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市场约束推进供给侧改革 □陈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平衡。供给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通过市场约束引导资源配置，大力发扬工匠精神，增强产品竞争力，是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适应性的根本途径。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有效需求不足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治理的重大难题。从表象上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似乎也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但实质上，是供给侧质量不高，导致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进而产生需求受到压抑和外溢的情况。 供给侧质量不高，主要表现为有效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消费升级需要，导致海外购物成为消费时尚。供给侧质量不高，也表现为僵尸企业“僵而不死”，长期创造无效供给，消耗宝贵资源，导致经济金融运行风险聚集。这些情况表明，供给侧质量不高，已经影响到经济转型升级，阻碍了内生经济增长动力的凝聚。 而供给侧质量不高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机制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约束尚未充分发挥作用。不清晰的市场信号，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一部分企业不积极主动转型而坐等政府救助，还有部分企业面对盈利空间收窄，不积极推进产品创新而只希望政府提供优惠政策，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企业增强产品竞争力的努力；海量低廉商品大量充斥市场，对国内精品制造产生较大冲击；资产价格泡沫的非理性膨胀，导致社会投资投机风气盛行，不利于干事创业氛围的培育和形成。 可见，通过市场约束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就是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减少无效供给，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优胜劣汰，自发实现市场出清，让没有市场发展前景的僵尸企业破产，人员分流。缩小低质量供给的生存空间，加强产品质量监管，严厉打击电商市场和线下市场存在的伪造、仿冒、以次充好等行为。扩大有效供给，要大力发扬工匠精神，引导企业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通过创新驱动发展，大力提高产品科技含量，积极提升服务质量；积极引导企业形成独有的比较优势，加强品牌建设，坚持高标准高质量来培育真正“百年老店”。 值得警惕的是，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行政手段、政府主导或有意或无意地被强化。或许，行政手段用起来方便、顺手、见效快。但缺乏市场约束的推进没有根基，一阵风过后就会反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一项战略，也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协调配合，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供给侧改革的顶层设计固然重要，但基层创新和探索也不可或缺。只有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创新进取，积极营造精品制造的社会氛围，大力抑制社会投资投机倾向，全力推动我国制造业升级，全面推进产业结构优化，才能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详情]

　　确保“三去一降一补”取得实质性进展（经济形势理性看） 潘盛洲 来源：人民日报 日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深刻分析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基础上，对2017年经济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求继续深入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切实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根据新情况、针对新问题完善相关措施，确保这五大任务取得实质性进展。 多措并举化解钢铁、煤炭过剩产能 2016年以来，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有关部门和地方制定并实施了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工作方案和配套政策措施，在条件比较复杂、困难明显增多的情况下取得了较好成效，预计可以超额完成钢铁、煤炭去产能的年度目标任务。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2017年去产能的任务仍然较重，需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继续压减钢铁、煤炭过剩落后产能。 总的来看，2017年推动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难度比较大，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钢铁、煤炭的价格均有相当幅度的回升。尽管如此，必须确保完成化解过剩产能的相关任务。应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充分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债务重组或破产清算。应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处置“僵尸企业”的关系，在设计实施去产能方案的同时，配套设计实施好企业人员安置方案，确保相关人员安置工作落实到位。在具体推进过程中，应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可鼓励行业领军企业和优质企业对本行业的“僵尸企业”进行兼并，达到既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又提高产业集中度的目的。国内外实践充分证明，无论什么产业，在市场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只有适当提高产业集中度，才能使市场份额较大的企业具备从事创新研发的力量和积极性。否则，企业只能把精力用在降低价格、抢占市场份额上。应严格执行程序，坚持公开透明操作，尽可能让债权银行全程参与，最大限度地避免逃废债。同时，允许和支持银行与企业通过协商，按照市场化方式开展银行债权转股权，在转股资产定价、资金筹集、管理和退出股权等环节切实尊重银行债权人权益和选择权，实现银行和企业双赢。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避免一个地方的产能减了、另一个地方又有新产能上马或关闭停产的企业又重新生产的情况出现。引导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化的信贷政策，根据不同情况对不同企业做到有保有压。切实搞好统筹兼顾，不要一方面辛辛苦苦地在某个领域去产能，另一方面又大量进口该领域的相同产品；对有关产品一时出现的局部供应偏紧现象，可采取精准供给等措施，确保供需基本平衡和价格稳定。贯彻落实开放发展理念，大力拓展产能国际合作新空间，围绕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抓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洲、拉美地区等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历史机遇，积极引导产品出口和企业走出去。同时，鼓励支持国内相关企业主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通过公开公平竞争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步伐。 分类调控化解房地产库存 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呈现分化状态：一二线城市中的热点城市房价较高且持续上涨，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仍然较多。针对这种情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问题。这为做好下一步化解房地产库存工作指明了方向。 对于房价上涨压力较大的热点城市，应适当调整土地政策，合理增加土地供应，提高住宅用地比例，同时注意盘活城市内的闲置和低效用地，以增加住房有效供给。落实人地挂钩政策，根据人口流动情况分配建设用地指标。特大城市应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这样一方面可以缓解城市中心地带的土地、人口等压力，进而减轻住房供应压力；另一方面可以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形成功能布局合理、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均有明显改善的城市群。还应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破除制约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比如，可以加快住房租赁市场立法，加快机构化、规模化租赁企业发展。同时，加强住房市场监管和整顿，规范房地产开发、销售、中介等行为，为实现城镇居民住有所居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对于房地产库存较多的三四线城市，应重点把去库存和促进人口城镇化结合起来。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渠道，消化房地产库存。为此，需要采取以下思路和措施：一是按照发展城市群的要求，推进三四线城市与特大城市之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高三四线城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其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二是研究出台配套政策，鼓励和支持农民到三四线城市买房。比如，可以设立住宅政策性银行，为农民进城购房提供低息贷款；设立政策性住房担保公司，为农民向银行申请房贷提供担保；等等。三是抓住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机遇，抓紧研究出台相关政策，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推动相关产业落户中小城市，让到城市购房的农民能够尽快找到工作，在城市长期定居。有关调查表明，许多农民之所以对到中小城市买房犹豫不决，就是担心在城市安家落户后找不到稳定工作、没有稳定收入；担心城市的生活费用明显高于农村，时间长了会支撑不下去，最后还得返回农村。因此，在积极帮助农民进城买房的同时，还应积极对进城农民开展培训，帮助他们尽快掌握一技之长和相关知识，解决其进城定居面临的就业困难等问题，让他们尽快熟悉和融入城市生活。 综合施策既稳增长又降杠杆 去杠杆的主要目的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国内外市场需求持续低迷，我国许多生产力无法在市场上实现，导致产能过剩，而这些过剩产能中相当一部分对应的是银行信贷。所以对我国来说，当前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必须在实体经济领域去产能、在金融领域去杠杆。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去杠杆的主攻方向是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这一要求的实质是：去杠杆必须既有利于稳增长，又有利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贯彻落实中央的这一要求，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应精准适度。统筹运用各类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完善利率形成机制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金融市场体系健康发展，适时适当扩大直接融资比重，有效增加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优化信贷结构，支持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小微企业发展；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取得更大实效。二是着力完善股票市场。这不仅关系金融和企业发展，而且关系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在目前亟须推进企业兼并重组、优化产业结构的形势下，有效发挥股票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应组织力量，加紧对股票发行制度、监管制度和风险防范机制等进行深入研究，尽快提出一些针对性强、标本兼治的政策措施。三是切实做好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工作。建立健全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体制，控制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过快增长。在采取这些措施的同时，还应积极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加强全方位监管，防范可能出现的股市、汇市、债市、楼市风险，防止“交叉感染”。 大刀阔斧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 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不断上升。对此，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的要求，大刀阔斧地帮助企业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 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需要综合施策，打出“组合拳”。一是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应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特别是垄断性中介服务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可考虑适当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进一步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从长期发展看，应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可考虑从目前在生产环节征税转向更多在最终消费环节征税，以促进企业税负公平。同时，应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使消费税、房地产税等成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引导地方政府把更多精力放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改善居住环境和教育条件上，以此吸引更多人来旅游、居住和就业，进而增加当地税收。二是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现在企业办事难、办事贵的问题仍然相当突出。近几年，国务院部门和地方政府取消下放了大批行政审批、投资核准、资质资格认定等事项，效果是明显的。但实践中也发现，一些部门自行设置的这类事项依然较多，有的前面减了后面又以其他名目增加了。对此，应继续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加紧制定国务院部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以清单管理推动简政放权；大力推行工程建设项目多评合一、多审合一、多图联审、联合验收等新模式；扩大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试点，加快推行负面清单制度；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尽快实现“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促进市场活而有序。三是降低能源成本。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气电价格联动机制。同时，深化其他能源价格机制改革，切实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四是降低物流成本。有关研究表明，目前铁路运费仅为公路运费的1/3左右。可见，降低物流成本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大幅提高铁路货运量在全社会货运量中的比重。但是，由于铁路建设专线网络和“最后一公里”配套不足，铁路运能还难以充分发挥。因此，应着力解决铁路末端“最后一公里”运输问题，通过加强铁路与公路、水路等交通运输方式的配合，尽快提高铁路货运量占全社会货运量的比重，从而大大降低物流成本。五是降低人工成本。应出台相关政策，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 保持有效投资力度补短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补短板作出了新的全面部署，要求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手，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 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的角度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补短板力度。一是补农业中的短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扎实推进，成果丰硕。但应看到，目前农业中的短板仍然不少，如从供给侧看，既有不适应需求变化、导致供求出现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又有为了多种粮食而过度开垦林地、草原、湿地和过度使用化肥、农药所带来的严重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必须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等薄弱环节，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市场紧缺农产品的生产，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使资金和政策重点向保护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及提高农产品质量、效益倾斜。二是补制造业中的短板。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骨架和支撑，也是我国的优势产业，必须千方百计巩固和扩大这一优势。应着力做大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坚持把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推动实施《中国制造2025》，促进制造业研发、生产、管理、服务等模式变革，提高制造业的质量和效益。加快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通过采取增加投入、财政贴息、加速折旧等措施，加快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促进传统产业创新产品、服务和管理。三是补服务业中的短板。我国服务业已超过制造业成为第一大产业，但目前总体上层次较低，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制造业。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坚持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并重，通过加大创新力度特别是加快与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促进服务业实现量的扩大和质的提升。四是补基础设施中的短板。应从软硬两个方面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高投资有效性和精准性，加快“最后一公里”水电气路、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城际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建设。五是补生态建设中的短板。应把生态文明的理念和目标要求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贯彻落实到各级各类规划和各项工作中，切实把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这块短板补上去。六是补扶贫和改善民生中的短板。“十三五”时期实现农村脱贫5000多万人的目标，任务非常艰巨。应更有力、更扎实地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集中力量攻克薄弱环节，把功夫用到帮助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各项政策落地生根。进一步加大对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投入，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服务功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详情]

　　“稳”显战略定力 “进”须改革突破（声音） 来源：人民日报 韩正 我们要更加深刻全面理解和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战略定力，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把每一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抓出成效；坚定不移推进各项改革向纵深发展、实现重点突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明年经济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和原则，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把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实质，紧密结合上海实际谋划好明年经济工作，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努力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我们要更加深刻全面理解和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明年贯彻好这个总基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稳是基础、稳是基调。 稳就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稳就是要保持战略定力，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把每一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抓出成效；稳就是要增强忧患意识，牢牢守住底线。 进就是要坚持走质量高、效益好、结构优、可持续的发展之路；进就是要坚定不移推进各项改革向纵深发展、实现重点突破，牢牢把握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引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发展注入强大活力；进就是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有更大作为，紧密结合上海实际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充分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不断满足升级的需求、着力点是不断提高供给质量、根本路径是改革创新；进就是要全面实施好自贸试验区和科创中心建设两大国家战略，不断在围绕、服务和推进国家战略中取得新进展。 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更加注重防范风险、补好短板。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反映出的一些新问题，本身包含着风险和隐患，尤其是一些倾向性问题，必须高度关注、及时研究，反应要灵敏，措施要果断。要牢牢抓住影响城市安全、阻碍城市发展的瓶颈、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持续用力补好短板。聚焦“五违四必”区域环境综合整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中小河道治理、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市等重点工作持续推进，让广大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临近岁末年初，各地区、各部门要守牢底线、消除隐患、确保安全，不能有丝毫麻痹和松懈。要更加关注民生，保障市场供应，关心各类群体生产生活，特别要把困难家庭和低收入群众的帮困送温暖工作做得更细更实。要全力以赴抓紧抓好明年开局工作，齐心协力为明年各项工作打好扎实基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全市党政负责干部会议上传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时说 （本报记者 刘士安 李泓冰整理）[详情]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之后热议“三农”：新农业”需要“新金融” 12月19、20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提出了2017年农业的五大关键工作，其中，“加快推进农村创业创新。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发展”格外引人注目。在过去几年，不少互联网公司投身到农村金融蓝海中。那么具有互联网特色的“新金融”将如何服务“新农业”？近期引发了业界热议。 12月20日，在蚂蚁金服农村金融战略发布会上，来自农业部财务司领导、农业龙头企业、学界、蚂蚁金服及阿里巴巴农村生态的相关代表就“互联网+如何创新服务三农用户”纷纷表达了观点。 新旧金融融合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 农业部财务司副司长秦维明表示，“农业现代化是农村金融的产业支撑，‘十三五’期间是现代农业关键时期，总的发展目标有三大任务：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护农业生态环境、还有增加农民收入”。秦维明认为，农村金融破局的关键是利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破解长期制约农村金融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秦维明还宣布了农业部在现代科技方面同蚂蚁金服的合作，他表示，“农业部与蚂蚁金服合作开发了新型农业主体直报系统，通过互联网平台将大量的新型规模经营主体和广大保险机构直接连接。将来把农业保证政策放进去，希望实现点对点、面对面服务，政策精准对接。” 中国人民大学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强调，社会和金融机构、风投等对农村金融的重视和涉及程度不够，希望多些资源来“眷顾农民、眷顾农村”。而在具体执行方面，他认为，“新的金融要能够跟传统金融融合、合作。未来我们不是要建立一套新的金融体系，而是要真正让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成为一个普惠金融体系。”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蚂蚁金服就宣布了两个与传统金融融合的消息：战略入股中和农信（中国扶贫基金会旗下的小额信贷社会企业）来助力扶贫，与国内第二大农险公司中华保险成立合资公司“农联中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来为种养殖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中和农信董事长王行最与蚂蚁金服副总裁纪纲表示，农村地理、经济和人群的特征，共同导致了农村金融在征信管理、风险控制、业务流程等方面存在不足。中和农信具有常年积累的线下风控手段，蚂蚁金服具有数字化服务的技术优势，中和农信与蚂蚁金服正好可以形成学者所说的“融合、互补”。 “单打独斗”不如“生态合力” 益客集团是全球第二大肉鸭养殖龙头。益客集团总裁王晓冰认为，互联网金融的普惠性、信息化、实时的特点表现突出。他认为，互联网公司提供的贷款等服务，基于信用而非基于抵押，解决了养殖户贷款过程中“缺乏抵押物“的难题。而互联网公司可以按天计算、小额贷款灵活度高的特点更是适合给养殖户提供流动资金，超越传统金融机构。 孙利军是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同时担任阿里巴巴乡村事业部总经理。他更关注农村金融的“服务”二字，“新农村体系建设的核心在于引入新服务，绝非是单纯的把优质三产资料带动农村。在整个农业生产中，物流、金融、知识是三个痛点，农村淘宝整合整个阿里系的资源，联合蚂蚁金服、菜鸟物流、各大社会机构在努力解决三大痛点。” 同样来自阿里巴巴的天猫生鲜总经理何春雷认为，他的从业经历告诉他，从销售端来看，农业产业化有利于提升产品品质，有利于消费者，也有利于商家提升溢价。“在生鲜食品行业，打造标准化过程中，产业化方式优于小农模式。让一家一户农民做高标准商品出来非常难，唯有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大家，才能有高品质的商品，消费者愿意为这样商品多付钱，所以天猫平台愿意去支持龙头企业、服务龙头企业。” “我们原来想大规模养牛和种植，后来发现，单打独斗没有出路，一个企业如果不能和当地的农民、资源结合起来是没有出路的，因此科尔沁牛业把50%的订单让农民参与，这也相当于我们希望把50%的金融服务通过社会化方式来解决”。科尔沁董事长李和表示，通过蚂蚁金服与中华保险的联合，让科尔沁的养殖户享受到了一条龙的金融服务，包括信贷、保险，而且基于信用而非抵押的贷款解决了农户的贷款难问题。他认为，新金融服务将是一种趋势。 同样抓住这种趋势的是中华保险。2016年3月，蚂蚁金服开始与中华保险战略合作，而在12月20日的发布会上，两者宣布成立合资公司来更好地服务种养殖户。中华保险副总裁李薇认为，如果按传统银行的思路去看科尔沁牛业的资产负债，“几乎不可能贷到款”。但蚂蚁金服通过科尔沁牛业天猫旗舰店的销售情况，来做风险对冲的手段，然后把资金放贷给产业链中科尔沁的养殖户，并且通过定向支付、“以物代钱”，这才使得贷款给科尔沁这样的龙头企业成为可能。 农村金融不是一个孤岛，与政府、产业、金融、零售等生态建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蚂蚁金服农村金融事业部副总经理陈嘉轶表示，“中央的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一号文件一直是农村工作的指引，产业龙头的力量是整个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推手，以天猫、村淘、易果生鲜等为代表的新零售体系，将决定生鲜、农牧产品的零售端，新金融的信贷、保险是能够串联起整个链路的齿轮，这个大的服务生态是蚂蚁金服在农村金融市场所努力实践的方向”。 当天的发布会上，蚂蚁金服还宣布全面开启农村金融战略：以三大业务模式服务“三农”用户全面需求，推出“谷雨计划”深度覆盖农村普惠金融，力争在未来三年内，联合100家核心龙头企业，为大型种养殖户提供金融服务；与合作伙伴一起，为1000个县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包括支付、信贷、保险等；面向国内所有“三农”用户，拉动合作伙伴及社会力量提供累计1万亿信贷。 文/江南子[详情]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明年房地产市场新动向 新华社记者王优玲、孔祥鑫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明年楼市定下“平稳健康发展”主基调，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并就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建设做出了布局。 释放一个明确信号：住房回归居住属性 住房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之一，居住属性是其本源。正本清源，是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题中之意。 2016年，部分一二线热点城市房价一度迅猛上涨，专家指出投资投机是其幕后黑手之一。当住房大范围成为投资品、投机品，成为牟求暴利的工具，居住属性这个定位就被偏离了。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这样的阐述。 “这意味着决策层进一步明晰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定位，强调房地产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实现‘住有所居’，让住房回归其居住属性。”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说，以前我们把房地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点和消费热点，现在将房地产业定位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民生产业，有助于挤出泡沫，促进市场健康平稳发展。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铁岗说，中央释放出明确信号，厘清对房地产价值的认知，地方政府要通过经济转型而不是土地财政来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房企要减少市场炒作，通过创新转型来增加收益。 李铁岗说，在房地产行业的过量投资，吸走了对实体经济领域的投资。中央强调减弱房地产领域的投资，让房屋回归居住，为振兴实体经济等领域腾出更多空间，有助于经济长期健康发展。 建立一套长效机制：加强住房政策顶层设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 长效机制的建立是解决房地产市场“内火”之举。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玉说，随波动“起舞”的政策调控会加剧市场短期波动，引发市场恐慌；而清晰的制度设计可以带来稳定的市场预期，防止“羊群效应”盲目跟风，防止市场大起大落。 倪鹏飞说，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发展战略层面做出调整，让房地产与宏观经济、城市化协调发展，有利于扭转宏观经济对房地产业的过度依赖和房地产市场严重分化格局。 首都经贸大学教授赵秀池说，建立长效机制的突破口和难点是基础性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包括建立什么样的住房制度，住房供应怎样适应不同层次的住房需求，运用什么手段进行房地产调控，实现供求平衡。 倪鹏飞说，促进我国房地产稳定健康发展，关键是建立一套长效的让房地产利润平均化的市场调节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未来要在调整我国住房发展内涵和住房发展定位的基础上，推动住房法的制定和出台，推进“让老百姓买得起”的住房政策的法制化。 运用综合“工具箱”：缓解市场供需矛盾 供需关系是房地产市场波动的根本因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标本兼治”，一方面谋划长效机制建设“治本”，另一方面也运用综合“工具箱”缓解市场供需矛盾。 针对当前房地产市场分化的特征，李铁岗说，2017年，预计对一线城市会继续从严政策，一二线城市防止炒作，严防投机，三四线城市继续释放库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在宏观上管住货币，微观信贷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购房，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 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副总裁胡景晖说，有效的金融政策可以去除住宅的投机性。严格的首付贷政策落实可以避免过度释放流动性，保障住宅的居住功能。 从土地供给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落实人地挂钩政策，根据人口流动情况分配建设用地指标。要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土地供应，提高住宅用地比例，盘活城市闲置和低效用地。 倪鹏飞说，会议提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释放农民购房需求，可以减缓楼市过度调整，促进城镇化发展。通过全国范围内产业、人口及公共资源合理布局和城市化战略调整，可以促进房地产市场协调发展。 立足长远的住房政策导向已然明确，只要精准施策，落实到位，我国住房发展终将实现“住有所居”目标。[详情]

