不宜用一种单一维度去解读它。 在刘元春看来，这位“玻璃大王”在美办厂，包含了面临市场方面压力的因素。“曹德旺经营的玻璃行业，是一个典型的产能过剩行业，如何来化解产能过剩，既要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要找其他的投资市场。” 而在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去”的同时，今年我国吸收外资规模保持总体稳定。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1-11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318亿元人民币，折合1137.9亿美元，同比增长3.9%。在制造业中，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65.3%和16.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对曹德旺先生的言论未作置评。而对于我国的投资环境，他表示，应该更加全面系统地来看待。“今年以来，仍然有很多国家的制造业企业对华投资是增长很快的。他们更多是看重中国的产业配套、基础设施以及正在逐步改善的投资环境。” 专家建言：不宜“把企业税负问题做无限渲染”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认为，不能轻易就把企业税负问题放到风口浪尖上做无限的渲染，而要扎根于中国的现实税情，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国情。 “所有人都热衷于减税降费，为了减税降费就提出各种各样的政策主张。”他说，“但是殊不知不管是税还是费，从来都是和政府支出绑在一起的，我们总要问你拿什么去减费降税？目标是好，但是归宿在那。很多人的分析绕开了政府支出，而直接谈论减税降费，或者至多谈论到以扩大赤字的办法去支撑减税降费。” 高培勇表示，如按照此办法展开分析，政府支出不变，税收和收费减少，与此同时伴随而来的是财政赤字的扩大，而财政赤字扩大是必须用发行国债的办法去弥补的。届时会出现在政府支出规模不做变化的条件下，弥补政府支出的融资方式之间的相互替代。“大家试想在企业也好、居民也好和政府之间的资源配置格局，会因此发生变动吗？” 这位深耕财税领域研究30多年的专家表示，如果按照此办法展开分析，政府支出不变，税收和收费减少，与此同时是财政赤字的扩大，而财政赤字扩大是必须用发行国债的办法去弥补的。届时会出现在政府支出规模不变的条件下，弥补政府支出的融资方式之间的相互替代。 他说，税负很容易让大家付诸太多热情，而微观企业的税负与目前的税制结构有直接关系，做调整的话，需要各方先做好准备。“我们肯定要做连带分析，宏观税负是不是重？宏观税负是全国人民的税负，企业税负就是企业这个群体的税负。做宏观税负比较时，我们都很清楚不管用何种口径去做分析，把所有政府收支加总求和，就能看到我们的宏观税负和欧美国家比，相对来讲是偏低的，至少是不高于他们的。” [详情]

　　以税制改革 减轻企业负担 最近一段时间，由企业家曹德旺谈企业在中美税负对比，引发对中国企业税负问题的讨论，成为舆论焦点。 曹德旺根据自身在美投资经历，得出“中国制造业综合税负跟美国比的话，高35%”的结论，当然这其中包括土地、原材料和物流等成本。此言一出即引发强烈反响，企业家们纷纷站出来支持曹德旺观点，不少专家亦发文呼吁政府减税“留住”制造业。 然而，官方的观点却大相径庭。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日前表示，中国宏观税负水平总体较低，并引述IMF统计口径，2012~2015年中国宏观税负接近30%，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42.8%，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3.4%。这与此前财政部等官方表态口径一致。 实际上，二者观点既有一定的考量，亦有偏颇之处。一方面，中美税制差距较大，美国的税制结构以直接税为主，中国以间接税为主。以占税收比例最大的增值税为例，一来可以抵扣进项，二来作为价外税，企业只是代缴，影响并不完全等同于所得税等直接税。另有税务专业人士研读曹德旺旗下福耀玻璃2015年财务报告，通过计算得出福耀玻璃在中国的税负比美国高10%左右，远不及35%。 另一方面，中国宏观税负水平总体较低与企业实际感受不符，不少对于企业的调研报告均显示，税负偏高乃其沉重负担。企业除了增值税和所得税两大税种外，亦有不少小税种及行政性规费，此外中国企业要负担颇为沉重的社保支出。 根据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近日发布的全球企业税负情况报告，2016年所有国家（地区）平均总税率为40.6%，其中中国总税率为68%，位列世界第12，远高于发达国家40%左右的水平。68%的总税率中，分别为利润税率10.8%、劳动力税率48.8%和其他税率8.4%。无疑，畸高的劳动力税率主要指的是企业的社会保障（五险一金）负担。 换言之，中国既难言存在所谓的“死亡税率”，也并非“税负水平总体较低”。因为重要的是，在宏观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企业尤其是制造业盈利维艰的当下，以税制改革减轻企业税负，已迫在眉睫。 首先，应在保持总体税收平稳的基础上，加强直接税、降低间接税。目前而言，中国间接税占比七成左右，发达国家多为直接税占比过半，而直接税更契合公平正义的税收制度。以目前增值税主体税率17%为例，不少企业认为过高，且因进项抵扣很难完备，容易造成重复征税，因此可适当降低增值税税率。 同时，房产税、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直接税方面，改革要及早落地。以房产税为例，近一年多以来一线城市和热点二线城市房价暴涨，但不少居民却拥有多套住房，此时，针对超过一定居住标准者征税，亦可抑制房价过热，盘活库存。个人所得税方面，因征收方式等因素，如今已沦为“工薪所得税”，不符合调节收入初衷。 此外，企业税负过重亦来自各类规费，不少地方政府部门存在“三乱”（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问题。随着经济增长趋缓，这种“三乱”问题甚至有所抬头。因此，继续推行简政放权，引入竞争机制后要切实放开政府管制，消除“寻租”空间。同时，在税费的设置上，尽可能避免同一涉税事项涉及多个税种，更不应该又征税又征费。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企业盈利总体日趋困难。此时，积极推进税制改革，为企业减轻税负，协助企业渡过难关，乃顺势应时之举。[详情]

　　来源：环球时报 曹德旺在《环球时报》上发表文章《我认为中国“虚拟经济”过火了》，另外李东生、宗庆后和董明珠参加央视《对话》节目，表达了实体经济目前的困难，对虚拟经济的作用提出了质疑。 实体经济，准确地说是制造业目前面临着诸多困难，这一点已大体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原因显然是多方面的，几位实体经济大佬抱怨虚拟经济有些“过火”，很可能是他们受到媒体设置议题的影响，一时说到了这里，未必意味着他们真的认为在造成实体经济困难的原因中，虚拟经济就是“首恶”。 关于应当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多扶持制造业，这一主张引起的共鸣越来越强烈，而且已经在国家的权威规划性文件中体现了出来。但是当批评虚拟经济时，我们发现社会的意见有很多分歧，包括有相当数量的学者不主张笼统地这样说。 深入分析各种意见，我们发现人们首先对什么是虚拟经济，看法就不一样。虚拟经济的经济学定义非常拗口，但在人们的通常印象里它们大概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前者可以认为是制造业之外的其他经济形式，后者则特指互联网经济。当然我们说的只是大体轮廓，虚拟经济这个词在舆论场上的所指确实非常模糊。 目前影响最大，也引起争议最多的是互联网经济，它几乎触及了社会所有领域，冲击了旧的经济秩序，重塑了利益格局。比如制造业过去有庞大的销售网络，互联网打乱了那些销售链条，改变了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它对企业发展所造成的损益非常复杂。另外企业的中心地位遭到了动摇，互联网媒介和消费者累加的强势逐渐突出，企业经常遭遇来自互联网的公关危机。 有人认为以企业为中心的传统经济形态转变为互联网+的新业态是无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讨论它应不应该毫无意义。抱怨虚拟经济冲击实体经济是不够强大的表现，制造业企业除了顺应大势、以变应变以外别无他则。 也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根，如果碎片化的互联网把实体经济也朝碎片化方向推，有可能对国家造成严重的慢性伤害，因此多听一听制造业大佬对困难的倾诉，是一个社会积极面对自身问题的表现。 此外还有观点认为，现在是变化较为剧烈的阶段，实体经济与互联网时代的新要素不断磨合，这种磨合会产生制造业新的适应性，它必将增加企业的成熟和强大。 互联网经济的高速发展难以设计，也难以阻挡，但它决非是完美的，一些极端现象也是一目了然的。比如，各地的商业街在逐渐变得冷清，城市一道很亮丽的风景线在变得暗淡。 与此同时装备真是不太好看的快递送货车充斥大街小巷，它们带来了方便，但确实增加了一些“乱糟糟”的元素，包括很多办公楼传达室的门口堆了一地大大小小的快递包，居民楼电梯里总是碰到陌生的快递员，等等。这一切带给我们不少新的烦恼。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能感受到互联网经济生出的酸甜苦辣，企业大概同样会“一言难尽”，它们处在说不清道不明的特殊境地。 我们不可能拒绝互联网，我们必须跟上这个趋势。但是整个社会大概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弄潮”，而不是随波逐流。至于新的规范怎样塑造出来，如何让那些新规范更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有序，这其中有所作为的空间应该还是很大的。换句话说，我们不该被互联网俘虏，而应该做互联网的主人。[详情]

　　刘尚希回应死亡税率：不可能依靠降税使企业有利润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今天（28日）表示，降成本仅仅依靠现有的降低税负，比如税率下调、社保缴费适当的下调，阶段性的措施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依靠降税、社保缴费使企业有利润。 在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主办的“财经战略年会2016”时，刘尚希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经济工作的主线，具体操作上是“三去一降一补”。“我讲降成本，降成本要和当前热议的一个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就是税负问题。” 刘尚希说，前不久有专家提出企业死亡税率的问题，引起了热烈反响。后来，企业家曹德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讲到中美之间办企业的成本的比较，其中也谈到了税。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挣不挣钱，其实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创造附加值的能力，二是成本的控制。”刘尚希分析说，如果创造附加值的能力很强，能创造高附加值，那么企业就会很有竞争力，哪怕成本高一点也能承受。当然成本的控制能力也很重要。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对企业来说也是一个考验。成本的控制既取决于企业自身，也取决于外部环境、体制机制，有的不是完全由企业能控制的，与经济发展的阶段、经济形势的变化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刘尚希说，当前，企业、行业及整个经济都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也可以说处在爬坡过坎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创造附加值的能力还不是很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里、价值链里，整体来看我们是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不是在两侧，也就是说企业、行业基本上都还是附加值不算高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意味着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要挣钱就相当困难，因为利润会比较薄。而另一方面，成本又升得比较快，有些成本是到了这个发展阶段不可避免的，不是通过政府的努力可以解决的。”他说，比如人工成本，人工成本的上升是经济进步的一个表现。如果工资不涨，那么经济的发展目的就丢掉了。 “还有环境成本，过去对环境成本相当一部分是由社会来承担的，没有内部化，一些企业在排放方面没有达标，有的污染物就直排了，对企业来说成本省了，这个成本体现在社会的成本，环境变糟糕了。”刘尚希说，控制污染对于企业来说毫无疑问，治污的成本就得上升。原来由社会承担的一些环境成本内部化，表现为企业的身上，像这种成本的上升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在这个阶段，可能这种环境成本的上升是比较快的，如果企业不能消化，就会挤压企业的利润空间。” 刘尚希说，当然，还有一些成本的上升是与体制机制有关，比如融资成本的问题，与实体经济或者金融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不顺导致的。 针对目前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比较难，在金融体系中自己在转，变成了钱生钱游戏的问题。刘尚希认为，首先要考虑为什么，它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或者说它不能进入实体经济。 刘尚希认为，这个问题与金融体制有关，金融的垄断性还没有完全打破，再一个就是金融监管，分业监管带来的监管套利可能就会吸引相当一部分资金在金融体系中转圈。“如果这种监管套利能获取利润，何必要去带到实体经济领域，带给实体企业呢？金融企业低风险、高回报，什么挣钱干什么。” 刘尚希还介绍了一个新情况，比如电，对于传统的制造业来说，用电成本比较高，但是电价居高不下。“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边是电厂产能过剩，另一边电价很高，搞职工电试点，电厂高兴、企业高兴。电价的成本居高不下，导致了企业的成本上升。而且这种运营成本不但没有下降的趋势，还有上升的趋势。这就与我们的行政性垄断联系在一起，这说明改革是不到位的。” “这些都是与改革相关联的企业成本问题，怎么去均衡。”刘尚希说，其实还涉及到大家最关心的税，调研中发现税收占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变化不明显，但是税收占利润比重的变化非常明显。因为利润变薄了，企业亏损了。从行业来看，利润大幅度下滑，这种情况下，税占利润的比重自然就上去了。 “其实是企业成本的上升挤压了利润空间，企业的利润空间变小相对负担就加重了。”刘尚希认为，当前，显然要解决企业负担重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税负的问题，是综合负担的问题。“为了解决企业综合负担重的问题，显然不仅仅是降税，还必须要推动各个方面的体制改革。比如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的，社保体制的改革、金融体制的改革，其中还有国企体制的改革。” 刘尚希认为，这些体制机制的改革不全面推进，降成本仅仅依靠现有的降低税负，比如税率下调、社保缴费适当的下调，阶段性的措施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依靠降税、社保缴费使企业有利润。 “所以，这个事情两面看，一方面通过改革使企业有一个更好的营商环境，降低五险的成本，制度性的交易成本。一方面通过金融体制改革，降低融资的成本。”刘尚希说，通过物流体制改革降低物流的成本，通过行政性垄断的改革降低现在用人成本，当然还有土地制度的问题。“只有推进改革，有了更好的营商环境，有了更好的体制机制，同时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企业创造附加值的能力不断的增强，利润空间就会扩大。” 12月28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尚希在“财经战略年会2016”上演讲。摄影/章轲    [详情]

　　中国企业 税负问题何在 李旭红 美国大选过后，其制造业回流的问题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进而引起中国反思制造业的发展前景及税收负担问题。显然，对于制造业及任何一个行业而言，税收负担的降低必然有利于其资本的积累、设备的更新、技术的研发以及可持续性发展，多项研究已充分印证了这样的结论。 从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举措看，其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减税及发债，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采用“营改增”作为主要的抓手，充分体现出其“减税”的政策导向，以期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所以，从“减税”的角度看，政策的导向与民众的诉求应该是一致的。 然而，关于中国的税收负担高低一直有争论，笔者认为，其关键问题在于统计口径的不一致。换言之，不同统计口径的数据并不具有可比性。有的采用宏观税负来统计，而有的采用微观税负来比较。笔者认为，就研究具体的企业税收负担而言，采用微观税负的口径更为客观。总体而言，中国企业的核心税收负担包括三部分：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小税种及行政性规费。 增值税负担 运用微观税负进行比较，也存在口径不一的问题。以增值税为例，目前一些统计数据均用绝对值进行比较，也就是增值税的应纳税额。事实上，笔者认为增值税的应纳税额仅反映了一个企业当期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间的差额，并非企业的增值税税负。 举个例子，一个企业的销项税额为100元，进项税额为80元，但假设这个企业的销项税额并未能转嫁出去，由其自身负担，则实际上该企业现金流出了180元，而应纳税额仅反映为20元，所以其根本无法反映出企业的现实税收负担。 同样，按以上的案例，假设其销项税额可以转嫁出去，而进项没有取得增值税专项发票进行抵扣，则应纳税额为100元，但事实上其实际负担的仅为80元，因为那100元的销项虽然缴纳给税务机关了，但并非其负担的，而80元的进项因为无法抵扣了，则是该企业实际承担的成本。 因此，虽然从经合组织（OECD）关于增值税的阐述看，其并不认为增值税负担应落到企业的层面，而应落到最终消费者，但由于增值税税制及市场的复杂性，其应纳税额可能无法体现出企业的税收负担。笔者认为，增值税的负担应包括：无法转嫁的销项税额+无法抵扣的进项税额。 当然，在此比较美国与中国的流转税负也应更为全面。首先美国虽然没有增值税，但其是有零售税的。零售税并非在企业层面征收，而是在最终的零售环节征收，这样就可能导致从企业层面去统计增值税负担的话，美国的企业承担了更少的流转税。但从社会的总体看，美国的流转税未必比中国的税收负担低，而从企业的层面去看，确实是其更低。当然，税率的总体降低必然会降低增值税的税收负担，因为最终的消费者税率低则自然最终环节体现出来的税负也是低的。可是，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世界流转税的发展趋势是一般消费课税（增值税、货劳税）的标准税率在不断提高，而特定消费课税（特种消费税）的税额在下降。 中国目前的增值税标准税率并不高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所以下降的空间很小，因为增值税标准税率的提高直接反映出来的是世界各国的财政资金都在扩大规模。笔者认为我国增值税税率的差异化问题比标准税率的高低更为严重，因为差异化的税率必然导致抵扣链条的断裂，就如前文所提到的，无法转嫁的销项税额以及无法抵扣的进项税额，才是真实的企业税收负担。 企业所得税负担 企业所得税顾名思义是对所得的征税，也就是指当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税基）小于0时是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的。虽然企业的利润并不完全等同于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额，但这两者是接近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企业没有盈利就不应该缴纳企业所得税，更别谈税负的问题了。 但是，我国企业所得税自2008年立法以来，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依然有些企业或地方税务机关偏好于采用核定征收法，这就导致了目前企业认为其企业所得税负高的问题。因为，假设采用核定征收法，即意味着无论这个企业是否盈利，其均需采用营业收入作为税基去征收企业所得税，自然就会出现亏损企业也要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情况。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十分严重，据调研有些地区甚至一个行业近80%的企业采用核定征收法。 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还有个严重的问题，在于其会恶化企业的财务状况，特别在营业税环境下，假设企业所得税也采用核定征收，则企业对于成本的管理会较为宽松，为了规避税收，一些进项发票是不会开具的，最终企业的账目及税收管理均产生隐患。 此次增值税改革，无形中是促进了企业所得税征管的改革，当企业的成本进项均十分规范并具有完税信息时，其自然会主动要求采用查账征收的方法，最终改善企业的财务状况，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小税种及行政规费的负担 我国的税与费是不同的，税主要由税务机关征收，而费由一些行政职能部门来征收。虽然目前有些费也由税务机关代征，但并不能改变费在本质上与税的属性不同。随着2020年我国争取完成所有的税种立法，未来税应该具有更高的法律效力及尽可能杜绝任意对税收的调整。但是，无论是税还是费，其本质上均构成了企业的现实负担，因此，在税费的设置上，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应该实现，即尽可能避免同一涉税事项涉及多个税种，同一事项要么征税，要么征费，又征税又征费企业自然就承受不了。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企业的行政规费是笔不小的负担，并且“清费立税”由于涉及许多部门及地方的利益，困难重重。即使中央在大力推动这项工作，但结果并不乐观，近年来，行政性规费依然具有增长的趋势。显然，要降低企业的负担，恐怕仅从税上做文章是不够的，还要多找找“费”上的原因。 除了“费”以外，一些小税种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以印花税为例，增值税鼓励专业化分工，抵扣链条完整了以期降低税负，但一旦专业化分工，外包会产生经济合同，就有可能增加印花税。又例如，专业的劳务外包会由于抵扣了而降低增值税，但假设一个劳务外包的公司属同一集团内部，便会止步不前。因为假设成立一家专业的劳务外包公司，营业收入要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还有其他的行政性规费，最后算一笔总账，会发现还不如不外包直接在企业内部发放工资合适。因此，在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努力降负的前提下，小税种及行政性规费也不能拖后腿，否则即使两大税种总额大幅下降，企业也依然会觉得自身负担重。 企业应如何度过寒冬 企业是经济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中国还是最为核心的税源，因此企业的盈利与发展，对于征纳双方来说均为共赢的格局，在这一点上双方应看到利益的一致性。笔者认为，从税收环境看，有三个问题应该引起重视： 一是企业的税收公平问题。目前由于市场、法制及征管三个方面均在完善的过程中，并不能保证每个企业在征税上是完全平等的。有的企业依法纳税，而有的企业偷税漏税，自然交税的企业税负痛感指数很高，因为其不仅仅是税收的问题，而是生存的问题，一个交税的企业与一个不交税的企业完全无法竞争，因为彼此的成本是不一的。关于这一点，国税总局已在通过“互联网+征税”等手段去改善征税的效率，特别近期还将推出金融账户信息的尽职调查，以推动收入的合法性及完税。 可是，也应看到有效征税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OECD的许多国家有效征税率还达不到一半，特别是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等的快速发展，其征税的难度显然比实体经济要高，所以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核心而言，其税负痛感指数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个偷税漏税的企业，是不会在公开场合去反映其成就感的，而一个实实在在纳了税的老实人自然会有一肚子的苦水。 二是企业没有有效运用税收政策。 前段时间，笔者调研时接触到一家制造业，其今年拟购进一栋价值几千万元的不动产，可是并不十分了解不动产的抵扣政策，笔者提醒其通过合法途径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是关键，仔细算下来这一个事项便可节省好几百万元的税金。又例如有家企业下属有一个融资租赁公司，笔者告诉其应该充分利用融资租赁平台，一方面主业可获得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另一方面财务杠杆可以通过融资租赁平台进行扣除，企业才恍然大悟。重组的问题就更为严重，百分百控制的母子企业之间资产划转时划出方增值部分不需缴税，而接收方仅需就账面价值继续提折旧，这个政策要用好了，给企业降低的税少则几百上千万元，多则上亿元。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笔者由于工作关系长期接触企业，发现大型的央企或省属国企尚无法完整地利用各项税收政策，中小企业就更是一片茫然。 所以，建议企业应该重视对高端税务人才的培养，未来资金及税务应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两项源泉之一。 三是税收政策的引导功能。税收政策原本便是宏观经济决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任何一个国家均具有政策引导的功能，鼓励的加以减税，抑制的加以重税，因此，企业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调整其产业结构及商业模式以适应这样的政策导向。当然，每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其政策导向是不一的，因此税收政策也是不一的。从更开放的角度看，未来企业的平台应该是世界的，甚至是无国界的，国与国之间在竞争与协调中达到资源配置的更高效率，这也是增进人类社会福利的必然之路，国际贸易如此，国际税收亦然。 （作者系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详情]

