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税负问题之争集中反映这个时代的怕与痛

　　税负问题为何屡屡成为爆点

　　苏琦/文

　　税负问题讨论了很多年，最近又热闹起来，显然是因为人们认为曹德旺和特朗普“里应外合”演了把双簧：那边厢特朗普说要减税，要利诱美国制造业企业回流，已经足够令人心惊肉跳了，这边厢中国民营企业家主动跳将出来现身说法，说自己就是因为美国税负低而将工厂搬过去。

　　如果再考虑到“富人逃跑”“资本外流”等民粹主义加经济民族主义的语境，再加上人们担忧企业家喊税负过重会否导致负担被转移到百姓身上——每次在企业税负讨论后接踵而来的官方关于加紧研究所得税征收方案无疑坐实了这种忧虑——如此一来二去，套句烂熟而又烂俗的句式，税负问题就集中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怕与痛”。

　　多年以来，中国宏观综合税负到底高还是低，已经成为类似哥德巴赫猜想那样的难题，说高说低者都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考虑到税制的复杂，税种的繁多和税率的细致，再加上营改增改革进度，增值税抵扣难题，消费税应该以产地为主，还是以消费地为主，中国税制结构是不是需要调整，以后是不是要以财产税和所得税等直接税为主等等令人脑洞大开的议题，把“税负”直接整成了中国几乎门槛最高的话题，令普通人基本无缘置喙。

　　好在除了税负高低以外，专家们又加上了税负痛苦指数的维度，这一方面令情形更加复杂，另一方面也给非专业人士加入战团开辟了快速通道。首先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就是吐槽的主力军，曹德旺们只不过是其中格外敢言者而已。中国的企业家们什么样的困难没有领受过，在这方面他们有着太多的发言权，是否“死亡税率”暂且存疑，但中国的税负显然不能算是属于偏低之列，而税之外的费更是令人啧有烦言。再加上各种或明或暗的因所有制歧视而产生的双轨制，比如信贷和财政补贴的倾斜度，以及在中国特色的政商环境中做生意需要支付的各种隐性成本，也难怪谈起税负他们总是槽点和痛点满满。

　　同样的税负痛苦指数也被普通民众高高举起。这也是为什么个税起征点提高的传闻总是令人欢欣鼓舞，而每次关于房地产税要开征的消息总是讨人口诛笔伐：一次性收了那么多土地出让金，然后都已经转嫁到我们消费者身上，凭什么还要收税云云。

　　而围绕税收的进一步的探讨则让人更加心惊肉跳，总是要扯到税收法定，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公共产品供应是否充足及效率高低，公务员队伍是否过大，财政透明度比如“三公”公开等等话题，而且总要引入国别经验。

　　这也是为什么每一次关于税负的探讨总是具有或多或少的敏感性，因为它不仅仅事关营商和生活成本，更涉及体制优劣和国家治理能力高下的对比，其潜在爆炸性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