　　制图：张芳曼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市场稳得住 百姓有房住（政策解读·聚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来源：人民日报 本报记者 刘志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 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应当怎么理解，又该如何建立呢？如何实现“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的目标？ 基础性制度 让百姓住有所居、让市场保持稳定 过去说起房地产调控，人们常说“短期政策”“长效机制”，而“基础性制度”则很少提及。它的内涵是什么？ “房地产基础性制度首要解决的是它的定位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任兴洲认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句话很朴实，但一语道出了住房的根本定位，就是住房的本质属性是居住，是其使用价值。尽管它也带有一定的资产属性和投资功能，但最主要的是居住属性，是要解决老百姓“住有所居”的问题。“既不能将住房当作资产爆炒，也不能将房地产当成稳增长的工具加以运用。” “有了明确清晰的定位，还要保持住房政策的稳定性，让市场主体有稳定的预期。”任兴洲说。 “住房政策主要应有两个目标，一是保障居民家庭基本住房需要，不断改善居住条件和社区环境，实现住有所居；二是引导住房投资与住房消费，有效预防和管控系统性风险，促进市场保持稳定。”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玉认为，要想实现这两个目标，就需要建立能够长期发挥作用、而不是变来变去的政策安排，“从而为每一类人群都提供一个对应的获取住房的渠道，而且这些渠道‘可进入、可选择、可支付、可持续’。” 基础性制度将如何完善？“房地产的基础性制度还包括其产权制度、不动产登记制度、土地征收、储备和出让制度、房地产税收和投融资制度、住房保障制度等。”任兴洲认为，未来要在这些制度层面进行改革和完善。 在刘洪玉看来，未来我国需要发展租赁市场来补齐短板，从而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还需要通过落实住房支持政策、完善政策性住房金融体系等措施，建立低端有保障、中端有支持、高端有市场的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住房供给体系。 长效机制 针对性操作性更强，需要多方面共同发力 对于“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我们多年来一直在讲，但市场仍然不尽如人意。 任兴洲认为，这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阶段有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8年全面推进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与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化快速推进相伴随，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住房需求与供给矛盾较大，商品房市场、保障房制度都在不断探索中。而到了现阶段，一方面，住房市场供给与需求发生了明显变化，城镇居民住房绝对短缺的时代已经过去，经过大体测算，到2013年前后，就总量而言，全国城镇家庭户已经实现户均一套房，有些城市已经超过户均一套的水平，供需趋向平衡；另一方面，经过多年分析研究，我们对符合国情的房地产市场运行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也比以前清晰了。“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具备了制定和完善长效机制的条件。另外，实践证明，光运用短期政策不能解决房地产平稳、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长短结合，着力建立长效机制”。 “多年来，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也一直在研究和推进中。”任兴洲认为，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进一步提高，如“在宏观上管住货币，微观信贷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购房”，就是既注重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又支持自住型的住房需求；“落实人地挂钩政策，根据人口流动情况分配建设用地指标”，就考虑到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一亿新市民落户城市后的住房建设用地问题。同时，针对不同城市市场分化的状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土地供应”“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这些政策实施后，将通过有效增加供给，缓解热点城市的住房供需矛盾，也有利于从更宽广的视角解决特大城市的住房问题，打破行政区划局限，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合理配置资源，引导人口合理流动。 与短期调控不同，长效机制需要在更长时期发挥作用。刘洪玉分析，以税收机制为例，过去调控时，常把各种税的税率和征管规则调来调去，有时通过税惠政策鼓励买房，有时又通过增加税负抑制买房。“税收的长效机制就是要把购房者在不同情景下可能面临的税负一次性公之于众，让购房者清晰知道，如果买房目的是住房投机、住房投资或住房消费，将分别面临什么样的税负，引导购房行为。” 再比如，供地机制。刘洪玉说，一座城市在人口持续流入的情况下，如果土地供应严重不足，政府土地管理目标又是严格控制建设用地供应，则住房升值预期及升值预期驱动下的住房投机难以避免，房价稳定就难以实现。“如果政府土地政策的出发点能从被动管理变为主动管理，将土地管理目标定位为‘努力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空间需求’，积极拓展土地供应来源、降低土地供给成本、透明土地供应计划、提高土地供给弹性，就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促进市场稳定。”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表示，建立长效机制，需要在供地、金融、财税等关键领域实现突破：土地制度上，要完善土地招拍挂配套制度；金融制度上，要建立“多层次、普惠制”的住房金融制度；财税制度上，要完善中央与地方分权的财税体制。此外，还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以释放新市民群体的购房需求。 明年目标 既防止大起大落，又有效去库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 “泡沫是资产价格背离其价值的一种现象，泡沫越大，价格和价值背离越严重，大起大落的可能性就越大。”根据刘洪玉的判断，当前房地产市场泡沫主要出现在一线城市和部分热点二线城市。 “抑制泡沫、防止大起大落”应如何界定呢？刘洪玉认为，主要在于保持住房价格的基本稳定，“与同期GDP涨幅、人均可支配收入涨幅、通货膨胀率相比，如果房价涨幅没有超过三个数字中的最高值，就可认为房价基本稳定。” “现阶段推动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热点城市房价上涨的因素尚未完全消除，实施限购和差别化信贷等调控措施仍有必要。”任兴洲说。 2016年，与一些城市出现房价过快上涨不同，不少三四线城市的库存仍旧高企，“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问题”也被列入了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中。 专家认为，三四线城市库存压力较大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城市化工业化发展不足、人口集聚效应不强等有紧密联系。刘洪玉表示，这就要从多方面入手：一是要有效提高教育、医疗等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和发展机会，吸引农业转移人口去落户、定居并借此消化库存；二是要适当收紧甚至暂缓新增土地供给，提高新建商品房项目的品质，避免增加新的库存压力；三是通过改革与农村土地相关的体制机制，让农民在进城时有更殷实的“嫁妆”，从而使其拥有在城市体面生活的物质基础、在城市购买住房的资金能力，而不是单纯依靠财政补贴才能买得起房。[详情]

　　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亮点 主持人 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人民网视频访谈。现在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欢迎您。 [08：58] 刘世锦 各位网友好。 [08：58] 主持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闭幕了，您作为参会的嘉宾，会议中有哪些点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又传递出哪些政策信号？ [08：59] 刘世锦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内容丰富、信息量很大，都很重要。我从学习理解的角度，我觉得这么几点是需要大家更多的关注。这里面主要是有三条，第一条，我们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第二，确立了以新的发展理念为统领，供给侧改革作为主线的这样一个大的政策框架，这个大的政策框架确立起来了。第三，提出了稳中求进这样一个总的工作基调。 除此之外还有几点需要关注的就是，关于稳中求进，这里面讲了有两点。一点就是，稳增长关键是要稳预期，特别是强调了我们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要加强产权制度的保护，要稳定企业家的预期，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预期和信心。再一点，就是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比以往更加重要的位置上。这次会议还提出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振兴实体经济。我们经济中间有一些比较大的失衡，包括实体经济内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房地产和其他经济之间，存在着一些不平衡的地方。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就是要进一步振兴实体经济。还有一点，这次会议讲了一句很通俗，但是很实在、很切中要害的一句话，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在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之下，要逐步形成一套房地产能够长期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当然，这次经济工作会议还特别强调了下一步要开展的一些关键性、基础性的改革。最后还特别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怎么把中央的这些决策精神能够真正落到实处。特别是强调要建立一种想干事、能干事的正向激励机制。我想这么一些政策信号可能需要大家更多的关注。 [09：03] 主持人 刚刚您也说到了有一个经济发展的理念就是供给侧结构改革这个整体大的框架，会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你认为，明年要做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点是要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 [09：04]  刘世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推进了一年多，有些方面应该还是进展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去产能，去库存也有一定进展。但是，去杠杆进展就比较慢一点。另外，降成本、补短板这些方面也有不同的进展。所以，在新的一年，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从这样一个状况出发，有针对性地来加以推进。从去产能来讲，可能现在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比如像煤炭、钢铁，一方面在去产能，另外一方面，它的价格起来了。价格起来以后，传递的信号就是产能是多了还是少了，大家会问这个问题。这里面我觉得可能需要关注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产能到底多少。现在也有些数字，到底实不实，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来把这个情况摸清楚。我本人做这个研究的角度，曾经过去也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过去比如讲，某个产业是严重重复建设、产能过剩，他报了一个数，说是全国产能有多少多少，但是，最后实际一调查，有些产能已经是有名无实了，有些企业产能也有，但是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是积压的，没有竞争力。现在讲产能，我觉得可能需要考虑一个概念，叫做有效产能，这个行业中间真正有竞争力的有效产能有多少。拿这个东西来评估这个市场的供求关系，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09：07] 刘世锦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更多的关注市场的信号。市场现在发出一个信号，说价格涨起来了，供求关系已经发生了些变化。但是，我们从调研的情况来看，现在去产能这件事情，是不是已经到位了呢？有些地方有些行业，据我们了解，其实还是有关部门的协调之下，把工作的时间，就是一年开工多少天，把这个时间数朝前压，实际上是限产量。产能其实并没有明显的去掉。但是把产量限了以后，供给就少了，这样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可能一定程度上和有些国家曾经出现过的所谓行业的卡特尔有点类似。就是产能现在还是存在的，一旦情况有所好转，可能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就是产能能够进一步释放，工作的时数要进一步增加以后，产能过剩的问题可能就会变得突出。我说这个意思就是去产能这个问题，我们把情况要摸清楚。现在总的来讲，产能过剩的问题可能还是存在的。在有些行业，在有些地区，还是要进一步坚定不移地把一些确实过剩的产能去掉。 去产能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真正要把那些低效率的、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去掉，去产能本身是要通过一个行业里边重整，优胜劣汰，提高整个行业的竞争力，这是我们的目的。去产能并不是简单地说把一部分产能去掉，是通过这样整合以后把整个行业的竞争力提升。再一个，去产能过程中，有些职工可能就要下岗，怎么安置这部分职工，有些人通过学习、培训能够转岗，社会保障制度怎么进一步加强，这些问题也都是我们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去杠杆来讲，现在看来，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因为从全国来讲，杠杆率在过去一年，从全社会来讲并没有下降，还略有上升。怎么在管住货币这个水龙头，就是不能把水放得太多了，这个前提之下，要着力处置一些大的风险点。要防止或者要抑制一些资产泡沫，加强金融监管。这也是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的，就是要加大力度，防范金融风险。 去库存的问题，等会再结合大城市的问题，就是一线城市房地产的发展再讲一下。 从降成本来讲，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还是比较重的。包括我们一些生产要素的成本，更多的还是制度性的成本，就是我们经济学上经常讲的交易成本，怎么进一步降低，空间还是比较大。 补短板，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一点，我们既要补一些经济结构上的，比如产业上的，生产要素上的短板，同时也要补一些制度上的短板。既要补一些硬的短板，也要补一些软的短板。 [09：11] 主持人 您刚刚详细解读了一下“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年重点做的工作。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突出强调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 [09：12] 刘世锦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一点始终是没有变的。但是，农业这么多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大的供求格局，就是过去那种农产品严重供不应求的状况，基本上都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过剩的问题。这个就突出表现在，我们现在一些农产品库存很大，每年为了收储这些农产品，比如玉米，国家财政的支出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整个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我们国内粮食的价格，或者几乎所有的农产品价格，和国际市场比起来都是高的。或者反过来说，我们农业的竞争力并不强，有些地方还是相当弱的。怎么改变这种状况。今年从调节价格机制开始，把价格逐步地要转向由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补贴就要补到一些真正给农民能够有获得感的那些环节上，通过这种价格调整以后，如果一些农民的利益受到一些影响，该补的还是要补，但是把价格机制要理顺。再一个，从比较长远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农业怎么进一步调整结构。国内国际市场还是要逐步打通。我们有一些特殊性，有些可能在一定时间范围之内还需要有一定的保护，但是总的来讲，还是要走市场化、国际化的道路。最后是要提升我们的生产率，这样还可以把更多的农民从农业领域中间解放出来，实现行业之间的转移。这样才能真正提高这部分农民的收入。当然，从农业领域来讲，可能下一步还有相当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农业结构大的调整。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怎么提高它的品质，大家现在要吃得好、吃得安全，这都是供给侧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消费者要求提高了，消费结构提升了，但是我们的供给跟不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都是农业供给侧改革需要解决的一些主要问题。 [09：18] 主持人 今年会议还提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难点和重点，您认为是什么？ [09：19] 刘世锦 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件事情，应该说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关于国企改革一些大的方向、原则，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里面讲得已经相当清楚。现在问题就是怎么落实。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是国企改革的一个突破口。这是这次一个很重要的提法。这个突破口怎么突破呢？这次也点了一些行业，比如电力、石油天然气、民航、电信、军工，这么一些领域能不能在这方面能有所突破。 从过去的情况来看，混合所有制在推动的过程中，也是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可能思想问题、观念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就是怎么混啊？还是要由国有股份占大股，处在一种完全控制的地位上。如果这样，有些民营企业就不愿意进来。他说我把这个资金投进去了，最后我没有发言权，也没有决策权。他积极性就不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三中全会文件讲得很清楚，在一个企业中间，除了一些有明文规定的特殊的行业之外，股权结构，所谓混合所有制，要按照有利于提升效率这个角度来进行设计，来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有些可能是国有股占大股，有些可能民营的也可以占一个比较大的比重，甚至让它控股，这都是可以的，服从于股权结构、企业治理结构的需要。这个方面要解决认识问题，也要解决一些具体的法律政策问题。这方面的改革，我倒感觉到，我们可能所谓讲突破口，需要在一些领域中间有所突破，有一些好的案例，比如说你有时候讲了很多一些大的原则，到底怎么落实，如果说我们在某个行业、某个企业中间做得不错，把这个案例好好研究一下，把它拿出来。因为在这个案例中间体现了，我们讲的很多大的相对比较抽象的原则，这样大家看得见、摸得着。比如说我们想学、想推广，就会起到一种借鉴、示范的作用。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要解决认识问题，一些体制机制，甚至法律上的一些问题。方法上，可能还是要注重能找出一些好的案例来。通过典型示范，我们现在讲的，创造一些好的经验，可复制、可推广，这样能不能使这方面的改革有一个更好的推进。 [09：23] 主持人 您说到首先要提高认识上的转变，接下来我们需要研究一下成功的案例，起到一个借鉴作用。您刚刚也说到了，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一句话也是被我们很多媒体大量关注的，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在会议当中，也是提出了五项措施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对此，您如何解读？ [09：24] 刘世锦 这次会议上用了一句很通俗的话，我看这句话现在很流行。它讲得很朴实，也是句相当口语化的话。“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句话很通俗，很实在，但是非常切中要害。这讲到房地产发展中间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要发展这个行业，盖那么多房子到底是干什么的，是住的还是炒的？因为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很多人没有把房子看成是住的，他就是感觉到是要炒的。因为房地产是有一定的金融属性，但是我说它只是一定的金融属性，也就是说，有人把它作为一个投资的标的物，在一段时间之内，他可以持有，当然首先是购买、持有，过一段时间以后再出手，他从中可以获利。但是这个应该是建立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如果把这个范围突破了，把它主要不是看成是住的，而是要把它看成炒的东西，把价格推得很高，甚至出现严重的泡沫，这就偏离了这个行业本来应有的属性。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先是要强调的就是房地产行业，它的本质属性，把这个东西讲清楚，它到底干什么的。当然，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现在是有针对性的。因为今年一季度以后，一线城市房价飙升，包括咱们北京，我跟一些年轻人也接触，他们说以前还是想办法能不能买房子，但是自己的能力也不行，一般都是靠亲戚朋友，有时候是好几家人，好几代人力量集中起来，能不能买个房子。现在看了以后，已经不再做这个考虑了，已经感觉到离得太远了。就是房价涨到了让年轻人没有信心的程度以后，我们这个城市将来发展还得靠他们，你这个城市的未来在什么地方，城市的未来发展的动力在什么地方？这本质问题很值得考虑。当然国家采取了一些抑制房地产过快上升的措施，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区分，到底哪些是治标的，哪些是治本的。 从一线城市房价上升来讲，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这个城市化最近几年出现一个很明显的分化的特点，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还有内地一些大的都市圈，这些都市圈在加快成长，各种资源，特别是人，年轻人，都向这些大的都市圈在流动。所以，需求是在上升的。为什么要朝这些地方来呢？通俗来讲，这些地方能挣到钱，或者我们说了，是就业创业的机会比较多。从经济学的角度，在这些地方，资源聚集的效率更高，生产率更高。这是一个发展的大趋势。这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世界各国发达经济体都是这么一个状况。这种需求我们还是要顺应的，还是要顺应这样一个趋势，或者这样一个规律。我们有时候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现象，首先要分清楚什么是规律，对规律要谦虚一点，不要跟规律去答辩，特别是不要去违背规律，如果违背规律，最后吃亏的一定是自己。我想这是一个大的趋势，还是一个规律，我们还是要顺应这样的规律。 但是，我们又感觉到，人往大都市圈来，是不是都住到像北京三环以内或者五环之内？三环、五环之内已经太拥挤了。不仅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其他大城市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所谓闹市区已经很拥挤了。所以，大家就感觉到一个问题，你说还往大都市圈集中，闹市区里面已经这么拥挤了，为什么还要到这个地方来集中呢？闹市区不能这么再拥挤了，是要适当地朝外分散。你看看国际上一些大都市，是由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小城镇构成的一个大的都市圈，往往是有一个核心城市，可能是相对大一点，然后有若干个中等城市，大量的是小城镇，然后构成都市圈。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从都市圈来讲，集中的还是不够的。但是，闹市区又太拥挤了，所以，城市结构需要做一个很大的调整。在大的城市周边，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小城镇是需要发展起来。比如北京，现在我们讲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并不是说北京、天津或者石家庄这些城市怎么发展，是在他们之间要做文章。比如说我们可以想像的，比如北京周围，在几十公里的范围之内，如果我们能搞几十个小城镇，把我们一些相关的行业，比如说大学、科研单位、大学城、科技城迁移过去。最近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浙江等其他一些省份开始发展小镇，就是美丽小镇，各种各样的小镇。我们可以设想在北京周围搞上那么几十个小镇。刚才我们讲的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大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他们能不能按照他们的产业特点，分别转移到北京周边的一些小镇里边去。这个小镇一定要有产业的支撑，要实现我们讲的所谓职住结合，工作在这个地方，生活也在这个地方，这样通勤的费用也很低。发展起一批专业化的小镇，这样城市就可以分散了，至少北京三环之内、五环之内不要那么拥挤，房价也会适当地下来。大的城市结构上需要进行调整。简单说，要大集中，就是大的方面要集中到大的都市圈去，但是需要小分散，就是不能再挤到闹市区里面了，在大型、特大型城市周边发展起一大批小城镇。 [09：36] 刘世锦 这里面我想说一个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话题，比如三四线城市要去库存，要发展中小城镇。中小城镇发展，我们讲了很多年了，但是，现在会注意到，我们有些地区，在我刚才讲的几大都市圈加快发展的同时，有些地区的城市相对发展得比较慢，甚至有些相对是在衰落。即使在一些所谓当地的大城市、省会城市，房价也上不去，为什么？那些地方不要说小城镇了，就说中等城市、大城市，人也是往外走的。但是，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这些大的都市圈，比如我刚才讲的北京周围，如果将来我们发展出一些小城镇，它潜力很大。关键问题不仅仅是要讲小城镇，是要讲小城镇在什么地方。大都市圈里面的小城镇，是下一步发展的重点。我们讲三四线城市的时候，不要笼统地讲，现在一定要和城市分化的特点结合起来，我们要看看哪些地区的城市是在进一步加快发展，特别是大的都市圈里面。哪些地方的城市是相对发展比较慢，甚至有些在相对衰落。在那些相对发展比较慢，甚至有所衰落的地区，不仅三四线城市，甚至所谓当地的一线城市，可能去库存的压力，房地产去库存的压力都相当大。但是，我刚才讲的，比如这几个大的都市圈，比如北京周围，如果再发展出一些小城镇，房子还不够，还需要再盖。  主持人 像您刚刚说到的，我们再回到三四线城市，怎么样去提高他们的吸引力？ [09：41] 刘世锦 抽象讲一二三四线城市，有些问题讲不清楚。你得放在城市化目前出现分化的大的格局中间来看。如果处在大的都市圈的范围之内。我们平常讲的小城镇，甚至三四线城市，它发展的潜力还都有，有些可能还相当大。比如在北京，如果再搞上几十个小城镇，那还需要盖房子，发展潜力还很大。现在如果放到中西部，包括咱们的东北有些城市，可能城市规模还不小，但是现在去库存的压力也很大。所谓当地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去库存的压力仍然很大，更不要说三四线城市。 我想特别强调一下，我刚才讲的，现在城镇化发展过程当中，刚才讲的大都市圈的崛起，这是一种规律，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为什么一线城市房价能够上升？还有几个因素。一个就是我们土地财政的弱势，这么多年，土地收入，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卖地收入已经成为相当多的城市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有些地方已经构成财政收入的一半，有些甚至三分之二。所以，从地方政府来讲，有一种本能的冲动，就是怎么让卖地的收入多一点。而且我们城市里面的土地制度，是地方政府独家供地，它是没有竞争的，买地的人很多，卖地的就这么一家，而且采取了拍卖，把价格最容易搞高，或者抬得最高的这么一种办法。这是所谓财税制度决定的。    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农村集体土地，特别是建设用地和农民的宅基地，逐步是要放松的，放开的。要逐步地同价同权进入市场交易的。因为我们现在大都市圈，特别是这些闹市区里面，房价这么高，它和农村的土地没放开有直接的关系。比如我们现在探讨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比如说现在小产权房的问题。所谓小产权房，就是农民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过去盖了一个房子，但是过去政策上不允许，当然他更不可能有规划了。这些房子，我们能不能通过某种政策上的处理，比如说让他交适当的费或者税，让他以合法的身份进入市场。农村的集体土地，包括建设性用地和一些农民的宅基地，如果它能够以某种方式进入流转，你可以想象，比如北京周边，小产权房和农民的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如果都能够适当地动起来，可以进行交易的话，你说城中间的房价能有那么高吗？不会那么高的。 当然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这几年这个货币还是放得多了一点。货币多了以后，池子里面的水多了，多了以后，因为这个水和过去有很大的区别，过去我们收入低的时候，基本上是消费的，当然储蓄也有一些，但是储蓄的量没有现在这么大。现在这个量大了以后，这些储蓄的资金要保值增值，要有资本的收益，最后看到底买什么东西好呢？这么多年发现买房子是最好的投资标的物。所以，很多人现在一看一线城市房价往上涨，他又开始去买房子了。所谓投资或者投机的力量就上来了，这样也是推动房价上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你从背景上看，或者从体制上来看，是因为货币还是发行得多了一点，水放得多了。 我们现在解决一线城市房价过高的问题，第一，还是要顺应大都市圈加快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实际上是需求。这种需求短期之内可以把它压一压。但是从长期来讲也压不住，也不应该压。这是治标的，我们注意到我们现在地方政府出台的很多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的政策措施，大部分还是在抑制需求，或者还是治标的这种办法。其实你要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治本，就是我们的财税模式。地方政府通过卖地来获取收入，这种做法已经不具有可持续性了。下一步，我们现在提出了，就是要开征房地产税，通过开征房地产税给地方政府开辟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收入来源。当然，开征房地产税，老百姓都很关注。这个里面情况很复杂，将来会有很多政策涉及到广大消费者、老百姓的具体利益。比如说，如果说你自己作为基本生活需求的第一套住房，是不是要征税，或者要征的话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征。投资投机性的房子怎么征税，这是有很大区别的。另外，我们现在买房子的时候，实际上把土地出让费用都交了，你说再收一道税，大家觉得不合理。这些问题怎么具体解决，都要拿出一个合情合理的办法来。这些问题我们是要面对的，并不是说一征收房地产税就给大家不讲道理地加上一层负担，不是这样的。但是一定要搞清楚，征房地产税，这是大势所趋。发达经济体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都是要有这样一个基本制度设计的。这也是解决刚才讲的，我们地方政府是要有收入，但是你的收入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经济发展状况的改变，必须要做这样重大的调整，就是财税制度上的改革，这是下一步财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再一个是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改革，这个也要加快，这一关是回避不了的。最后就是我们的货币政策，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得很清楚，货币总量这个闸门还是要把它管住。简单地说，放水不能放得过多。当然还是要保证基本流动性的需求。我们还是要特别防止有些时候可能为了保增长，过多地使用一些刺激性的宏观政策的手段，把这个水放得多了一点，是要防止这么一个倾向。 [09：47] 主持人 刚刚刘主任非常详细地和我们解读了有关于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么一个今年经济工作会议的定位。下一个问题是，会议提出要在减税、降费和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对于这样一些政策的提出，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09：48] 刘世锦 过去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营改增的推进，总体上来讲，还是减轻企业的负担。我们的税负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有些方面我们的税负水平还是偏高的，这个应该说还有一定的调整的潜力。但是，我也想指出另外一个方面的情况。现在税收，一方面是收入，再一方面是支出。在我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就是税收增长的速度比经济增长速度要高得多，有些时候达到20%几，甚至个别的时候是超过30%。所以，当时大家有一些说法说是政府收入太多了。其实，税收的增长和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较是一个弹性很大的变量。是什么意思呢？当经济增长速度高的时候，有些时候税收的增长速度可以很高，但是，当经济开始回落的时候，我们这几年正在经历一个经济增长回落的过程。它有些地方，税收下降的速度，幅度可以更大。所以，我们已经注意到，有些地区，这几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较低，回落的幅度比较大。税收是负增长。但是，你这个支出，特别是关于民生方面的支出，一分钱都不能少，有些还要适当地增加。支出是有刚性的。所以，我们一方面是要减税，另外一方面，可能从一些地方来讲，整个税收，我们财政支出的压力也很大，怎么让收入和支出相平衡。这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这在一定意义上也限制了减税的空间。还要从财税收入支出平衡这个角度来看所谓减税的空间有多大。这是一个方面，当然我们的减费，现在有些收费是不合理的，有些是公开的，有些还是隐形的，这个方面要通过我们简政放权，提供更好的政府的公共服务，在这个过程中，来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我想特别强调的，降低生产要素的成本，这个潜力还很大。这就联系到我们刚才讲的国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问题。和这个问题是相关的。我们的基础产业，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通信、铁路、金融等等这么一些领域，这些领域都是在干什么呢？实际上是给整个国民经济提供基本的生产条件或者说基本的生产要素。特别是我们这些原材料，基本的基础设施，都是由这些行业来提供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他们技术改革，特别是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因为这个领域中间，效率总体上来讲还不算高，改革不到位。在这些领域中间，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要放开准入，鼓励竞争。通过竞争，效率才能提升，成本才能下降。这样才能降低整个社会的生产和运营成本。这个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中国降成本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改革，或者是中国最大的一项降成本的系统性的改革。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电信资费，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信市场，特别是移动用户，在世界上规模肯定是最大的。理应成为资费水平最低的地方。但是，现在的资费水平，不论是从高层还是老百姓，都要求把这个费用朝下降。咱们有关部门也在做工作，一些相关的企业，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是把资费水平朝下降。但是大家有时候也不太放心，看见你降下来了，有人发现说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拐了一个弯又给涨起来了。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那么几个电信企业，也就是那么三四个电信企业。将近14亿人的市场。缺少足够的竞争压力，是你让他降，不是他自己要降。我们提这个建议，在这些领域，能不能再放进去一两个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基础电信运营商，让他们进去冲一冲嘛，加强一下竞争。如果这个竞争加强了以后，到时候不是你让它降，它自己要降。为什么？通过降成本以后，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这个领域中间关键还是要通过放开准入、鼓励竞争，提高效率，降低整个成本。 最近讲的国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那些行业，大部分都处在国民经济这些基础产业的领域中间。这种改革对整个全社会降成本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全社会，我们的降成本能不能有一个实质性的进展，能不能有较大幅度的成本下降，和这项改革是密切相关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国企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降成本，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回事。 [09：50] 主持人 最重要的是提高竞争力。刚刚讲到房产的时候说到了，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建议。今年会议提出要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明晰农村集体产权归属，请问这样的一些改革的举措提出将对农民增收致富有什么促进作用？ [09：51] 刘世锦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了要加快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因为近期在农业领域提出了一项很重要的改革，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三权分治，承包权、所有权、经营权，三权分开。按照它们不同的属性，让它们跟市场机制能够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加农村土地的流动性，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当然，这里面具体来讲，就是我刚才讲的，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还有宅基地，这个改革是要加快。这个方面也要解决一些认识问题。比如过去有些同志经常担心，比如宅基地，如果允许交易的话，有些农民把自己的房子给卖了，他把钱拿到以后喝酒去了，喝酒喝完以后，到时候没房子住了，这怎么办啊？农村将来就稳定不下来。这种担心是不是有道理呢？应该说是有道理的。比如拿到钱以后，然后就去喝酒，再下来就没房子住了。这种人有没有呢？他有，但是你得说他有多大比重。农村里面可能100个人里面有一两个也就差不多了。这种人不仅仅是农村有，城里边也有。这类的人你是要采取另外一些办法，或者我们说得更抽象一点，对一些特别困难的家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刚才讲的，他自己非理性的不负责任的花钱行为造成的一些困难，我们肯定有相应的一些解决办法。特别是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但是，你不能因此就不推动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不推动宅基地流转。只有通过这种流转以后，真实的价格才能够显示出来，它的价值，你才知道是多少。如果我们现在讲保护农民利益，保护农民利益一定保护他的产权。产权确定了以后，就是我们讲的确权，然后一定要允许他流动，通过流动以后，就是他才能提升他资源配置的效率，这样他的真实价值才能得到体现。其实我们会看到有很多农村里面房子、宅基地，特别是在城乡接合部的，特别是我刚才讲的处在大都市圈范围之内的，这些农村的土地，他们价值都会提升的。你说农民到底有多少财产，很可能这一块土地的价值是他最重要的一块财产。但是通过确权，保护他的产权，通过他的流动，通过他的优化配置，他出现了一个更高的价格。这是真正的保护农民利益。如果挡住不让走这一步，你又说保护农民利益，你保护农民利益，农民利益是多少你都搞不清楚，你不让他交易，最后他真实的价值是多少你都不清楚，你怎么去保护？所以，把这个道理一定要讲清楚，讲清楚以后，我们还是要在这些方面从各地不同的实际出发，推进改革。 [09：52] 刘世锦 这里面我特别强调一点，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了要加快改革。一方面我们加强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指方向、划底线，我们往东还是往西走，这个要搞清楚，不能走偏了。再一个，底线是什么？什么事不能干，什么局面我们一定要避免。在这个前提之下，下来具体改革的方案，到底怎么设计，这个改革的机制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最后改成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样子的，还是要调动地方基层、企业、个人的积极性。所谓基层试验，让他们再去探索。因为改革和创新是一样的，创新是干什么的？创新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其实我们先开始只是知道我们要做一件事情，但是这个事情什么样子，你并不是很清楚。他要经过尝试，只有大量的试错以后才能找到对的东西。这个还是要调动我们地方基层、企业、个人的积极性，才能找到一个正确的改革的办法。 [09：53] 主持人 对于2017年的发展形势，您是如何展望的？ [09：53] 刘世锦 从我们搞研究的角度来讲，2017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相当关键的一年。因为过去六年的时间，中国经济总体上是一个下行的态势，我们曾经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这六年的经济下行，到底怎么看？其实国内学术界和国际上也有不同的看法。大体上是三种看法，一种认为是周期性的波动，认为增长平台是没有变的，这是一个周期性的波动。但是，这个回调，与过去平均百分之十的增长速度，下来已经降到7%以下了，时间也超过六年了，这个用一般性的所谓周期性波动是没法解释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平比发达国家，比如说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20%，所以，中国还可以保持高速增长很多年。这种观点听起来令人鼓舞，但是现实一看，那种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实际上不存在了，或者那个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三点，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强调的，实际上是结构性的转变，或者说增长阶段的转换。就是由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未来的一个中速增长。是一个不同增长平台之间的切换。这种变化，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曾经都经历过，也就是在中国这个发展阶段，就是国际经验可以验证的。另外，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讲，比如从供给方面，我们的劳动力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需求角度来讲，相当多的工业产品的历史需求峰值已经出现了，所以，都可以解释出现这种增长阶段转换的原因。过去六年的时间实际上就处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之中。但是我们有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经济现在已经非常接近底部了，2017年应该是中国经济有可能出现触底的关键性的年份。我们展望2017年，这个经济总体上还是能够保持一个平稳增长的态势。但是这个触底的过程，可能还没有那么简单。经济增长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复。但是，只要我们宏观政策得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有实质性的进展，平稳触底的可能性很大。 [09：54] 刘世锦 触底的含义还需要解释一下。最近讨论很多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是英文大写字母“L”型，过去六年的回调就是“L”型这条竖边在一直朝下走。所谓触底就是要拐这个弯，目前正处在拐弯这个阶段。触底以后会进入新的增长平台，就是下面这条边。有人一听说是触底了，马上就会提一个问题，触底会不会反弹，我们说是不会反弹的。因为它并不是在原有一个平台上的波动，它是不同增长平台之间的切换，是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平台了。触底的确切含义是说，不再下降了，会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平台，稳下来了。不会出现所谓的V型、U型，那种相当大程度的反弹。更不会出现有些人所期待的中国经济又会上到7%、8%，甚至更高的增长速度这样的轨道上去，那是不可能的。但也有人担心说是，这个经济稳得住吗？触底以后是不是还会继续往下滑啊？根据我们的研究，参考国际经验，当触底以后是能够稳得住的。稳住以后，这个平台能够持续五年、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已经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更长远的发展目标，就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得以实现的基础。 [09：56] 主持人 我们要对明年2017年的经济保持一个信心。感谢刘主任作客人民网和我们解读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些亮点，感谢各位网友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9：56] （来源：人民网）[详情]