　　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赴美投资，吐槽中国高税负，让中国企业税负问题再度成为舆论焦点 视觉中国图 中国企业税负 全球第12？ 主要是劳动力税率高 记者 陈益刊 李莉 玻璃大王、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近期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在谈及制造业成本高时感慨，中国税负比美国高很多。 中国企业税费负担在世界上到底处于什么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排名，中国总税率高达68%，位列世界第12，对此，各方的评论不一，不过，中国企业总体税费负担重则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总税率虚高？ 近日，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发布关于全球企业税负情况的报告（下称“报告”），统计了190个国家和地区反映企业税费负担指标的总税率，2016年所有国家（地区）平均总税率为40.6%，而中国总税率为68%，远高于平均水平，位列世界第12。 总税率排在中国前面的国家主要来自非洲和南美洲的欠发达国家，比如总税率世界最高的国家是非洲的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Comoros），总税率高达216.5%，南美的巴西总税率68.4%，略高于中国。 主要发达国家总税率也明显低于中国，比如德国总税率为48.9%，美国总税率为44%，英国总税率为30.9%。不过金砖国家总税率并非中国最高，比如巴西高于中国，印度总税率也达到60.6%，俄罗斯总税率为47.4%。 报告称，总税率指企业所需缴纳税费占商业利润的比例，包含利润税、劳动力税和其他税收等。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财税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从世界银行的这一指标来说，他们认为中国企业税费负担在世界上排第12名。 不过中国官方对这一指标并不太认可，认为中国总税率虚高。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近日撰文认为，中国企业承担了90%以上的各种税费，而个人承担各类税费占比不足10%。但由于我国是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流转税（如增值税等）占我国税收比重三分之二左右，由于流转税依附于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企业可以实现转嫁，纳税人与负税人分离，企业只履行缴税义务，并非负担者。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会导致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总税率”指标计算的企业税负虚高。 简单说，世界银行公布的反映企业税费负担的总税率虽高达68%，但实际上其中部分税费负担企业可以转嫁给普通消费者或产业链下游，企业实际税费负担并没有这么大，因此虚高。 对这一说法，也有学者发表不同意见。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世界银行总税率已经公布十年了，按照中国说法叫商业利润税费率，税费主要来自企业所得税、社会保险费用和其他税种，并不包括可以转嫁的流转税，也就是说理论上这里的税费负担就是企业实际承担的税费，因此68%的总税率并不存在虚高，考虑到中国企业税费抵扣不充分，甚至有可能存在低估的情况。 根据报告，中国的总税率为68%，其中利润税率10.8%、劳动力税率48.8%、其他税率8.4%。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郑春荣对第一财经记者称，总税率指标分析方法并不科学。劳动力税率其实是指社会保险缴费占企业利润比率，在68%的总税率中，中国的劳动力税率高达48.8%，这一方面说明了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很重，另一方面体现社会保障待遇高，保障力度大。反观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国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都没有，当然劳动力税率就低。 李炜光认为，虽然中国社会保障五险一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及住房公积金）被当作职工福利，但对企业来说影响其当期利润，本质上就是一种税。 郑春荣也表示，目前我国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资金结余量较大，客观上应该降低费率，而这两年政府也正在做这件事。 宏观税负偏高 尽管对中国企业税负全球排名是否在12位各方有不同看法，但对于当前企业税费负担重并没有争议。 国内通常用宏观税负作为判断企业税费负担的重要指标。近20年政府规模不断扩大，提供的公共服务不断增加，中国的宏观税负一路攀升，在减税降费举措下近些年稳定在29%左右。 今年7月2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降低宏观税负。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部署，因为此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是“稳定税负”。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17年经济工作时再度强调减税降费。即降成本方面，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近日对媒体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定调，未来还会进一步降低税费，这就相当于是颗定心丸。至于具体怎么减、哪个税种减，还要等待具体政策，这需要综合权衡。从长远来看，减税仍必要，但相对容易。其实更重要、更难的是推动经济社会改革，这才是降低企业负担的根本出路。 “我们通过调研发现，体制与机制的不顺畅，才是造成企业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譬如，目前中国发电企业产能过剩闲置，但同时企业用电成本又很高，其实双方都有降低电价的需求，但当前电力体制却使这个问题长期难以解决。再比如，有些企业抱怨中国借贷成本高，根本原因是金融体制改革不到位，造成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脱节——现在中国不是缺钱，反而资本相对过剩，很多钱一直只在金融体系里转圈，即俗话说的‘钱生钱’。”刘尚希说。[详情]

　　原标题：傅克友：不用过分操心曹德旺 请关心未来的曹德旺们 每经评论员 傅克友 中国经济的很多真问题未必在新闻热点上，甚至可能被众声喧哗遮蔽。比如，这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曹德旺跑了”。曹德旺因为算了一本中美投资比较的“经济账”而被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这一事件让这位快70岁的企业家三番五次地站出来澄清：我没有跑，不想跑，也不会跑。“你说我跑干吗？”曹德旺问，“我想赚钱还需要跑到美国去？”印证他这个说法的是，今年福耀集团赚了40亿元税后净利润，除掉承担美国1亿美元的开支，税后利润30多亿元，比去年增长了20%多。 到此为止，“曹德旺跑了”的声音基本上烟消云散。事实上，我们不需要操心曹德旺。作为世界各大汽车巨头的玻璃供应商，福耀玻璃为了靠近服务厂商和消费者，顺势进入美国确保自己的市场地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这是中国市场经济深化和开放进程加快的必然结果。福耀玻璃做大做强了，当然不能只守住国内的一亩三分田，而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到国际市场去群雄逐鹿。这是实力的体现，外人有什么必要为此操心呢？ 真正需要关心的是那些未来的曹德旺。他们是中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新生力量。他们还远远没有福耀玻璃那么强大，同时，他们作为沉默的大多数，是曹德旺所反映问题的直接承受者。 曹德旺之所以能够发表“成本账”，恰恰是因为他强大到可以在国际市场上纵横捭阖，从而有了观察和对比。那本“经济账”之所以一石激起千层浪，也是因为曹德旺本人具有足够的影响力。于是，当他发表一番感慨，就产生了耐人寻味的错位：舆论都在关注曹德旺是不是跑了，而对于那些默默无闻的“未来曹德旺”却熟视无睹。 曹德旺说的问题，其实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即中国的制造业还有很大的市场机会和成长空间。众所周知，强大的成本优势，正是中国经济强势崛起的重要经验。如今，随着中国经济水位的上移，原有的人口红利和低成本优势逐渐丧失。与此同时，我们的创新能力以及产品升级，还没有强大到动能转换的地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得不依靠成本来参与竞争。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难免令人忧虑。但通过曹德旺的“经济账”可以发现，其实我们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这正是未来曹德旺们生长的余地。 别的不说，中国的市场太大了，区域差距也太大了。中国国土面积超过整个欧洲，人口是欧洲的2.6倍，国内差距远远大于欧盟27个国家之间的差距。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远远小于中国西部地区和沿海的差距。当东部沿海城市的城市化率达到70%时，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还在加速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制造业当然大有市场、大有可为。 问题在于，怎样解决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成本问题，从而为未来的曹德旺们创造生长的土壤和成长的环境。注意，这里的成本问题，除了税费，更应关注各种非市场因素带来的制度成本和要素资源成本。包括审批成本、土地成本、电力成本、融资成本等。 拿融资成本来说，现实非常骨感。根据《券商中国》的统计，截至12月25日，2016年共215只新股上市，历史排名第4。不过，2016年的最大权益融资不是新股，而是增发，一年的增发募资额达到1.46万亿元，比2010~2013年4年总和1.45万亿元还多。增发意味着已经“功成名就”的企业占据了金融资源，而且还未必是实体产业。另外，自今年8月江苏银行成功上市之后，银行股便迎来了IPO密集排队期，目前沪深两市共有10家银行处于A股IPO排队名单之中。 在实体经济很多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的背景下，这样的现象令人忧虑。因此，不难理解，证监会副主席姜洋27日在首届人民财经高峰论坛上强调，资本市场必须从实体经济的内在需求出发，发挥优化资源配置、引导要素流动，管理风险和财富的作用，为实体经济的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 我们不必为走出国门的曹德旺操心，中国需要更多的曹德旺成长起来，支撑强大的制造业和实体经济。这才是中国经济的真问题。[详情]

　　曹德旺：我认为中国“虚拟经济”过火了 不久前，我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自己在美国投资10亿美元建厂的经历，对中美两国企业税负和其他成本进行了比较。一些媒体对我的观点做出片面解读而引起不少人对我的误解，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中国企业为何必须走出去 抛开制造业成本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和信息科技时代的到来，中国在很多方面正赶超发达国家，中国企业也面临着做大做强的新机遇。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许多大型跨国企业面临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给了中国企业“弯道超车”的机会。但是，能否把握住机会，赢得这一轮的竞赛，对中国企业显然是个不小的考验。 要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中国企业首先需要走出去。而福耀集团已经处于全球产业供应链之中，从企业运行的规律而言，做汽车玻璃必然要随着汽车生产厂在当地加工。汽车厂去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这些都是由市场规律和现代企业管理经验决定的，并不是我个人的决定。当然，福耀的市场销路65%都在中国，我不可能离开中国这个根。 除了市场需要，国内近些年的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价格过快上升确实带给制造业企业极大的压力。企业寻求“走出去”，纯粹是核算了成本和利润收益后的理性选择。但是，企业“走出去”并非说起来那么容易。我个人对此深有体会。 一个企业决定投资海外，首先必须想清楚要去哪里，去那里做什么，是想赚钱，还是仅仅为了扩大企业在国际上的影响？你对投资的地方了解多少？ 福耀从20年前就想通过在国外建厂扩大国际市场，尤其是打入美国市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福耀作为汽车玻璃的制造商，当然要在美国设厂，打进美国市场。最开始，我拿着1000万美元想按照自己的蓝图在美国先打下一个基础，结果血本无归。但我不甘心，请了美国的顾问公司，坚持在美国扩大福耀市场的策略，后来终于改变了包括华尔街在内很多方面对我们的看法。根据福耀在美国这么多年的经验，制造业企业没有自己的技术和品牌，最好不要去美国。 福耀只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步伐加大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超过实际利用外资趋势愈加明显。事实上，中国对外投资已实现13年连续增长，年均增幅高达33.6%。从2013年开始，中国对外投资呈现出“井喷式”发展态势，2014年中国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次超过万亿美元大关。而福耀所有对美国的投资都得到了中国发改委、商务部等有关部门的批准。而且福耀是上市公司，每一笔对外投资都会清清楚楚地报给董事会并告知股东，财务监管也非常严格。 如何保持中国经济的竞争力 之前在采访中，我提到了当前在中国和美国制造业的成本比较，本意是指出我们制造业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然后解决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觉得自己有必要说出这些话，给国家建言献策。我们的制造业确实比前几年更发达，但是我们不能总是躺在那里吃老本。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最近两年呈现出削弱的趋势。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在这个国土上，每一个人都应该为国家的发展负责。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中国尤其需要清楚自己的竞争力在哪里，如何才能维持并进一步提升竞争力。我认为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要提高。企业家赚取利润无可指摘，但在赚钱的同时，心里也要考虑一下，是否有利于国家及社会的发展、进步，是否令民众生活得到了有效改善。 比如福耀40年来一直坚持做玻璃行业，赚到的钱在我个人名下的都拿去捐给社会，从来没想做什么金融、房地产，我们一直坚持这一点。会赚钱，但也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中国要兴起一批有志于报国为民的企业家和行业精英。 第二，要克制自己的欲望。比如，房地产企业房子盖那么多干嘛？另外，高速公路和高铁不需要修得过多，要根据国内实际需要来规划和建设，让这些基础设施出现在那些更需要的地方。 第三，帮助小微企业发展起来。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末梢神经，对大企业有服务作用，而且也帮助大企业消化。没有小微企业，经济肌体就会生病。日本、韩国、德国小微企业的产出占GDP已经达到很高的比率。 中国不能学“去工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美国学回来很多经验，给我们的发展提供了帮助。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美国从1776年建国之后就开始推动工业化，到19世纪初进入工业化，20世纪70年代提出去工业化。而中国制造业虽然很庞大，但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工业化，却已有进入虚拟经济的趋势。中国还没到那个阶段，把美国的去工业化政策拿到中国来，会引起水土不服。因此，我认为现在中国经济太“虚”了，应该做一些调整。 现在美国的材料、电价、水价、能源都便宜，过去的厂房也有一大批都还在，这是它力图振兴制造业的便利条件。但是，中国相对美国还是有自身的优势。美国去工业化已经近50年时间，已经有两代美国人不愿意选择投身制造业，大多数人大学毕业后都跑到华尔街或硅谷去了。曾经被誉为美国制造业象征的底特律成了空城，最后不得不破产。所以，制造业企业在美国很难招到熟练的工人。 另外，在美国，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很难。银行先对企业进行非常严格的信用评级，如果评不了A+或者1A、2A、3A，企业就很难获得贷款，或者贷款利息非常高。 但中国现在也出现了类似的苗头。以我个人的感觉，2000年以后，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也开始不愿意去制造业行业，他们首选去银行、基金公司、投资机构、政府单位和IT企业，去制造业的越来越少。照此发展下去，中国可能会更早出现美国曾经经历的困局。 因此，中国应向现在的美国学习，美国已开始注意扭转现状，我们也应立即掉头。如果我们仍朝着现在虚拟经济过火的方向走，再过几年，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多也更大。（作者是福耀集团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本文由胡锦洋采访整理）[详情]

　　曹德旺回应“跑路”传闻：我没跑，我的事业重心在中国 新华社福州12月26日新媒体专电（记者康淼刘姝君）最近，已年过七旬的曹德旺在一次采访中的视频引发舆论热议，加之其在美国投资10亿美元开办一家玻璃工厂，不少人惊呼“曹德旺要跑”。24日傍晚，远在美国的曹德旺接受了记者越洋采访，回应“跑路”传闻。 为何要在美国设厂 据介绍，福耀玻璃从1995年就开始在美投资设立子公司负责美国市场，2001年至2004年与美国企业打了一场反倾销官司，被称为中国对美反倾销胜诉第一案，福耀玻璃由此成为美国通用公司的全球供应商。根据其与通用公司签订的合同，2016年以前福耀玻璃必须在美设立工厂，因此曹德旺从2014年开始就组织人员到美国进行前期调研。 “事实上，在美国投资设厂，我们是早就答应人家的，作为供应商有这个责任。2009年德国大众要求我们作为供应商，2012年前必须在俄罗斯设厂给大众做配套，我们也是这样做的，这次美国设厂情况是一样的，要不然生意就没办法做了。”曹德旺说。 曹德旺介绍，目前在美国投资的10亿美元包括在俄亥俄州建的汽车玻璃工厂，投资约6亿多美元，同时在另外两个州也配套建立了上游材料工厂和仓库，花费约有3亿多美元。 “我们先去看了底特律的一块空地，这是以前通用公司旧厂房所在地。按照美国法律规定，企业要申请关闭工厂时必须交一大笔治理土地污染保证金。美方表示，如果我们要在那里盖厂房，这块地就送给我们，不要钱。”曹德旺说。 随后曹德旺一行又考察了俄亥俄州的一处厂房，后来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购得这里约15万平方米的厂房。拿到厂房后，俄亥俄州政府补贴给福耀玻璃4笔钱。“我买厂房花了1500万美元，改造用了1500万美元，当地政府补贴拿了差不多3000万美元，所以基本上没花钱。”曹德旺说。 “全球制造业正在洗牌” 曹德旺表示，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开始着手恢复制造业大国地位，但恢复也面临不少困难，比如劳工短缺，投资意愿不足，管理人员短缺，所以不会一蹴而就，但美国各方力量从总统到各级政府确实都在着手推动。 曹德旺坦言，虽然美国劳工成本较高，但美国“重振制造业”的大背景下，综合考虑电价、天然气价格、税收、国际运输成本等方面的因素，其也有优势，而全球制造业也正在洗牌。 “当前一些好的制造业企业搬到欧美去了，大量的中小企业也正在向东南亚转移。比如纺织企业，越南、柬埔寨等国的棉花价格每吨比国内便宜约40%；电价、水价、气价又远低于国内市场，加之劳动力成本的优势，相较而言，我们发展制造业优势正在逐渐丧失。” “发展重心一直都在中国” “中国企业走出去还要因人而异，因地而异，不能一窝蜂往外跑。”曹德旺认为，中国企业去美国投资至少要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了解美国市场，有当地市场经验；二是要有自己的品牌和商标；三是要有管理人才；四是要有完整的盈利模式和产业链。 “我们也是用了20年的时间才打开美国的市场，最开始4年时间亏损接近1000万美元，现在福耀成了跨国集团，有自己的技术和资本，美国人也承认了福耀的品牌。”曹德旺说。 曹德旺表示，福耀玻璃发展重心一直都是在国内，国外的投资只是很小一部分。近5年来，福耀在境内外的投资规模基本持平。事实上，在美国工厂开通的同时，福耀天津的项目也开通运营，在苏州工业园区也有规划。 曹德旺说：“我之所以公开谈成本高，税收重，不是在抱怨，也不是我要跑。如果我要跑，我直接卖掉股票就可以。” “我的朋友们都在劝我不要乱讲话，但我只是实事求是地讲出问题，提醒要重视实体经济。我是中国人，我的事业重心都在中国。”曹德旺说。[详情]

　　 别再争论“曹德旺跑了没”，你知道福耀今年赚了多少亿吗？ 时代周报记者 吴绵强 发自广州 世界著名科幻作家阿西莫夫在短篇代表作《别忘了擦火柴》中，发人深省地指出，在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生事物背后，人类往往会忘记“擦火柴”这种看似“低水准”、却仍能解决许多问题的传统技能。 如今，这成为一则对中国实体制造业的暗喻，而“玻璃大王”曹德旺就是一位始终执迷于擦火柴的人。 曹德旺并非孤军奋战。卖水的宗庆后、造纸的张茵、织布的张士平、炼钢的沈文荣……在经济“脱实向虚”的大环境中，仍有这样一批坚守制造业的企业家，自成一套独特的生存法则。 “今年的福耀集团大概赚了40亿元税后净利润，需要承担美国的开支，去了1亿美元，税后利润30几亿元，比去年翻了百分之二十几。”越洋电话中，身处德国的曹德旺跟时代周报记者算了一笔账。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则将曹德旺“跑了”的议论放在了一个更加宏观的大背景下：从2008年以来，中国的对外投资（ODI）增长速度非常快，年平均增速超过了30%。而2016年ODI的增速超过40%，且全面超过了外商投资（FDI），这也是2016年中国经济的一大亮点。 在刘元春看来，ODI规模这么大，增速这么快，有多重原因，其中，“趋势性的原因是，中国正在从商品输出时代过渡到资本输出时代。”刘元春称，“从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当商品输出达到峰值的时候，必须要用资本输出来替代商品输出，这里涉及盈利模式的转换，我们需要把时间拉得更长一些来看资本输出问题。” 全球建厂：大企业有大责任 2016年12月23日，有关“曹德旺跑了”的新闻已经发酵了数天。这一天，在商务部的例行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对相关问题回应称，对曹德旺先生的评论不予置评。在谈及中国企业的投资环境时，沈丹阳则表示，中国确实有一部分制造业企业面临成本上升、面临困境的问题，但正在不断地改善。 时间倒流至12月中下旬，地点转换至德国。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乘坐私人飞机降落此地后，随即展开了多轮谈判，这是他在2017年的工作重心：在德国新建一座玻璃制造工厂，以满足宝马、路虎等欧洲汽车巨头客户的需求。“地已经买了，现在还在跟别人谈判。主要是俄罗斯工厂做完以后，拿到德国来装辅件、包边，就做这些东西。”曹德旺对时代周报记者介绍。 忙于布局全球的曹德旺没有想到，他的一则视频谈话会引爆国内舆论。视频中，他比较了一番中、美制造业的成本，“除了人力之外，中国其他什么都比美国贵”。—刹那间，玻璃大王成了“网红”，引爆了“曹德旺跑了”的话题，引发了有关中国制造业营商环境的讨论。 北京时间12月20日晚，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这位70岁的实干家表现得像个小孩一样无可奈何：“跑哪里去啊！他（们）胡说八道，我没有错，也不想去惹他们，他（们）高兴怎么说就让他说去吧。”“你说我跑干吗？”曹德旺停了停，继续反问时代周报记者，“我想赚钱还需要跑到美国去？” “他们可能觉得你在美国投资十亿的资金……”时代周报记者话还没说完，就被曹德旺接过话头反问，“为什么美国通用、德国企业就能在中国投呢？为什么我（们）中国企业就不能到他们国家去投呢？难道中国的企业都要活在窝里头，做那么小小的企业？福耀是全球汽车玻璃行业最大的工业企业，最大的企业就必须承担最大的责任，在各国都要建有工厂才可以”。 福耀资产增加，美国贡献最大 曹德旺不是“跑了”，而是国内国外满世界地跑。 早在2011年，福耀玻璃就在俄罗斯设立工厂，投资了2亿美元。此外，福耀玻璃在欧洲、韩国也设有工厂或销售公司。 “准确来讲，一开始决定去外面建厂是我们答应人家的，不答应生意就没法做。”曹德旺说， “2009年，德国大众要求我们作为供应商，2012年前必须在俄罗斯有工厂，那我们2012年就在俄罗斯建成一个厂。”曹德旺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 2011年6月，福耀在俄罗斯卡卢加州的有限公司注册成立；2013年9月，该公司的100万套汽车安全玻璃项目投产，主要生产汽车玻璃产品，产品面向俄罗斯市场。“俄罗斯跟欧洲人不和，那么现在在我的撮合下，欧洲还接受我从俄罗斯调一部分产品来，宝马、路虎、沃尔沃、大众和奥迪，这些全部是我的客户啊。”曹德旺说道。 曹德旺种花，墙外墙内一样香。 就在上个月，曹德旺前往辽宁，签约了一个规划年产值12亿元的项目。据《辽宁日报》报道，11月24日，辽宁省省长陈求发在本溪市会见了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一行。陈求发希望福耀不断加大投资力度，推动辽宁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业加快发展。 2015年4月，计划投资10亿元、占地面积约27万平方米的福耀汽车玻璃生产基地项目落户天津，此外，福耀还在苏州工业园区刚拿到了一块地。 “福耀在天津的项目投产很顺利，”曹德旺对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天津项目与福耀的美国项目同时开通，“美国的还没有天津的进展顺利”。 曹德旺说的美国项目，就是这次被传为“曹德旺跑了”的美国俄亥俄州项目。2016年10月7日，由福耀投资的全球最大汽车玻璃单体工厂正式在俄亥俄州竣工投产。该项目投资6亿美元，是该州历史上最大的一笔中国投资。加上2014年美国密歇根州投资的4亿美元，福耀在美投资已达10亿美元。 福耀的到来，为美国的蓝领阶层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美国人因此将福耀工厂所在的路段改名为“福耀大道”。 曹德旺对美国的布局由来已久。 根据福耀玻璃集团的公告显示，早在2012年时，通用汽车就要求，2016年12月前，福耀玻璃必须在美国建立一个工厂，2017年1月起必须在美国供货。此后，福耀集团开始了对美国设厂的程序和考察。福耀集团2013-2015年三年的年报也显示，福耀计划将全球化作为增强客户黏性与下单信心的利器，并计划利用其部分材料及天然气、电价的优势作为规避波动风险的战略方向。 曹德旺是个商人，清楚中国乃至世界的玻璃生意该如何做。 事实上，福耀玻璃在美国投资10亿美元办厂，是中国制造“走出去”的一个典型案例。美国是全世界主要的汽车生产和消费国之一，为了贴近市场，靠前服务厂商和消费者，福耀顺势进入美国市场再正常不过，否则很难保证自己的市场地位。 “美国的生产基地，请的是美国人。我们拿了他们太多订单了，如果单单在中国做了再卖给他们，没有钱赚啊。现在我们跑到其他国家，让当地人做完卖掉，赚的钱都归到中国来。”曹德旺如此对时代周报记者驳斥那些说他“跑了”的人，“他们都是胡说八道，根本不懂得做生意怎么做”。 2016年三季度福耀披露的财报显示，福耀已经把美国和境外投资放到了最主要的战略位置上。2016年的前九个月中，福耀的固定资产增加了1，059，804，291元人民币，增长率为13.8%；在建工程增加了725，885，607元人民币，增长率为25.5%—其中贡献最大的，就是在美国俄亥俄州这笔价值6亿美元的投资。 算成本与“营改增”之谜 谈及中国制造企业到美国及海外建厂投资，长期关注中国企业发展的《胡润百富》董事长胡润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应从不同层面看待，中国制造企业在海外有很多客户，理应通过海外建厂去满足客人，“美国本来就是汽车大国，这方面我觉得比较正常”。 不过，即使是在满足客户需求的情况下，以“曹德旺们”为首的中国制造出走海外，背后难免有许多“成本账”的考虑。 视频中，曹德旺对中美制造业的成本比较非常具体，不仅涉及税收和劳动力成本，还涉及土地成本、能源成本等。按照曹德旺的说法，目前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仍比中国高，蓝领（工资成本）是中国的8倍，白领是中国的两倍多，但美国的优势也非常明显，比如“土地基本不要钱”，“电价是中国的一半”，“天然气只有中国的1/5”，税收方面，曹德旺说“中国制造业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这样算下来，在美国设厂比在中国还能“多赚百分之十几”。 中国制造业成本优势正在丧失。波士顿咨询公司2013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当时在美国制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国高5%；全球出口量排名前25位的经济体，以美国为基准（100），中国的制造成本指数是96。也就是说，同样一件产品，在美国制造成本是1美元，在中国则需要0.96美元。 曹德旺所谈中美制造成本问题，还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劳动力成本上升并不是导致企业向外迁移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 他谈到，国内目前人工成本比四年前一下子涨了3倍，尽管这样，人工成本相较美国仍有一定优势，特别是蓝领工人，中国比美国便宜8倍。 曹德旺说的都是大实话。根据福耀玻璃美国工厂投产后发布的2016年三季度财报可以看到，在2016年前九个月中，福耀母公司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大涨38.93%，增加584，690，024元至2，086，554，640元人民币，占总成本的23.15%。福耀对此的解释是，由于美国工厂进入投产阶段，所以导致薪酬支出大幅度增加。 而浙江省原省长、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祖善在《中国人大》杂志（2016年第15期）发表了一篇《降成本：不要老盯着工人工资》的文章，来谈中国企业面临的成本过高问题。“有一段时间，媒体把企业的成本增加归结于工人工资增长过快，这种说法是不完整的。……企业成本大幅度上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我国的广义税收仍然过高，综合税收的负担率网上披露是37%。不光是税，再加上费，这样的综合税负是很高的，此外还有能源的成本。综合成本过高，绝大部分是政府行为造成的。所以，把这些成本降下来，必须依靠政府的行为。” 在曹德旺进军俄罗斯市场的2011年，中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方案，中国政府希望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减轻企业赋税。 “营改增”后，增值税成为对企业征收的主要税种，但很多企业都表示税负痛感明显。12月14-6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指出，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稳定民营企业家信心，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 中国制造突围“4.0” 曹德旺出生于1946年，汽车“配件大王”鲁冠球、“卖水”首富宗庆后则出生于1945年。这批中国制造业商人登上历史舞台，从改革开放后开始，他们致力于解决中国物质匮乏的问题，踏出了中国实业制造的初级阶段。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印有“Made In China”字样的商品大量出口海外，成就了中国制造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 然而，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中国制造业进入高成本时代之后，大多无法收取品牌和技术溢价，企业利润越来越薄。经过多轮经济浪潮的洗涤沉淀，很多制造界大佬纷纷转型房地产以及金融等行业，认为“低级产业”已经过时，理应被“高级产业”所替代，并片面地将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理解为“低级产业”。 “辛辛苦苦一辈子，不如在资本市场讲个小故事。”有人如此概括。 但曹德旺选择坚守实业，他甚至并不愿意别人称呼他为老板。“现在还怎么称得上老板啦！我以前拉过板车，当过炊事员，生存不定。”曹德旺向时代周报记者回忆年轻时走过的艰辛道路，这位闽商身上，有这一商帮独有的敢冒风险、顺势而为的特质。 曹德旺自幼家贫，1976年开始在福清市高山镇异型玻璃厂当采购员，1983年承包了这个濒临倒闭的小厂，并将目标瞄准中国规模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队伍，将主业转向在汽车企业中受人欢迎的玻璃窗和挡风玻璃。 曹德旺没上过几年学，经商的门道和现代企业管理都是在摸爬滚打中学来的，他觉得这一行业的生产成本可以一降再降。于是，福耀不断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汽车玻璃的成本从不足200元降到50元，零售价也一降再降。 很快，国内大批企业蜂拥而至，市场进入恶性竞争阶段。1993年，福耀开始痛苦转型，主攻配套市场，成为一汽捷达、二汽雪铁龙、北京切诺基等84家汽车制造厂的汽车玻璃配套商，拥有国内4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 曹德旺及其团队是从底层经营一步步做起来的，如何跳出乡镇企业的思维局限，建立起一套现代化企业管理流程和先进体制，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也是在1993年，福耀在上交所IPO上市，引入了独立董事制度，“我请人来监督我，作为福耀玻璃的大股东，我的这一做法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早期可谓开了先河”。 “他们讲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不影响整个战略发展的安排，你要采访，可以跑到福耀，我们正在做国家‘工业4.0’，开展一年多了。”采访最后，曹德旺向时代周报记者袒露了自己对福耀的未来规划。 福耀目前拥有遍布全球的工厂和生产基地，“成本可以直降下来，当年就可以体现出效益，降百分之七八下来，它可以降低库存，还可以纠正中间的废品，查出原因。”这是曹德旺想要达到的效果。“降本增效”“提质增效”也是中国制造企业追求的新目标。 2014年，习近平主席出访德国时曾特别撰文提及德国工业4.0战略，被认为吹响了中国制造业大发展的号角。“工业制造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实现发展升级的‘国之重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如此形容制造业的重要性。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日前接受采访时分析认为，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做好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举措。 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曹德旺脚下的土地，正是世界“工业4.0”的发源地，新的机会正在路上。 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经济容得下企业家讲问题》的文章。文章称：以曹德旺为代表的企业家敢于提出问题，正说明对中国经济仍然保有信心。务实推进改革，解决深层问题，无数企业家还将与中国一起成长。 （王心昊对此文亦有贡献） [详情]

　　落子无悔曹德旺 宋金波 我从未相信曹德旺或福耀玻璃在美国设厂，是“逃离中国”的行为。他在美国新建的工厂，和几年前在俄罗斯建的工厂一样，都是应客户的正当要求而建的。甚至更早，1995年前后，曹德旺就曾经试图在美国投资建仓库，但后来因效益问题中止。 更何况，曹德旺自己也说过，他1994年就已获得美国“绿卡”。但2005年，他拿着“绿卡”跑到美国大使馆，将其“还给了美国”。曹德旺解释说：“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不能住在你那个国家，我只能还给你——这是假话。真话是，那时候我发现福耀将成为中国未来汽车玻璃的代名词，因此移民不是大人物做的，是小人物做的，大人物真正有抱负，不能移民。” 联系曹德旺之前的很多次公开发言，在“爱国”这个角度，他的观点一向不曾遮掩，也始终如一。可能有人会指责这是一种姿态、策略——但很多所谓姿态、策略，如果数十年如一日，并且没有什么行为与他的表态相悖，和“真”的又有什么区别？ 曹德旺的哥哥曹德淦，曾在福建贵为副省长——但从时间表来看，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曹德旺的生意因此得到了额外的照顾。曹德旺年轻的时候，与当地官员有过一些不愉快，但曹德旺本人又曾经在一次演讲中，看起来很随意地提到：“我当了24年福建省政协委员，历任父母官都是我很好的朋友。” 福耀集团内刊《福耀人》的电子版页面，也有诸多领导人视察福耀的照片。 对这些信息，做太多额外的解读大概没有必要，但是，像曹德旺这样一个人，在建立“健康政商关系”的层面上，即便没达到游刃有余、长袖善舞，但以诸多历史关系来看，应该也没谁愿意找他的麻烦。 所以我丝毫不怀疑，曹德旺最近的反驳与表态，是发自内心的。如果说有什么让我觉得意外，那就是曹德旺因为这次事件，忽然成为了一个“敢言企业家”的典型。其实，一直以来，很多故事都能够证明，曹德旺是一个正直的人，不是不敢说话，但也并非“二杆子脾气”，不会说明显惹麻烦的话。 曹德旺本可以不说。税负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福耀也没有因为税负而突然遭遇困境。一个合理化的解释，是曹德旺有些“抓狂”。早在两三年前，李嘉诚“逃走”的说法甚嚣尘上时，我采访曹德旺时，他直言不讳：“作为一个中国人，就算是中国经济有危机，也不应该撤离。你是一个中国人，带了一个这样的坏头，很多中国房地产企业家都跟着他要跑了……中国是你的祖国。你应该与祖国共存亡。国破家何在啊？” 所以，我相信，当他发现自己在媒体眼中，竟然和李嘉诚成了“一丘之貉”时，一定极难接受。解释言辞的力度和方向，也可能因之有些“过火”。 这也只是我个人的猜测而已。无论如何，在发表了这番堪称“大炮”式的言论后，曹德旺貌似没有受到什么压力，权威媒体甚至在维护“企业家的批评权”的同时，把焦点导向了税制改革。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曹德旺可能已经成为了一场改革变局的助力。落子无悔，对于此，曹德旺应是心中有数。 [详情]

　　“死亡税率”是假，但企业税负难题是真 最好办法是加快增值税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主任 杨志勇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6年第50期） 最近，关于中国“死亡税率”的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有学者对中国企业税负问题发声，认为中国税率已经让企业处于死亡边缘，有学者以民营企业税负数据为依据，说明中国企业已经不堪忍受税负，还有学者则强调企业税负“痛感”等等。不能说这些学者的说法没有依据，但实在无法得出中国企业面对的是“死亡税率”这个结论。 如果“死亡税率”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现实中多数企业都还健在的事实。如果还要坚持“死亡税率”说法成立，那么这只会得出多数企业都要靠逃税才能过日子的结论。显然，这都不符合事实。 “死亡税率”问题不能当真来看。但是，我们也不应该漠视“死亡税率”所引起的社会对税负问题的关注。的确，中国税制需要优化，而且需要一次根本性的改革。 中美税制之别： 中国以企业为主，美国以个人为主 每一次税负问题的讨论，总是容易引起社会共鸣。过去若干年，《福布斯》杂志曾把中国列为世界上税负第二重的国家。后来，经过多年的讨论，人们终于认识到那个税负是为特定人群计算的。而且，简单地将各种最高税率加总在一起计算所谓“税收痛苦指数”有很多误导，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会适用最高税率。 这一次税负的争论，确实有点不同。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谈论在美国投资的税负时，指出中国税负比美国高。就间接税而言，曹德旺所言非虚。这背后的原因是中国的税制结构不同于美国所致。要真正比较税负的轻重，需要将间接税和直接税加总。中国是间接税为主的国家，美国是直接税为主的国家。中国间接税税负比美国高，也是正常的。间接税为主的国家，税收收入主要来自企业。直接税为主的国家，税收收入来自个人的部分较多。这样，企业在直接税为主的国家感受到更轻的税负，本来就是很平常的事。中国的税制结构决定了间接税税负从整体上可能高于以直接税为主体的发达国家。企业承担较多税负的事实，决定了企业会感受到较重的税负。 企业生存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曹德旺谈到在美国的经营成本时，也说到美国用工成本，特别是蓝领工人成本高的问题，而且在福耀投资的企业中，蓝领工人年龄较大。他还说到美国的物流成本问题。由曹德旺引发的关于中美企业经营成本的对比，不仅是企业投资需要考虑的问题，而且对于一国税收制度和其他具体制度的设计、公共政策的选择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对于这类问题，应有的态度是正视，而不是逃避。 企业投资择址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除了考虑成本之外，还得考虑企业产品的市场。市场距离是个问题。在销售地生产，可以更靠近市场。跨国投资有时更多的是为了躲开贸易壁垒，包括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企业为了谋取最大利益，会通过各种方式降低成本。 中国已实施减税政策，为何有的企业仍然税负重 中国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减税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营改增”试点按照原先设计的方案，应该是不增加税负或实际税负。减税是有测算的，预计减税额的确定也必然有充分的依据。一年预计减税5000亿元，不见得最后运行的结果就是减税5000亿元。特别是，减税往往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表现有很大差异。下面仅用增值税为例说明。 “营改增”试点开始之后，有的经济主体会感受到更多的减税，但也有的经济主体可能会抱怨税负不降反升。那么，“营改增”试点前后企业税负到底是增还是减？“营改增”试点方案起初将企业税负不增加作为改革的目标之一，后来将这一目标确定为行业税负不增加。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营改增”中的“税负”问题仍然存在。行业税负不增加在实际操作中仍然需要有抓手，这种抓手很容易又转换为企业税负。而具体企业税负受到很多种因素影响。“营改增”之后，企业销项税额（以企业销售额或交易额为依据计算的增值税额）与原先缴纳的营业税具有可比性，但是在特定时间段企业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还要取决于进项税额（全面试点后，企业购进的商品和服务所支付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只要符合条件，基本上都能得到扣除，即企业最终所缴纳的增值税额等于当期销项税额和当期进项税额之差。“营改增”全面试点之后，新增不动产的进项税额也可以抵扣。不动产价高，所对应的进项税额大，即使进项税额分期抵扣，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如果当期进项税额超过当期销项税额，那么根据计算，企业当期的应纳税额就为负数，这个数留待以后抵扣，企业当期实际应纳税额为零。这在缴纳营业税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只要有交易，就有应纳营业税额，且通常不太可能为负数。这样，“营改增”之后，只要企业当期进项税额多，那么在这一特定时期，企业的税负很可能就会表现为下降；如果企业当期进项税额少，那么在这一特定时期，企业的税负可能就会表现为上升。也正因为如此，简单地进行税负的短期比较，很容易出现偏差。 CFP 有可比性的同一营业周期的税负比较，如果考虑到固定资产折旧需要较长时间，那么，合理的税负比较需要覆盖最长的固定资产折旧期。也就是说，要比较年度税负，需要对固定资产折旧所对应的进项税额做同步摊销才合理。此外，各种购进商品和劳务所对应的进项税额也需要在各期进行合理分配。只有这样，“营改增”前后的税负比较才有真正的意义。事实比这还复杂。企业在一个营业周期内的固定资产以及其他各种承载着进项税额的购进行为还有不确定性。这或者是由于企业技术的进步，或者是因为外部市场需求的变化，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原因……总之，合理的同一营业周期内的税负比较，在选择税负数据时，也会遇到许许多多难以想象的难题。现实中，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的“营改增”前后税负比较，虽然简单，但是这也容易造成税负评价的偏差。 简并、下调增值税税率 可让减税效果更明显 以上所说的是企业规范纳税可能遇到的情形。不可否认，现实中还有一些企业，在缴纳营业税的时代，缴纳很少或几乎不缴纳营业税。但是，随着“营改增”的进行，如果企业不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那么企业的销售和服务的提供就会遇到问题。下游企业得不到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就可能不会选择和这样的企业进行交易。对于原先不缴纳营业税或缴纳很少营业税的企业来说，“营改增”之前的税负为零或很小的金额，但“营改增”之后的税负可能处于较高的水平。“营改增”方案税负增减的测算只能依据名义税负进行，这容易有税负判断的误差。当然，有人会说，“营改增”不是让税收制度的执行更规范，让税制更加公平吗？ 说得没错，但企业如果不能适应这种新的实际税负的增加，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关门倒闭。这样的结果对企业和政府都不见得是好事，不仅税收没了，而且还会影响就业。要让社会真正感受到减税，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快增值税改革步伐，简并税率并下调税率，将增值税的两档基本税率17%和11%合并为一档，并确定为11%以下的水平，宜定为10%左右；两档低税率13%和6%合并为一档，并确定为低于6%的水平，宜定为5%左右。税率的大幅下调，可以让减税政策更加明显，让积极财政政策更加有力。 税收之外的收费和基金 落实中央减税目标，不能忽略 中国企业赴美国投资以及各类“走出去”行为，是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融合的表现，是值得鼓励的行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税制改革就不能只考虑自身的因素，而且还要考虑到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因素。 美国是世界经济第一大强国，中国不可能漠视。考虑到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所要强力推行的制造业复兴计划，那么，中国所面对的税收制度竞争形势会更加严峻。中国理应有合理的对策。中国不能简单地以欧洲的增值税税率比中国还要高为由，就不去优化增值税制。实际上，中国企业感受到税负高，还有税收之外的因素。土地价格、能源价格、各种行政性收费以及政府性基金等的企业负担也不可小觑。中国能源价格处于高位，与节能减排政策有关，但节能减排难道就一定要通过涨价而不是技术改进来解决吗？各种收费和基金多了，即使税收只是多出一点点，企业的税负痛感也可能增强。税收可能被视为压在企业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样，收费和基金能不能不收或少收些呢？ 基于社会对企业税负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在促进民间投资的背景下，重新思考中国税制有着重要意义。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逐步提高直接税收入比重目标的落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降低企业间接税的负担。不折不扣地落实减税政策并深化税制改革，让企业在轻税环境下更好地成长，是当前税制改革和政策选择应该着重关注的问题。[详情]