　　制图：张芳曼 振兴实体经济 结构深度调整 让做实业有前途有“钱途”（政策解读·聚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来源：人民日报 本报记者 王政 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在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成为明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四大重点工作之一。 “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始终是一国经济发展并走向强盛的基础。”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指出。2015年5月《中国制造2025》印发，这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第一次从国家战略层面描绘了建设制造强国“三步走”战略愿景。这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全社会重视实体经济、重视制造业的良好局面正在形成。 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避免重回粗放型增长老路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应对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主动选择，也是破解制造业突出矛盾和问题、加快制造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苗圩指出，扎实推进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突出4个重点。 一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把增强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技术、管理、制度、商业模式全面创新，加快推动工业发展由要素、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为主转变，增强制造业内生增长动力。 二是坚持深化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营造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的发展环境。 三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在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同时，加快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提供新产品新服务，突破重点领域核心关键技术。 四是把握好要素供给结构、质量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对应关系，减少壁垒，优化服务，由倾斜式结构政策为主向支持关键环节的功能性政策为主转变。 “振兴实体经济，一方面要避免虚拟经济泡沫的膨胀，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经济增长回到过去粗放增长的轨道。”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说，振兴实体经济，并不是简单地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实现规模扩张以推动经济增长，而是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密结合，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而不是数量和速度。 “以结构深度调整、振兴实体经济为主线，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突出抓好七项任务。”苗圩介绍，一是深入实施《中国制造2025》；二是帮扶困难行业脱困发展；三是促进消费升级扩容；四是补齐工业供给体系短板；五是实施制造业升级改造重大工程；六是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七是持续深化改革、创新管理。 要智能制造，也要接地气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 “2015年，工信部确定了46个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实施以来，这些项目的平均生产效率提高了38%，能源利用率提升了9.5%，研制周期比过去缩短了35%。”苗圩介绍，2016年工信部又启动了63个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109个项目都取得了明显成效。 智能制造，是“中国制造2025”的重要抓手，也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一年多来，《中国制造2025》规划体系制定完毕，重点领域的技术创新路线图、时间表以及分省市指南相继发布；浙江宁波、广东珠江西岸六市一区、江苏苏南五市先后开展了试点示范。基于互联网的大型制造企业“双创”平台和为中小企业服务的第三方“双创”服务平台，也在积极培育网络协同制造、个性化定制、服务型制造等网络化生产新模式。 除了高大上的智能制造，着力解决我国制造业尤其是消费品工业产业规模巨大而有效供给不足、制造能力较强而创新能力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同样是振兴制造业的重要一环。 “目前，国产消费品中，有100多种产品产量居全球首位，家电、制鞋、棉纺、化纤、服装等产能占全球50%以上，轻工、纺织出口占全球3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消费品制造、消费和出口大国。但是，我们的品种结构、品质质量、品牌培育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说，近年来，国人海外抢购马桶盖、电饭煲，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中国制造，这一方面反映出我国消费品工业有效供给能力和水平难以适应消费升级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并没有输在制造能力上，而是输在了品质、品种、品牌上。 为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消费品工业“三品”专项行动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未来5年消费品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三品”专项行动的目标和路线图。 “企业应深度挖掘用户需求，适应和引领消费升级趋势，推动中国制造中高端突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认为，企业要在产品开发、外观设计、产品包装、市场营销等方面加强创新，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积极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丰富和细化消费品种类，政府也应该在推进国内消费品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上有所作为。 扭转资本脱实入虚，须调整行业报酬结构性失衡 今年前10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8.6%。但受产业间利润分配不均衡、投资回报率长期偏低等因素影响，前11月制造业投资仅增长3.6%，同比大幅回落4.8个百分点。 “制造业转型升级离不开投资带动，投资不振不仅影响当前工业稳增长、调结构，也会影响未来供给，不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和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苗圩指出，振兴实体经济，要不断强化支持制造业发展。 一方面，继续推动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去产能工作，提高部分行业、企业利润率，吸引资本回流制造业；另一方面，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此外，还要优化市场营商环境，加大假冒伪劣产品打击力度，在市场准入、要素配置等方面创造条件，使中小微企业更好参与市场公平竞争。 “彻底扭转资本脱实入虚，还要着手调整行业报酬结构性失衡问题。”赵昌文指出，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利润率5%—6%，而金融行业净资产收益率在15%以上，房地产行业利润率也是两位数。行业报酬结构失衡产生虹吸效应，致使各种创新要素、生产要素逃出实体经济，进入金融、房地产领域。这不仅动摇了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还削弱了“基业长青、追求卓越”的企业家精神。通过降成本、提品质、优化市场环境等综合手段，把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和吸引力提上去，要让做实业有前途、有钱赚。[详情]

　　原标题：稳住根基防控风险 □徐高 今年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稳中求进”提升到“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的高度，稳中求进的“稳”，显然落脚于防风险，再结合此次会议围绕防控风险所布置的各项具体任务，可以看出，防风险是此次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个重点。 在国内外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经济工作会议此时强调防控风险十分必要。2016年，类似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当选这样的“黑天鹅”事件频发，而全球经济中的反全球化浪潮也明显抬头。这一趋势在2017年预计还会延续和发酵，从而可能给我国带来更多冲击。另一方面，今年国内经济形势虽然在供给侧改革的带动下明显好转，但类似金融高杠杆、房价过快上涨这样的风险因素也暴露了不少。为了平稳迎接即将召开的十九大，目前更需要站稳经济的脚跟。 从经济工作会议的新闻公报来看，金融泡沫、房价过快上涨以及企业杠杆率过高，是2017年需要着力防控的主要风险点。 防控金融风险的核心在于抑制资产价格泡沫。过去几年，我国金融市场流动性过于泛滥，形成了诸多金融资产价格泡沫。泡沫再与金融杠杆结合，对金融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2015年的股灾、今年的债市波动都是这方面的例子。针对这些金融风险，此次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希望通过更严格的监管来促使资金合理合规运行，从而抑制泡沫的出现和发展。 2016年部分城市的房价过快上涨，也被高层视为一个重要风险点。此次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房地产政策要“因城因地施策”，把去库存聚焦在三四线城市。而对一二线房价涨幅较大的城市，则须抑制房地产泡沫。这既要在短期通过增加土地供应来缓解这些城市的供需矛盾，也要建立起促进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 居高不下的企业杠杆率，是此次经济工作会议聚焦的又一个风险点。在这方面，政策要求在市场化、法制化的前提下推进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从而降低企业杠杆率。另一方面，会议还要求加强企业自身债务杠杆约束。预计政府会相应减少对国有企业的信用担保，从而减轻其预算软约束问题，促使其按市场规则行事。 以上这些风险点的应对，离不开宏观政策的合理调控。因此，在此次经济工作会议安排的各项风险应对措施中，财政与货币政策调控贯穿其中。此次会议给明年宏观政策定的基调，虽然仍是积极财政和稳健货币，但相比过去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此次会议要求“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明显要求财政力度进一步加大。另一方面，此次会议又要求货币政策“稳健中性”，并要求“宏观上管住货币”。考虑到金融及地产泡沫的扩张，以及企业杠杆的抬升，都得在货币推动下才能实现，不难理解高层为何会在货币政策上释放更为谨慎的信号。因此，尽管2017年货币政策仍然会“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但大概率会比今年更紧。 当然，保持宏观经济大环境的稳定，是防控各类风险的前提。关于这一点，经济工作会议判断，我国目前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在这样的背景下，供给侧改革将继续是各项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政策将通过继续推进供给侧改革的五大任务，来改善经济结构，打造长期稳定增长格局，从而为化解各类风险创造良好环境。[详情]

　　原标题：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宏观调控新动向 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 题：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宏观调控新动向 新华社记者 刘铮、申铖 外有不确定性上升，内有下行压力和风险挑战，2017年中国宏观调控将如何应对，牵动人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明确2017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提出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 货币政策：稳健中性保持流动性基本稳定 货币政策掌控着流动性的“总闸门”，提供着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血液”。近期美联储加息引发全球资金流向变动，国内去杠杆工作正在推进，稳定的流动性环境，对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至关重要。 “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7年货币政策做了这样的阐述。 货币政策依然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但“中性”的说法对未来货币政策操作提供了新“注脚”。而关于流动性的安排，从上一年经济工作会议提的“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变成了“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 “货币政策要在稳增长和控风险之间进行平衡，而且从目前情况看，控风险的紧迫性在上升。‘中性’意味着既不刺激也不收缩，‘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而不是‘合理充裕’，意味着明年流动性和今年相比，可能会稳中相对偏紧一些。”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分析指出。 实体经济之“木”，需要流动性之“水”浇灌，但浇灌不是漫灌，更要有通畅渠道确保“水”流向实体经济。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王军说，今年以来部分资金出现脱实向虚问题。特别是在一些金融市场，出现了加杠杆的短期炒作。这一方面分流了实体经济需要的资金，另一方面加大了金融稳定的风险。所以明年货币政策在保证实体经济必需流动性的同时，要防止流动性过于充裕导致短期炒作和空转。 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效助力供给侧改革 财政政策通过国家财政收支的增减，发挥着“四两拨千斤”的独到作用。当前经济转型升级正处在攻坚阶段，财政政策可以大有作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 “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进入关键阶段，需要宏观调控政策‘护航’。而稳增长、保民生也需要更多支撑。实施更加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将助力供给侧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指出。 “更加积极有效”该如何理解？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蒋震分析，积极是体现财政政策发力的力度，有效是体现财政政策的效果。 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去产能、去杠杆等工作需要承担人员安置等成本，补短板等工作需要加大技术改造等投入，都离不开政府“真金白银”的引导。 蒋震指出，明年财政政策一方面帮助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发展、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另一方面尽最大可能减少结构转型对民生的影响。 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离不开进一步减税降负。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胡怡建认为，明年减税方面将继续发力，更好地落实“营改增”减税效应。 财政政策要更加有效，离不开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白景明指出，明年财政政策会更加重视精准发力，把钱花在“刀刃”上；会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在医疗、教育等民生短板的支出。 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确保实现稳中有进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如同宏观调控的“左膀右臂”。在明确各自分工的同时，加强协同也非常关键。 “总的来说，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财政政策是结构性政策。当前中国经济的突出矛盾是结构性问题，所以财政政策更要担当促进结构调整的重任，货币政策主要是创造稳定的流动性环境。”王军分析指出。 主要大国货币政策日益分化、人民币汇率承受较大压力，加上国内巨大流动性存量、部分城市一度较快上涨的房价，制约了当前货币政策操作的空间。 “货币政策操作的关键，就是保证流动性量和价的平稳，为稳增长和防风险创造良好的环境。要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调结构方面的事情要更多交给财政政策。”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指出。 财政政策在推动结构调整、激发市场活力方面的作用更加直接、精准，但也需要货币政策的积极响应配合。 蒋震指出，要进一步加大降低企业成本的力度，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协调配合。一方面通过更加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为企业减税降负，另一方面通过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把利率稳定在适当水平、保持流动性基本平稳，从而形成降成本、促转型的合力。 “明年经济工作要实现稳中求进，关键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找准定位、打好配合，平衡好稳增长、防风险、调结构、惠民生等多重目标。”王军强调。[详情]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宏观调控新动向 新华社记者 刘铮、申铖 外有不确定性上升，内有下行压力和风险挑战，2017年中国宏观调控将如何应对，牵动人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明确2017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提出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 货币政策：稳健中性保持流动性基本稳定 货币政策掌控着流动性的“总闸门”，提供着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血液”。近期美联储加息引发全球资金流向变动，国内去杠杆工作正在推进，稳定的流动性环境，对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至关重要。 “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7年货币政策做了这样的阐述。 货币政策依然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但“中性”的说法对未来货币政策操作提供了新“注脚”。而关于流动性的安排，从上一年经济工作会议提的“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变成了“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 “货币政策要在稳增长和控风险之间进行平衡，而且从目前情况看，控风险的紧迫性在上升。‘中性’意味着既不刺激也不收缩，‘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而不是‘合理充裕’，意味着明年流动性和今年相比，可能会稳中相对偏紧一些。”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分析指出。 实体经济之“木”，需要流动性之“水”浇灌，但浇灌不是漫灌，更要有通畅渠道确保“水”流向实体经济。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王军说，今年以来部分资金出现脱实向虚问题。特别是在一些金融市场，出现了加杠杆的短期炒作。这一方面分流了实体经济需要的资金，另一方面加大了金融稳定的风险。所以明年货币政策在保证实体经济必需流动性的同时，要防止流动性过于充裕导致短期炒作和空转。 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效助力供给侧改革 财政政策通过国家财政收支的增减，发挥着“四两拨千斤”的独到作用。当前经济转型升级正处在攻坚阶段，财政政策可以大有作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 “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进入关键阶段，需要宏观调控政策‘护航’。而稳增长、保民生也需要更多支撑。实施更加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将助力供给侧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指出。 “更加积极有效”该如何理解？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蒋震分析，积极是体现财政政策发力的力度，有效是体现财政政策的效果。 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去产能、去杠杆等工作需要承担人员安置等成本，补短板等工作需要加大技术改造等投入，都离不开政府“真金白银”的引导。 蒋震指出，明年财政政策一方面帮助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发展、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另一方面尽最大可能减少结构转型对民生的影响。 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离不开进一步减税降负。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胡怡建认为，明年减税方面将继续发力，更好地落实“营改增”减税效应。 财政政策要更加有效，离不开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白景明指出，明年财政政策会更加重视精准发力，把钱花在“刀刃”上；会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在医疗、教育等民生短板的支出。 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确保实现稳中有进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如同宏观调控的“左膀右臂”。在明确各自分工的同时，加强协同也非常关键。 “总的来说，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财政政策是结构性政策。当前中国经济的突出矛盾是结构性问题，所以财政政策更要担当促进结构调整的重任，货币政策主要是创造稳定的流动性环境。”王军分析指出。 主要大国货币政策日益分化、人民币汇率承受较大压力，加上国内巨大流动性存量、部分城市一度较快上涨的房价，制约了当前货币政策操作的空间。 “货币政策操作的关键，就是保证流动性量和价的平稳，为稳增长和防风险创造良好的环境。要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调结构方面的事情要更多交给财政政策。”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指出。 财政政策在推动结构调整、激发市场活力方面的作用更加直接、精准，但也需要货币政策的积极响应配合。 蒋震指出，要进一步加大降低企业成本的力度，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协调配合。一方面通过更加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为企业减税降负，另一方面通过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把利率稳定在适当水平、保持流动性基本平稳，从而形成降成本、促转型的合力。 “明年经济工作要实现稳中求进，关键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找准定位、打好配合，平衡好稳增长、防风险、调结构、惠民生等多重目标。”王军强调。 [详情]