　　刘元春：不宜用单一维度解读曹德旺现象 华夏时报 记者 陈岩鹏 北京报道 “曹德旺现象一方面有趋势性的因素，另一方面有短期的因素，市场波动的因素，还有市场环境、情绪等方面的因素，不宜用一种单一维度去解读它。”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对《华夏时报》记者说。 两个多月前，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在美国俄亥俄州投资6亿建设的汽车玻璃工厂正式竣工。这位中国福建亿万富豪的6亿美元投资，也是俄亥俄州历史上最大的一笔中国投资。 刘元春认为这位“玻璃大王”在美办厂有市场方面的压力，因为供给侧的产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过剩。“曹德旺经营的玻璃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产能过剩行业，如何来化解产能过剩，一个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另外一个找其他的投资市场。”他说。 海外投资的也不止曹德旺和他的福耀玻璃。刘元春注意到，从2008年以来，中国的对外投资（ODI）增长速度非常快，年平均增速超过了30%。而今年ODI增速超过40%，而且全面超过了外商投资（FDI），这也是今年中国经济的一大亮点。 在刘元春看来，ODI规模这么大，增速这么快，有多重原因，有趋势性的原因，也有短期市场波动的原因。 “趋势性的原因是，中国正在从商品输出时代过渡到资本输出时代。”刘元春称。从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当商品输出达到峰值的时候，必须要用资本输出来替代商品输出，这里面涉及到盈利模式的转换，我们需要把时间拉得更长一些来看资本输出问题。 至于短期原因，刘元春认为，中美经济周期不同步，美国经济已经复苏了，但中国经济还在一个L型的底部徘徊，因此会出现资金的套利，反向流动的状况，所以我们能看到最近资本外流的力度较大，短期原因在于套利套汇的压力。 曹德旺去美国投资建厂给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那里的税收成本和生产成本要比中国低。按照曹德旺的说法，美国的人工成本是中国的2.57倍，比中国贵，但可以通过上自动化生产线减少人员。相比之下，其他没有那一项笔中国贵，中国物流成本是美国的2倍、银行借款成本是美国的2.4倍，天然气成本是美国的2倍以上，这些都是制造成本，美国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土地几乎不要钱，买厂房花了1500万美金，政府补贴了1600万元，就算是买土地，工业用地相当于2万元人民币每亩，不到中国县级开发区的十分之一，还是永久产权。 “这就是最近舆论反映出来的情况，有些企业和个人对国内环境有些疑虑，导致用脚投票，但没必要过度上升到一种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刘元春说。 刘元春认为这并不一定是件坏事情，资本一定会寻找盈利最强、风险最小的地方投资，对我国来讲，下一步更应该聚焦在创新和高端制造业上。 “更重要的是，曹德旺现象出现之后，我们要反思我们的税负的确有过高的嫌疑，强化对民间资本产权的保护，还要对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要有信心，传递一种正能量，这些要构建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刘元春称。 他注意到，国家已经采取了积极的举措，比如说出口退税，产权保护的意见已经出台，振兴民间投资也出台了意见，尤其是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后，明显能看到四季度企业的投资信心在上扬，改变了今年一二季度低迷的状况，说明企业家对目前国内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更乐观更稳定。 “当然，更重要的是对资本项目的管制，审慎监管要加强，该出去的还是要让它出去，不该出去的就一定不要让它出去，我们大国还是要有大国的自信。”刘元春称。[详情]

　　被误认“跑路”的福耀玻璃并非中国制造业外流缩影，只是个例 澎湃新闻记者 杨漾 见习记者 蒋晨悦 来源：澎湃新闻 曹德旺谈中美制造业成本比较。视频来源 第一财经（08：41） “玻璃大王”曹德旺近来关于中美制造业成本的观点，引发了一场制造业转移与中国制造业优势的大讨论。“别让曹德旺跑了！”等网文意刷屏之际，曹德旺不得不一次次对媒体澄清：“我什么时候跑了”、“我跟李嘉诚不能比”。 其实，这并非曹德旺第一次发表类似言论，早在两三年前，他就屡次公开谈及其执掌的福耀玻璃（600660.sh； 3606.hk）投资海外制造基地的成本优势。唯独这次，曹德旺对该话题的阐述被许多媒体曲解为“跑路”。 回过头看，福耀的“走出去”案例在中国制造业中的典型性有多强？中美税制不同，能源禀赋、电价机制也不一样，福耀玻璃的全球化扩张，更多的是由汽车工业的特殊属性、全球产业链分布、企业自身的发展规划及商业逻辑决定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福耀玻璃可以说是个例，它无法代表整个中国的玻璃行业，中国的玻璃行业也无法代表整个制造业。 海外布局背后：汽车玻璃企业紧挨整车企业设厂 从最近引发热议的、福耀玻璃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的汽车玻璃工厂说起。该工厂于今年10月正式投产，但其中的玻璃生产线早在两年前便开建了。 该厂址原是通用汽车位于俄亥俄州代顿地区南部莫瑞恩市的旧工厂，2008年通用陷入破产危机时关闭。公开资料显示，福耀对代顿工厂的总投资约为6亿美元，计划年产逾450万套汽车玻璃，届时将为美国汽车市场提供1/4的玻璃配套需求。该厂目前已雇佣2000多名员工，预计2017年将上升到3000人，是中国在俄亥俄州有史以来最大一笔投资。 据外媒报道，俄亥俄州政府官员向福耀承诺提供超过1000万美元的拨款和激励，是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的激励措施之一。作为回报，俄亥俄州的经济收入将暴增2.8亿美元。另据俄亥俄州官员透露，“还有中西部和南部的多个州在争取福耀玻璃前往建厂。” 单就俄亥俄州项目来说，有一定特殊性。重新利用老厂房、福耀在当地的投资力度及对当地劳动力的雇佣程度，都与其所能获得的政策优惠息息相关。 有业内人士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分析，将汽车玻璃厂建在整车厂附近，是业内很常见的布局。俄亥俄州，是美国汽车生产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福耀代顿工厂所在地，距离美国75号洲际公路只有几英里，美国85%汽车厂家分布在这条公路附近，使之可以就近向美国整车厂供货。有券商预测，福耀此举可省去约占产品售价20%的中间环节费用（包括运输费用、包装费等）。 2016年10月7日，代顿工厂正式竣工投产，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单体工厂。除俄亥俄州项目之外，2014年7月，福耀玻璃还以5600万美元购得美国PPG工业公司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Mt.Zion工厂资产，包括土地、厂房、建筑物、两条浮法玻璃生产线、厂内铁路线路资产和配套设施等。福耀玻璃计划将该工厂原有生产线升级改造成为两条年产30万吨的汽车级优质浮法玻璃生产线，产品满足福耀在俄亥俄州汽车玻璃生产项目的原材料需求。 俄亥俄州代顿工厂（夹层玻璃、钢化玻璃、包边和ARG生产基地）、伊利诺伊州芒山工厂（浮法玻璃制造基地）、密歇根州法纳工厂（附件装配）、分布各州的销售部门，组成了福耀位于美国的汽车玻璃完整产业链。 曹德旺曾对媒体表示，福耀玻璃把工厂外迁到市场前沿，一方面是履行与下游整车厂实现在当地配套的约定；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原料、能源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在美国直接设厂的生产成本与国内已相差无几。 其中关于与整车厂的配套约定，曹德旺在最近的回应中再度提及： “2009年，德国大众要求我们作为供应商2012年前必须在俄罗斯有工厂，那我们2012年就在俄罗斯建成一个厂；2012年，通用公司又要求我们，2016年12月之前必须在美国建一个工厂，并且2017年1月必须在美国供货。这个时候福耀已经是通用最大的汽车玻璃供应商了。准确来讲，一开始决定去外面建厂是我们答应人家的，不答应生意就没法做。” 作为汽车零配件企业，往往是跟着整车厂走，进行全球产业链布局。美国是全球最二大汽车生产国，在此建设汽车玻璃生产基地，不仅节约运费，还可以最大程度地确保供应能力，尽可能避免长途运输中不可抗因素的干扰与损耗。 目前，福耀集团已成为全球最大汽车玻璃专业制造商，为奔驰、宝马、宾利、奥迪、通用、克莱斯勒、大众、丰田、本田、路虎等全球几乎所有汽车制造商提供汽车玻璃及产品解决方案。一位玻璃制造业人士对澎湃新闻称，福耀的全球战略并不适用于整个行业，这根本上是由其业内地位和企业体量决定的。 其实，曹德旺本人也就此对中小企业提示过“走出去”的风险。他指出，没有信用积累的普通民企到美国拿地建厂，银行贷款利率在8%以上。福耀之所以能拿到低至1.2%左右的贷款，是由于其供应美国汽车品牌有十几年历史，具备一定的市场认可度和信誉基础。 在代顿工厂竣工庆典新闻发布会上，曹德旺表示，未来，福耀在美国的整体投资将达到10亿美元，提供5000个就业岗位。除美国外，俄罗斯也是福耀重点布局的海外市场。“中国本地车企的产量对我们影响不大，我在乎的是，福耀占全球汽车产量的百分比。我们在德国、美国、英国、瑞士、意大利、巴西、韩国、日本和俄罗斯这9个国家都有布局。”曹德旺此前称。2015年3月31日，福耀玻璃在港交所挂牌上市，募集资金大部分投向在美国和俄罗斯的汽车玻璃项目建设。 曾历时3年多在对美汽车玻璃反倾销案中胜诉 福耀玻璃2015年财报显示，公司汽车玻璃成本构成主要为浮法玻璃原料、PVB原料、人工、电力及制造费用，而浮法玻璃成本主要为纯碱原料、天然气等燃料、人工、电力及制造费用。 成本构成图  来源：福耀玻璃2015年财报 从原料看，过去几年，由于美国依托页岩气革命带来的廉价天然气以及原油价格的持续下跌，导致PVC产品价格大幅下降。对于PVB采购量较大的汽车玻璃生产商而言，通常也会通过与大型制造商签订长期供应合同来确保PVB的稳定供应及控制价格波动风险。 再看人工。曹德旺曾在此前采访中提及，与中国相比，美国的劳动力成本高、人工年龄结构偏大。但2015年的一条相关新闻显示：“从自动化程度高低来看，莫瑞恩工厂还是福耀玻璃的标志性工厂。当一切就绪，该工厂明年（指2016年）完全投入运营时，该工厂的生产线将会有400个机器人，这甚至比福耀玻璃在中国的任何一家工厂的自动化程度更高。” 对于玻璃加工行业来说，机器完全取代人工是大势所趋。 浮法玻璃制造业属于高耗能、资源性行业，因此能源价格对于控制成本至关重要。曹德旺在采访中称，“中国制造业成本太高，美国天然气每立方相当于7毛钱人民币，中国卖2块2，这还是政府对我很优惠的前提下；电价，美国3毛钱左右，中国6毛多。” 这不仅仅是能源价格机制的问题，也有能源禀赋原因。美国页岩革命的成功使得该国能源成本骤降，不仅天然气价格大幅下降，燃气发电成本也随之下降。尽管中国页岩气储量理论数据巨大，但国内能源体制、复杂地质条件及技术都是摆在页岩气商业开发面前的现实难题。此外，中国的电价体系极其复杂，与国外最大的差别是，国外通常是工业电价低于居民电价。在中国则是反之，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最高，大工业用电次之，居民用电价格最低，工商业用户承担了对居民、农业的交叉补贴。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关税。在此，有必要回顾福耀玻璃的一段历史：第一家状告美国商务部并赢得胜利的中国企业。在美国本土设立生产线，也有利于规避惩罚性关税。 从1995年起，福耀玻璃就开始布局美国市场。经历了前3年巨大亏损后，1998年开始，福耀改分销为直销，由此扭亏。到2002年，福耀在美国市场上的市场份额达到12%。一些中国同行看到福耀在美国取得的成功，也纷纷进军美国市场，大打价格战。 2001年3月，美国PPG等公司向美国商务部递交申请，对以福耀玻璃为代表的中国玻璃制造业进行反倾销调查，当年年底，加拿大也对福耀玻璃展开反倾销调查。2002年8月30日，加拿大国际贸易法院裁定，来自中国的汽车玻璃在加拿大的销售不构成倾销，福耀玻璃赢得中国入世后的第一起反倾销案。 2002年4月，美国商务部裁定福耀在美国的倾销幅度为11.8%。福耀对此打出了积极应对的组合拳：聘请美国最好的律师，哪怕为此支付高达数百万美金的律师费，将美国商务部和PPG为首的几家美国企业一起诉至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第二，曹德旺以个人名义，在北京赞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成立“福耀反倾销研究中心”。 2004年10月，仲裁结果出炉：美国商务部以后对福耀玻璃仅征收0.13%的关税（小于0.5%视同零倾销税率），预计可返还原预交反倾销税约390万美元，福耀成为中国汽车玻璃销售企业中唯一一家出口美国无须缴纳反倾销税的汽车玻璃企业。 当时有报道称，这场跨越数年的官司堪称“国际广告”，为福耀久攻不下的欧洲市场辟开一条路径，在日本、俄罗斯、澳洲的市场份额也迅速扩张。反倾销胜诉也为福耀带来了国际公司的待遇，在美国花旗银行、法国里昂银行、日本三菱银行，曹德旺都可以获得无须担保的贷款。 财报信息显示，2015年，福耀玻璃实现营业收入135.73亿元，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6.05亿元。公司的大部分资产位于中国，且65%左右的收入源自于中国的业务。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中国境内的毛利率是43.65%，其他国家38.79%，但财报并未披露详细海外分区的利润情况。[详情]

　　税负问题为何屡屡成为爆点 苏琦/文 税负问题讨论了很多年，最近又热闹起来，显然是因为人们认为曹德旺和特朗普“里应外合”演了把双簧：那边厢特朗普说要减税，要利诱美国制造业企业回流，已经足够令人心惊肉跳了，这边厢中国民营企业家主动跳将出来现身说法，说自己就是因为美国税负低而将工厂搬过去。 如果再考虑到“富人逃跑”“资本外流”等民粹主义加经济民族主义的语境，再加上人们担忧企业家喊税负过重会否导致负担被转移到百姓身上——每次在企业税负讨论后接踵而来的官方关于加紧研究所得税征收方案无疑坐实了这种忧虑——如此一来二去，套句烂熟而又烂俗的句式，税负问题就集中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怕与痛”。 多年以来，中国宏观综合税负到底高还是低，已经成为类似哥德巴赫猜想那样的难题，说高说低者都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考虑到税制的复杂，税种的繁多和税率的细致，再加上营改增改革进度，增值税抵扣难题，消费税应该以产地为主，还是以消费地为主，中国税制结构是不是需要调整，以后是不是要以财产税和所得税等直接税为主等等令人脑洞大开的议题，把“税负”直接整成了中国几乎门槛最高的话题，令普通人基本无缘置喙。 好在除了税负高低以外，专家们又加上了税负痛苦指数的维度，这一方面令情形更加复杂，另一方面也给非专业人士加入战团开辟了快速通道。首先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就是吐槽的主力军，曹德旺们只不过是其中格外敢言者而已。中国的企业家们什么样的困难没有领受过，在这方面他们有着太多的发言权，是否“死亡税率”暂且存疑，但中国的税负显然不能算是属于偏低之列，而税之外的费更是令人啧有烦言。再加上各种或明或暗的因所有制歧视而产生的双轨制，比如信贷和财政补贴的倾斜度，以及在中国特色的政商环境中做生意需要支付的各种隐性成本，也难怪谈起税负他们总是槽点和痛点满满。 同样的税负痛苦指数也被普通民众高高举起。这也是为什么个税起征点提高的传闻总是令人欢欣鼓舞，而每次关于房地产税要开征的消息总是讨人口诛笔伐：一次性收了那么多土地出让金，然后都已经转嫁到我们消费者身上，凭什么还要收税云云。 而围绕税收的进一步的探讨则让人更加心惊肉跳，总是要扯到税收法定，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公共产品供应是否充足及效率高低，公务员队伍是否过大，财政透明度比如“三公”公开等等话题，而且总要引入国别经验。 这也是为什么每一次关于税负的探讨总是具有或多或少的敏感性，因为它不仅仅事关营商和生活成本，更涉及体制优劣和国家治理能力高下的对比，其潜在爆炸性可想而知。[详情]

　　资料图片：在美国拉斯韦加斯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人们在设在中央展区的海尔展台参观（2012年1月11日摄）。 新华社发 台媒称陆企赴美投资不易：赋税低但门槛高 来源：参考消息网 参考消息网12月26日报道 台媒称，为吸引制造业回流，中美未来或将展开拔河战。面对大陆高涨的税率，越来越多的陆企选择赴美国投资建厂。不过，2016年大陆力推营改增，希望透过减税留住企业，但目前陆企税负过重仍是个不争的事实，不少企业坦言，“去美国建厂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台湾《旺报》12月23日援引《证券时报》报道，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日前一席“赴美建厂”的谈话引起热议，也让陆企税负过重的问题成为焦点。由于陆企目前在大陆所负担的税率达35%至40%，其负担之重甚至可能导致企业巨亏倒闭，这种税率迫使越来越多的大陆厂商选择直接到美国设厂。 对此，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说，相比欧美国家对企业课税标准，陆企所面临的“死亡税率”一点也不夸张。他表示，在美国，企业有利润才征税，没利润不征税，但在大陆，当地企业缴的税比美国企业多是事实，现阶段陆企税负不合理，主要反映在所得税过重及劳务税（指支付劳工福利的费用，主要为“五险一金”）过高两大项目。 事实上，陆企去美国建厂，福耀玻璃不是第一家，包括海尔、海信均已在美国建立滩头堡，业者指出，在美国或者欧洲建厂，首先是为了贴近市场，满足客户的需求，至于成本因素则排在第二位。 不过，根据《证券时报》引述美国一家商务咨询公司负责人的话指出，近年前去咨询美国建厂事项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其主原因之一仍在于美国各项成本低。 尤其在税收方面，业者指出，美国的税率是根据企业的获利情况而定，许多州甚至不设企业所得税，如南达科塔州、内华达州，在社会保障费率方面，美国企业和个人的社保负担标准均为7.7%，合计仅15%，相比之下，大陆社保40%的费率显然就高得惊人。 相较于美国，大陆今年力推“营改增”，同样是为了优化投资环境，但李炜光指出，在营改增之后，陆企仍有三分之一的流转税无法转嫁出去，这都会成为企业实际上的税收负担，有关部门不应忽视这个问题。 报道称，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近来为了“制造业回流美国”动作不断，无独有偶，大陆企业因税负过高，引发“死亡税率”激烈讨论，不少陆企竞相赴美投资。不过，并不是人人能赴美投资，当税负成为企业的致命力，特朗普减税再提高关税，是否会动摇大陆世界工厂地位，中美这场博弈大战，正山雨欲来。 事实上，在人工相对较贵的美国，自动化程度较高的企业或产业才有生存空间，以此看来，陆企赴美投资，其门槛仍然不低。以海尔、海信等企业为例，其在美国投资兴建的工厂，智能化程度高，原因是美国人工成本高，在美陆企大多倾向大规模使用机器人、智能制造，如此一来，也有利于陆企引进更新技术，提升制造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并非人人有能力赴美投资建厂，在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及贸易壁垒的双重作用下，是否会引发新一波陆企赴美投资潮，从而促使大陆祭出更为优惠的“重商政策”加以因应，后续值得密切观察。[详情]