　　房产税真的能降房价吗？专家：须有重大配套改革 来源： 央广网 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昨天，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7年《经济蓝皮书》说，房地产行业的过度繁荣，不仅会大幅提高其他行业的生产成本，而且会对实体经济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从目前信贷结构来看，房地产行业导致“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经济现象开始逐渐显现。 值得注意的是，最新发布的蓝皮书还表示，应尽快实施房地产税。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势在必行，个税改革应按结构性减税的方向进行，也就是应以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个税水平、提高高收入群体所得税水平为基本方向。 蓝皮书认为，房价的过快上涨对经济、社会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不仅抑制了人们除购房以外的其他需求，使得整个社会的消费缺乏长期支撑，而且，随着房价的上涨，社会财富快速聚集到少数富人手中，使得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从而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 2011年在全国率先进行房产税试点的上海和重庆市就被外界当作未来房地产税推行的参考标本。外界对两地试点效果褒贬不一，不过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刘修文给出了12字评价，“细致扎实、运行平稳、成效明显”。 前几天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 关于这个话题，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做出了点评。 周天勇：要把房价降下来，除了开征房产税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但开征房产税一定要有几个比较重大的配套改革。 一是保持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变，但土地使用权，要确权到法人和自然人。 二是土地财产权一定要具备交易、入股、出租、继承、抵押等商品属性。 三是要废除延期制，就是50年、60年、70年期限的规定。现在，中央也提出“有恒产才能有恒心”。另外，征房产税实际上是征财产税。但规定了50年、60年、70年的使用期限，征税就没有法理上的合理性。要以产权换征税权，房子永久是产权人的，但产权人要交税。 另外，一定要废除现行的行政寡头垄断卖地，实际上，现在房价被推高，主要是由于行政寡头垄断卖地以及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所有自然人、法人的土地都交由市场挂牌、平等入市，集体土地也平等入市，不需经过征用来评议地价、评议房价。但要以合理的房价为基础征税，不能对泡沫征税，现在房价太高，以这种价格征税，纳税人难以承受。比如按照北京市6年收入或者5年收入能买得起一套房子的合理价格征税。100平米的房子，按照市价征税可能要征10万块钱，但以合理房价征税可能就7000块钱，这有一定的可接受性，对100平米一次征10万块钱的房产税，我估计基本不可能。 此外，要分清消费性居住住宅和投资性住宅。消费性住宅一定要按照合理的房价征税，投资性住宅可以按照市价征税，但不宜累计征税。比如有三套、四套房子，累计征税可能一年要征收一百万块钱，租金都没这么多。即使三、四套中有北京的学区房，按市价征税的负担也很重。 房产税怎么开征，方方面面的配套改革要细致设计。比如对一些退休的、低收入的群体，还有对最高价时购入房产、按揭压力比较大的群体，要退税或是减免税收，让房产税的征收能稳步开展，一定会扑灭房价过高的火。 经济之声：如果开征房产税，废除了地方政府卖地的收入，地方政府收入基本上会瞬间短缺，地方财政本来就紧张，在财权、事权还没有理顺的情况下，或者分税制改革还没有调顺的情况下，地方财政收入的缺口怎么办？ 周天勇：其实现在一些三线、四线城市土地财政收入基本上已经断档了，一是房屋过剩，二是地也卖不出去了，能卖出去地的主要是一线城市，像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实际上，财政困难的不是这些大城市，而是三线、四线城市。其次，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房产税来替换土地出让金，我计算了一下，城镇大概有350亿平米房子，即使按均价7000块钱计算，也有250多万亿资产。按照1%税率征税也有25000亿的财政收入，减免完后也有20000亿，再加上二手房、土地交易税，一定能把土地出让金抵回来，而且能均衡分配。 经济之声：税基、税率、征收方式，可能每一条都是挺复杂的系统工程，落实不容易。但从民众角度来讲，实际上又给民众加税了，在现有的税负条件下，民众会不会税负过大过重？ 周天勇：这是一种再分配，现在城镇居民住房财富的持有是不一样的，根据我大概前三年统计、抽样调研，13%的人没有房子，是租房子住的，66%的人有一套房，21%的人有多套房，拥有多套房的平均起来大概人均有五、六套房。实际上，开征房产税，产权人为原来积累的财富交税，实际上是财富再分配的过程，对66%的这些居民而言负担不大，交房产税的实际上是这21%拥有多套房的人，这些人已经从土地增值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财富，交点钱也是应当的。 经济之声：这一套房是在一线城市一套房，还是在全国一套房。有很多人从二线、三线来到北京或者其他一线城市，新购置房屋，这个统计是在全国范围还是在一个城市来统计的？ 周天勇：是对有户籍的城镇居民的统计，不包括务工农民。 经济之声：如果房价真的下跌，金融系统所受到的冲击大不大？ 周天勇：第一，确实要对这个风险进行评估。第二，我们面临的两个问题，一是泡沫继续积累会发生什么问题，二是房价这么高会不会把实业挤出去。实际上，我们现在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没有一个改革全好或者全坏，取其危害轻的，取其长远会变好的。因此，即使到时候金融体系可能会受到一些冲击，我们也得忍受。[详情]

　　更好发挥改革牵引作用——三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人民日报评论员 改革是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法宝。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必须做好改革创新这篇大文章。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快改革步伐、更好发挥改革牵引作用，明确提出了深化国企国资改革等五大关键性改革任务。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党中央部署，牵住改革的“牛鼻子”，以重点领域改革的“一子落”，带动经济棋局的“全盘活”。 改革关头勇者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全面深化改革，啃下了不少硬骨头，闯过了不少险滩，为经济社会发展激发和释放了巨大的体制动力与内生活力。改革越往后，越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的复杂程度和困难程度不断加大。目前，需要完成的改革很多是利益关联度高、牵涉面广的重大改革，也就是要动“奶酪”的改革，推进起来难度不小，必须按照统筹推进、重点突破的要求，坚定不移往前推进。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稳妥推进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重点地推动对外开放，这次会议提出的五大关键性改革任务，正是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更好地发挥改革的突破性和先导性作用。 当前，深化国企国资改革，要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资源配置效率为目标，加快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把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要抓紧编纂民法典，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稳妥推进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要落实推动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抓紧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方案，深入研究并积极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要从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障可持续性出发，加快出台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有重点地推动对外开放，要抓住机遇，奋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发挥好政策性、开发性、商业性金融作用。 改革只争朝夕，工作重在落实。把抓改革作为一项重大政治责任，既要明确重点任务，也要形成科学方法，才能当好改革的促进派和实干家。要解决改革关键领域突破不够、出台方案落实不力等问题，不断完善跨部门的统筹机制，加强对财税、金融、土地、城镇化、社会保障、生态文明等基础性重大改革的推进，既制定方案又推动落实。各改革方案牵头部门要立足全局、认真调研，提高改革方案质量。同时，既要抓好重大改革顶层设计，也要充分调动地方和基层推动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中央有关部门要支持鼓励地方和基层结合实际大胆闯、大胆试，为改革探索路子。 “主大计者，必执简以御繁。”在中国的改革历程中，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牢牢扭住关键性改革各项目标任务，就能更好发挥改革的牵引作用，实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推动“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来源：人民日报）[详情]

　　年内目标任务提前超额完成 明年去产能不限于钢铁煤炭 专家表示，必须用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方式推进去产能工作 主持人沈明：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7年去产能作出了总体部署，要继续推动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创造条件推动企业兼并重组。今年去产能任务完成情况如何，明年又将采取哪些重要举措？哪些企业将成为兼并重组的目标？资本市场在此过程中有哪些作为？ ■本报记者 苏诗钰 近期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6年的经济工作作出了总结并部署了明年的工作。会议中表明要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要继续推动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 国家发改委相关数据显示，在去产能方面，全年钢铁4500万吨、煤炭2.5亿吨的去产能目标任务，都已提前超额完成。 过去几年，煤炭行业严重亏损。2016年初，政府正式推进煤炭行业的去产能。国务院发布《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要求从2016年开始，用3年至5年的时间退出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 此外，去产能工作从三个角度进行展开：淘汰落后产能、严控新增产能、有序退出过剩产能，逐步引导技术、规模、质量不达标且存在安全隐患的矿产有序退出。同时，由于全面去产能将带来较为复杂的人员安置和债务处理问题，不可强行快速推进，因此，政府同时出台了“276天限产制度”，实际上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同时“去产量”，能够较快带来供需改善，提升煤炭价格，进一步提升企业利润。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黄志龙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16年，钢铁、煤炭的去产能工作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各级政府责任分解的去产能方式，短期内已经初见成效，这从下半年螺纹钢、煤炭等去产能重点工业品产品价格大幅回升即可看出来，因为价格是反映市场供需最敏感的指标。 平安证券分析师魏伟表示，在去产能和去产量双重作用下，2016年煤炭企业利润确实得到明显改善，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当前供需缺口持续扩大，煤炭价格不断攀升的现实问题。对此，发改委多次强调我国目前产能过剩问题仍较为严重，并不具备煤价大幅上涨的基础；同时出台了三级响应制度，要求部分煤矿分批次增产。 今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元年，以“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为抓手，改革取得初步成效。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已成为明年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而去产能又位列五大任务之首。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强调，明年去产能不仅仅是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但办法必须是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办法。 “明年主要是以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方式推进去产能工作，特别是要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黄志龙告诉记者。[详情]

　　货币闸门基本封住降准预期 维稳流动性依仗变相降准 ■阎 岳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了2017年的货币政策基调：保持稳健中性，通过货币闸门调节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着力防控资产泡沫。 笔者认为，货币政策的这个基调可以理解为偏紧，基本封住了降准预期，维护明年流动性基本稳定仍会依靠变相降准（即“逆回购+MLF”的政策工具组合）来实现。做出这个判断的理由如下： 首先，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契合经济稳中求进的总基调。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货币政策要为此保驾护航，所以“稳”是第一要务。 本次会议没有提及过去两年重点强调的“降低融资成本”，转而提出要“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这是根据实体经济的现实情况作出的改变。最近两年货币政策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降低融资成本，但由于政策传导渠道的问题，导致资金流向虚拟经济和房地产市场，助长了资产泡沫。比如今年3月份的降准，就被各界认为是推升房价的重要因素之一。有鉴于此，2017年应该不会再有类似今年3月份突然降准这样的激进措施。 对于信贷与房贷的关系，本次会议强调“要在宏观上管住货币，微观信贷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购房，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这种稳健且明确的政策导向就是在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有利于防控金融风险。 “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释放的信息也非常清晰，就是要继续深入推进去杠杆工作，货币政策要做的就是要调节好“货币闸门”，为这项工作的展开创造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在“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让位于“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之后，货币政策就具备了保持稳健中性的基础，就可以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创造适宜的货币环境，而能否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则是对央行及其他监管部门的考验。 其次，对流动性的要求从合理充裕转化为维护基本稳定也体现了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的基调。今年以来，决策层及央行更多的是强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这种提法给市场释放的信息是比较含糊的，各界更愿意从充裕的角度进行考量，而对于合理的界定也是各有各的标准。现在的意思很明确，就是流动性只要不是大起大落、暴涨暴跌，就可视为基本稳定。 受国际国内影响，今年的流动性调控是颇有难度的。但央行通过“逆回购+MLF”这种变相降准的方式，辅之以常备借贷便利（SLF）、抵押补充贷款（PSL）等政策工具，就让流动性整体处于“合理充裕”水平，说明这种调控模式经受住了时间和市场的考验。 据统计，截至上周五，央行在今年内共进行了17次MLF操作，其操作频率足以说明央行的喜好。而今年以来，央行根据市场的不同需求和不同时点对逆回购品种进行优化组合，与中期借贷便利（MLF）一起形成了市场流动性的防护墙。今年的调控表明，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并不是什么难事，保持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的畅通才是调控难点。实践结果表明，定向货币政策工具就是央行手中调节流动性的“闸门”，使用好它就可以很好的解决政策传导的难点问题。 最后，制约2017年货币政策的国际国内因素不会比今年少，只会比今年更为严峻。因此，在强化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的同时，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箱的各种工具也不能“生锈”，需要随时做好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准备。这也是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本要求。[详情]

　　供给侧改革牵住农业“牛鼻子”（热点聚焦·【明年经济怎么干】②）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本报记者 邱海峰 12月19日，两份农业领域政策文件先后发布，一份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绿色生态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另一份提出要推进农业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这是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相关部门随之出台的两项重量级农业政策措施。对此，专家指出，针对中国农业存在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症下药”，提出了多项针对性措施，牵住了农业发展的“牛鼻子”。以此为基础，明年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会为农业发展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并为突破农业发展瓶颈提供有力支撑，农业领域新进展值得期待。 结构失衡是主要矛盾 随着中国农业的持续发展，其面临的主要矛盾正悄然变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指出，我们过去的政策主要就是拼总量，不计成本和资源代价，现在农业发展面临的总量不足矛盾大大缓解。我们现在主要的矛盾则是结构性矛盾，例如优质的、绿色的农产品不能够满足需求。 除了高质量供给不足，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产业研究部研究员相均泳表示，阶段性产大于求与结构性短缺并存也是目前农业产需面临的突出问题。从2004年到2015年，中国粮食产量实现“十二连增”。但是，2011年下半年以来，受临时收储政策“托市”的影响，市场出现进口粮价比国内粮价低的持续“倒挂”现象。这造成进口粮食入市，国内粮食入库的尴尬情况，也促使粮食进口量持续增加，呈现出生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的怪现象。 “受老龄化、农产品附加值低及农业收入不高等影响，近年来，农村劳动力流失现象加剧，这也制约了中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出现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则在于农业生产科技含量、产业化经营明显不足，农业劳动生产率偏低，满足不了现代农业发展需要。此外，还有一些问题，包括资源错配、生态环境恶化、农业竞争力下降。这些结构性失衡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瓶颈，必须加紧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经济贸易系主任何维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政策布局要紧扣“痛点” 得其法者事半功倍，突破当前农业发展瓶颈关键在于“对症下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认为，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明年工作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很有现实意义和针对性的。要解决当前农业领域突出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就是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农业中存在的体制机制矛盾。 “对于明年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部署，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多项措施都抓住了当前农业发展的‘症结’所在，如针对高质量供给不足，会议提出‘要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针对生态环境问题，会议提出‘加大退耕还林还湖还草力度’。”何维达说。 此外，针对突出的价格形成机制问题，韩俊指出，现在改革思路已很清楚，就是要让价格真正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化，让价格机制能够有效引导农业资源的配置。同时，农业政策要逐步由过去价格支持和干预为主，转向以直接补贴的绿色政策为主，这样一来，我国就会逐渐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理顺，使农产品形成有效供给并与需求相匹配。 在何维达看来，针对农村劳动力流失、农业劳动生产率偏低等问题，明年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将有多项有效应对措施，这包括“三权分置”的推进、产权制度的改革及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这些措施在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同时，也将保证农业经营用地的可持续性。 科研成果到田间地头 明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随之进入了深入推进阶段。专家指出，自去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推动全国农产品加工业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及实施玉米“市场化收购”加“补贴”新机制等系列政策措施陆续出台实施，这些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现有基础上，明年我们应顺应大势，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在推动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方面，要充分调动农民、企业的积极性，通过明确政策方向、加强引导支持，推动更多企业参与到农业生产中，并通过生产销售一条龙的发展，降低农产品销售的物流成本，提高农业生产率。”何维达说。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陈锡文指出，未来还要推进农业科技进步，把好的科研成果尽快推到田间地头，变成现实生产力。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是另一个关键，中国正在出现一种新的规模经营方式——利用先进的农业装备为更多农户服务，这也是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何维达表示，解决农业结构性失衡问题需要长效机制的建立，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推进。2016年我们已经奠定了良好基础，2017年我们将进一步巩固这一基础，并将在多个领域有所突破。有理由相信，依此发展下去，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绩会逐步显现，未来3-5年，农业结构或许就会有非常大的改善，中国农业的发展水平也会随之有质的提升。[详情]

　　把握中国经济新方位之光 12月14-16日，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分析当前国内国际经济形势，总结2016年经济工作，阐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部署2017年经济工作。明年是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年，也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统一思想、深化认识，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会议明确“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稳中求进，根本在“稳”，既是经济之稳，也是社会之稳；着眼在“求”，增强工作的主动性、灵活性、针对性和前瞻性；目的在“进”，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要有新的进、新的突破、新的成效。 对经济发展“稳中求进”的要求，并不是第一次提出，此次再提，属于强调，更是推进与深化。与“稳中求进”相对应的既有成词，是“稳中有进”。乍看起来，两词并没有多大不同，细细推敲，“求”与“有”虽然只一字之差，但“求”是主动的，代表积极、进取；反观“有”，则是一种对客观状态的描述，缺乏主体，超脱、游离。 进则胜，求则荣。 经济增速连续三个季度稳在6.7%；投资缓中趋稳、消费稳健有升、出口由降转升；PPI打破54个月持续为负的局面，生产领域通缩明显缓解；制造业PMI连续4个月站上荣枯线，并升至两年来高点，市场预期转暖……2016年，全国各地全面贯彻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坚定推进改革，妥善应对风险挑战，引导形成了良好社会预期，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实现了“十三五”的良好开局—经济形势总的特点是缓中趋稳、稳中向好。 与此同时还必须看到，我国经济运行仍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矛盾突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金融风险有所积聚，部分地区困难增多……因此，明年贯彻好“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与“稳中求进”一样，“中国经济新方位”也成为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的热词。 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解读文章中，可窥“中国经济新方位”的意涵：新方位“怎么看”？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方位“怎么想”？脑中要有新理念；新方位“怎么干”？脚下要有新实践。显而易见，与之前单一着力于“怎么看”的新常态相比，“新方位”充满信息增量，明显是有针对性地补充，因此被外界认作“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升级版。 中国经济新方位之光在哪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提出了2017年经济工作的六大看点：去产能：抓住“僵尸企业”牛鼻子，防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去库存：因城因地施策，城市互联互通；振兴实体经济：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房地产市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国企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是重要突破口。总的来说，“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要“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六大看点，六大目标，在带来意外和波动的“黑天鹅”事件频繁造成利空冲击之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出了满满的正能量，由决策层释放出的“坚定推进改革，妥善应对风险挑战”等诸多重要信号，再一次展示了中国脚下清晰的改革路径、稳健的施政风格和与世界共赢的开放胸怀。 把握新方位之光，2017，中国经济将为全球改革蓝图中增添新一抹耀眼亮色。[详情]

　　制图：张芳曼 为“三农”发展注入源源动力 农业供给侧 拓宽新边界（政策解读·聚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来源：人民日报 本报记者 高云才 面临复杂形势和多重挑战，我国农业围绕“提质增效转方式、稳粮增收可持续”，着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农村经济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态势。农业的内涵从数量供给发展到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供给，农产品供给端开始追求差异化、品质化和绿色原生态化供给。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农业农村发展指明了方向。 供给更安全、更干净、更营养的农产品 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有了越来越严格的要求。明年的农业供给侧改革，将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狠抓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品牌创建、质量安全监管。 今年以来我国在绿色产品供给侧，围绕两个着力点推进，为深入推进绿色食品供给夯实了基础。 一个着力点是，突出农产品优质安全，调优农产品结构。今年以来，我国大力推进标准化生产，新建成果菜茶标准园800个，创建禽畜水产养殖示范场6851个。扎实开展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建设活动，首批命名107个县市，加快全程监管和追溯体系建设。加强农产品品牌建设，新认证“三品一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产品、地理标志）产品1.3万个。强化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开展无疫区和生物安全隔离区建设，全年未发生重大动物疫情。 另一个着力点是着力促进农业绿色发展。今年以来，我国紧紧围绕“一控两减三基本”的目标，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全国建设高标准节水农业示范区11个，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县200个，病虫害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示范基地600个。创建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县和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水产养殖健康示范面积比重达到51%。启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实验示范区创建，探索农业绿色发展新模式。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表示，突出优质、安全、绿色导向，明年要深入实施化肥农业使用零增长行动，全面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切实抓好农业资源环境突出问题治理，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 加快构建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机制。重点是抓好现有补贴政策的整合完善，对一些不符合绿色生态导向的政策，要及时调整政策方向，完善政策内容。同时，继续开展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活动，再确定200个县市开展试点。 让改革红利和效应惠及农民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深刻变革，不能只动结构不动机制，要用改革的办法激发活力、增进动力。韩长赋表示，总的方向是要坚持市场化导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依靠市场手段动员要素、优化配置、提升效率，以市场倒逼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要大力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提升农业市场化程度和市场竞争力。 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农村改革的试点正在逐步扩大。明年的重点是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等。加快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进一步打造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产业体系和经营体系。 明年“三权分置”改革的重点是探索多种实现形式，真正让农户的承包权稳下去，让经营权活起来，让沉睡的农村土地资产醒过来。要加快推进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明年再选择北京等6个省份推进整省试点，将试点省份扩大到28个，推动有条件的地方基本完成，确保2018年底在全国基本完成。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探索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保障农民权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大决策。明年要扩大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稳妥有序，由点及面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争取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确认、股权量化和资产管理方面取得经验。 要加快培育新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明年将实施现代青年农场主培养计划和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计划，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示范培训，全年培训100万人。积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特别是土地托管、联耕联种、股份合作等多种经营方式，发挥农机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作用，多路径提升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水平。让改革的红利惠及亿万农民。 稳定农民增收这个基本盘 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必须在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上着力，核心是围绕市场需求进行生产，优化资源配置，扩大有效供给，增加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真正形成更有效率、更有效益、更可持续的农产品有效供给体系。 农业部经管司司长张红宇表示，国家整体经济水平提高了，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提升了，城乡互动融合加深了，消费需求层次升级了，这些都对农业生产形成倒逼，不能简单地在现有生产水平上做“量”的增减，要从产业和体制两个方面增强供给体系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具体措施上，要优化产品结构和品质结构，推进质量兴农，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安全的农产品，满足多层次、高质量、个性化需求。要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布局，推动资源要素优化重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农业功能拓展，促进生产向优势区聚集。要优化技术结构和经营结构，调整传统技术路径，大力发展节本增效、优质安全、环境友好的新技术模式，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农民增收。农业经营效益的提升、农民收入的增加，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的检验尺度和持久动力。 改得对不对，市场说了算。改不改得动，农民说了算。 今年前三季度，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5%，虽然增幅总体仍然高于城镇居民，但较往年已经明显放缓，为近13年来最低，也是2004年以来首次没有高于GDP增幅。预计明年多数农产品价格仍将低位运行，农民增收难度加大。必须通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提高农业综合效益，稳定农业经营收入这个农民收入的基本盘。要关注农民、依靠农民，让农民有活干、有钱赚。[详情]