　　曹德旺的福耀集团赴美国投资的逻辑 刘创 沈怡然 玻璃大王、全球第二、中国首善……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身上不乏这类光环与标签，但最近他因为一番关于中、美制造业成本对比的言论而获得另一种关注。“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土地基本不要钱，电价是中国的一半，天然气价格是中国的四分之一，中国较美国有优势的，只有劳动力。”曹德旺在采访中口无遮拦的表达被舆论冠以“曹德旺跑了”的标题给“带歪了”。 去年，据波士顿咨询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受人力成本、汇率和能源成本等因素影响，中国制造业的综合成本已经只比美国低5%。而刚刚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特朗普则声称，要让制造业重回美国，“中国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抢走了金钱……我们要把工作拿回来。” 在这一背景下，曹德旺在美国投资建厂也被更多人关注。 从“别让华为跑了”到“曹德旺跑了”，这些调侃式传闻其实更多揭示了中国制造业面临的一个现实——中国宏观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税收、土地、能源和汇率等多个方面的因素，使得中国的制造业对成本的波动越来越敏感。 实业之难 关于中、美制造业的对比并非新话题。2014年，浙江省慈溪市江南化纤有限公司（下称“江南化纤”）的一份关于中、美制造业成本对比的数据，得出了与曹德旺类似的结论，并广泛流传。 2014年，江南化纤公司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投资办厂，成为首家在美国建立再生聚酯短纤维制造工厂的中国企业，一期计划投资2500万美元，二期计划投资2000万美元。 在江南化纤关于中、美创办同等规模企业的成本对比中，在土地、物流、银行借款和能源成本上，中国的成本分别是美国的9倍、2倍、2.4倍和2倍以上。 这样的差距同样引起了外界的关注。“这样简单的成本对比是较为片面的。”江南化纤办公室工作人员说，中、美的成本对比是客观存在的，只是没有结合企业的销售、市场实际情况。还告诉经济观察报，对于类似福耀集团和江南化纤这样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而言的，还要面临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问题。“企业都是逐利的，哪里有利润就到哪里建厂，这是很正常的事，那么多外企也到中国来建厂，这不是合理的吗？”江南化纤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合理的对比应该是计算一个产品最终在美国销售，在中国制造并出口到美国和在美国本土制造的各自成本分别是多少，这样以市场、销售为导向的成本测算，才是合理的。 据了解，当初江南化纤做中美成本对比测算，也只是希望给政府提供参考意见，但没有想到流传到了网上。上述工作人员称，简单对比对企业生产而言是片面的，因为产品的制造和销售还要考虑原料的进口、关税、运输时间等多个因素，在美国建设工厂，可以减少运输时间、减免关税环节、并加快对当地的市场的反应，这些都是重要的因素。 目前江南化纤有70%左右的产品都销往美国，“选择在美国建厂，其实是以市场和销售为向导，“如果单纯拼成本，那怎么不去中国西部地区建厂？”工作人员反问道。 具体到福耀玻璃，其2010年财报中便透露出一种危机意识，首次表达了围绕企业的一系列风险，包括成本攀升、市场变数以及汇率上浮一系列不可控因素，步步逼近企业。根据其财报中表述，2010年10月起，CPI已连续四个月涨幅超过4%，两个月内中央政府多次强调对宏观经济的积极调控。公司产品主用原料如浮法玻璃、PVB原料等，正受天然气定价、原油、煤电等改革机制作用下，价格步步攀升，加剧着成本问题。 更大的威胁，在于汽车市场的一系列变数。在那两年，北京“限购令”正逐步引起其他城市效仿。公司在财报中描述了国内汽车产量，在2009年到2010年经历连续30%以上的爆发式增长后，中国成为了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发展至顶端的汽车市场，似乎意味着市场增速放缓。2011年1月汽车产量环比下降3.58%，仅同比增长11.33%。作为一家专注生产汽车玻璃，重度依赖汽车行业的公司，福耀需要在国际上进一步开拓市场。 海外之路 今年10月，福耀在美国投资6亿美元的代顿工厂举办了竣工仪式，曹德旺当时说未来福耀在美国的整体投资将达到10亿美元，提供5000个就业岗位，是中国制造业对美最大投资之一。 “曹德旺跑了”——这是外界对福耀在美国投资设厂、曹德旺对比中、美制造业成本言论公开后的反应。这延续了此前外界对“李嘉诚跑了”的逻辑——近年来“首富”李嘉诚在中国大量抛售资产，并在英国进行投资。 这并非是曹德旺第一次被外界传闻“跑了”。1991年，当时的福耀集团谋划上市之时，外界曾流传着曹德旺想圈钱跑到国外去的流言。流言自然是假的，曹德旺也没有跑路。而这一次，曹德旺也向外界回应，自己已经70岁，不会开车不会讲外语，进不了主流社会，去美国干什么？ 事实上，美国建厂只是福耀集团实行全球化布局的其中一步。2006年到2010年之间，福耀相继在欧洲、韩国、日本、香港和美国设立了子公司，负责福耀集团在各个地区的销售和服务。 随后，福耀集团便开始了俄罗斯和美国的设厂步伐。2011年6月，福耀在俄罗斯卡卢加州投资2亿美元设立工厂，2013年9月第一期100万套汽车玻璃项目顺利投产。2014年7月，福耀集团以5600万美元收购了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PPG芒山工厂，并在今年6月完成两条浮法玻璃生产线的改造，年产量达28万吨。 曹德旺出海的决心，源于1996年与法国圣戈班一次失败的合作。圣戈班是一家专注于建筑、交通、基础设施和工业应用等方面材料研发、制造与销售的国际化公司。1996年，曹德旺和圣戈班达成协议，圣戈班入股福耀集团，持有42%股份，成为控股股东，曹德旺继续担任福耀集团董事长。 曹德旺的想法是通过圣戈班先进的技术，能够帮助福耀集团进行国际化，进军海外市场。然而，圣戈班是一家国际化的集团，对其全球各地的子公司都有分工，它对福耀的定位却仅仅是服务好中国的市场。 圣戈班与福耀3年的合作时间里，曹德旺向圣戈班传达的中文、英文、法文报告摞起来有50厘米高，却没有一份获得批准，曹德旺甚至都不知道法国方面是谁在负责管理。 曹德旺明白，圣戈班这是在逼他下野。最终，在1999年福耀集团与曹德旺联手，出资3000万美元回购了圣戈班的股份，彻底脱离了圣戈班。也正是此番经历让曹德旺明白以前自己崇拜的五体投地的500强公司不过如此，这坚定了曹德旺走向国际化的决心。 如今，这家汽车玻璃制造巨头超过三成的营业收入来源国外，据其官网资料，福耀的产品占全球市场份额20%，2013年，其以营业收入115亿元、净利润19亿元成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制造商。 而对于海外业务超过三分之一的福耀而言，如何进行全球化的资源配置，是国际化过程中不可缺乏的一部分。正如“代工之王”台湾鸿海（富士康）那样，往低成本的地方去以获得利润，是企业与生俱来的逐利性。 12月23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称，确实有一部分制造业企业面临成本持续上升，发展面临困境的问题，这一点必须承认。 这并非意味着中国制造业便将走向衰落。中国良好的配套设施、运输条件、对市场的快速反应以及本土广阔的市场，使中国制造业仍然具有竞争力。但与过去不同的是，经济下行带来的需求下降、供给侧改革，以及逐渐消失的人口红利，显露出制造业不得不面临的现实。 从江南化纤到福耀集团的出海，或多或少象征着一部分中国企业在面临制造业成本上升这一共同问题下的选择。[详情]

　　曹德旺 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1987年成立的福耀集团，目前是世界第一大汽车玻璃供应商。他是不行贿的企业家，自称没“送过一盒月饼”，以人格做事；他是行善的佛教徒，从1983年第一次捐款至今，曹德旺累计个人捐款已达60亿元，他认为财施不过是“小善”。 1946年，我在上海出生。 父亲曹河仁是个生意人。他在1935年以前的几年曾在日本学做生意，赚得了10万日元。那时日元汇率比美元高，这10万元算得上一笔巨款。七七事变后，父亲就带着全家落户上海，他四处投资继续做生意。我出生的时候，父亲非常忙，忙到忘记给我取名字。等到我9岁快入学时，我的名字还叫“小印度”，因为我没名字，而且母亲总爱给我穿巡警样式的制服，而街上的巡警大多是印度人。还是长福伯给我取的学名“德旺”，寓意“聪明又有德，必然兴旺”，这让我高兴了好几天。 我对家里的好光景没有印象，因为在我出生的第二年我们就搬回福清老家，而我们的大部分家产都和一个沉船一起沉到海底里去了。母亲陈惠珍，是“地主”家的千金，是她变卖了自己的嫁妆，才让我们在老家建起一幢二层小楼，一个用三合土垒成的小院子。这个小院干净、漂亮，但我们吃不饱。父亲远在上海赚钱，但每月寄回来的钱不一定会按时到；家里十几亩薄田也没什么产出，母亲和我们6个兄妹常饿肚子，常常是一天两餐，汤汤水水。我们饿得难受就叫，这时候母亲会把我们聚在一起玩游戏、唱歌。她总是交代我们千万别告诉别人我们家吃两餐，记住：“让人知道了，只会看不起你”，出门“要抬起头来微笑，不要说肚子饿，要有骨气、有志气！”这些话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曹德旺靠骨气和志气打造了这片产业 因为家贫，我9岁入学，14岁就辍学了。上小学时，父亲和我说：“做事要用心，有多少心就能办多少事。你数一数，有多少个心啊？用心、真心、爱心、决心、专心、恒心、耐心、怜悯心……”我不太相信自己有那么多“心”，懵懵懂懂。 辍学以后，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已经不高。因为经商起起落落，他把做小生意养家当做了人生归宿。我想的是要赚钱，赚很多钱。1968年，经人介绍，22岁的我和陈凤英结婚。刚结婚我就提出分开过日子，母亲很生气地问“为什么要分开”，我也很激动：“我要出去闯一闯。我不想老了以后像爸爸一样！” 我最终有了闯荡天下的“资格”。我和凤英商量，卖掉了她的嫁妆，又借了些钱，凑了几百元，当做种白木耳的本钱。当时，很多人都在种白木耳，政府也不反对。后来，我把白木耳卖到价格比较高的江西，但不亏不赚。我明白了，自己种是赚不到钱的。从江西鹰潭回福州的时候，我盘算着白木耳在福建卖1元到了江西能卖3元，如果我只倒卖赚差价，不就赚到了吗？回到老家我就和乡亲们收购白木耳，然后立即卖到江西，一次就赚了近千元，到1970年底，我赚到了3000元。那时候，2000元就可以盖一个房子。我心想用这3000元做最后一次，就可以结束生意好好过年。可这最后一次却被民兵查了，差一点弄个“投机倒把”的罪名。我没赚到钱，还赔得一无所有，从江西回来我几乎把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干了。 英国某哲人说，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回到村里，我挨家挨户地解释，我向他们承诺“短了的钱我一定一分不少地给上。”还好，他们信我，愿意等。 这时候，村干部到我家说修水库的事情。那个年代，全国各地发动人民的力量兴修水利工程。去修水库每天只能拿3元工钱，但迫不得已我只能选择去，去了才有赚一点钱的机会。我在工地拉车子，一车土半吨，运一次要走十多公里，一天拉三个来回。我还在工地做过修车工、炊事员。当修车工是因为工地的一场大火，当时我没围在营长周围要赔偿，而是申请修车解决生产的问题。 我是营里最后一个拿到赔偿的，营教导员对我的行为特别赞赏，他把剩下的赔偿款比如粮票、布票什么的都让我领走。没想到这些赔偿变现后有1000多元，吵着要赔偿的工友也就拿到几十块钱，我不吵不闹还忘了要，却得到这么大一笔赔偿！更奇妙的是，在营教导员的帮忙下，我在江西被民兵夺走的白木耳，按收购价——比市场便宜了三分之一，卖给了政府。这让我彻底还清了乡亲们的欠款。那段时光是我一辈子最快乐的时光。 修完水库，我到莆田大洋农场做果苗技术员，这期间偶然碰到一个同乡人。他向我讨一口井水喝，我知道暑天口渴如果猛喝生水，一定生病，我就把自己的一大茶杯凉茶拿出来请他喝。考虑他要走的路还远，我请他留下休息一晚，还可以帮他搭班车。后来我知道，他是山兜农场的场长，名叫王以晃。当时只是出于怜悯，但王以晃感恩在心，后来他坚持请我到他的农场当销售员，卖树苗。我1973年春到他那里，不到一年就摸清了销售的窍门。我和村民商定，卖一棵树苗我拿20%，80%给他们，这样整个村子的树苗都是我在卖。到1975年我足足赚了6万元，当时有这么多钱也不敢露富，全藏在家里的床铺下，铺了厚厚一叠！王以晃是我此生第一个好兄弟。 曹德旺进入了玻璃行业，带出了一支队伍，创造了今天的成就。 1976年，在父亲的坚持下，我回到福清高山镇异型玻璃厂当采购员。也因为这个工作，才有了后来的福耀。高山镇异型玻璃厂从创办起就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对玻璃厂的情形，我非常了解，这是一个能赚钱的企业的。因此，1983年4月，我向镇里承诺，到年底上交6万元利润，上交剩下的，我拿40%，高山镇政府拿20%，其他作为固定资产，最终我没掏一分钱就承包了玻璃厂。我一年内把水表玻璃销量从几十万片变成了200万片，工厂净利20多万元，我个人赚了6万元。 198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武夷山玩，顺手给妈妈买了一根拐杖。当我肩扛拐杖准备坐进雇来的小轿车时，司机训斥说：“你小心一点，别碰坏了我的玻璃，几千块钱一块呢，你赔得起吗？”玻璃能值多少钱？这个汽车的玻璃有100元就够了，哪可能那么贵？但他的话还是引起了我的好奇。回到福州后，我到几个汽修厂转了转，发现那个司机的话一点不假，汽车玻璃就是几千一块！这让我无比震惊，因为汽车玻璃的成本绝不会超过200元。 我还发现，在这个暴利的市场中国却连一个有影响的品牌都没有，中国汽车玻璃市场完全被日本和欧美的企业垄断。外国人卖这样的价格，说明他们看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人做不出这样的东西，所以我想中国人应该有一块自己的玻璃，应该有一片从自己的玻璃看出去的天空。 曹德旺有一个“中国梦” 1986年，我40岁那年，我们筹备生产汽车专用玻璃。我的思路是吸引资金、形成产品、然后把产品推向市场。因为当时国家鼓励汽车零部件国产化，我们作为专业汽车玻璃制造厂（还没生产），意外获得了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的投资。其实，我们最大的难题是产品，我们没有生产汽车玻璃的成熟技术和人才，和外商比我们连入门的资格都没有。因此，那段时间我们满世界找技术。听说上海耀华玻璃厂有一套旧的汽车玻璃设备图纸时，我们连夜赶到上海，花了2万元买下全套图纸。紧接着，我带队到玻璃制造设备最先进的芬兰考察，弄回了一套当时国内还没有的先进机器。 经过多次调试，从芬兰引进的机器最终生产出合格的汽车玻璃，成本不到200元，售价2000元。这比市场上的日本货便宜了很多，但已经是不可思议的暴利了。我们的产品主要供应维修市场，非常热销，1986年我赚到了70万元，1987年赚到了500万元。因此，有人说，“曹德旺不是在做玻璃而是在印钞票”。我认为，这是我这一生第一次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方向决定结果。追求的目标端正了，就决定了你的进步。 曹德旺非常重视技术革新，这是福耀集团都浮法玻璃自动化生产线。 1987年，我牵头成立了福耀玻璃。然后，福耀不断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汽车玻璃的成本从不足200元降到50元，零售价也一降再降，但还是暴利。很快，国内的企业蜂拥投资汽车玻璃，维修市场进入恶性竞争。1993年，我们痛苦转型，主攻配套市场，成为一汽捷达、二汽雪铁龙、北京切诺基等84家汽车制造厂的汽车玻璃配套商，拥有国内4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也是在那一年，我们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是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 带领福耀做汽车玻璃很艰难，最艰难的其实是在公司以外。在80年代末的整党整风运动中，镇上的人都传“曹德旺有经济问题，要被抓起来了”，我不相信我没做坏事还会被抓。后来一个朋友告诉我，我因贪污被告了！我想了一夜，第二天带着公司的账目、复印资料、合同文件和全部单据到县政府找书记，针对贪污“指控”解释清楚了所有问题，我对书记说，我非法捞一分钱就判一年徒刑。书记说，“如果你能够为今天的话负责，回去把生产抓起来。”也因为这个事情，后来我专门学习了会计学，而且要求财务把公司所有单据必须保留。 2005年6月1日，中国福耀与德国奥迪签定了汽车玻璃配套供货协仪。 现在，中国每两辆汽车中就有一辆车的玻璃是由福耀生产，宾利、奔驰、宝马、奥迪等豪华品牌也将福耀列为重要的全球配套供应商，福耀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玻璃厂商。 越是阅历增加，越是发现父亲的话是多么的正确。是专心、用心、恒心才有了福耀的今天。当然也有正心、善心和怜悯心，我们才能在慈善事业上做了些事情。我一直觉得，做慈善不存在谁感谢谁，没有贫困弱者需要你帮助，你想积功德做好事还没有这个机会，就这么简单。 曹德旺穷过，深深同情穷人，在扶贫上非常慷慨。 作者：李泓泽[详情]

　　 经济观察报 社论/文 别让曹德旺“跑了”的喧扰声中，声明自己没有跑也不会跑的曹德旺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我们应该思考，曹德旺为什么要跑？由于耗资10亿美元在美国设厂，并公开表示“中国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国贵”，一向率直的曹德旺这一次引起轩然大波，恐怕他本人也未曾料到。但是他坚持，自己是实事求是指出客观存在的问题，中国税负太高，成本太高。 曹德旺的福耀玻璃在美国投资设厂，既是市场和客户需求使然，也是这家跨国企业全球布局的一部分。了解清楚这一点并不复杂。中国是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福耀玻璃65%的营收在中国，曹德旺跑不了；同样，对于营收占35%而且有可能逐步提高的海外市场，曹德旺走出去的步伐恐怕也不会停止。然而，一句“别让曹德旺跑了”却挑动了暗涌的社会情绪和敏感神经，曹德旺的“双高”言论也被指为“中国经济悲观论”的证明，上纲上线者不乏其人。不能不令人警醒。 毫无疑问，“曹德旺之问”绝非某些人眼中的“抹黑”。中国企业税负与成本高低，最有话语权的本该是企业，因为企业是市场主体，是税负和成本的直接承担者。曹德旺出自自身商业实践给出的分析和结论有相当的代表性。更何况，讨论中国企业税负问题从来都不能只说税不谈费，综合税费成本而论，“太高”并不是夸张的说法。我们希望有关部门多一些谦卑和反思，能够虚心、耐心地听取来自一线企业家的声音，而不是急着反驳和否定。最近几年，决策部门持续减税清费，从去年开始又将降成本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着力点之一，也可以看做对这种企业税负痛感的积极回应。 福耀玻璃是跨国企业，福耀的目标是“打造全球最具竞争力的汽车玻璃专业供应商”，这决定了曹德旺的视野是跨越国界的，资源匹配和商业决策也必然在世界范围内考量。曹德旺之问提醒我们，经济全球化下的竞争，既是企业层面的，也是体制机制层面或者说是政府层面的。在开放的全球经济中，竞争性领域的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必须考虑跨市场的资源配置，以实现成本最低和资源配置效率最佳。由此，政府与政府之间体制机制的竞争也渐趋白热化。谁的产权保护做得更到位，创业创新成本更低，税费负担和各类要素成本更低，谁就更有机会吸引投资落地。从去年起，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已经超过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外开放大局不可逆。中国企业用全球的优质资源对接中国动力是大趋势，中国经济的国际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中国企业，全球布局是这些企业打造全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曹德旺之问隐含的问题是，在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过程中，政府究竟能为企业做些什么？尤其是当我们说，要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的时候。 曹德旺固然不会跑，也跑不了。问题是，在这样一场全球经济竞争中，如果中国不能更有效地保护产权，轻税清费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企业要么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要么在竞争中就难逃败局。曹德旺对此显然是了然于心的，因此他选择大声地说出来，一遍一遍地说。虽然有人觉得曹德旺未免有些危言耸听，当做曹德旺为自己辩白的托词，甚至也有人忙着辩白和反击。我们倒是认为，对于更多沉默者的社会来说，这种看似逆耳的声音更值得尊重和保护。 我们要说，批评本身即是建设，甚至是更重要更难得的建设。这是“曹德旺之问”的最大价值。决策层多次指出，要充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我们相信，鼓励企业家们大胆地讲问题、提意见，也是发挥企业家作用，尊重企业家精神的体现之一。无论言语温和或者激烈，哪怕有时候不乏偏颇，他们仍然愿意跟这个社会公开而理性地对话，我们都该珍视这种表达背后的拳拳之心。企业家的危机感是最强烈的，所以他们常常是风险预警者。曹德旺扮演了这样的角色。然而企业家也是在困难中坚持乐观的一群人——他们最能发现和把握机会。对于曹德旺这样的企业家而言，选择公开大声地讲，应该可以看做他们对中国经济投下的信心一票。[详情]