　　一图看懂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新要求” 来源：人民网 [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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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新华社评论员：奋力实现关键性改革新突破--四论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新华社评论员 计熟事定，举必有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按照统筹推进、重点突破的要求加快改革步伐，更好发挥改革牵引作用。从深入推进简政放权、财税、金融、国有企业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到加强推进土地、城镇化、社会保障、生态文明等基础性重大改革，这次会议着眼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之年的定位，为做好经济工作指明了改革重点、主攻方向，提供了改革攻坚克难的方法论指导。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主要领域“四梁八柱”性改革基本出台，为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提供强劲动力。但也应看到，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发展还有不少困难和短板。新的一年，我们要稳中求进、开拓进取，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既定目标，就需要更加突出问题导向，抓住改革的“牛鼻子”，破解“卡脖子”环节，以重点突破打开局面、牵引全局，着力增强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的整体动能，继续巩固和扩大以点带面、协同推进的良好势头。 “举一纲而万目张。”改革的牵引力从哪里来？就是要聚焦重要领域、关键环节，把各项重点改革任务抓紧抓实，以改革的新突破、新成效为经济发展增加稳的压舱石、注入进的驱动力。具体而言，要扭住重要抓手以发力，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突破口，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加快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要围绕稳定预期以安心，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保护企业家精神，让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要加强制度支撑以聚能，稳妥推进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有重点地推动对外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发挥好政策性、开发性、商业性金融作用；要加固托底保障以惠民，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加快出台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为纾解民生后顾之忧织密民生保障网，才能筑牢发展根基，增强内生动力，开创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动力更强、结构更优、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的新局面。 关键性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往往涉及中央和地方、关系多个部门，这就要求做好统筹协调、协同推进的文章。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只有完善跨部门的统筹机制，推进政策协同配套，既制定方案又推动落实，既抓好重大改革顶层设计又充分调动基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提高政策精准性和有效性，汇聚各尽其责、合力攻坚的改革力量。 “政纲虽举，必求益其所未至”。完成明年各项重点任务，实现改革发展新突破，必须充分调动各方面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落实党中央经济决策部署作为政治责任，严格执行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严格落实中央确定的改革方案，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体现在党领导经济工作之中。改革攻坚，有决心还要有能力。通过深入调研加强学习、提高本领，使制定的政策更加符合实际；抓住想干事、敢干事这两个关键点，健全正向激励机制，促进干部创造性开展工作，就能使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信心更足、能力更强、动力更大，从而知难而进、尽心尽力，交出改革发展新答卷。 回望2016，成绩来之不易；展望2017，前景更加光明。迎接新一年的曙光，朝着既定奋斗目标阔步向前，我们有党中央确定的科学思路和方法，有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前进动力，经济社会发展必将更富生机活力。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奋发有为，以经济工作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奋力推动中国巨轮驶向光辉彼岸。[详情]

　　原标题：多领域改革统筹推进、重点突破——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明年深化改革新突破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记者赵文君 齐中熙 申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会议强调，要按照统筹推进、重点突破的要求加快改革步伐，更好发挥改革牵引作用。 专家表示，会议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在重点领域进行攻坚。国企改革、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等多领域改革将迈出实质性步伐、迎来新突破。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会议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表示，这是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做出的重要部署。国企要加快实行有效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表示，“突破口”意味着混合所有制改革将优先于国企改革的其他方面，率先拿出实际行动，重点完成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社会资本、外资资本的混合。 垄断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一直是难啃的硬骨头，但对整个国企改革有着牵引作用。2016年9月，国家发改委研究部署国企混改试点的相关工作，将东航集团、联通集团、南方电网、哈电集团、中国核建、中国船舶等中央企业纳入七大领域中的试点企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项安波说，国企改革如果能够在市场化方向进一步推进和拓宽，比如市场化选定经营管理者等，那么国有企业的活力将进一步得到提升，从而释放更多红利。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说，混合所有制要解决积极性的问题，要调动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发挥企业家的创新才能。 稳妥推进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 会议提出，要稳妥推进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落实推动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加快制定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总体方案，抓紧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方案。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这意味着被视为财税体制改革“最难啃骨头”的央地财政关系改革将全速推进。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在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三大任务中，理顺央地财政关系是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 刘尚希表示，财税改革紧锣密鼓走到现在，应以事权和支出责任为轴心，围绕这个轴心来推动预算改革和税制等一系列改革全面推进。地方税体系建设的加快，意味着一系列旨在增加地方政府收入的税制改革也要提速。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胡怡建表示，一是需要关注政府和市场的定位问题。要理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合理确定政府的支出范围和责任，把政府的低效甚至负面的支出减下来；二是央地财政关系的改革。从改革方向来看，财政收入和支出既要挂钩，又不能完全挂钩，从而在促进增长和公平有序中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需要进一步理清央地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当前中央的收入偏低，未来应进一步增加中央的财力和支出。 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会议提出，要深入研究并积极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专家表示，防控金融风险被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意味着明年监管体系的改革会有实质性进展。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表示，一些金融风险积聚的领域，正是监管没有覆盖到的空白点。 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华表示，应构建各监管机构、政府部门信息共享的金融监管体系，高度关注跨行业、跨市场的关联性和风险传递，强化系统性风险的整体识别和预警，从宏观审慎角度把控风险。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说，明年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详情]

　　【华泰策略】深度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投资机会电话会议纪要（策略戴康部分） 来源：公众号戴康的策略世界 文 戴康 我是华泰策略戴康，我今天主要讲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策略方面的解读，第二部分讲我们对于A股的看法。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基调是控风险促改革。 明年货币政策中性已经体现在今年8月后资金价格中枢逐步上移，其实是符合市场预期的，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决策层对稳增长的担忧减弱，正如我们在年度策略报告《慢牛换芯，盈利牵牛》中所提示：影响A股市场运行的主导因素已经从分母端贴现率过渡到分子端企业盈利。同时，明年财政政策将更积极有效，支持我们三周期下企业盈利能力进入可持续修复期的观点。市场很关注“调节好货币闸门”的提法对A股影响。调节流动性闸门曾在2010Q4-2011Q2、2013Q1-2014Q2货币政策报告中出现，之后货币政策均偏紧。1）当前情景与10Q4-11Q2最大的不同是：当时通胀高企是流动性收紧的原因，而目前是防止资产泡沫（通胀并不高）。当时CPI从4.5-6.5%，PPI从5-7%，一共升准九次（其中10Q4三次），一共加息四次（其中10Q4二次），A股在10Q4-11Q2期间主要由盈利改善驱动录得上涨，直到11Q3滞胀后下跌；2）当前情景与13Q1-14Q2最大的不同是：当时整治影子银行是流动性收紧的原因，企业依然深陷偿债周期，PPI同比读数为负，上证综指录得下跌但成长股反而上涨；而目前企业接近偿债周期尾声，盈利能力出现修复，A股小涨周期股取得超额收益。 这次会议对金融风险的防控态度升级，但我们认为对A股影响很有限。与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比，这次对金融风险关注的重点有所转移——今年关注的重点是信用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非法集资等，明年是资产泡沫。而且防控态度比今年三季度政治局会议更严厉，强调“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我们认为这次防控风险主要针对的是房地产等其他市场，金融去杠杆对杠杆率并不高的A股影响很有限。 政策步调高度一致提升市场风险偏好。会议上首次表示初步确立了党的经济政策框架，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力进一步加强，中央到国务院、中央到地方的经济政策的步调一致性进一步增强。经济政策框架的三个核心关键词是：新常态为经济工作的大逻辑、供给侧改革为政策体系的主线、稳中求进为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对于A股，经济政策步调一致性增强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提升市场风险偏好。 这次会议上供给侧改革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不同于去年仅阐述供给侧改革的五大任务，今年详细阐述了实施的原因、目的、主攻方向、根本途径。另外，会议对今年供给侧改革的成果持肯定态度，表示“部分行业供求关系、政府和企业理念行为发生积极变化”，从而我们认为明年部分行业行政化去产能的态势会延续。今年煤炭去产能已经超额完成任务，因此我们认为目前最直接受益的是钢铁。 主题布局重点提及的混改、农业供改、债转股。完美验证我们年度策略“新动能补短板”主题投资逻辑。 混合所有制改革：会议指出混改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并要求在电力、油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关键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结合此前第一批混改试点集团的确立，如电力领域的南方电网/哈电集团、民航领域的东航集团、电信领域的中国联通，预计2017年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将超市场预期。布局第一批试点集团旗下标的（中国联通/佳电股份/钢构工程）。 首次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层面提到农业供给侧改革。该提法自去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以来，但仅停留于概念层面，而这次部署更加具体，明确提出改革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落实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等具体措施，超市场预期。预计改革将以降本增效为主，结构调整和去库存为辅，而降本增效依赖于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现代化，主题布局三方向：土地流转（北大荒）/种业科技（登海种业）/农业机械化（隆鑫通用）。近期催化剂密集：即将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一号文、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顶层设计等。 债转股：会议提出，支持企业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8月以来最前瞻推荐债转股主题的策略团队，我们认为，债转股不仅是供给侧改革降本增效组合拳，也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手段，明年将迎来大规模落地。布局两方向：AMC标的（海德股份）/债转股标的（锡业股份）。 这是我们对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解读，短期市场我们建议利用流动性异常冲击骑上盈利慢牛 上周债券市场大跌。主要原因有三个：1）金融去杠杆央行锁短放长，导致资金池错配机构资金压力陡增；2）再通胀预期升温，对货币政策收紧担忧；3）美联储加息并暗示明年加息三次成为中国债券市场进一步暴跌导火索。从本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上看，央行通过逆回购和MLF净投放资金6440亿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短期资金紧平衡压力，周五债券市场出现报复性反弹。我们认为投资者应该利用流动性短期异常冲击布局受益于盈利改善的周期股。当市场还认为中国陷入流动性陷阱之时，我们在年度策略报告中提出中国企业接近偿债周期尾声，11月社融和信贷数据超预期，企业中长期贷款开始复苏，M2与M1负向剪刀差持续收窄，三季度金融机构人民币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首现回升，都在印证中观数据转暖的可持续性。 市场也很关心风格，我们认为本轮利率大拐点才是研判A股风格最核心变量 全球的利率在次贷危机后持续下降的过程中，全球流动性扩张而实体经济又很疲弱，淤积在金融市场的钱除了买债之外也部分进入股市提升估值水平，由于实体差，市场给予成长股甚至消费股过高的估值溢价，而周期股遭到了抛弃。今年三季度全球利率见底后在10月出现了加速大幅上行，流动性缓慢地收缩，投资者开始追逐盈利改善的周期类股票，而原来被赋予过高估值溢价的股票的资金流向和分配出现了逆转。A股历史上有四个阶段2002、2005、2009和2012年出现经济稳、库存低位、盈利修复、利率上行时期，低市净率指数超额收益均高于高净率指数。我们对当前风格的研判依然是周期股>价值股>消费股>成长股。 行业配置上我们继续坚定推荐“金钢石”行业组合+“新动能补短板”主题 在盈利能力驱动的慢牛中要买业绩改善型股票，以周期股为主。本轮的盈利能力修复要长于2011年以来任何一次，今年6月份以来周期股的实际利率都是下行的，因为PPI升得比名义利率快，过去几年投资者习惯认为银行和石化是防御类板块，但我们认为在盈利驱动利率上行周期中，重资产周期类行业会重新焕发进攻光彩。我们继续推荐以银行（南京银行）、钢铁（方大特钢）、石化（中国石化）为代表的“金刚石”组合，同时建议关注化工（万华化学）/有色（驰宏锌锗）/机械（三一重工）。主题投资，继续聚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力推的“新动能补短板”领域：混改（中国联通）、农业供给侧改革和土地流转（北大荒/登海种业/隆鑫通用）、债转股（海德股份）。[详情]

　　建立楼市长效机制的路径选择 □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 李宇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17年经济工作时提出，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房地产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确实，今年以来社会各界对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呼声很强烈。年初，楼市政策基调还是“去库存”，下半年热点城市房价暴涨、资产泡沫蔓延，不得不重启限购限贷这类短期立竿见影的“急刹车”措施。短期来看，着力于需求端的调控效果显著，但这是楼市需求和资金被限制的结果，热点楼市“勉强降温”但“内火”未消除。 调控“一刀切”，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乃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之举。在楼市分化的背景下，行政色彩浓重的调控“一刀切”，挫伤了合理的购房需求，导致楼市短期内迅速回落。楼市过度繁荣，不仅对实体资金有“虹吸效应”，经济结构继续扭曲，而且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倒逼货币投放、货币乘数攀升，资产泡沫预期愈演愈烈，本币内外贬值预期抬头及对于系统性风险的担忧。因此，无论消除行业本身的积弊，还是攻克楼市对金融风险、地方财政和经济转型的掣肘，楼市长效机制亟待“破茧”。 关于“内涵”和“外延” 关于房地产长效机制，2013年3月2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继续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加快建立房地产稳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2015年4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完善市场环境，盘活存量资产，建立房地产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但是，长效机制的内涵和外延，讨论面颇广但并无聚焦，有人将调控长效机制等同于房地产长效机制，如2014年3月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健全房地产市场调控长效机制”。 基于楼市与中央地方关系、财税体制、经济金融相互牵扯，一方面，长效机制指行业本身健康发展的制度建设，如增加大城市土地供应、提高开发行业集中度、住房回归居住属性等；另一方面，也包括调控长效机制，如金融税收调控如何做到“因城施策”、区分合理需求和投机需求，如何引导需求转移；此外，还包括促进行业与经济金融协同发展的一揽子稳定的制度体系，如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楼市协同推进，房地产税制改革要考虑财税体制改革和理顺中央地方关系，推进新型城镇化（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保制度等）与楼市健康发展的关系要理顺等。 笔者建议，可从行业、调控、宏观三个角度，分析房地产长效机制建设。结合轻重缓急和关注的焦点，行业角度的长效机制，可从盘活存量土地、建立基本住房保障制度、推进兼并重组、发展租赁市场等方面考虑；调控角度的长效机制，可从推进不动产数据联网、扩大房产税征收试点、建立政策性住房金融等方面考虑；宏观角度的长效机制，可从推进政府间财权事权划分、重构上下级政府绩效考核、房地产税制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不动产统一登记等方面考虑。 环境制约和路径选择 对于何时推出、具体内容、执行路径、配套改革、效果和风险等，上述每一个方面又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上述长效机制本身在推进过程中或面临重重阻力（如不动产统一登记）、或时机不成熟（如房产税）、或相互牵制（财税改革、政府间关系与房产税和完善住房保障制度）。 经济增长和改革，房地产长效机制建设，必然要在现有框架下决定其路径。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的“改革系统性和协同性推进”的原则，笔者认为，“偏重改革”的基础性制度建设，特别是金融监管制度、市场秩序的重构，以及“偏重稳定”的盘活大城市存量土地，将成为中期内长效机制建设的重点内容。 让资金回归本源 本轮楼市调控，之所以再次启动行政干预，并在需求端“加码”，市场失灵倒逼政府干预强化是重要原因。今年以来，实体盈利下滑，“资产荒”预期强烈，由于金融监管空白与模糊交织，旨在稳定经济和助推转型的宽松货币，异化为“加杠杆”的资产配置盛宴。基于控制系统性风险考虑，不得不再次祭出行政干预以纠偏市场失灵。但是，调控只是将部分需求和流动性暂时按住，未来热点城市人口流入不会改变，“资产荒”难以改观，楼市泡沫风险犹存。 金融市场化和金融创新为大势所趋，楼市对银行信贷的依赖明显下降。比如，今年前三季度，开发商从债券、理财、保险等渠道获得资金就高达5万亿元，而银行信贷融资仅8000亿元。基于资产配置的购房，借助“首付贷”、消费贷、P2P等场外多渠道融资越来越普遍。经济转型溢出资金，“稳增长”下还需继续释放资金，金融创新既提高货币乘数，又提高了融资效率，但体量小的新经济无法吸纳，出现资本过剩。因此，多渠道、低成本、场外化的融资时代到来。 目前，“各管一段”的监管已不适应金融混业时代，房价暴涨导致资金绕道涌入楼市。因此，抑制资产泡沫，最后不得不求助于行政干预，如直接叫停开发商发债、叫停金融创新，甚至要求房贷环比下降。 若监管无法“穿透”各路资金来源、信用嵌套、风险承担主体的话；若经济中软约束难以消除，隐性担保继续存在的话，基于短期收益的考虑，资产荒预期下楼市“加杠杆”难以阻挡，资金“弃实体、入楼市”难以阻挡。因此，必须以资金回归本源为监管原则，控制银行资金变成“影子银行”，让“保险姓保”，让资管、信托和理财回归“代客理财、代客管理”。 重建房地产市场秩序 市场秩序上的“短板”还有很多，比如近期媒体报道，河北安平县出现一个“坑人楼盘”，40多套房屋登记在他人名下，原因就在于商品房网签制度形同虚设，资金链断裂的地产商“一房二卖”。今年4月，住建部透露，未来要实现网签全覆盖，这意味着还有三四线城市没有网签，“一房多卖”等欺诈很难杜绝。有的二线城市，尽管已建立网签制度，但执行不到位。比如，有的开发商通过“假网签”来捂盘惜售、制造供不应求假象，就源于网签监管制度疏漏。 近期，住建部相继公布了两批开发企业、中介机构违法违规“黑名单”，其中不乏一些知名企业。事实上，中介机构、开发企业及近年来兴起的自媒体中，上述违规行为早已普遍存在，在很多城市甚至成为见怪不怪的“潜规则”。由此，重建市场基础秩序，已成为监管的基本前提，也是长效机制建设的第一步。 多年来，基于显性GDP的考虑，房地产行业监管集中在上游开发和新房预售审批上，对下游销售端（包括二手房）及牵涉到的房企、中介机构等监管缺失。特别是，近年来热点楼市已进入存量时代，一线和二线城市存量房交易占比分别达70%和55%，二手房代理、估价、按揭、租赁等环节牵涉的业内人群要比新房多，京沪深房产中介从业人员为开发企业2倍以上。市场秩序整顿和巡查要常态化、制度化，“从立案到查处”的可置信威胁必需要建立起来；还要推进诚信建设，将行政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管理（消费者用脚投票）统筹起来。 盘活大城市存量土地 目前，城市化进入下半场，即大城市化或“都市圈化”。相应地，大城市要增加住宅用地供应。但是，近年来京沪穗深等超大城市，住宅用地年度计划完成率仅60%左右。房价暴涨的2016年1-10月，京沪穗深住宅用地仅供应建筑面积1278万平米，同比下降51%。 严控大城市新增用地，并非“逆城市化”，而是内生驱动增长战略下，倒逼城市加速存量用地盘活。京沪穗深等大城市，第三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早已超过了60%，金融业、互联网、创意文化等已成为主导产业，但仍保留大量工业用地。2008年-2015年，我国新增工业和住宅用地占比分别为33.8%和21.5%。目前，国外工业和住宅用地占比分别为15%和30%，第一大城市占比分别仅为6%和40%以上，但京沪穗深存量工业用地占比在30%左右。 工业用地占比高，容积率低（上海10层以上工业建筑占比仅30%），很多批而未建，积聚程度也低，如上海位于工业规划区内的工业用地占比仅30%。原因在于，城市各级政府（包括街道）低地价招商引资无序化、GDP政绩导向，用地主体（多为低效国企）不思转型，等待政府高价收储造成闲置等。因此，大城市不缺地，京沪穗深中心区低效用地到处是，关键是存量盘活困难。继续供应新地，城市功能和空间结构混乱，生产性和生活性交通干扰，公共配套压力等有增无减。 目前，盘活存量土地的最大障碍，就是地方政府和国企之间的博弈。站在政府角度，希望借着新一轮国企改革的主导权，将土地收回来后“招拍挂”。无论从新增发展空间，还是土地出让收入，这都是“上上签”。站在国企角度，要赶在政府“下手”前，顺应区域规划，启动自我改造以挖掘土地红利。近年来，借助创新创业东风，京沪深等大城市掌握土地的企业纷纷成立地产子公司，向创新型产业用房、创意园区转型。但考虑到存量、在建部分，一窝蜂地涌入造成商业办公过剩。 因城施策 盘活存量 盘活存量土地，若转向住宅，规划和用途管的“上位法”制横亘在面前。如果要突破的话，要么掌握土地的企业补缴巨额土地出让金（过去这些土地是免费划拨的），要么政府收回后重新“招拍挂”，这对很多企业来说不愿承受，造成缺地与闲置并存；若转向商业办公，尽管成本较低、手续简单，但商办领域房屋供应已过剩。看来，挖掘土地供应潜力、盘活存量土地，政策和利益掣肘是根本。由此，应适应不同城市经济转型进度，适当调整工业用地转住宅的供地政策。 目前，《土地管理法》《房地产管理法》《城乡规划法》等在土地用途管制、分区规划等方面“一刀切”。为此，笔者建议，根据产业结构现状、用地需求现状，构建工业用地转做住宅功能的政策体系；重新调整工业用地投入产出考核体系，根据地均产值、人口密度、工业区集中率等指标，划定工业用地强制退出的红线。触及红线的存量工业用地，一律由政府收回后重新“招拍挂”，由政府主导并启动转做住宅的规划编制和公共配套供应；研究企业自主实施工业用地转做住宅功能的开发策略，包括地价补偿、公共配套、区域规划、税收调节等一揽子政策；市一级政府要完善对区一级和街道绩效考核，减少经济、招商引资方面的考核，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和均等化等方面的考核，促进工业用地改造。上述这些，都是大城市盘活存量土地这一楼市长效机制应考虑的内容。[详情]

　　改革需要 重塑动力机制 杨瑞龙 首先，感谢当代经济学基金会所做的工作，本来应该是大学里面应该做的事情，非常感谢做了这么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并衷心祝贺钱颖一教授和许成钢教授获中国经济学奖。 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呼应一下田国强教授的演讲，关于机制设计理论中的动力问题。当前我们有一种改革焦虑症，大家都明白要改革，大家知道中国不改革死路一条，文件也很多，专家讲的也很多，但是就是打雷不下雨。什么原因呢？很重要的是当下中国改革最缺失的是动力机制。大家都明白连续多年的中国经济下滑主要是结构因素导致的，即传统经济增长要素发生衰变导致了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进而导致中国经济呈现L型态势，所以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结构调整，培育新的增长动能。 但大家发现，如果不改革的话，结构是调不动的，为什么？因为现有的经济结构实际上是在既定体制和发展模式下的利益结构的反映，所以体制模式、发展模式不变的话，利益结构就有刚性，这个时候结构性调整只能用政府之手来调，但是政府之手调结构的结果可想而知，那就是摁下葫芦浮起瓢。所以大家的共识就是要深化改革，但就是改不动，没动作。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实证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没有很好地找到抓手。什么原因呢？这还是要结合机制设计理论来谈过去中国的改革是如何发生的。 改革因何踟蹰不前 过去中国的改革为什么能实质性推进？西方主流经济学告诉我们，用政府之手，由政府主导来推进市场化改革，改革有很大的阻力，但中国的改革在过去30年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什么原因呢？钱教授、许教授在国际杂志上做了这方面的研究，我本人也在很早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从1993~2000年我先后在《经济研究》发了四篇论文，都是在围绕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当理论与实际不一致时，不要马上质疑实际，而是应选择问题导向或者直面现实的研究方法。 我当时选择江苏昆山的一个案例开展研究。昆山有一个非常好的国家级开发区，但这个开发区一开始并不是国家让做的，是自己搞了一个开发区，不仅没有受到上级的责难，后来变成了省级开发区，最后变成了国家级开发区。由此我有三个问题找不到答案：一是在当时的政治框架里，为什么地方政府官员敢冒政治风险干了一件上级没他让干，他自己要干的事情，就是偷偷摸摸搞了开发区。二是为什么在光天化日下不听中央的话搞了开发区，上级政府没有制止，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三是为什么不听上级话的干部最终都提拔了，那些所谓听话的干部反而没有提拔。 针对这些问题我问了老书记。老书记告诉我，当财政还没有分权时，昆山县委书记到苏州开会的话早到可以坐前排，晚到坐后排。搞了分权以后发现，座位的前后跟经济实力正相关，昆山实力最小，所以被赶到了后排，连表态的机会都没有。老书记说，这个事情不得了，昆山经济落后，当时他还不到40岁，这样的话一辈子就没有提拔机会了，所以就想到了要发展。从这个案例中我发现，财政分权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与行为方式，在基数与分成比例已定的包干期内，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越快，在地方竞争中越有利，政治升迁的机会就越多，因此，财政分权使得地方的官员政治升迁和GDP相关，所以追求GDP成为政府官员追求政治升迁的非常重要的砝码。 在这样一个政府主导下市场化的改革方式中引入了改革动力机制，就是满足了参与性的约束条件和激励相容的条件。地方官员要升迁就要做大GDP，在他有限的任期里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招商引资，招商引资成为地方政府官员的最爱，原因是和财政分权有关。为了招商引资不得不改善投资环境，而投资最好的环境是让投资者可以在这里比其他地方获得更多的投资回报，而这常常可以通过获得改革优先权创造出来。因为每个改革优先权或者试点权背后都是特殊体制和优惠政策。特殊体制和优惠政策会带来垄断利润，如果试点权是排他的，垄断利润就会转为租金，这个租金会使投资人有一个超额的投资回报。 这样的话，中国过去30年尽管改革权是在行政系统内配置的，到今天为止企业仍然没有改革权，改革权始终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在这样的体制里面，由于引入这样一种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地方政府官员有兴趣、有热情与企业合谋，共同从中央获得改革优先权，也就是试点权，试点权的获得地方政府可以获得好处，投资来了，税收随之而来。企业也可以获得好处，因为改革优先权背后就是优惠政策和特殊体制，可以带来比较高的投资回报率，这样就出现了非常复杂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构成了过去30年中国改革的激励机制。 懒政、慵政明显 在过去的改革方式下，我们的地方政府官员成为了政治企业家，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一个好的地方的市长或者书记都有一个特点，他坐在办公室里或者做报告的时候就像一个市长，但是他和外商谈项目的时候，就像个老板，到大学做报告的时候像个学者，这是当时条件下一个有作为市长的典型形象。如果这个地方的市长就只像个官，开口闭口都是文件，这个地方就没动作；如果这个地方的市长像个老板，干事可能会乱来；如果这个地方的市长就像一个学者，那他可能只会说不会干。这是过去30年形成的非常特殊的激励机制，这就是我在1993~2000年间做的一个研究。 这样一种改革权纵向分配的改革形式，当引入财政分权这种激励机制之后，产生了一个鲜活的“婴儿”，那就是持续30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因为地方政府和企业合谋的时候都愿意去竞争改革优先权，结果导致市场化。这样的政企合谋式的市场化改革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包括行为失范、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腐败越演越烈、“打擦边球”式的潜规则蔓延，资本和劳动的冲突等等，这些都与这种特殊的改革方式有关。过去30年的改革产生了一个鲜活的婴儿，但是这个婴儿躺在比较脏的水里面。这几年针对改革产生的问题我们开始坚决地反腐败，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如果任腐败泛滥的话对未来中国的增长将是一个极大的制约因素，可以这么说，不反腐败将亡党亡国。 然而，我们又应该看到，这种铁腕反腐败同时把原来的政商关系割断了，政府官员基于政治风险而不愿与商人发生关系，也不愿意去做那些可能有助于本地经济增长但上级既没有让你干也没有让你不干的那些事，或者说，过去那种政商关系下地方政府官员与企业家通过合谋来竞争改革优先权的激励相容机制发生了变化，从而行政主导权下的改革动力机制相对就缺失了。现在地方上普遍存在懒政、慵政，过去商人见官员是脸难看，门难进，现在则常常门进不了，脸看不见。 不仅如此，现在央企里面这个问题也比较严重，中央文件讲得很好，说国有企业改革要分类改革，要混合所有制，文件写得很好，但是你到央企去看基本没动，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央企领导人也有懒政的情况，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都有安全意识，他从改革中获得的收益远小于改革带来的风险，如有人可能会质疑他在推行混合所有制时发生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等，基于理性的考虑，他可能会选择稳当。有大量的证据证明懒政、慵政产生的后果，2011年以后中央历次的微刺激计划效果逐渐递减不能不说与地方政府的增长热情减弱有关。 改革制造红利 过去几年，我们一直选择中性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财政政策没积极。什么原因呢？一没有实质性减税，二没有明显增加财政支出，各级政府的财政存款居高不下，不断累积，这反映了懒政、慵政的问题。所以当下中国的关键在于改革，而改革改不动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改革的动力机制问题。 如果没有一个相应的改革动力机制，我们就在空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难取得实际的效果。外国有些媒体唱空中国，说中国从此不行了，这是没有根据的。你看中国的传统增长要素，如改革红利、全球化红利、人口红利、工业化红利余威还在，同时我国未来还有新的增长动能，像创新、城镇化、消费率的提升、结构转型升级等，中国继续保持中长期的中高速增长是有可能的，关键要通过改革把这些增长动能激发出来。 但是怎么样改革？必须要从战略层面上调动精英阶层的积极性，这是当前以及未来经济成功转型升级的核心，如果我们还想坚持改革权在行政系统内分配的渐进式改革方式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必须要调动地方政府的改革积极性，地方政府要有热情进行改革，要认识到过度下滑甚至出现持续的萧条会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风险。 因此，在反腐倡廉取得战略性重大胜利之后，在稳增长的基础上积极构建新一轮大改革、大调整的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是非常必要的。所以要重新理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权力边界。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得很好，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现在有些学者在解读文件时是有偏差的，离开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泛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样政府的作用就没有边界了，我们需要强调在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来谈政府的作用及界定政府作用的边界。 同时，我们既要重视改革顶层设计，但更要重视地方政府与微观主体的改革积极性。大家回顾一下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哪一项成功的改革不是源于微观主体的？未来中国的改革毫无疑问产权制度的改革仍然是重点，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土地制度的改革，同时，还必须完善市场体系，推动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尤其要加大金融体制改革的力度。 过去30年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很重要的是有了动力机制，这个动力机制就像钱教授讲的是次优不是最优，但是它确实推进了中国市场化进程，未来中国的中高速增长，还得依靠改革，而改革能实质性推进就必须重塑改革的动力机制。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详情]

　　正本清源 振兴实体经济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系列社论之一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16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多个方面传递出明年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向。 此次会议首次提出的“振兴实体经济”，无疑是近些年中国经济的一个关键点。此前12月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明确提出，2017年要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培育壮大新动能。“振兴实体经济”的提法在近5年政治局会议中首次出现。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背景：近两三年来，金融业占GDP的比例快速提高，但制造业比重却在快速下滑，这种变化反映出经济结构的问题和隐忧。 实体经济的问题可以从短长期两个角度来看，短期是实体经济怎样活下去，长期是怎样发展好。前者主要是结构性和周期性问题，后者从根本上说要靠经济治理（economicgovernance）的优化。 眼下，实业界深受成本高企之苦，要想从容呼吸，迫切需求的就是营商成本降低。 诚如企业家宗庆后日前所言，当前做实体经济税费比较高、利润率很低，导致一些企业生存不下去，很多人不愿意干实体经济。 此前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出具的一份调研数据显示,“中国制造”成本已接近美国。该报告分析了全球出口额排名前25位的经济体,以美国为基准(100),中国制造成本指数是96,也就是说,同样一件产品,在美国制造成本是1美元,那么在中国则需要0.96美元,可见双方的差距已经极大地缩小了。 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但似乎已然成了高成本社会。近几年，许多人已经感受到我们的某些生活成本已经高到可以跟发达国家比肩，而企业尤其是制造业部门为此叫苦连天。只有成本降下来，企业才有活路。 成本怎样才能下降？具体分析，成本构成分“标”和“本”两个方面。 所谓“标”，即有些高成本是自然的，例如中国人多地少，牛羊肉、海鲜略贵就是合理的，所谓“本”，指的是体制性的或者说行政扭曲带来的高成本，这是实业成本居高不下、利润微薄的重要根源。 体制性的高成本遍布企业经营的许多方面。宏观税负较高是显性上的，此外还有若干隐性因素，例如：上游能源资源及其他领域的行政性垄断带来的高价格；国企、政府挤占信贷额度导致的融资高成本；高房价推高了企业人力成本，而高房价背后是地方行政之手（“经营城市”的地方发展思路）；行政审批的直接成本和时间成本；腐败成本，等等。 以“治本”的方式降低经济成本，就涉及经济治理问题。 在经济治理方面，近年有若干重要的进展。例如，上个月中央正式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中央名义出台产权保护的顶层设计，涉及经济治理的深层次基础。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高屋建瓴地提出“要建设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辨析源流，法治是现代经济的基础，基础坚实，才能生长出细致的劳动分工和复杂的经济结构，这是通往现代发达经济的道路。从长期看，只有法治才能造就社会发展的复利，而复利效应是一个国家和社会通向繁荣的根本途径。 经济治理的重要性对企业界同样适用。企业治理水平的提升是建设百年企业的基础，这才能通向此次会议所提出的实业发展目标：企业形成自己独有的比较优势，增强产品竞争力，有更多“百年老店”。[详情]

　　明年稳健的货币政策有哪些新内涵 作者赵洋 各方期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4日至16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明年贯彻好这个总基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会议明确，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纵观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文，“稳”字贯穿公报始末。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新常态下经济政策框架的重要内容，是经济工作的方法论，也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会议强调，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在这一经济工作重大决策下，今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延续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的组合。 自2010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来，稳健的货币政策已经连续第7年出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中。尽管同样定调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每年的表述和内涵存在一定差异，比如，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宏观调控时指出，要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因此，在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部署中，提出“把好流动性这个总闸门”的具体要求；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稳健的货币政策时表示，要保持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改善和优化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同时强调“寓改革于调控之中”；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稳健货币政策的部署则突出“要灵活适度，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降低融资成本”等。 可以说，每年稳健的货币政策表述和内涵上的细微不同，体现出中央对来年经济形势的判断以及重点工作部署的差异。那么，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明年继续实施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又被赋予哪些新的内涵？ 首先，明年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强调保持稳健中性，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的部署，引发市场各方热议。有观点认为，本次货币政策在稳健后加了“中性”一词，释放出新的信号。“稳健中性”的部署，的确是首次出现在近些年中央经济工作的部署中。不过，此前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及金融稳定报告中，都曾有“从量价两个方面保持货币金融环境的稳健和中性适度”、“为结构性改革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等相关表述。因此，强调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并非“流动性拐点”的出现，其实质是要求货币政策进一步把握好“度”。 “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同样是首次出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中。随着外汇占款出现趋势性变化，外汇占款不再是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且这一趋势成为新常态。这需要人民银行在基础货币投放与引导市场预期管理上有新的创新与应对。过去一段时间，人民银行通过常态化的“逆回购+MLF”操作，再加上其他流动性调控工具的灵活使用，向市场投放不同期限的流动性，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此强调，要“调节好货币闸门”，其目标是“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这或将是未来货币政策进一步创新和完善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次，明年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强调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当前，市场更多关注的是流动性的松紧，但与之相关的另一个值得重视的方面则是货币政策的传导。如果传导渠道不畅，传导机制不完善，货币政策的意图则无法传递到市场主体行为。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成为人民银行近年力推的重要工作之一，更曾数次出现在此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本次“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的要求，首次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中出现，可见中央对此工作的高度重视。 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其目标是要增强金融运行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这些重点任务的完成，都要求有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要求货币政策的意图能够有效传导。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一方面，要推动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提高央行的市场利率调控能力，有效发挥政策利率信号，有效引导资金流向，坚决纠正“脱实向虚”；另一方面，要深化金融市场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深化国企改革，硬化市场主体约束等。 再次，明年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强调要在增强汇率弹性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近期，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走向，已然成为舆论的风口。各种分析与预测比比皆是，其中不乏一些过度悲观的声音。其实，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短期波动，主要受美元加息预期以及国际上一些意外因素叠加的影响，是短期贬值压力的集中释放。业内专家表示，本次会议公报对于汇率的表述，是将“市场化”和“防风险”相结合的表述。该观点认为，按照前期政策逻辑，明年汇率相关工作在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同时，将进一步向着优化汇率机制、稳定市场预期的方向稳步推进。 最后，明年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强调防控金融风险和资产泡沫。从最近几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内容看，风险防范一直受到高度重视。比如2015年部署的几大重点任务之一，就包括防范化解金融风险；2014年强调“要高度关注风险发生发展趋势”；2013年部署“着力防控债务风险，要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2012年指出“要高度重视财政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进一步突出了风险防控的权重。会议明确要求，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对房地产市场工作的部署中，更是指出，“要在宏观上管住货币，微观信贷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购房，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毫无疑问，防控金融风险，抑制资产泡沫，都对明年稳健的货币政策提出了更高要求。 总的来看，随着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随着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的初步确立，已经连续执行了多年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其内涵也在逐步发展变化中。这无疑需要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不断创新和完善调控方式和思路，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详情]

　　 房子， 本是用来居住的 记者 蔡云伟 [从十年前开始，满足居民自住需求、抑制投机和投资性购房需求，一直就是我国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主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同样还是这个主基调。] 12月16日17点13分，有人微信给我发了一条信息——“2016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对方说这是新华视点微博上发的消息。 确实，我打开新华网看到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新闻中，有一大段篇幅谈“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第一句话就是：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 为了遮风避雨、躲避野兽，人类最早是以洞为房，也有构木为巢的，洞与巢虽然称不上真正的房屋建筑，但为居住在里面的人们提供了安全感。 最早的房子，据说在捷克多尼维斯托尼斯遗址中能找到一些痕迹，在这个距今2.7万年的遗址中发现的许多成排的圆形大兽骨，考古学家推测可能是建筑房屋的材料。 我国浙江余姚的河姆渡建筑遗址距今有7000多年，这处房屋建筑遗址上有木桩和带榫、卯的柱、梁。考古学家认为该建筑原来应是在一片沼泽地的边缘，地势低洼潮湿，从成排的木桩来看估计是一种干栏式住宅建筑，这种建筑是用木或竹桩建成一个高离地面的基座，再在其上建造房屋，这样人类既可避免瘴疠的危害，又能防止虫蛇猛兽的袭击。 无疑，自古以来，房子就是用来住的。从2.7万年前，到7000多年前，一直到现在，无论我们的房屋建筑技术如何进步和发展，无论我们的建筑风格如何丰富多彩，从最早的穴居、巢居一直到现代的摩天大楼，房子的基本功能一直就是用来住的。房子，给我们带来一种安全感。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第一财经日报》9月22日刊发的中国经济与房地产调查报道中这样写道—— “2016年猴年春节后，一线城市和多个二线城市的楼市开启疯涨模式，并快速从核心的一线城市向周边地区蔓延，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区域的二三线城市陆续接力上涨。土地市场也频频传出楼板价、溢价刷新高的消息。” “疯狂的不只是土地和楼市，还有房地产贷款。” “土地、楼市，都在变成资本狂欢的庆功宴，刚需者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直至被淹没。” “这一场房地产市场的盛宴是对中国经济的解救，还是另一场危机的导火索？” “显然，在货币、信贷政策宽松的助推下，各路资金涌入楼市，营造了这场楼市饕餮盛宴。” 9月底与10月初，新一轮楼市调控政策相继在多个城市落地。虽然各地出台的调控政策各有差异，但“火力”主要集中在三方面：限购、限贷、加强对不规范销售行为的管控。在规范市场交易行为、抑制挤压资产泡沫的整治过程中，房地产行业的八类违规行为、房地产开发企业15类不正当经营行为、“首付贷”等，纷纷浮出水面，市场参与各方都身不由己地卷入这场房地产盛宴，构建成一个炒房联盟，从中获取各自的利益。 所谓的刚需，也就是居民的自住需求，却成为这场盛宴中最大的牺牲品。 其实，从十年前开始，满足居民自住需求、抑制投机和投资性购房需求，一直就是我国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主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同样还是这个主基调。 经历过9月份的中国经济与房地产调查报道，可以深切体会到2017年房地产政策的迫切性和针对性。 ——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 ——要在宏观上管住货币，微观信贷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购房，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 ——要落实人地挂钩政策，根据人口流动情况分配建设用地指标。 ——要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土地供应，提高住宅用地比例，盘活城市闲置和低效用地。 ——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 ——要加快住房租赁市场立法，加快机构化、规模化租赁企业发展。 ——加强住房市场监管和整顿，规范开发、销售、中介等行为。 接下来一段时间，会有许多专家和大量的文章来解读这些政策。而此时，最能触动我的仍然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个最基本的道理。 9月21日晚上，当我在看完中国经济与房地产调查报道的报纸版样后，我写下这样一段话交给了编辑—— 房子，本是用来居住的，更是一个家的承载。而它一旦成了投资品种，就会和郁金香、末日权证、第二天就要停止交易的ST股票一样，很有可能成为各种投机资金追逐的对象。货币宽松和融资成本的降低，为房地产的投资和投机提供了温床。 编辑把这段话放在了这篇由12位第一财经记者参与的万字调查报道的标题下面。 （作者为第一财经编委）[详情]

　　振兴实体经济 传统和新兴产业 须两翼并进 记者 王玉凤 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的2017年具体任务之一。 分析人士称，传统产业将进一步得到改造，产品附加值提高，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将得到大力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振兴实体经济具体措施包括：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要树立质量第一的强烈意识，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提高质量标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引导企业形成自己独有的比较优势，发扬“工匠精神”，加强品牌建设，培育更多“百年老店”，增强产品竞争力。 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胡迟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称，这是为了提升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提升产品的质量，把产品做精做细，转变增长方式。 胡迟说，与国际横向比较，我国制造业的附加值偏低，在产业链中未能占据优势地位。与国内的房地产行业和金融行业相比，工业也受到挤压。“以前农业被认为是弱势产业，因为与工业相比，农业产出不大，而且受气候影响大，靠天吃饭，但是现在与金融、房地产等行业相比，制造业也被认为是弱势产业了，资金都在往金融、房地产行业跑。” 振兴实体经济的措施还包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既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也要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胡迟分析，这意味着要发展产业的两翼，一个是改造传统产业，通过技术改造等方式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另一个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新兴产业虽然体量较小，却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发展新兴产业也不能抛弃传统产业，而且很多新兴产业也是传统产业衍生出来的。” 关于振兴实体经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要求建设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加强引进外资工作，更好发挥外资企业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要更加重视优化产业组织，提高大企业素质，在市场准入、要素配置等方面创造条件，使中小微企业更好参与市场公平竞争。 胡迟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大规模引进技术和管理等，对我国制造业的提升作用很大。现在，中国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体量很大，但是大而不强，所以引进外资的步伐还是不能停，还是要借助外部的因素来提升制造业。 他表示，从规模来看，企业有大中小，大企业体量大，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大，但是中小企业更灵活，很多创新发明来自于中小企业，而且很多大企业也是从小企业发展而来的。大小企业有互补作用，各有优势，要平衡发展，这样实体经济才能更好地发展。[详情]