　　■阎岳 近日，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对“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的“抱怨”仍在发酵，甚至出现了所谓“死亡税率”的提法。昨天，国家税务总局有关专家已专门发文对此进行澄清。 所谓的“死亡税率”，源于媒体的报道，“当前我国企业实际税费负担接近40%，对企业来说意味着死亡。”这种说法严重误导了社会公众，是很不负责任的。如果“死亡税率”的提法可以用，是否还要有“半死不活税率”之说？是否利率、汇率、经济增长率都可以这样套用？显然，这种概念戏法不可取。 笔者以为，对于国内企业税负的问题，政府与企业的诉求总体上是一致的：企业没有良好营商环境，国家也不可能长治久安；税基薄弱，征税就失去了源头。 事实上，近几年来政府一直在实施减税降费政策，企业税负环境已经有了很大改观。减税降费符合现实需要，有利于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尽管未来仍有进一步减税的空间，但这也将在税制稳定的基础上进行，绝对不会“玩蹦极”、“打摆子”。 事实上，外资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已是我国经济主体的重要力量。外资对中国营商环境的认同是显而易见的。 12月15日，商务部介绍了全国吸引外资规模情况：1-11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4355家，同比增长3.0%；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318亿元人民币，折1137.9亿美元，同比增长3.9%（未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其中，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65.3%和16.6%。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547.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6%。美国、欧盟对华投资同比分别增长55.4%和43.9%。 如果我国企业税负真的执行的是“死亡税率”，那么这些外资难道是来中国做“无偿援助”的？ 显然，外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恐怕不是因为中国的税率比本国低。同理，中国的企业到境外设厂，看中的也绝对不会是较低的税负。企业在一个地方投资，是综合评判各种因素的结果。曹德旺就是通过对美国的长期观察，在确定可以就地产销之后，才决定在美国设厂。然后福耀玻璃再凭借自己的技术和管理优势，运用好美国的政策优势，获得高于国内同行业的回报率。这也是外国企业、资本到中国投资办厂的主要原因。 再来看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税负对比。国家税务总局税收专家引用的数据大部分来自于国际机构，应该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按照IMF统计口径测算，2012年-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接近30%，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42.8%，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3.4%。按照OECD测算口径，2012年-2015年我国中口径宏观税负（指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障缴款之和占GDP比重，）23.4%，而2014年OECD国家平均水平为35.5%；小口径宏观税负是指税收收入占GDP比重，2012年-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18.5%左右，并逐年下降，按照IMF数据测算，2013年发达国家为25.9%，发展中国家为20.4%。 从增值税角度看，我国增值税标准税率为17%，还有13%、11%和6%的低档税率，实行增值税国家标准税率平均为15.7%，欧盟国家增值税标准税率平均为21.6%。 通过以上的分析，所谓“死亡税率”根本就是个伪命题，我国的税负环境并不像一些媒体渲染的那么糟。 毋庸讳言，我国企业承担了90%以上的各种税费，个人承担的各类税费占比不足10%。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盈利能力变弱时，企业自然会感觉税费负担重。对于这个问题，国家也正在采取有效措施为企业减负。这也是近几年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12月中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会议更是鲜明指出，要“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为此要稳妥推进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 最后，企业税负优化调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要讲稳中求进，比如营改增从2012年1月1日起开始进行试点，到今年5月1日全面推开，时间跨度达4年多。在有了营改增的基础之后，企业税负的调整和优化会进行的更加顺畅。可以预见，经过税制改革后的企业将“轻装上阵”，在提升产业产型升级速度和效率的同时，必然会进一步强化我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详情]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系教授、税制专家胡怡建 “税重”？“费重”？税制专家再解中国制造“曹德旺现象” 澎湃新闻见习记者 虞涵棋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的一段视频“火了”。曹德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计划投资10亿美元在美国建厂，并就中美两国在土地、能源、劳动力等方面的差异进行了分析。 其中，曹德旺特别指出“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认为这是中国“现在制造业踟蹰不前”的原因之一。曹德旺的言论再次将中国企业税负问题推向了风口浪尖。 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2016年中国企业总税率高达68%，远超世界平均水平40%。而《福布斯》杂志2009年曾发布“税负痛苦指数”榜单，中国高居世界第二。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系教授、税制专家胡怡建12月20日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认为这些榜单和指数“不能反映真实情况”。他提到，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中国的企业在纳税之外还要承担很多税以外的收费，造成了企业整体负担可能较重。今后，减费将是减轻企业税负的重要内容。 而针对曹德旺的言论，胡怡建表示“企业就没有说税不重的”。但是，最近经济下行的压力，凸显了原本的税负分布不平均等问题，促使民营企业家发声。 企业税负问题是中国税制改革的重点之一，而近期也因为一些热点议题持续发酵。 今年11月，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公开了他“中国民营企业税负问题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几个数字引发广泛关注： 一是有87%的企业家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认为税负可以接受的仅占8%。认为较轻和很轻的仅占1%； 二是中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接近40%的水平，而在中国，除新兴行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外，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大约在10%左右； 三是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总税率”，中国企业所承担的税负在2013、2014、2015年连续保持在68%左右的高水平上。 这次曹德旺所说的，是否传达了李炜光调研中的“87%”的普遍声音？中国企业的实际税负情况如何？为何企业家会觉得税负较重？中美税制又存在怎样的差异？ 福耀玻璃在中国一年缴纳多少税？ 澎湃新闻查阅福耀玻璃《2015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时发现，福耀玻璃2015年度的营业收入为135.7亿元，净利润为26亿元。而现金流量表里的“支付的各项税费”为13.8亿元。但“支付的各项税费” 包括本期发生并支付的税费，也包括本期支付以前各期发生的税费和预交的税金。 审计报告显示，按税法及相关规定计算的当期所得税为4.3亿元。而包括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和其他税费在内的应交税费为3.35亿。但审计报告中的所谓应交税费是指当期应交未交的税费，并非实际发生的税费，因此光从审计报告无法计算福耀玻璃2015年度的当期总税费。 “光从宏观来说，美国的税负要比中国重” 上海财经大学胡怡建教授理解民营企业家会发出这样的声音，“从每个企业来讲，没有说税不重的。企业希望轻税减税，所以会说税负重。” 但是，所谓的税负“轻重”，需要横向和纵向角度进行比较，存在一个统计口径的问题。“他说这个，肯定有他的依据和来源。但是到底怎么算这个（比美国高35%），他直观认为中国的企业税比美国高，这是肯定的，但是高多少，没看到他的计算公式和数据，我们不能下结论。” 目前，中国并没有单独计算企业税负的指标，只有一个宏观税负，即税收总量占GDP或GNP的比重。胡怡建介绍说，我国近几年的宏观税负大概是30%不到一点，在世界上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而从另一个指标，即税收比重（税收总量占财政收入比重）来看，胡怡建说道，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税收比重开始上升，从百分之十几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几。但近几年来，税收比重大概基本稳定在18%到20%之间，甚至略有下降。美国的税收占比要比中国高。 胡怡建说道，光从宏观来说，美国的税负要比中国重。 从宏观税负层面上，并没有迹象显示中国企业税负很重，或者近期明显税负上升。那么，为何民营企业家为何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呢？胡怡建认为，这其中存在一个结构上的问题，经济下行的压力也凸显了一些现行税制方面的矛盾。 企业是中国缴税主体，而在美国个人承担的税负要多得多 胡怡建所说的结构上的问题，首先体现在中国税收中的企业税负和个人税负的比例上。在中国，企业是缴税主体。而在美国，个人承担的税负要多得多。“美国的个人所得税要占到总税收的30%，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只占到总税收的6%，它的个人所得税比较高，加上遗产税、房屋居住的时候有财产税；中国没有遗产税，财产税基本上也不征，所得税的比重不高，纳税的任务主要是落在企业上。虽然总的税收比重不高，但企业的占比比较重。” “税重”还是“费重”？ 而胡怡建所说的第二个结构上的问题，是除了税收之外，其他收费给企业增加了许多负担。 前文提到的世界银行“总税率”（total tax rate），是世行每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中的一项，它指的是各国企业所缴纳的税费和强制缴费占营业利润的比例。在世行的报告中，2016年，中国企业总税率为68%，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0.6%和美国总税率44%，在新兴经济体中，略低于巴西的68.4%，略高于印度的60.6%。而目前制造业大量流向的东南亚国家，总税率从柬埔寨的21%到越南的39%不等。 目前，中国企业需要缴纳十多种税，其中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是主要构成。企业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为25%，而国家扶持的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则可低至15%。目前，中国增值税划定了几档税率，最高为17%。 在美国，企业不需要缴纳增值税，只需缴纳企业所得税。联邦政府征收35%的企业所得税，州政府则根据各州法律征收不同的税率，根据经合组织（OECD）数据，美国地方政府的企业平均税率为6%。因此，美国的平均企业税率加起来在40%左右，并不算低，近几年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都名列前茅。 但胡怡建提到，中国企业除了缴纳税收之外，还需要缴纳行政收费、基金、社保等各种税以外的收费，累加起来给企业造成了较重的整体负担。 胡怡建介绍道，“这就涉及到税改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减税还是减税以外的收费？” 但是他认为，像世行“总税率”和《福布斯》杂志“税收痛苦指数”这样的榜单和指标，“是把企业可能交的税费的最高边界加起来，它算出来的比例可能比较高，但是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经济下行压力凸显分配矛盾 胡怡建还提到，除了企业税收和个人税收比例、税和费总和负担较重外，中国现行税制也存在一些其他的矛盾，比如因为现在把征税重点放在企业上，税收在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但在收入分配和财富积累中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现行税制存在一些不平等分配问题，一些个人、企业的财产和收入比较高，但却可能没有承担太多的税负。反之也有一些收入不高的企业承担了过多的税负。而以上这些矛盾在企业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利润下滑时，就会显得尤为突出。 “主要突出的矛盾是，现在有经济下行压力，企业的利润下降了，但是我们的税收没有相应跟上，从而导致在利润率好的时候，税收矛盾没有这么突出，利润下降后这个矛盾就比较突出了。” 如何给中国制造业减负？ 目前，减轻宏观税负是国家的一个基本方针。胡怡建介绍道，现在在减税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以上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注意到在结构上减轻企业的负担。而在减轻企业税的过程中，又尤其注意到税以外的费给企业造成的总体税费负担。 “第一个就是减少和取消行政性收费；第二是减少社保基金这块；第三就是营改增。” 但鉴于目前一些民营企业家或者有着和曹德旺相似的感受，而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又将“制造业回流”打造成主要的竞选口号，计划推出雄心勃勃的税改方案，将企业所得税由35%大幅削至15%，是否会对中美制造业的竞争力造成影响呢？ 胡怡建认为，特朗普是企业家出身，“他对企业可能比较感同身受，他认为经济要振兴，企业要发展，肯定要减轻负担。美国企业所得税35%很高，他要降下来减轻企业负担，振兴经济，应该说这个出发点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也要看他有没有减税的条件。”目前，美国的财政收入存在很大的压力，如果大幅削减税收这块，特朗普首先得想到办法在其他方面进行弥补。[详情]

　　曹德旺曾把“绿卡”退还美国：你应该与祖国共存亡，国破家何在啊？ 曹德旺。摄影_孙海 近日，因为接受媒体采访提到国内企业税收负担大，福耀在美国投资设厂的事情，一系列“曹德旺跑了”、“别让曹德旺跑了”的讨论在网络发酵。早在三年前，曹德旺就否认了“撤离”：“中国是你的祖国。你应该与祖国共存亡。国破家何在啊？” 文◈宋金波 我曾问曹德旺怎么看李嘉诚。我可能是第一个这么问他的媒体人——那还是将近三年前的冬日，我有机会和曹德旺在北京，聊了将近两个小时。李嘉诚原本不应该是采访主题，但彼时李“离开”的新闻正是最热的时候，我顺便问了一嘴。 曹德旺的反应让我有些意外。态度称得上激烈：“他在这件事情上带了个坏头。作为一个中国人，就算是中国经济有危机，也不应该撤离。你是一个中国人，带了一个这样的坏头，很多中国房地产企业家都跟着他要跑了……中国是你的祖国。你应该与祖国共存亡。国破家何在啊？” 曹德旺说话的时候，大部分时候都笑眉笑眼，说这话时很严肃，眉头紧锁。他手指粗短结实，这样的人通常有极强的执行能力和过人的意志，会说到做到。 三年之后，因为在美国投资设厂，曹德旺被媒体主动和李嘉诚捆绑在一起，“一路货色”这种意思，看到新闻，我猜得到曹德旺内心得有多么抓狂。 就算没有李嘉诚这个事，曹德旺也应该觉得，对他“逃离中国”的指控是无稽之谈。中国可能有企业家正在逃离，但曹德旺很难说属于此种。他1995年就试图在美国投资，后来因亏损中止。他在美国投资设厂，是应通用整车厂的要求。类似的情况还有2009年，德国大众要求福耀在俄罗斯设厂，也建了——没有人会觉得他想移民俄罗斯。 福耀玻璃生产车间。摄影_孙海 很多时候，公众粗暴地标签化某事某人，只看到他们愿意看到的——有些人似乎过分愿意看到，企业家正在逃离这个国度，“看，连他们都走了吧！” 曾经在一个场合，曹德旺提到，他1994年就已经移民美国，获得“绿卡”，“我很中意美国，因为美国人很民主。” 但2005年他亲自拿着绿卡跑到美国大使馆，说“绿卡”还给你，“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不能住在你那个国家，我只能还给你——这是假话。真话是，那时候我发现福耀将成为中国未来汽车玻璃的代名词，因此移民不是大人物做的，是小人物做的，大人物真正有抱负，不能移民。” 一个大人物的命运不能不与国家联系在一起，也不能轻易移民。我相信这是曹德旺的真实想法。你说是这是发自内心的情感也好，是某种策略性的表达也好，关系其实不大——有几个人的“爱国情怀”能经得起那么仔细的审视呢？ 他有时候会显示对政府和官员强烈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偶尔强烈得令人难解。他甚至会特意强调，“文章里一定要写上：我的子女，绝不从政。” 那次采访，他针对一个问题，略显不快：“我要纠正一下你的说法，我没有官方半官方的身份。我现在最大的身份是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委员不是官，也不是‘反对派’，是社会精英之一，政府请我们参政议政，做为参谋智库。” 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需要经常面对“国家”、“政府”、“官员”这三个概念微妙的异与同。毫不纠结地看待这三个范畴，并将其不招麻烦地公开表达出来，需要高超的技巧。这是一个让多少人犯难的问题啊。对“爱国的企业家”曹德旺来说，尤其如此。 他肯定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他此前多次谈及企业家与政府的关系。他说，胡雪岩就败于官商勾结，胡雪岩当年的成功在于和政府搞关系，但最后失败不单单因为战略失误，政府一定有抛弃或者失信，胡雪岩的优势断了，自然就没了能力。有因必有果，从哪里起来，就从哪里倒下去。 曹德旺创业经商，有几次，与地方的“官”产生不大不小的冲突。就算没有这些事，曹德旺有意与“官”保持距离，也是可以理解的。对曹德旺来说，自己的哥哥曹德淦曾在福建贵为副省长，他不会愿意让任何人把自己生意的异常成功，与其哥哥的身份联系在一起。 但在福耀集团内刊《福耀人》上，有时也可以看到来福耀视察的党政领导人的照片。既疏离，又不能疏远，在中国，处理政商关系，是艺术，不是科学。 但至少在投资美国设厂这件事上，我是完完全全相信，他说的每句话，都是真诚坦荡的——这件事，误会得未免太离谱了。[详情]

　　中国目前的税负下，制造业究竟有没有活路？  来源：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文/巴九灵 前几天，“玻璃大王”、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火了。 火的原因连他自己都意外：在某次接受采访的视频公布后，有人说“曹德旺跑路了”。 小巴去找来那段视频，从头到尾看了两遍，（因为曹老板说话有胡建口音，字幕又不太准确）看完既感动，又气愤。 感动在，短短八分钟的视频里，一个务实的、关心中国经济未来的企业家形象跃然眼前。 气愤在，这得是多么叵测的用心，才会把视频内容总结成——“曹德旺跑路了”？！ 或许有些读者对曹老板不熟，小巴在这里讲几个细节：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汽车玻璃都要从国外进口，售价几千元，成本一两百。当时在做水表玻璃的曹德旺得知这一情况，心中不服，想做出“中国人自己的汽车玻璃”，于是提升技术，调试模具，购买先进设备，就真做出了“中国人自己的汽车玻璃”。 在福耀玻璃进场时，全球有四大汽车玻璃生产巨头。30年过去，福耀已成为中国第一、全球第二大汽车玻璃生产商，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60%。 所以，在回应跑路传闻时，曹德旺会说：“福耀的市场销路65%在中国，我跑出去干什么呢？但这不等于说不出去投资。因为你想变成全球公司，必须在国外投资。” 为什么曹德旺会在美国建厂？原因很简单：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都是福耀的客户，账算下来，卖给美国的玻璃还是在美国生产最划算，当然就地建厂了！ 70岁的曹老爷子在视频里反复说：“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建设中国、发展中国、保卫中国，是中国国土上每一位精英的责任。……特别你们这些做传媒的。” 他没有预料到视频会如何发酵，现在听着这几句话，小巴觉得分外讽刺。 的确，视频中的曹德旺说，中国制造业的税负最高。但他没说的是，办厂30年，福耀有20多年都是福建省纳税模范。 的确，视频中的曹德旺说，在美投资近10亿美元。但他没说的是，这些年他在中国捐就捐了八九十亿人民币。 “中国厚待我，我才说出这些话。”回应传闻时，曹德旺如是说。 他说的难道不是实话？在今年九月，小巴曾就中美建厂、开店成本采访过几位企业家，曹德旺算过的账，他们也都算过。 企业家心中的想法，积压了不是一天两天。正是因此，曹德旺的视频风波渐渐淡去后，“死亡税率”这个词却持续火热，引发了更大的讨论。 中国的实际税负，是不是让制造业难以生存发展？对此，小巴采访了几位大头——最早提出“死亡税率”的李炜光教授、频频调研制造业企业的秦朔大大、在中外都办过厂的企业家刘光达，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观点。 李炜光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 “政策好不好，最终的检验者是企业” 除了新兴行业以及金融等领域，我国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都不到10%，30%-40%的税费负担足以导致大多数东部沿海加工企业处于困境，甚至亏损倒闭。而在我国，企业实际税费负担已接近40%的水平。 如果用世界银行的“总税率”指标（企业的税费和强制缴费占商业利润的比例）来衡量我国企业的税负，2013年我国企业总税率为68.7%，不仅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也明显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2014年和2015年，中国继续维持在68.5%和67.8%的高水平上。在如此重的税收下，中国制造业企业活着已经不容易，谈何创新和转型？ 有人认为我的说法太夸张。我也希望我的结论是夸张的，但是我是有调研的，也是有数据的。任何人想反驳我都可以，希望拿出具体的数据来反驳。 注：2016年年初，李炜光教授与冯兴元教授发起了主题为“中国民营企业税负问题研究”的调研。 说到底，一些政策到底有多好，最终的检验者还是企业。有些地方宣称自己的政策好，但是如果那里的企业都过不下去了，你能说政策好吗？我们还是要看企业家的真实感受。 调研时我们曾请民营企业家座谈聊天，听听真心话。一位在商界摸爬滚打近20年的女企业家，谈到经营困境，忍不住失声痛哭。“感觉太难了，实在撑不下去了。”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她哭的时候在座很多企业家也跟着掉泪，调研会开成了诉苦会。 中国经济还是一个新经济体，中国经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不能现在就让人感觉举步维艰。所以我一直在呼吁实行轻税制，希望释放我们这个新经济体内部尚未发挥出来的潜力。 秦朔 秦朔朋友圈创始人 “积郁在实体经济的怨气喷发了” 我认为，没有一个政府会觉得税负过高；也没有一个企业家会觉得税负很低。政府总觉得还有税负增加的空间，而企业家总觉得税收太高了，这是全世界普遍的规律。 两三年以前曹德旺在俄亥俄州收购美国企业时，新华社就写过内参，比较过中美制造业成本这些数据，所以高层对情况并不陌生。 美国剔除掉人工以外的资源性成本的价格，相对来说越来越低，这是美国的比较优势。成本结构在不同的产业是不一样的，如果产业更多依靠劳动力的话，中国相比发达国家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我最近刚刚去了比亚迪在洛杉矶兰卡斯特市的一个工厂，曹德旺说的没错，美国土地很便宜，但不要忘了他也说美国制造业面临一个问题——要招到年轻的工人并不容易。我看到比亚迪工厂里工人年龄很多都很大了，四五十岁的都有。所以不能简单地讲，中国制造就没有成本优势了。 曹德旺的访谈，之所以会反响这么大，应该说是目前这个时间点上几件事交织在一起爆发的结果： 一是，经济增速持续不断地下行。特别是相比房地产、金融和互联网，制造业的日子非常难过。这是“实体滞”“资产胀”局面下，积郁在实体经济的怨气借这个机会喷发了。 二是，特朗普提出美国制造业回流，加剧了国人这方面的担心：你看看人家的成本那么低，我们怎么办？！ 三是，曹德旺式问题也是企业总体成本负担上升的必然结果。这些年来企业方方面面的成本都在增加，包括劳动力成本、环保成本，营改增也给一些企业增加了成本，因为向下游抵扣不了增加的税收。 种种因素纠结在一起，借曹德旺的事情爆发了。 刘光达 厦门厦芝科技工具有限公司董事长 “增值税这个税种不合理” 这个税重肯定是存在的，因为制造业里面有一个增值税嘛。 比如说我今天买了20块钱的原辅材料，那在我的成本构成当中，有原辅材料、设备折旧、人力成本，加起来是100块。20块的原辅材料是我从别人那买的，它带着增值税票进来，可以冲抵增值税。另外80块是不能冲抵的。 那么假设我的成本是100块，我销售也100块，在财务上是没挣钱的嘛。即便在没有挣钱的情况下，还必须得支付80×17%的增值税，这是十分不合理的。 因为制造业很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至少比软件开发或是其他的科技型企业密集，所以人力成本是很大的一块支出。比如说我现在这个企业，每个月的员工工资大概在200万左右。 但是因为这部分不能冲抵增值税，我们销售之后，还要再交200万的17%，也就是34万，一年就是400万。这就是另外的成本，肯定是高了啊，肯定不合理啊。 我现在看一些专家说，综合税率没那么高，那都是瞎扯。真的，我们身在其中是最了解的。 在增值税这一块，我觉得曹德旺说的十分有道理。当然还有教育附加税、城建税、印花税等等，这些税的成本大概是增值税的20%左右，我觉得那都是可以承担的。增值税这个税种，绝对是影响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一个恶疾。 [详情]

　　商务部谈中国投资环境：应更加系统地看待 沈丹阳表示，中国确实有一部分制造业企业面临成本上升、面临困境的问题，但是在不断的改善。 第一财经APP综合报道 近日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关于中国制造业综合税负高的观点，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在23日的商务部例行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对相关问题回应称，对曹德旺先生的评论不予置评。 在谈及中国企业的投资环境时，沈丹阳表示，中国确实有一部分制造业企业面临成本上升、面临困境的问题，但是在不断的改善。比如说，服务业就有很多的发展商机。 沈丹阳说，那些并不是以看重中国低成本的企业仍然可以在中国找到很好的发展机会，看重中国产业配套、基础设施以及正在改善的各项环境。他强调，我们看待中国的投资环境应该更加系统地来看。 [详情]