　　七大领域混改 将动真格 记者 祝嫣然 2015年是国企改革政策制定出台年，2016年是政策落实年，2017年将是国企改革见效年。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加快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加快推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2017年国企改革有望在垄断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员工持股、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组建、国企并购重组与资源整合等方面加速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改革，使国企改革与发展协同推进、形成合力。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突破口 2016年，国企改革成果颇丰。一方面，国企改革“1+N”文件体系已完成，“十项试点”工作全面铺开；另一方面，央企利润扭亏为盈，央企已减少至102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企业已有10家，央企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达68%。 今年1~10月，中央企业一举扭转了利润额连续18个月的下滑局面，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0231.4亿元，同比增长0.5%，初步实现了效益恢复性增长的目标。 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国家发改委已明确将东航集团、联通集团、南方电网、哈电集团、中国核建、中国船舶等中央企业列入第一批混改试点。近期，发改委对试点工作进行多次专题研究，目前正组织审议批复试点方案。 中国船舶提出，将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优先选择在纯民品、竞争性强的业务领域，引入各种所有制资本，借力混合所有制经济敏锐的市场意识和追求效益、效率导向的机制，实现体制机制改革上的新突破。 国家电网也公布了以混合所有制方式开展增量配电投资业务等重点改革举措及成果，意味着国家电网在混改领域迈出第一步。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国企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近日来国家层面的国企改革动向频繁。新常态下，国企需挑起创新驱动的“大梁”，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集团层面的重组、内部激励等举措，将进一步激发市场的活力、解放生产力。 国资委副主任张喜武在9日的媒体通气会上表示，这一年来混合所有制改革等重大改革措施加快落地。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步伐加快，中央企业的子企业公司制改制面超过92%。董事会建设进一步深化，建设规范董事会的中央企业达到85家，外部董事人才库增加到389人，专职外部董事增加到26人。市场化选聘加快落实，在4家试点企业采取市场化方式选聘了1名总经理和13名副总经理。 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日前在媒体上表示，国企改革属于基础性关键性改革，应率先突破，明年应在试点基础上尽快从面上推开。国企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如重组整合、组建国有资本投资和运营公司、部分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方面要集中力量，确保改革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管资本更加明确 会议强调，明年要加快推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 张喜武在9日的媒体通气会上表示，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举措。要改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的新模式，坚持产业为本、资本为魂，两手抓、两促进，一手抓产业实业，一手抓资本运作，推动产融结合、产能互进，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和质量。 国资委副主任刘强在上述媒体通气会上表示，国资委正在通过职能转变，设立了资本运营和收益管理局，就是为了突出“管资本”。与此同时，国资委正在制定出资人监管的权利和责任清单，按照现在的进展情况，国资委已经制定了这个清单，共有30多项权责。 李锦表示，中央深改组近期通过的三个关于国有资本管理的文件明确，国资改革中的核心就是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国资委放权和从管人、管事、管资产转变为管资本是改革的核心议题。国资委要按照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要求，依法依规建立和完善出资人监管权力和责任清单，重点管好国有资本布局、规范资本运作、提高资本回报、维护资本安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陈清泰在近日举行的“大梅沙论坛”上表示，管资本为主是这轮国有企业改革的亮点和重要突破口，当前这轮国企改革的主导方面已经不是“国有企业”自身，而是在国家层面推进国有资产实现形式的资本化；这次国企再改革的命题不是政府机构“如何改进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而是“管企业”转为“管资本”为主。 李锦认为，国企改革任务远远没有完成，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如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克服所有权与经营权分不开的弊病；秩序不规范、规则不统一、竞争不充分的弊病，如何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引进社会资本，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都是改革需要探索和深化的领域。 李锦表示，2017年的国企改革，改革的重点有可能侧重在体制框架、机制和经济结构三个方面。框架仍以三层国资管理体系为主，机制主要是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结构则是完善国资布局、加快兼并重组的步伐、新动能的形成等等。 李锦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地方国企改革也将有突破。地方国企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各地政府官员，以立竿见影的政绩以及实际的经济效益为追求目标，在当下地方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情况下，地方推动国企改革的动机也更为强烈。 “可以预料的是，未来国企改革在重点难点问题上实现突破、创造出新的经验将是从地方、从基层先涌现出来的。”李锦说。[详情]

　　林毅夫： 中国经济下行 部分受累于全球经济下滑 记者 邵海鹏 [林毅夫认为，可以在适度扩大国内总需求的同时，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补短板结合在一起，向前推进，为其创造有利条件。] 12月18日，在第一届国家发展论坛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国务院参事、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林毅夫谈了近几年中国经济为什么会逐渐下滑的问题，除了中国本身存在问题外，还有外部性因素、周期性因素导致的全球经济下滑。 另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在论坛上表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对农业的发展转型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成为农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背景。 经济下滑在于外部因素 从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逐年下滑，到2015年经济增速为6.9%，这是从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速，也是从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连续六年经济增速下滑。由于今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为6.7%，林毅夫认为，现在看来2016年的经济增速还会继续下滑，低于6.9%。 经济增速逐年下滑，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有言论将之归咎于中国经济内部的问题，包括经济体制；还有言论称作为转型中国家，中国的市场机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这成为经济下滑的主因。 针对这些言论，林毅夫回应说，这些问题实实在在都存在，也影响到中国经济的绩效，但是中国作为当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影响到世界，但同样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也会影响到中国。 考虑到2010年以来，金砖国家、东亚四小龙都面临着经济增速下滑，甚至下滑速度比中国更严重的现实，林毅夫表示，这一定是共同的外部性因素、周期性因素导致的全球经济下滑。 具体来说，发达国家的消费疲软导致整个世界需求疲软，这直接导致中国的出口在2015年出现负增长2.8%，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长也下滑了7.7%。而从1979年到2014年，中国的出口增长每年都达到16.4%。这种状况下，当然直接影响到国内的经济增长。 在投资增长方面，“十一五”时期中国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是25.5%；但到了“十二五”期间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速为18.8%，下降了7个百分点；在“十二五”期间，越往后下降得越多，比如2015年，投资增长只有10%，考虑到投资品的价格下滑因素，真实的投资增长不过12%。这种状况下，经济增长当然也会受到影响。 当前，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消费。以2015年为例，GDP增速为6.9%，家庭收入的增长是7.5%，高了0.6个百分点。 展望中国未来的发展，林毅夫认为，总体来讲外部环境会相当不好，在这种状况下，需要看中国内部经济增长动力是否足够。可以在适度扩大国内总需求的同时，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补短板结合在一起，向前推进，为其创造有利条件。比如投资推动产业升级，完善基础设施，投资地下管网建设，还有投资绿色发展，治理环境污染问题，当然还有城镇化所带来的大量公共服务的投资机会。这些投资不论是经济回报还是社会回报都非常高。 农业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上周五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狠抓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品牌创建、质量安全监管。 在论坛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说，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对农业的发展转型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成为农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背景。 具体来说，一方面中国史无前例的城镇化的进程还在快速推进；另一方面，城市中产阶层在迅速壮大，还有，集全党全社会之力打脱贫攻坚战，要将现行标准下的5575万贫困人口，今后五年，每年都脱贫1000万人以上。 这些背景汇集到一起，推动着国民的食品消费结构继续升级。韩俊称，现在农业发展面临的总量不足的矛盾大大缓解，变成了结构性矛盾，即优质绿色的农产品不能够满足需求，这也是中央要将其置于更加突出位置的原因。 此外，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另一个背景，就是说农业资源要素供给的条件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对农业的转型升级提出更高要求。 韩俊提到，2012年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减少了1500万人，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显著推高了劳动成本，不仅削弱了制造业的竞争力，对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同样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削弱了中国农产品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 他说，2015年我们的农业占GDP的比重是8.9%，农业就业占比是28.3%，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工业的22.5%，相当于第三产业的26.5%。以人工成本在农产品总成本中的比重为例，我国粮食作物中最低的是大豆，达到32.1%，棉花占到62.5%。而美国，占比最高的棉花只有10.8%，粮食作物都在3%到5%。当前，中国的大豆每吨生产成本是4877元，是美国的2.14倍，玉米每吨的生产成本为2117元，为美国的2.23倍。 韩俊提到，现在小麦已经是全部机械化，种一亩小麦只用两个劳动工人。水稻、玉米的机械化也在迅速推进，机械化率程度达到75%。但是棉花、甘蔗的机械化非常低，我们一定要提高机械化，不提高机械化水平的话，继续采用“小米加步枪”，中国农业的竞争力和效益无从谈起。[详情]

　　货币政策不会放松 房地产转向供给调控 记者 陈益刊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健货币政策偏中性，明年的货币政策不会放松，2017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估计不会超过12%。‘中性’表述也不意味着明年货币政策偏紧，这会引起市场动荡。” 12月18日，2016~2017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会在上海举行。对于明年“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参事盛松成做了上述分析，他认为考虑到汇率等因素影响，明年货币政策不具备放松条件。 对于明年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方面，盛松成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估计今年实际财政赤字率达到3.5%左右，明年预算内财政赤字率肯定会突破3%，可能在3%~4%区间里，未来财政赤字率还有提高空间，必要时甚至达到5%。 另外他注意到，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加快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这将改变中国以往房地产调控中以短期、需求端为主的调控方法，而注重房地产供给端的长期调控，即通过增加土地供应、提高住宅面积等举措来抑制房价过快上涨。 货币政策稳健中性 在上述报告会上，如何解读近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露的政策动向成为焦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7年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 盛松成表示，货币政策稳健中性提法值得关注，其个人理解是，在即将过去的一年实施的货币政策可能偏松了一点点，但明年货币政策也不会提偏紧，这会引起市场动荡。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在会上表示，明年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的“中性”提法，可能意味着货币政策会比今年略微收紧一些。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在报告会上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2016~2017）》（下称《报告》）称，若央行2017年主要政策目标为维持经济增长速度，那么货币政策将呈现略微宽松的态势；若主要政策目标是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货币政策就有可能呈现略微紧缩的态势；若2017年的主要政策目标为维持经济增长速度，为辅的是维持汇率稳定，货币政策宽松幅度有限，预估降准只有25个基点。 盛松成分析，明年货币政策也不具备放松的条件。因为货币政策不仅要考虑稳增长，也需要考虑汇率变动、通货膨胀、股市、楼市等方面。另外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到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这需要控制货币供应量。预计明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不会超过12%。据悉，今年M2增长的预期目标是13%左右，前11个月M2实际增速是11.4%。 关于财政政策，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此前多位专家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都认为，财政政策力度会比今年更大，明年财政赤字率会突破3%。 《报告》对2017年财政赤字率做了不同情境假设下的预测，赤字率空间是3%~5.75%。如《报告》假设中美贸易摩擦导致2017年我国出口下降1%，2017年GDP实际增长不及预期目标（6.5%）但相差幅度不远，政府无需放宽货币政策，而靠财政政策收拢增速缺口，预计财政赤字率达到3.26%。在最保守悲观情境下，财政赤字率达到5.75%。 盛松成认为，在考虑我国债务规模等因素测算后，中国财政赤字率可以提高到4%，甚至5%。 田国强表示，在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增速放缓、产能总体过剩、债务率居高不下的大背景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应都是短期的，尤其是高强度的财政与货币刺激政策代价十分巨大，需要谨慎使用。中国经济要实现稳中求进，必须推进市场导向的结构性体制和治理改革。 楼市调控注重长短期结合 今年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 盛松成称，近十几年来，中国对房地产调控都是以短期、需求端为主，采取多是限购、限贷措施来抑制需求来控制房价，但这种单一需求调控却难以抑制房价上涨预期，导致房价越调越高。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建立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这意味着中央将改变以往单一短期、需求端调控方法，而是在此基础上更加注重供给调控。”盛松成称。 在需求端调控上，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而在供给端调控上，会议提出要落实人地挂钩政策，根据人口流动情况分配建设用地指标。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土地供应，提高住宅用地比例，盘活城市闲置和低效用地。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 对于市场关注的房地产税，盛松成认为由于房地产税设计复杂，几年内很难推出。 另外，目前房地产供给问题比较突出，盛松成表示，这体现在多数大中城市土地供应在逐年下降，土地拍卖“量减价增”，住宅用地和新建住宅供应不足。 他建议，未来可以改进土地拍卖制度，借鉴上海车牌拍卖的方法来控制土地拍卖价格。通过改变对地方GDP考核要求，来减少地方政府引进工业投资提高GDP的冲动，从而将更多用地用于住宅建设，而非工业用地。[详情]

　　中国经济稳中求进 明年有三大“主力” 记者 祝嫣然 林小昭 王玉凤 缓中趋稳，稳中向好。上周五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下称“会议”）用8个字概括了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并明确了2017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 其中，更加科学精准、有序有效去产能，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及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等三方面，对于做好2017年经济工作、促使中国经济稳中求进意义重大。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17日在“2016~2017中国经济年会”上表示，明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在这样一个年度背景下做好经济工作，首要是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但稳不是不作为，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要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 对于如何建立长效、健康的房地产机制，不少专家学者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没有房地产税是万万不能的，但又不是万能的。 去产能扩容 今年4500万吨钢铁、2.5亿吨煤炭去产能任务早已提前完成，明年去产能有望延伸至化工、玻璃等过剩行业。 会议提出，要继续推动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要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创造条件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妥善处置企业债务，做好人员安置工作。要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同时用市场、法治的办法做好其他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去产能工作。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去年11月提出，这一年来在“三去一降一补”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效，为“十三五”打造了良好的开端。 对于“三去一降一补”中去产能的下步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在17日召开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表示，要充分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统筹处理好去产能与稳定供应、优化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更加科学精准、有序有效去产能。 杨伟民表示，去产能不仅仅是钢铁和煤炭，要扩围，但是办法必须是市场化法治化的办法。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由于钢铁煤炭的价格上涨，今年去产能出现了一些反复，明年的产业政策应与财政、货币等宏观政策相配合。玻璃、化工等产能过剩的行业也会加入到去产能行列中来。 技术创新成振兴实体重要砝码 “振兴实体经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杨伟民警示，近两三年来，金融业占GDP比例快速提高，制造业比重却快速下滑，这种变化不正常。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今年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2%，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与上年同期持平。 1~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568亿元，同比增长8.6%，增速比1~9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虽然增长动力企稳回升，工业发展平稳，但一直以来，中国制造业被认为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与国际横向比较，我国制造业的附加值偏低，在产业链中未能占据优势地位。 会议提出，要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具体措施包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既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也要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等。 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胡迟表示，本次会议意味着要发展产业的两翼，一个是改造传统产业，通过技术改造等方式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另一个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传统产业体量庞大，发展新兴产业不能抛弃传统产业，而且很多新兴产业也是传统产业衍生出来的。不过，战略新兴产业虽然体量较小，却是未来发展的方向。”胡迟说。 深圳一家生产附加值较高的医疗设备企业的负责人前不久参加了德国杜塞尔多夫国际医疗器械及设备展览会（MEDICA），但让他惊讶的是，全球排名靠前的2家巨头企业都没有参加这一业内颇具知名度的展会。更让他吃惊的是，展会上的中国熟面孔变多了。 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展会上）都是我同行，这些公司规模都不算大，虽然以前产品也做得不错，但是一直苦于拿不到展位。现在那些大企业撤退，它们机会就多了点。”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不少行业巨头们步伐受阻，但对技术创新抱着一股狠劲的“小虾米”们却有了出头的机会。上述企业负责人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他的公司规模不算大，但他们新研发出来的产品在上述展会中赢得了不错的人气。“不少新旧代理商来参观商谈。”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德国一家合作已久的代理商还当场决定，用他们的新机器去攻克当地的高端医院市场。 章俊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一直是中央的政策，但过去几年由于需求疲软、产能过剩，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下降，造成经济出现“脱实向虚”的倾向，并引发资产价格泡沫和潜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政府明年推行结构性改革的目的也是希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引导流动性进入实体经济。 健康楼市不只需要房地产税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始于9月30日的新一轮楼市调控，已有超过25个城市共计出台了50多次调控措施。 对于爆棚的房地产市场，会议强调，要在宏观上管住货币，微观信贷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购房，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并在此基础上强调，要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 张大伟表示，未来的楼市政策将开始“托底盖帽”。过去的房地产调控更多是短期政策，所以经常因为经济走势不同而出现波动，长效机制意味着房地产市场发展不能只靠一时的应急调控政策，而是需要完善长期制度建设，因此房地产税等长期政策有望加快落地，以长效机制引导市场稳预期。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就是‘打摆子式’的。”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10月份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几年，我国房地产市场多轮调控主要是治标，而没有有效治本。 而治本就是要建立起制度框架，包括土地制度、投融资制度、住房制度，以及税收制度。贾康说，房地产税不是可以像定海神针一招决定全局，但是它是制度建设中的一个必选项，“税不是万能的，但该推进的时候你不推进就是万万不能的。” 因此，长效机制并不只有房地产税一项，还包括了土地供应、住房制度等多个方面。毕竟在大城市，征收房地产税带来的持有环节的成本提高，也极有可能通过转嫁给租房者或者其他途径规避掉。 在土地供应方面，会议明确要落实人地挂钩政策，根据人口流动情况分配建设用地指标。要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土地供应，提高住宅用地比例，盘活城市闲置和低效用地。 张大伟分析，建立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关键要处理好住房消费和投资、房地产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关系。另外必须降低房地产的投资属性、回归居住属性。从此次会议看，下一步应加快住房、土地供应、房地产税收等制度，以长效机制引导市场稳预期。[详情]

　　大力发展PPP 上调赤字率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2017年积极财政政策料“三箭齐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日前指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业内专家预计，明年财政政策在大力发展PPP、上调赤字率、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等方面将更加积极，进一步助力经济企稳。 □本报记者 彭扬 PPP助力基建稳增长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表示，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魏加宁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会让财政的可持续性面临问题。随着经济下行，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但支出快速增长，尤其是民生支出快速增长，而民生支出最大的特点就是刚性特征，只能上不能下。 财政部数据显示，1月至11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8250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5839亿元。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闫衍认为，从该数据看出，未来或面临进一步收入放缓和支出增大压力。在此背景下，基建投资可能会受到影响，因此明年基建投资可能继续放缓。 “作为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之一，基建投资在今年下半年的状况不好。”光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表示，今年下半年基建投资增速远低于上半年水平。从基建投资融资状况看，下半年基建投资资金来源处于本世纪初来最困难状况。目前基建投资融资来源是负增长，与基建投资增速间存在巨大缺口，基建融资增速远不及基建投资增速，表明现在基建投资面临融资瓶颈。如果融资瓶颈不能及时得到有效缓解，明年基建投资将在今年下半年较低的增速水平上进一步下滑。 “当下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基建投资缺钱，加上民间投资挣不到钱没有积极性，所以节节减速，甚至往外转。今年前10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总量同比增长53.3%，已超去年全年对外投资总量。”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表示。 业内人士指出，2017年基建投资能否稳定，除财政支出支持外，PPP项目等进展情况也将发挥较大作用。 据申万宏源研究统计，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PPP落地规模达到1.56万亿元，落地率为26%。预计明年有望加快落地，落地规模较2016年显著扩张。按照PPP项目周期，2017年PPP落地规模将显著高于2016年，预计为2万亿元至3万亿元。 另外，预算内资金不足也将制约财政政策发力，而PPP则可以吸引良性民间资本参与。12月初，中国PPP基金与9省区分别签署合作设立省级PPP基金协议，基金总规模437亿元。包括具体PPP项目164个，项目总投资额5900亿元。 财政部也表示，下一步将继续督促中国PPP基金落实政策定位，充分发挥引导撬动作用，带动更多社会资本投资，促进PPP项目规范运作，推动我国PPP市场健康发展。 赤字率可适度上调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财政赤字率反映的是财政配置工具对经济总量的影响，赤字水平高低表明政府在一定时期内动员社会资源的程度，并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红线标准。今年财政赤字率上升至3%，计划赤字规模为2.18万亿元，1月至11月财政收入和支出分别为14.83万亿元和16.58万亿元，财政赤字接近1.76万亿元，仍有4211亿元赤字资金没有使用，财政收支状况健康。 “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就需扩大一些财政赤字。”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表示，明年财政赤字或继续扩大。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赵庆明表示，从赤字率来看，目前整体债务率和赤字水平仍有上升空间，还可适度扩大赤字率。当下政府整体狭义债务率不到50%，相较部分西方国家要低，如德国债务率就处在70%至80%之间。 赵庆明认为，现在必须打破维持3%赤字红线思维，若赤字率维持在3%，实际上债务率是在收窄，相当于去杠杆。若明年我国经济增速要保持在6%以上，那么对政府来说应加杠杆，尤其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资金使用效率比地方政府要高一些，且具有很强投资作用。如果政府加杠杆，政府赤字率应会超过GDP增长率。 徐高也表示，明年应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举措，预算内赤字有进一步放大空间。地方债置换的规模还要进一步加大，且要考虑把地方政府增量的债务需求，纳入地方债置换口径中。另外，国开行财政性、准财政资金也要加大力度。在此背景下，通过财政发力进一步稳住基建投资融资，保持基建投资平稳增长，以起到稳增长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目前财政赤字率已到3%，明年至少应延续该水平。如果有必要，适当提高一些也未尝不可。此前我国注重不超过3%的赤字率，但在引领新常态的新阶段，有必要打破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框架，研究更灵活而积极审慎地掌握赤字率和防范风险的调控要领。 对于赤字率究竟设在多少合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审计研究室主任汪德华认为，一方面要考虑政府财政风险，另一方面要考虑现在实体经济需要。积极财政政策除在官方赤字率中有体现外，还有其他手段，包括财政存量资金、政策性银行的金融专项债、政府性产业资金等。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业内人士表示，盘活存量、减税降费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等在明年也被寄予厚望。 赵庆明表示，从财政支出端发力有两个方向：其一，在促进创新方面，未来增长动力在于创新；其二，民生方面，在基础设施投资上，应多放开对民间资本投资。政府将所节约的资金用于二次分配，投向教育、医疗和养老等补贴方面。 在财政资金运用上，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明年的重点除传统扶贫方面外，要想方设法用“四两拨千斤”的逻辑去帮助相关领域投资增加。比如，在基础设施投资上能否有一些创新。“财政上拨一块钱，或用财政资金来担保，就能拉动四块钱、五块钱，甚至带动更多资金进入，光靠财政资金去投资是远远不够的，财政应起到杠杆、放大和担保作用。” 而对于财政存量资金和沉淀资金的使用，汤敏认为，有些财政资金使用缓慢，主要是因财政资金有严格规定，“打酱油的钱不能打醋。”因此，要让它灵活使用变得更有效一些，让基层有更多发言权。如果看不清某个村、某个县或某个地方到底需要“酱油”还是“醋”，就要把财政决定权下沉一些，这样的效果或会更好。 另外，在减税降费方面，连平认为，2017年减税应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首要任务。今年1月至11月财政收入增长5.7%，低于经济增速。在经济缓中趋稳、经营效益下滑背景下，当前企业税费负担较重，制约经营发展。在今年全面推开营改增降低企业税负的基础上，明年要继续大力实施减税降费政策。 连平建议，可适当降低工商业增值税税率，推进各项税制改革，对部分新兴产业、转型升级较好的企业定向提供税费优惠。降费空间较大，比如继续降低社会保障费用，清理兼并名目繁杂的收费项目，减轻企业负担。短期来看，减税降费将直接减少财政收入，但从中长期看，能激发企业经营活力，提升经营效益，扩大征税基础，有助财政收入可持续增长。 汪德华认为，增加财政支出和减少税收要两者并重。其一，在城市地下工程、环保等薄弱环节的支出要适度增加。其二，有些税费可以降，但相应支出不能减少。比如社保类缴费，必须要与社会保障改革结合在一起，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使这方面税率有所减少。另外，一些政府性基金收入，全国范围内即使把土地出让排除掉后还有一万亿元，有些是没有必要收的。其三，税制改革，比如营业税改增值税，这部分的作用会慢慢发挥，减税功能会越来越更明显。[详情]