　　 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杜涛 近日，关于中国企业的税负问题，“死亡税率“的问题沸沸扬扬。 中国现行税制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建立的，是以流转税为主的收入体制。流转税中的主要税种增值税在这次讨论中走上了风口浪尖。增值税是属于间接税，每一个交易环节都会征收，若是抵扣链条没有打通，很容易产生重复征税的情况。 可以这样说，在2016年5月1日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之前，增值税的征收一直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重复征税的问题。在5月1日之后，所有行业都纳入了营改增试点，从理论上看，增值税的抵扣链条打通了。 但是，为什么在以前抵扣链条没有打通、存在重复征税的时候，特别是在以前二十余年的情况下，没有企业像现在这样喊税负如此之严重呢？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经济形势问题。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包括1997年短暂的亚洲金融危机，整个中国经济都是一片欣欣向荣，企业的赢利能力也比较强，对于税负的感觉也比较弱。但是现在经济形势严峻，企业对于税负的感觉尤其强烈。 中国的宏观税负从1994年到2015年是一个稳定上升的数据，但这二十年土地价格的飙升是远远超过税负的增幅的。 其次，各种收费和基金。中国财政有一个现象，经济形势好的时候，税收占比高；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非税收入占比就会提高的很快，特别是地方政府一些其他的乱收费，对企业影响很大，但是抱怨的时候主要是抱怨财税部门。 再次，中国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以前很多行政部门虽然改成企业了，但是比行政部门更“大爷”。比如“电老虎”、“水龙王”等等，无论是电力成本还是其他的部分类似成本，也给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还有就是五险一金。五险一金对于企业来讲，负担太重，特别是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北上广深的住房公积金一定要改——公积金的钱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企业一个是个人，最后归属于个人——为什么不能直接将这笔资金直接发给个人呢？这笔钱不是国家的拨款补助，住房公积金如果直接发给个人，还能刺激房地产之外的消费。当然制度方面，还需要一系列改革，比如公司那份如何保证发给个人，如何在税前扣除，等等。 最后就是制度上的成本，比如审批之类的。这类成本需要不断的简政放权，加强制度供给。 可以这样理解，“死亡税率”并不是简单指税费，实际上包含了所有与政府相关乃至延伸的费用，是对政府行为的一种警示。无论是税费、五险一金，还是土地乃至制度成本，都需要政府对自身的工作进行改革。 其实政府已经看到企业的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降成本方面，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 [详情]

　　曹德旺访谈确实从企业家的角度，触及了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些深层矛盾和问题。劳工成本升高，税收负担过重，金融和房地产挤压实体经济……这些问题，都是制约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瓶颈，需要政府和社会深刻思考，务实解决。——《人民日报》 曹德旺美国建厂 戳中了实体经济的痛点 最近，中国民营企业的代表人物之一、福耀玻璃公司董事长曹德旺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自己在美国投资10亿美元建厂的经历，通过对中美两国企业税负和其他成本的比较，他得出了中国制造业税负比美国高35%的结论，并坦言自己之所以在美国建厂，就是为了减轻企业的负担，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在当下中国，一方面，经济下行，竞争越发激烈，市场对提高产品品质、质量、品牌等要求不断提高，倒逼着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但另一方面，企业在成本、税收等方面面临着较重负担。 曹德旺的言论引发社会对“中国制造”生存发展环境的思考和担忧，甚至有舆论延续李嘉诚投资英国的思路称曹德旺“跑路了”。曹德旺到底跑没跑，为何要到美国建厂？他的举措到底戳中哪个痛点？曹德旺中国制造成本是不是真的比美国高？中国制造企业还有哪些出路？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等近期都频繁发文关注。 看点 1 曹德旺为何投资美国？ 曹德旺并没跑 投资美国是企业行为 今年10月7日，由福耀集团投资的全球最大汽车玻璃单体工厂正式在美国俄亥俄州竣工投产。该项目投资6亿美元，是该州历史上最大的一笔中国投资。加上2014年福耀玻璃已在美国投资4亿美元生产汽车玻璃，福耀集团在美国投资已高达10亿美元，曹德旺对美国的投资引发舆论对“跑路”的猜测。 对此，曹德旺21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反问：“我什么时候跑了？”他表示，福耀玻璃所有对外的投资，都是经过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批准的。“我们是全体产业的供应链，我们做玻璃的，都随着汽车厂走。汽车厂去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他说。 曹德旺表示：“福耀制造的市场销路65%在中国，我跑出去干什么呢？”但市场重点在中国不等于不出去投资，“因为你想变成全球公司，必须在国外投资。”他说，中国汽车商70%是我的玻璃。你说我跑出去，把那些汽车商扔下来，首先告状的就是那些汽车厂。曹德旺明确表示：“我不是搬出去。我今年才投产的美国项目，还没有带来利润。我在美国建厂20年前开始。这几年美国投资的同时，配合美国的战略。” 据曹德旺透露，福耀玻璃在海外建厂的投资比例很低，只占总投资比例的2%—3%，玻璃出口比例占35%，绝大部分市场还是在中国。公开资料显示，早在2011年，福耀玻璃就在俄罗斯设立工厂，投资了2亿美元，此外，福耀玻璃在欧洲、韩国也设有工厂或销售公司。 看点 2 曹德旺为何吐槽？ 实体经济运行成本高戳中痛点 曹德旺吐槽国内投资环境，引发公众议论，使得一贯低调的他瞬间蹿红网络。对此曹德旺表示：“中国厚待我，我才说出这些话。” 曹德旺认为自己说的一点没有错，应该承认成本是需要的，中国人现在要去抓这个问题。“我说话不是为自己说，只是说要注意美国的这方面条件要比中国好。在那边投资也发现这个问题。”他内心里希望中国看到目前的投资环境问题并且要纠正，提高国家竞争力。 在采访中，曹德旺对中美制造业的成本比较，非常具体，不仅涉及到税收和劳动力成本，还涉及到土地成本、能源成本等等。 以曹德旺此次准备在美国建厂的经历来说，他在美国买的厂房，占地面积有14.83万平方米，花了1500万美元，而美国政府给了福耀1600万美元补贴，相当于没有花钱。福耀在美国建厂的土地是永久性产权，而在中国，企业花费巨资后得到的只是50年的使用权。仅此一项比较就可看出，中国企业所承受的高成本，不仅仅表现在税收上，而涉及企业运营的各个层面。 按照曹德旺的说法，目前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仍比中国高，蓝领（工资成本）是中国的8倍，白领是中国的两倍多，但美国的优势也非常明显，比如“土地基本不要钱”，“电价是中国的一半”，“天然气只有中国的1/5”。税收方面，曹德旺说“中国制造业综合税负比美国高”。这样算下来，在美国设厂比在中国还能“多赚百分之十几”。这一席话再度将中国实体经济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推向了舆论前台。 看点 3 曹德旺吐槽可信吗？ 美国天然气真比中国便宜 曹德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工业用的能源价格低，其中电价是中国一半，天然气只有中国的1/5。美国天然气价格真那么低？ 对比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的数据，中国的天然气价格确实是偏高，2012年-2014年，两国工业用天然气价格相差在4-5倍左右。其中，2012年4月份，中国的天然气价格一度接近美国的10倍，数值分别是4.8元和0.53元，但是近些年价差有所缩小。 目前，居民消费均价9.22美元/千立方英尺，折合2.15元人民币/立方米；商业用户均价6.97美元/千立方英尺，折合1.62元人民币/立方米；工业用户均价3.2美元每千立方英尺，折合0.75元人民币/立方米；发电用户均价2.69美元每千立方英尺，折合0.63元人民币/立方米。 金银岛天然气分析师江波表示，当前北京居民用气价格2.28元每立方米，可以看出在居民用气方面，美国似乎并没有多大优势。但其它用户的用气价格，国内远高于美国。中国工业用气价格是美国的3倍。 中国天然气工业用价有下调空间吗？江波认为，工业用气价格跟非居民门站价直接相关，我国正在大力推动非居民门站价市场化定价。冬季峰更高，夏季谷更低。低谷期就是工业用户减成本的时期。到了夏季需求淡季，再把价格降下来，低价促进需求。通过价格变化，对用气波动性进行削峰填谷。“目前天然气供应商已经承诺，波谷降价，得到明年淡季才能看到降幅。”江波表示。 看点 4 “中国制造”路在何方？ “中国制造”正在经历深度调整 提高产品附加值、转变产业发展方式的核心是积累“中国制造”的后劲儿，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图所在。 “中国制造”正在经历的变革，表面上看是成本的高低变化，实质是结构的深度调整。急需加快培育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保持战略定力，寻求成本之外的竞争优势。 首先，提高产品附加值。把产品做好，把技术做强。用创新去开启市场、引领市场，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无论是新科技，还是新模式和新业态，核心都是倚重创新来撬动新需求、形成新动力，打造动能转换的新引擎。 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互联网与制造业的融合，创新已经方兴未艾，其发展潜力和影响力不可估量。 其次，转变产业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依靠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率，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资金、设备、原材料的利用率，让产业发展更加健康、集约、可持续。 当然，也不可回避，一定要继续推动降成本。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 也许这话现在说有点早。但没准有一天，“中国制造”招牌打响，核心竞争力提升，曾经我们给人家做加工配套，反过来人家也会给我们“打打工”。那时，我们也许不用再过分纠结成本问题，而是更关注前沿战略和未来方向。 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 人物简介 施财不过是“小善” 曹德旺，1946年5月出生，福建省福清市人，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9岁才上学、14岁被迫辍学、吃过苦受过累的曹德旺，从承包乡镇小厂踏上创业路。1987年成立福耀玻璃集团，目前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供应商。他是不行贿的企业家，自称没“送过一盒月饼”，以人格做事；他是行善的佛教徒，从1983年第一次捐款至今，曹德旺累计个人捐款已达60亿元，认为施财不过是“小善”。2009年5月，曹德旺登顶企业界奥斯卡之称的“安永全球企业家大奖”，是首位华人获得者。 专家点题 六大方面可控制成本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刘璐告诉记者。成本一直是我国制造业的优势，但是目前中国的制造业综合平均成本仅比美国低5%。他甚至估计，几年之后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将反超美国。 但是目前而言，中国企业的产品质量、品牌价值还无法与欧美全面竞争，中国企业的商品如果不能保持价格优势，在国际市场上或许将面临困境。“整体来看，我们的制造业还处于低端状态，丧失成本和价格优势，质量和品牌都比不过别人，竞争起来就会很难。” 面对综合成本的高企，他总结出了六个方面，赋税只是其中之一。“中国的土地租金也高于美国，当然这是有客观原因，中国丘陵山地较多。建厂、城市可用土地比美国少。能源这块，美国天然气价格也比中国便宜。”此外，人工成本的上升，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流通成本高，在他看来都是造成企业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 而解决办法也可以从这六个方面入手。“人工成本控制，并不是说要给员工减工资，企业自身可以提高内部管理效率，达到相应效果。”他特别提到，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比较高，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比较困难，也令不少企业苦恼。下一步政府推动金融市场提高效率，减少企业的融资成本也是减负的重要措施。 华西都市报记者杨尚智[详情]

　　[社论]是否“死亡税率”，企业均亟待减负 来源：南方都市报 近日，“死亡税率”问题引发争议。 “死亡税率”的说法，源自于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今年做的民企税费负担社会调查。依据4个代表性城市的实地调研与宏观数据分析，调查显示企业实际税负约为40%，依照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总税率指标来衡量，去年中国企业总税率高达67.8%，而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不足10%，因而其称之为“死亡税率”。以国税局专家为代表的驳斥则以IM F的宏观税负指标来计算，指出按大、小口径中国的宏观税负都比发达国际及一般发展中国家要低。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差距，是因为前者是以企业所缴税费除以销售利润（官方统计数据中分母为企业营业收入），而后者的分子分别是政府全部收入和税收收入，分母都是GDP。 企业和政府两个不同的指标计算角度，得出了全然不同的结果，此中有口径原因，也存在统计陷阱。然而，无论是哪一方，都无法否认，目前的税制需要改革，中国企业需要减负，而且，这个问题越来越急迫。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1-10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只有8.3%，创下了2000年以来的新低，而民间投资增速仅2.9%。与此同时，除了“死亡税率”说，有两位民营企业家的说法同样引起了公众关注，一位是娃哈哈集团的董事长宗庆后，他表示营改增没有为其带来税费负担的降低，部分收费如环保经费还大幅增加了；另一位则是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其计划花10亿美元到美国建厂，因中国除人工外，土地、运输、能源成本都高。企业天生有营利本能，商人必然趋利，与其带着民族主义情感去作一些情绪化争吵，不如正视这两位企业家不约而同的言行所反映出来的实际问题———此前的减负措施在现实中并没有（至少尚未）起到预期的效果，而这样的状况若持续，必将会影响中国的竞争力。 中国90%的税收是由企业承担，从决策层到平头百姓，从税局到企业，都认同要减税。近年也推出了如结构性减税、营改增等企业减负措施，而从学界以及以上述两位企业家为代表的民企声音来看，效果未如理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增值税需要销项税减进项税才能抵扣，而有三分之一的税收无法抵扣，如人工成本等。而在实际操作中又存在很多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状况，这些都会转化为实际税负。除了增值税本身的问题，因执行者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征收环节民企也受到了不公平待遇，由于税源随着经济下行而收缩，更会增强收缴非税收入的动力，所以，基层借机增税或税费此消彼长是存在的，这些都造成了企业实际负担的增加。况且，我国增值税率本身也不低，除极少数小规模纳税人的3%外，其余为6%、11%和17%，而日本仅为5%，新加坡为7%，越南与韩国均为10%。 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税制一直被诟病的70%间接税结构。由于以往最主要的两大税种（营业税和增值税）都是间接税，即使营改增后仍然没有改变这一结构，其转嫁与累退属性让低收入者承担了大部分成本，增大了税收不公。大部分国家的税收都是以所得税等直接税为主的，而所得税则与利润相关，无利润就不用征所得税，这样有利于鼓励企业发展。而增值税的征收不以企业是否盈利为转移，若以增值税为主，企业在困难时期负担会特别大，而且可能会先考虑节流式缩减成本，从而给开源式发展造成障碍。 无论采用何种口径、中国的总税率是否“死亡税率”，都必须承认中国企业需要减负。这不仅是税率高低的问题，更是深层次的税制设计与征收程序问题，税制改革不应是修修补补，应是游戏规则的重制。英美等国均在酝酿减税措施以提升国家竞争力，全球减税风潮即将掀起，时间不多了。 [详情]

　　企业税负争议鼎沸 税制结构有待优化 本报记者 周潇枭 北京报道 “曹德旺跑了！”“别让曹德旺跑了！”关于曹德旺是否跑路的消息刷爆朋友圈。 12月22日，《人民日报》也针对这一话题刊发了一则《曹德旺没“跑路” 对中国经济仍有信心》的评论。 福耀玻璃集团赴美投资10亿美元，建汽车玻璃生产厂。其董事长曹德旺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美国人工成本比中国高，但若考虑电力、运输、土地、税费等综合成本，再加上美国州政府提供的优惠条件，在美投资生产成本比中国要低，这番话迅速引爆舆论。 2016年民间投资增速低迷，折射出民间投资回报率低、不赚钱的现实。加上今年人民币存在贬值压力，出现资金外流现象。而在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吸引投资回流美国的大旗，并声称将加大减税。 曹德旺所说的，美国制造业成本更低，福耀玻璃赴美投资，是否预示着未来长期的趋势？ 后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全球资源加剧竞争。美国里根政府上世纪80年代的减税政策，引领了当时全球性的减税风潮。当前，特朗普大力减税的主张如果实现，也难免给其他国家带来压力。 死亡税率是否夸张？ 关于曹德旺的公众讨论中，中国制造业综合成本较高，核心点落在税费负担较重上。这很快引发各界热议，认同者不少，辩驳者也不少。 有学者直言，中国企业税费负担（税费占利润比重）接近40%，可称为“死亡税率”。12月22日，国税总局专家发文更正，说“死亡税率”会引发公众对税负问题的误解，我国经济持续低迷背后原因很多，税负接近40%与经济下行并没有简单线性关系。 有制造业企业主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当前制造业比较困难，主要原因在于产能过剩，终端产品价格难以提高，企业利润受到很大挤压。但中国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企业不管是否赚钱，都要交税，压力比较大。 税费负担问题，近年往往成为舆论追逐焦点，无论是企业税费，还是个税、房地产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到2017年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为企业降成本仍是重点推进工作之一，积极财政政策方面就包括降低企业税费负担。 今年前11个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33亿元，同比增长3.1%，增速相较前几个月有所回升，但相比去年全年10%的增速仍然回落一大截。 民间投资增速疲软，是中国经济内生动力不足的重要体现。国内国际需求不足，出口增长乏力，企业投资回报率低，自然会收缩战线，降低投资量。 今年房地产市场火爆，部分热点城市房价大幅上涨，更加凸显实体经济的困窘。一些制造业企业主卖掉厂房、地皮，放弃实业，投身到房地产市场，来追求更加短平快的回报。 一家钕铁硼行业企业主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制造业这块确实不怎么赚钱，有分析说企业利润率大致在10%，不少企业其实达不到这个水平，一些纳税不够规范的中小企业可能利润率能高一些。 后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全球资源加剧竞争。美国里根政府上世纪80年代的减税政策，引领了当时全球性的减税风潮。当前，特朗普大力减税的主张如果实现，也难免给其他国家带来压力。 如何理解中美税负差异 曹德旺指出，中国企业成本比较高。具体而言，美国天然气每立方相当于0.7元人民币，中国卖2.2元/立方米，中国天然气价格还是政府给予了优惠；电价，美国折合人民币0.3元左右，中国0.6元多；高速公路，美国不收费，中国过路费一吨0.5元。 曹德旺还表示，虽然在美国“蓝领工资价格是中国的8倍，白领工资价格是中国的2倍多”，但能源、电价便宜很多，还要加上综合税负的降低、美国州政府提供的优惠条件等，企业在美国反而能多赚百分之十几。 企业成本中，曹德旺尤其提到税负负担，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跟美国比高35%，而且是“全世界最高的”。美国企业所得税税率是35%，中国企业所得税税率是25%，但还有17%的增值税税率。 曹德旺举例表示，“中国的增值税有多高？简单来说，一个卖6000块的手机，增值税大概要交1020块。” 有税务专业人士表示，曹德旺作为企业家，在企业综合成本上的体会绝对是准确的，但在税务方面理解不够专业。 中汇税务合伙人巴海鹰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直言，美国税负并不低。美国虽没有类似中国的增值税，但他们在零售环节有7%的零售税，该税不能抵扣；中国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虽然是17%，但是可以抵扣进项。美国财产税体系完备，类似企业厂房、不动产等还需缴纳不动产税。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美国没有增值税，在企业投资、生产环节不征税；美国只在终端消费环节，在零售价格基础上额外加7%或8%的零售税，该税不可抵扣，这是美国的流转税。 张斌表示，类似美国只在零售环节征税的国家很少，这要求税务部门零售环节征税能力很强。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都是类似中国开征增值税，环环抵扣。美国生产环节没有征税，企业不存在垫付税款的问题，只在消费终端针对消费者征税，不会对企业资金造成压力；但中国的增值税，企业购进原材料等，进项环节要先交税，卖出产品后形成销项税款，才将税负转移至下一个环节。 企业税负到底高还是低？ 中国实体经济虽然困难，但一些新兴产业仍然享受较多优惠政策。 有机器人公司企业主表示，企业实际税负只有3%，远没到“死亡税负”的40%。这是由于地方政府出于产业扶持的角度，给予较多税收优惠，比如5年内前两年免交企业所得税，后三年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等。若刨除掉政府扶持政策，由于行业利润增值额较多，税负（税费占利润比重）大致在10%-20%左右。 张斌表示，中国经济正在转型升级过程中，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在不断丧失，但自动化、机器人等高附加值的产业活得很好。近几年，政府层面在不断减税降费用，名义税负虽然在下降，但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经营困难，税负感在加重。 虽有营改增等结构性减税举措的推进，但社会税痛感依然强烈。巴海鹰认为，税负不公平是很重要的因素。个税以及企业层面，都存在征税不公平的现象。而营改增的改革，需要时间释放减税效应，这使得短期内，某些企业感觉税负上升。 张斌也表示，流转税主要在消费品流转环节征税，消费品消费占富人收入比重小，相应税负轻。我国流转税为主的税制，容易造成税负不均。 国税总局税收研究所所长李万甫在回应文章中称，对于完善我国宏观税负，后续要推进清费立税进程，加大减税降负力度，还要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 减税降负方面，在明晰政府事权和规范政府支出的前提下，控制政府规模膨胀，减少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强制占有和使用的份额，着力把握好减税降负主基调，为刺激企业投资增长、增加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扩大消费能力，预留空间。提高直接税比重方面，则要加快推进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改革，积极研究房地产税立法，扩大企业所得税税基，规范税前扣除等。[详情]

　　推动经济社会改革是根本出路 税减了，企业为何还觉得负担重（政策解读·问答） 来源：人民日报 本报记者 李丽辉 这几天，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关于中国制造业综合税负高的观点，以及福耀集团在美国投资建厂的消息，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甚至有教授惊呼中国税率过高，是“死亡税率”。 22日，人民日报刊发时评《中国经济容得下企业家讲问题》，认为企业家敢于提出问题，正说明对中国经济仍然葆有信心，愿与中国一起成长。实际上，中国经济不但容得下企业家讲问题，还应当正视问题并解决好问题。 很多人关心：中国近年来不是一直在减税吗，为什么企业感觉负担还是重？问题究竟出在哪儿？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一问：制造业税负增加了吗？ “我国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制造业的增值税税率就是17%，20多年来一直没有变。”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这些年来，国家出台的减税政策很多，烟酒、燃油等消费税虽然有所上调，但总体上对制造业的影响有限。 用曹德旺的话说，他在国内办厂30年，有20多年是福建的纳税模范。 也就是说，福耀集团作为“纳税模范”企业，20多年来都是按照17%的增值税税率缴税的，企业不但没有“死亡”，反而一路做大做强，成为了行业的“领头羊”。实际上，不单是福耀集团一家企业，中国很多的优秀制造企业， 20多年来也都是按17%的税率缴纳增值税，并不断发展壮大。 在这期间，我国有两项大的税制改革，跟企业税负息息相关。一是2008年内外资企业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由原来的33%降为25%。二是实施增值税改革：2009年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制造企业购买设备可以抵扣；2012年营改增试点启动，到今年全面推开，制造业购买服务、购置或租赁经营场所，也是可以抵税的。这两项改革，企业税负都是普遍下降的。 “单就制造业税负来说，中国跟美国相比，中国企业承担的税负的确要高。”刘尚希分析，主要是因为中美税制不同，美国针对企业的税收较少，主要以家庭、个人缴税为主；而我国增值税是第一大税种，主要对企业征收。这种税制的差异是历史形成的，与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关联。 二问：企业负担重不重？ 为什么减税力度大，但企业却感到负担更重了？20多年来，企业到底哪些负担增加了？ 其实，曹德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在美国买的厂房花了1500万美元，而美国政府给了福耀1600万美元补贴，相当于没有花钱；电价是中国的一半，天然气价格只有中国的1/5。 我们很多城市的地价，这些年来是打着滚地往上翻，上涨几倍甚至十几倍。制造企业投资建厂，成本会增加一大块。 电价为什么比美国贵？“电价高，一个主要原因是电价上附加的‘费’多，能不贵吗？”一位电力业内人士坦言。 电价里附加了多少“费”？记者搜索发现，电价附加的费，全国性的就有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等5项。此外，还有各种部分地方性基金。 说起对企业的收费，这些年确实不少。有的项目虽然原来就有，但收费总额增加。比如，企业需要缴纳教育附加、“五险一金”、残疾人就业保障基金、工会费等等。 以残保金为例，根据一些地方的规定，按照本地区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交纳比例，一般是1.7%左右，专项用于残疾人就业。但一些企业反映，当地残疾人劳动力资源不足，就业保障金变相成了“为了收费而收费”。这项基金政府收上来后，很多地方发现收得太多根本用不完，只能“趴在账上睡大觉”。后来，政府对资金的用途作出改变，规定可以由财政根据需要调剂使用。 “这样一来，资金虽然盘活了，但企业的负担却没有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张斌认为，残疾人就业本来就是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再另收一笔保障费，有没有这个必要？类似的还有教育附加，教育也是政府应该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长期单收这笔费用是否合理？最难办的是，这些费都是合法收取的，而且从这些费的名称上看，哪一个都很重要。这些“费”就像一根根稻草，都压在企业身上就显得太重了。 三问：企业成本怎么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7年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降成本仍是五大任务之一。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更是把发展实体经济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现在制造业的利润，差不多也就是5%左右，这费那费一多，企业很难承受。降成本，首先要把费降下来。”全国政协委员、会计审计学家张连起介绍，他的团队对企业进行过多次调研，不少企业负责人对财务并不是很懂，容易把税收和其他收费混为一谈。但不管怎样，当前企业负担不轻、综合成本不低是不争的事实。企业要利用好营改增政策，把一些原来在集团内部的研发、设计等产业剥离、分立出来，尽量延长增值税的抵扣链，让减税的红利充分释放。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认为，国家应加快清费立税进程，切实将适合税收形式征缴的收费项目、基金项目改为税收。在明晰政府事权和规范政府支出的前提下，控制政府规模膨胀，减少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强制占有和使用的份额。 同时，着力把握好减税降负主基调，为刺激企业投资增长、增加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扩大消费能力，预留空间。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以及相互间资源占有和分配使用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企业和市场松绑，为经济发展增添活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这相当于给了大家一颗定心丸。”刘尚希表示，从长远来看，减税仍有必要。但减税相对容易，更难的是推动经济社会改革，这才是降低企业负担的根本出路，也是更加艰巨的任务。[详情]

　　【经济ke】“死亡税率”是假，企业税负难题是真 来源：微信公众号 侠客岛 【侠客岛按】 这几天，因曹德旺的一番真话，让舆论场掀起中国企业税负问题的大讨论。其中某些人对曹德旺“跑路”的指控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企业家为了盈利，出国投资，都是正常的市场行为，非要用爱不爱国的帽子一顿臭批，显得粗暴无理。中国的资本布局全球，对企业发展是好事，也是国家鼓励的事。但我们更要担心的是，现在的舆论场每每以怂人的概念、标题吸引眼球，却早已失去讨论的耐心，这才是每一个舆情热点过后，我们头脑中的知识却毫无长进的根本原因。 每次争吵只是落了满地鸡毛，却没有铺就道路。 今天，经济ke（侠客岛、中国经济周刊联合出品）推荐一篇文章，说得很公允。中国以间接税为主，所以企业税负重，而美国以直接税为主，个人税负重。如果中国要减轻企业税负，可能在直接税上加码，这不，最近已经有舆论在讨论房产税出台的问题了。不过，文中涉及一些税收的专业知识，岛上的会计岛友们读起来应该不费力，其他的嘛，努努力看看。 最近，关于中国“死亡税率”的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有学者认为中国税率已经让企业处于死亡边缘，有学者以民营企业税负数据为依据，说明中国企业已经不堪忍受等等。不能说这些学者的说法没有依据，但说中国企业面对的是“死亡税率”，这个结论略显仓促。 如果“死亡税率”的说法成立，我们就无法解释多数企业都还健在的事实，或者只会得出多数企业要靠逃税才能过日子的结论。显然，这不符合事实。“死亡税率”的传播噱头远大于实质。但是，我们不应该漠视社会对企业税负问题的关注。中国税制需要优化，而且需要一次根本性的改革。 中美税制之别 税负问题是社会的痛点。 过去若干年，《福布斯》杂志曾把中国列为世界上税负第二重的国家。后来，经过多年的讨论，人们终于认识到那个税负是为特定人群计算的。而且，简单地将各种最高税率加总在一起计算所谓“税收痛苦指数”有很多误导，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适用最高税率。 但这一次税负的争论，又有点不同。 曹德旺谈论在美国投资的税负时，指中国税负比美国高。就间接税而言，曹德旺所言非虚，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税制结构不同于美国。要真正比较税负的轻重，需要将间接税和直接税加总。 中国以间接税为主，美国以直接税为主。间接税税负比美国高，也是正常的。因为间接税为主的国家，税收收入主要来自企业。直接税为主的国家，税收收入来自个人的部分较多。这样，企业在直接税为主的国家感受到更轻的税负，本来就很平常。 企业生存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曹德旺谈到在美国的经营成本时，也说到美国用工成本，特别是蓝领工人成本高，是中国的8倍，而且在福耀投资的企业中，蓝领工人年龄较大。他还说到美国的物流成本问题。由曹德旺引发的关于中美企业经营成本的对比，不仅是企业投资需要考虑的问题，而且对于一国税收制度和其他具体制度的设计、公共政策的选择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对于这类问题，应有的态度是正视，而不是逃避。 企业投资择址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除了考虑成本之外，还得考虑企业产品的市场。市场距离是个问题。在销售地生产，可以更靠近市场。跨国投资有时更多的是为了躲开贸易壁垒，包括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企业为了谋取最大利益，会通过各种方式降低成本。 减税，为何有的效果不明显 中国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减税是重要内容。 “营改增”试点按照设计的方案，应该是不增加税负或实际税负。减税是有测算的，预计减税额的确定也有充分的依据。一年预计减税5000亿元，不见得最后运行的结果就是减税5000亿元。特别是，减税往往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有很大差异。 比如，“营改增”试点开始后，有的经济主体会感受到减税，但也有经济主体的税负不降反升。那么，“营改增”试点前后企业税负到底是增还是减？ “营改增”试点方案起初将企业税负不增加作为改革的目标之一，后来将这一目标确定为行业税负不增加，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营改增”中的“税负”问题仍然存在。行业税负不增加在实际操作中仍然需要有抓手，这种抓手很容易又转换为企业税负。 具体的企业税负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营改增”之后，企业销项税额（以企业销售额或交易额为依据计算的增值税额）与原先缴纳的营业税具有可比性，但是在特定时间段，企业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还要取决于进项税额（企业购进的商品和服务所支付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只要符合条件，基本上都能得到扣除，即企业最终所缴纳的增值税额等于当期销项税额和当期进项税额之差。“营改增”全面试点之后，新增不动产的进项税额也可以抵扣。不动产价高，所对应的进项税额大，即使进项税额分期抵扣，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如果当期进项税额超过当期销项税额，那么根据计算，企业当期的应纳税额就为负数，这个数留待以后抵扣，企业当期实际应纳税额为零。 看不懂？举个栗子—— 某个餐饮企业一般纳税人，今年11月营业额为200万元 “营改增”前： 月应缴营业税10万元（200×5%） “营改增”后： 销项税额：   11.32万元=200/（1+6%）×6% 进项税额：  2.3万元=原材料20万元/（1+13%）×13%    1.45万元=酒水、饮料10万元/（1+17%）×17% （注：1．营业额和采购金额均含税价，进项已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并认证通过，下同。2．暂忽略水电费、无形资产等其他项） 该月应缴增值税为7.57万元（11.32-2.3-1.45） 假如该企业11月取得不动产500万元（适用税率11%），可抵扣进项税额49.55万=500/（1+11%）×11%。分两年抵扣，第一年抵扣60%，为29.73万元。则该月应缴增值税 -22.16万元（11.32-2.3-1.45-29.73），即该月无须纳税，待以后每月继续抵扣，直到出现正值时再开始缴纳增值税。 （可怜见，为举这个栗子，岛妹都动用了地税亲戚的关系了……） 这在缴纳营业税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只要有交易，就有应纳营业税额，且通常不太可能为负数。这样，“营改增”之后，只要企业当期进项税额多，那么在这一特定时期，企业的税负很可能就会下降；如果企业当期进项税额少，那么在这一特定时期，企业的税负可能就上升。因此，简单地进行税负的短期比较，很容易出现偏差。 有可比性的同一营业周期的税负比较，如果考虑到固定资产折旧需要较长时间，那么，合理的税负比较需要覆盖最长的固定资产折旧期。也就是说，要比较年度税负，需要对固定资产折旧所对应的进项税额做同步摊销才合理。此外，各种购进商品和劳务所对应的进项税额也需要在各期进行合理分配。只有这样，“营改增”前后的税负比较才有真正的意义。 总之，同一营业周期内的税负比较，也会遇到许许多多难以想象的难题。现实中，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的“营改增”前后税负比较，虽然简单，但也容易造成税负评价的偏差。 以上所说的是企业规范纳税可能遇到的情形。不可否认，一些企业在缴纳营业税的时代，很少或几乎不缴纳营业税。随着“营改增”的进行，如果企业不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那么下游企业得不到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就可能不会选择交易。所以，对于原先不缴纳营业税或缴纳很少营业税的企业来说，“营改增”之前的税负为零或很小，但“营改增”之后的税负可能变高。这也容易有税负判断的误差。 当然，要让社会真正感受到减税，最好的办法还是加快增值税改革步伐，简并和下调税率，将增值税的两档基本税率17%和11%合并为一档，并确定为11%以下的水平，宜定为10%左右；两档低税率13%和6%合并为一档，并确定为低于6%的水平，宜定为5%左右。税率的大幅下调，可以让减税政策更加明显。 税收外的收费和基金 中国企业赴美国投资以及各类“走出去”，是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融合的表现，值得鼓励。如此，中国税制改革就不能只考虑自身因素，而且还要考虑到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因素。尤其是美国。考虑到特朗普上台后要强力推行制造业复兴计划，中国面对的税收制度竞争形势会更加严峻。 中国要有合理的对策。 中国不能简单以欧洲的增值税税率比中国还要高为由，就不去优化增值税制。实际上，中国企业感受到税负高，还有税收之外的因素。土地价格、能源价格、各种行政性收费以及政府性基金等，这些对企业的负担也不可小觑。中国能源价格处于高位，与节能减排政策有关，但节能减排难道就一定要通过涨价而不是技术改进来解决吗？各种收费和基金多了，即使税收只是多出一点点，企业的税负痛感也可能增强，税收可能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各类收费和基金能不能不收或少收些呢？ 基于社会对企业税负问题的关注，特别是民间投资下滑，重新思考中国税制更有意义。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逐步提高直接税收入比重”，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降低企业间接税的负担。不折不扣地落实减税政策并深化税制改革，让企业在轻税环境下更好地成长，是当务之急。 文/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主任） [详情]

　　人民网评：“曹德旺跑路”揭示企业成本困境 这两天，“曹德旺要跑路”“曹德旺说中国除了人便宜，啥都比美国贵”等网络渲染不停地蔓延，似乎中国制造瞬间遭遇了泥石流一样。直到20日傍晚，曹德旺先生直接辟谣：“我什么时候跑了？福耀制造的市场销路65%在中国，我跑出去干什么呢？！”事情才告一段落。 那么，曹德旺究竟要表达什么？为什么引起网民如此的狂欢？笔者认真听了曹德旺谈话的原视频，感到他的谈话很质朴，既指出了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一些政策环境问题，也表示坚定看好中国本土经济，主张积极推动改革。 如果曹德旺是一个“出口成章”的企业家，他的话大体可以这样梳理：我最近到美国办了一个厂（在其他国家也有投资），这样可以方便我的美国客户；在美国办厂的成本比中国境内还划算，可以多赚10%的利润；中国税收以及其他经营成本太高，应该大力削减，否则会降低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巨大，我们应该把我们自己的事办好；你们媒体不要乱炒作，要负责任。 但遗憾的是，曹德旺的采访视频语序不够规整，被媒体断章取义、顾头不顾尾地炒作了。还有些人对中国经济大势有误读，拉上曹德旺做垫背。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听了谈话的上下文，不会得出“曹德旺跑路”、“曹德旺认为中国经济哀鸿遍野”、“中国除了人便宜，啥都比美国贵”等有违事实的结论。 曹德旺的事业基础在中国，他的“大本营”“后援地”会永远在中国。福耀玻璃产品从中国出口到其他国家的规模占35%，在中国国内销售的占65%，在境外建厂生产的还没有销售，占比为2%-3%。作为全球排名前列的汽车玻璃制造商，福耀集团选择美国开拓市场基于“美国是汽车大国”的考虑，属于正常的海外业务拓展。 事实上，除了曹德旺，山东太阳纸业将投资10亿美元至13亿美元在美国阿肯色州建厂，中国天源纺织也将投资2000万美元在阿肯色州设立服装制造厂，等等。这些企业的选择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但只要它们遵纪守法，按照市场规律办事，都无可非议。 曹德旺等中国企业家到美国参与“再工业化”进程、获取差额利润，不仅是企业家的正常举动，而且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壮大、中国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必然结果。把这些举动解读为“美国太好了，中国太差了”实在是一种悲哀。还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特别是到发达国家去经营，还面临很多挑战，不能仓促行事，而要学习曹德旺“观察20年才下手”的科学精神。 具体到国内企业面临的税负和其他成本问题，我们一要科学看待，二要务实改革。曹德旺所说的“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需要认真加以分析，税负大头主要包括增值税17%（最高）、所得税25%（最高），其他税种包括以增值税为课税基准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等。此外，企业为员工缴纳的社保费和住房公积金也是一笔重要支出。 对于现实中的税负问题，企业家们重视，中央也十分重视。营改增改革于今年5月1日全面推行，实行17%、13%、11%、6%四档税率。在总体税率统一的基础上，部分类别企业享有退税、减税政策。今年5月1日，国务院已下调了社保费费率和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按照中央确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规划，降税减负是重要抓手之一。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费支出仍有空间。进一步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就是要为企业创造更为优化的营商环境。但需要认识到，降成本、补短板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是一个整体：如果过剩产能问题不解决，也会制约降成本；补短板的落脚点，就是优化产业政策，优化产业结构。而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落实，“曹德旺们”的切身感受会显著改变。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的营商环境形成全球比较优势。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各国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不同税种的计税依据不一，税率设定也不同，衡量企业税负轻与重，不能只看税率高低，还要多维度综合考量，包括将企业自身经营状况和税费减免情况等都纳入评估范围。据经合组织（OECD）按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障缴款之和占GDP比重口径计算各国税负水平，2014年OECD国家平均水平为35.3%，同期我国仅为23.5%，低11.8个百分点。 曹德旺等企业家的感受，不仅值得高度重视，而且应当通过改革尽快给出“实惠”，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制度建设的“合成效应”，使企业家们的“综合感受”、“叠加感受”得到提高，而不是仅仅盯住“单一的税收感受”。董少鹏 来源：人民网[详情]

　　财税专家：企业经营压力加大“死亡税负”说法太片面 中新网北京12月22日电 （记者 赵建华）外围环境欠佳，成本上升、效益下滑的中国企业各寻应对之策。中国知名玻璃制造商、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董事局主席曹德旺近日表示，计划赴美投资10亿美元建厂，中国税负太高。有人借机指责，高税负是逼走中国制造企业的真正原因，甚至称之为“死亡税负”。 就税负轻重问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接受采访时表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宏观税负并不算高。但因为税制不同，与美国相比，中国企业的税负要高一些。美国以家庭、个人缴税为主，企业缴税为辅。中国的税收主要向企业征收。税制差异与两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有关。目前，中国企业面对的两大税种是增值税和所得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表示，近年来，中国一直维持17%增值税标准税率和13%的优惠税率，营改增（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又增设11%和6%两档低税率。中国企业所得税率为25%，对高新技术企业等优惠税率为15%。 李万甫介绍，2015年，全球征收增值税国家的增值税标准税率基本介于1.5%和27%之间。根据国际有关专业机构统计的征收增值税的115个国家，增值税标准税率平均约为15.7%，中国与多个国家并列第56位，处于中间水平。2015年，征收企业所得税国家的所得税标准税率基本介于9%和55%之间。根据国际有关专业机构统计的征收企业所得税的126个国家，所得税标准税率平均约为23.7%，中国位居第63位。 但即便税负不变，企业在不同时期感受到的压力也不同。刘尚希分析说，经济上升周期，企业产能利用率高、利润丰厚，承受税负的能力就强。反之，经济下行周期，企业面临产能过剩、附加值降低、利润变薄，承受税负的能力下降。目前，中国企业“税负感”较高，是各种因素叠加的效果。 事实上，近几年政府不断减税清费，中国企业需要缴纳的税收非但没有增加，反而不断降低。据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资料，增值税起征点由月销售额5000元（人民币，下同）分步提高至3万元，2016年惠及近3000万户纳税人；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标准由年应纳税所得额3万元提高至30万元，已覆盖所有小型微利企业。其中，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预计全年减税总规模将超过5000亿元。 跟大企业相比，中小微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对于税负往往更为敏感，减税将提高其存活率和竞争力。5月1日以来，实施营改增的建筑、房地产、金融、生活服务4大行业新办户数逐月稳步增加，累计增加53万。 期间，税收收入增速也与经济增速基本吻合。今年1到9月，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100881亿元，同比增长6.6%。同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7%。 但经济大环境变了。外围经济形势欠佳，中国面临结构性失衡，经济循环不畅，需要不断推进“三去一降一补”。 刘尚希说，对一些企业来说，政府减税的幅度比不上它们盈利下降的幅度。经济下行，融资、人工、能源等成本不断上升，企业创新能力、转型升级、消化成本的速度没有跟上，经营困难。经济形势较好的时候，有的企业乐而忘忧、拼命扩张，如今经济形势转差难以应对。面对各种压力，税负容易成为一些企业发泄怨气的出口。 但企业经营压力上升的症结，并不在税负身上。刘尚希认为，所谓“死亡税负”的说法太片面、夸张。除了外围经济环境变化，在国内由于体制、机制改革不到位，导致要素成本较高。包括公共服务在内，社会运转效率较低，百姓生活成本和企业运营成本较高。不断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的同时，中国更需要推进机制、体制改革，帮助企业降低成本、甩掉“包袱”。 事实上，针对企业面对的困难，官方也一直在寻找对策。今年8月，国务院出台的《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提出，经过1—2年努力，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取得初步成效，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 本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再次强调，降低企业税费负担。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完）[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