　　“三去一降一补”谋关键突破（热点聚焦·【明年经济怎么干】①）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本报记者 王俊岭 【开栏的话】 日前，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落下帷幕。会议总结了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进展，并对2017年经济工作重点特别是改革方向作出部署。那么，明年中国“三去一降一补”将怎么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如何推进？哪些领域将成提振实体经济的切入点？如何确保房地产回归居住属性？宏观经济政策更看重哪些目标？从今天起，本报推出《明年经济怎么干》系列报道，为您提供详细解读。 12月17日，国家发改委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第一时间召开了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落实。国家发改委表示，明年贯彻落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要巩固拓展既有成效，确保“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取得实质性进展，加快推进关键性改革任务重点突破。专家指出，今年“三去一降一补”相关改革措施密集铺开，在很多领域收获了初步成效，但未来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明年，在既有成果上进一步加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力度，无疑将有助于中国经济加速转型升级。 已有改革成效初显 良好的开局是成功的一半，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也是一样的。 据了解，目前中国已提前完成钢铁去产能4500万吨、煤炭去产能2.5亿吨的全年目标任务，“煤球不如土豆，钢铁比白菜便宜”的矛盾日趋缓解，企业信心明显提振。数据显示，1—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的成本同比下降0.17元；产成品存货连续7个月下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568亿元，同比增长8.6%。同时，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5.2%，工业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亦大幅领先高耗能行业。 传统供给减量提质，新兴供给蓬勃发展。不久前，一架携带10余公斤重包裹的无人机，经过8分钟飞行，并在成都市德源镇永光村离地1米处悬停，完成自动卸货后自主返航。这个看似科幻小说的描述，却是京东无人机完成西南地区首单配送的真实场景。类似的画面，几乎每天都在神州大地上演。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王远鸿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今年中国在“三去一降一补”方面采取了很多针对性措施，实现了预期目标，但也反映出了一些新问题。“一方面，中国钢铁、煤炭、玻璃、水泥等领域产能有所下降，工业品价格企稳回升提振了企业信心，打破刚性兑付开始破题，部分城市去库存顺利并为稳增长助力；另一方面，部分领域产品涨价也制约其他企业降成本，同时热点城市房价涨幅过快也引发了人们对潜在金融风险和资金‘脱实向虚’的担忧。”王远鸿说。 明年力求实质进展 针对2017年“三去一降一补”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做出了部署与调整，以力求五大任务取得实质性进展。 具体来看，去产能方面，要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同时，用市场、法治的办法，做好其他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去产能工作；去库存方面，要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去杠杆方面，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降成本方面，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补短板方面，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三去一降一补’的部署，其实是在总结今年实践经验基础上做出的。例如，去产能中更强调市场化、法制化的办法，就是考虑不同行业国企民企比重不同的实际，避免‘一刀切’‘拉郎配’，而是谋求让政府、市场、企业形成合力，以便利用市场规律切实淘汰落后产能。再例如，去库存强调因城施策，针对的就是当前房地产市场中的结构性问题，这意味着今后热点城市将增加土地供应，而三四线城市则以限制开发投资、盘活存量、发展租赁市场等方式为主。”王远鸿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认为，明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进一步深化，“三去一降一补”任务还很艰巨。以去产能为例，未来要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坚决淘汰掉高污染、高能耗、技术含量较低的低端产能；同时，还要扶持一些先进产能，要鼓励创新，最终提升技术含量。 保持定力迎难而上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表示，深化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须把握好两个逻辑：一是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虽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结构性失衡。二是结构性失衡根本原因是体制机制障碍，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是政府没有更好发挥应有作用。 坚定改革保持定力，迎难而上开创新局。专家指出，“三去一降一补”是解决经济中结构性失衡问题的钥匙，明年中国积极在这些领取踏实改革、谋求关键性突破与进展，显然有助于为经济长期发展蓄积动能。 “无论是补齐农村垃圾及污水处理的短板，还是推动精准扶贫落地生根，其根本目的都是解决过去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开创经济发展的新局面。”王远鸿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在于减少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但明年在推动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的各种考验，从而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牵制宏观经济政策空间甚至影响GDP增速，这就尤其需要我们放眼长远、保持定力、坚定改革决心，最终将“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协调好。 事实上，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前景被广泛看好。埃及地区战略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易卜拉欣·赫伊塔尼表示，在西方国家研究预算不景气之际，中国却为许多尖端研究项目提供巨额资金，并正在人工智能、无人机和互联网技术等领域追赶上来。在易卜拉欣·赫伊塔尼看来，中国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标准越来越高，与西方国家逐渐消失的差距，让全球更多地关注到中国经济“榜样的力量”。[详情]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重磅信号 三大投资主题脱颖而出 热点关注 ■本报记者 张 颖莫 迟 编者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月14日至16日在北京举行，对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做出了安排。分析人士表示，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出了三大重要的政策信号：首先是明年将继续保持稳中求进的工作主基调，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其次，明年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要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是，防范金融风险也是明年的重要任务。分析人士认为，国企改革、农业供给侧改革和债转股等三大投资主题有望贯穿年底和明年年初，值得投资者密切关注。今日本报特对上述三类概念股进行梳理分析，以飨读者。 国企改革 七大领域为混改重点 今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化国企国资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 对此，方正证券表示，对比去年会议的论述，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混改提到十分重要的位置，而类似中国联通的混改方案有望在其他行业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此外，申万宏源也认为，国企改革是核心，改革的重点是混改，“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这七大领域需要重点关注，此外，还需关注发改委确定的“东航集团、联通集团、南方电网、哈电集团、中国核建、中国船舶和浙江省发改委”的“6+1”混改试点。 《证券日报》市场研究中心根据同花顺数据统计显示，在上述七大领域对应的申万行业中，共有央企或央企旗下上市公司71家，除已公布混改方案的中国联通四季度以来大涨63.61%外，钢构工程、中国船舶、中航机电、中船防务、广深铁路、中国重工、中直股份、涪陵电力等个股均有不俗表现，期间累计涨幅均在10%以上。 对于国企改革主题后市的投资机会，广发证券表示，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混改加速落地。从案例看，国企“混改”呈现出两大新特征：1．垄断领域大型央企混改试点开启；2．股权转让、债转股等模式拓宽“绩差”国企混改路径。投资策略上，当前时点市场对国企“混改路线”尚存在较大的市场认知偏差。建议从三条主线筛选相关受益个股：1．央企混改“6+1”主线，关注中国联通、佳电股份、钢构工程、巨化股份及浙能电力；2．国企“壳”类主线，关注氯碱化工、天津普林、柳化股份；3．已经上报国资委的“混改”试点集团下属上市公司，重点关注中国交建及中房地产。 农业供给侧改革 两领域标的值得期待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要加大农村环境突出问题综合治理力度，加大退耕还林还湖还草力度；要积极稳妥改革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抓好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做好政策性粮食库存消化工作；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 对此，分析人士表示，会议强调农业供给侧改革显示出中央对于食品安全、粮食安全的重视，也显示出当前解决农村环境等突出问题以及农业结构调整的迫切性，而政策的导向为农业板块继续在二级市场有所表现提供催化，相关个股值得持续关注。 事实上，伴随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在即以及明年中央“一号文件”有望继续聚焦三农问题刺激，近期农业板块在二级市场上也呈现良好的势头，《证券日报》市场研究中心根据同花顺数据统计显示，12月份以来，除次新股宏辉果蔬和涉及股权转让的万福生科大幅上涨外，香梨股份、登海种业、中粮生化、永安林业、量子高科、敦煌种业、隆平高科等个股月内均有不俗表现。 而对于农业行业未来的政策预期，申万宏源表示，1．收储机制的变革将延续；2．转基因政策的进一步开放或呼之欲出，优先的土地生产更多的高质量产品，而利用生物技术手段（包括转基因技术）就是途径之一，考虑到审定周期的因素，预计2017年相关政策将会开放（品种审定环节）；3．农产品价格将更为市场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不能用“推涨”或“压制”一概而 根据会议精神，“三去一降一补”仍是明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具体来看，会议指出，计划明年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值得一提的是，在降杠杆中，特别提出了中央要求支持市场化、法制化债转股，并要求支持企业加大股权融资力度，加强企业自身债务杠杆约束，降低企业杠杆率。 对此，信达证券表示，债转股不但是处理不良资产的重要方式，也是消除潜在不良的有力手段。潜在不良和正常高息贷款进行转股，有利于降低企业杠杆，削减财务利息支出。未来监管层会在政策层面上给予较大的支持，例如在税收、费用支出等方面进行减免，激发银行和实施机构债转股热情。而未来将有更多社会资金参与债转股，监管层有望出台相关的政策，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债转股项目，利用更多金融力量促进实体经济降杠杆。 投资策略上，《证券日报》市场研究中心通过对相关研报梳理发现，对于债转股主题目前机构看好的投资领域主要有两方面： 首先，银行行业，其中，民生证券表示，银行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有助于债转股项目更加有序开展，改善银行不良预期。伴随对不良预期修复，当前银行板块仍处于估值修复的上升通道。目前银行板块股息率较无风险收益率有一定优势，维持板块“推荐”评级。个股方面，建议关注业绩与资产质量表现较好于同业的上市银行，重点推荐北京银行、南京银行、中信银行和招商银行，并关注平安银行和兴业银行。 其次，“降杠杆”重点行业，其中，广发证券认为债转股推进将改善钢铁行业基本面，该券商表示，债转股的推进，一是将“债权”转换为“股权”，减轻了钢企的债务压力，降低钢企负债率，有效避免钢企债务风险的蔓延；二是债转股后将大幅降低财务费用，提高钢企净利润，提高钢企的偿债能力；三是促进优质资源整合，推动行业兼并重组；四是银行作为钢企的股东，为钢企的经营注入优质资源，有助于提升钢企的业绩。个股方面，包钢股份、武钢股份、本钢板材、酒钢宏兴、抚顺特钢当前最符合债转股条件。 债转股 两路径布局受益个股 论，而降低政府收储调控，将农产品的供需真正匹配，最终市场定价，其中有一个隐含的目标，就是国内外植物蛋白的同质同价；4．生猪养殖环保整治力度不减，预计明年猪价仍维持在高位。 具体投资策略上，该券商建议关注两领域：1．种业，目前国内杂交玉米、水稻种子库存几乎等于一年上述产品的需求量，种业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灾区。粮食价格下跌空间有限或使板块估值得以解放，同时，借鉴欧美经验，转基因政策的推出将推动种业行业的重大变局，行业龙头过去多年来在相关科研上的投入和布局有望转换成生产效益，并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依次推荐：隆平高科、登海种业、农发种业，关注大北农、荃银高科。2．生猪板块可择机参与反弹行情，推荐温氏股份。 [详情]

　　原标题：杨伟民：预计全年GDP增速在6.7%左右 李铁：防范房地产成特色小镇建设主导方式和振伟：三大因素致中国对外投资加快 本报讯 “去杠杆要在控制总杠杆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否则企业今年一年支付的利息就相当于2015年全年GDP增长总量，长期下去会掏空实体经济，提早进入产业空心化的时代。”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17日在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联合主办的“2016-2017中国经济年会”上表示。 他认为，今年的经济工作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缓中趋稳，就是经济增长速度在中高速这个台阶上比去年虽然有小幅放缓，但是增长稳定性明显增强，季度增速非常平衡。预计全年GDP增速保持在6.7%左右，符合预期。 “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杨伟民表示，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整个“十三五”时期工作的主线。（傅苏颖） 李铁：防范房地产成特色小镇建设主导方式 本报讯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理事长李铁在“首届中国特色小镇创新发展圆桌研讨会”上表示，管理层在这轮特色小镇的热潮中，有两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第一，要摆正位置，不要把自己的引导服务角色变成主导的角色；第二，要防范房地产成为这轮特色小镇建设的主导方式，炒作的倾向值得注意。 “所谓的特色小镇，真正的特色需要因地制宜，最重要的特色要带动产业和就业的发展，只有为了产业和就业发展形成的特色，才具有可持续性。”李铁说。（朱宝琛） 和振伟：三大因素致中国对外投资加快 本报讯 在由环球时报社与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联合主办的“2017中国企业海外发展高峰论坛”上，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秘书长和振伟用一个“快”字来形容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的整体情况和特点。对此，他用数据加以佐证：2016年前11个月，中国对外投资非金融类投资额1617亿美元，同比增长55.3%。 快速增长的原因何在？和振伟认为有三方面因素：一是“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企业“走出去”；二是监管层在管理体制上简政放权，推动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三是中国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企业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不再满足于国内的发展空间，要去开拓国际市场，推动了中国企业“走出去”。（朱宝琛） 万喆：金融科技最大的创新点在于降低成本 本报讯 “金融科技最大的创新点在于降低成本，包括物资成本、信息成本和风控成本，这些在传统金融中占据非常大的比重。”在18日由人民日报《环球人物》杂志社、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和格局商学联合举办的环球人物年度盛典暨金融科技领军人物榜单发布会上，中国黄金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万喆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纠正供给侧当中的扭曲，打通结构性的渠道。金融科技在中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最大特点是流动性，它使得整个世界融为一体。从现在的科技或者互联网来看它由于去中心化，使得这种流动性更加加剧。因此在未来的全球治理中，金融科技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是对于我国治理能力的极大挑战。（傅苏颖） 声 音[详情]

　　明年经济工作重点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近两三年来，金融业占GDP的比例快速提高，但制造业比重却在快速下滑，这种变化不正常。短期之内总杠杆率可能降不下来，而企业去杠杆则是重中之重。企业负债100多万亿，按照4%的利率计算，一年支付的利息就是4万亿，相当于2015年全年GDP增长总量。这样长期下去会掏空实体经济，提早进入产业空心化的时代。 证券时报记者 江聃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闭幕之际，“2016~2017中国经济年会”12月17日在京举行，权威专家表示，“稳中有进”的经济工作总基调具有多重涵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2017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当前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妥善处理“稳”和“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中求进的经济工作总基调。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表示“稳中求进”关键要把握好“稳”和“进”的关系，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但稳不是不作为。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朱之鑫认为，当前经济保持短期稳定增长与深化中长期结构改革的矛盾依然突出。侧重供给侧改革并不是替代需求管理，通过需求管理稳增长，释放新需求，引导市场树立信心，改善市场预期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同样非常必要。 杨伟民也表示，为了稳定大局，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防控金融风险、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要坚持宏观政策要稳，要适度扩大总需求。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特别是稳健中性，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要在增强汇率弹性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同时，稳定大局还必须做好预期管理。一是通过坚持扩大开放来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二是通过在政策上加强与市场沟通来稳定市场预期。此外，社会政策要为维护社会和谐托底。 把握两个逻辑 做好四项工作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 杨伟民表示，一句话概括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就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认为，深化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须把握好两个逻辑：一是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二是这些重大结构性失衡根本原因是体制机制障碍，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是政府没有更好发挥应有作用。所以供给侧改革基本内涵是以满足需要为最终目标，以提高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深化改革是根本途径。 对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杨伟民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四大重点：一是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取得实质性进展；二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食品安全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三是着力振兴实体经济，要跨越高收入国家只能和必须依靠实体经济；四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定位。 此外，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同时，不仅把“促改革”提上去，而且提到比较前的位置，突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决心和思路。会议对来年的改革做出了全面、重点的部署。杨伟民表示，深化改革一方面要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体制机制，另一方面加强激励，鼓励创新，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提高盈利能力、劳动力能力和潜在增长率。 防金融风险 防资产泡沫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反复提到“风险”一词，并将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会议提出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目前风险总体可控，重点在预防和消除隐患。 杨伟民指出，近两三年来，金融业占GDP的比例快速提高，但制造业比重却在快速下滑，这种变化不正常。去杠杆和降杠杆不尽相同，短期之内总杠杆率可能降不下来，而企业去杠杆则是重中之重。“企业负债100多万亿，按照4%的利率计算，一年支付的利息就是4万亿，相当于2015年全年GDP增长总量。这样长期下去会掏空实体经济，提早进入产业空心化的时代。” 杨伟民还谈到，这次经济工作会议专门把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和“三去一降一补”当中的房地产去库存相互补充，意味着既要抑制房地产泡沫，又要防止出现大起大落。金融政策宏观上要管住货币，微观信贷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主购买，严格限制信贷资金流向投机性住房。土地政策要落实人地挂钩政策，盘活城市限制和低效用地。 朱之鑫认为，在推进三四线城市房产去库存的同时，也要注意一二线城市房价过度攀升的势头，防止房市泡沫化，推动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详情]

　　制图：李姿阅 积极+稳健：老组合有啥新看点？ ——探问2017年宏观经济政策走向 来源：人民日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稳中求进，离不开宏观政策的基调稳定和精准发力。实际上，“积极+稳健”宏观政策搭配虽已延续多年，但每年的内涵和着力点不尽相同。明年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财政政策力度将会多大？减税降费还有哪些新招实招？财税体制改革会选择哪些突破口？货币政策怎么体现稳健？如何有效防控金融风险？本报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相关专家，为您详解“积极+稳健”这个老组合在2017年的新看点。 ——编 者 财政篇 更有力，更务实 本报记者 吴秋余 赤字水平会不会提高？ 积极财政政策仍有空间，将主要根据经济运行变化情况调整力度和节奏 “2017年经济工作总基调是稳中求进，作为重要的宏观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的总基调不会变，但会更有力度、更有效，财政收支运行也将保持平稳态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说。 “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意义重大，现在经济企稳回升基础尚不牢固，明年需要更加给力的财政政策支持。”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胡怡建认为，经济增长仍面临很多不确定性，积极财政政策能够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共同发力稳增长：在供给侧，通过营改增、资源税改革、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等措施，激发新的发展活力；在需求侧，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增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把沉淀的财政资金挖出来，让财政资金产生更大效用，这也是财政政策积极有效的表现。”白景明说，通过推进预算制度改革，财政部门更严格地执行预算安排，以前那种年底突击花钱的现象减少了，财政资金得到更及时合理的使用。 2016年，我国将财政赤字率提高到3%的水平，增加5600亿元，主要用于减税降费，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有力支持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了经济平稳增长。那么，明年赤字水平还会再提高吗？ “积极财政政策仍有空间，将主要根据经济运行变化情况调整力度和节奏。”胡怡建预测，明年财政政策总体会保持今年的赤字率水平，如果经济面临更严峻的形势，则可能进一步提高赤字水平。 近期，国际石油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一定幅度上涨，给经济带来回暖信号，同时也意味着物价可能出现一定程度上涨。白景明认为，物价上涨会相应带来财政支出压力，需要维持一定的财政赤字水平，保证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安排。 减税还有空间吗？ 营改增后，增值税存在四档并存局面，制造业税负有望进一步减轻 明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结构性减税政策受到企业广泛期待。在今年营改增已带来5000亿元减税的情况下，明年还有哪些减税政策能给企业降成本？ 胡怡建介绍，营改增后，我国增值税存在四档并存的局面，包括17%的基准税率，13%、11%和6%的税率，存在逐步简并的改革要求，这其中，作为实体经济主力的制造业长期执行的17%税率，有望得到下调，进一步减轻制造业的税收负担。 同时，对于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车辆购置税优惠等还将延续。“从近年来的减税政策看，国家采取的是寓减税于改革的方法，不单纯为了减轻企业负担的短期目标，而是通过减税实现节能减排、扩大内需、创新创业等长远目标。”白景明分析，以1.6L以下乘用车购置税优惠政策为例，虽然是刺激汽车产业发展的“礼包”，但并不对所有车辆普遍减税，而是集中于小排量、节能型汽车，从而促进节能减排。12月13日，就在市场担心乘用车购置税优惠政策即将到期退出之时，财税部门发布通知称，明年继续执行购置税优惠政策。 伴随减税力度不断加大，近年财政增速也在不断下滑，很多人质疑：财政支出压力增大，减税是否还有足够空间？ “对减税政策要长远看，经济增长上去了，自然能带来更多的税收，也就能提供更大的减税余地。”胡怡建说，从最早实施营改增的上海市看，第三产业和新兴产业快速增长，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减税带来的收入下降，为下一步实施减税拓宽了空间。 财税改革从哪儿突破？ 需要推动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明年以及今后一个时期，财税改革会在哪些领域挺进？ “作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项改革，营改增改变了中央和地方财力分配格局，必然需要推动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白景明介绍，过去作为地方政府主要税源的营业税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目前中央对地方实行增值税增收部分全部返还，明年还将继续进行定额返还，以保证地方必要的财力，但这些是临时性的措施，未来需要渐进式地改革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 白景明说，上述改革涉及财税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改革，需要一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应在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事权划分、完善转移支付基础上，稳妥推行。 专家认为，营改增的后续改革、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资源税和环保税改革等，对完善地方税体系十分关键，将是未来财税改革重头戏。 “一段时期以来，社会对个税改革呼声很高，如何让个税更公平，体现不同群体的差异，应该是个税改革的主攻方向。”胡怡建指出，个税改革关乎老百姓的钱袋子，今后应主要着眼于收入分配更加公平，而非单纯提高起征点，要以基础扣除和专项扣除的方式，调高、稳中、补低，使家庭承受能力与税收负担基本匹配。 白景明说，当前税制改革特别强调税收法定，无论是个税改革还是房地产税改革，都将在充分征求社会意见的基础上，按照立法先导、循序渐进的原则向前推进。 货币篇 既要稳，又要活 本报记者 欧阳洁 王 观 货币会收紧吗？ 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不能贸然收紧，也不能太过宽松 “明年货币政策的基调不会有大的改变，要保持稳健中性，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但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会大大增加，货币政策也要增强灵活性，及时应对可能出现的复杂状况和变化。”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说。 连平分析，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目前看，明年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仍有可能处于较低水平，基础建设投资上行空间也不是很大。投资还在继续对经济运行发挥关键作用，货币政策不能贸然收紧。另一方面，需求增加带来价格上涨。近段时间，工业出厂价格指数（PPI）回升速度很快，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在2%左右，说明市场的流动性还比较充裕，货币政策不能太过宽松。 2017年，市场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分析，从国内来看，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市场的不确定性开始变大，特别是在债券市场，最近两个月债券价格出现下跌，说明市场预期和实际操作都在发生实际变化，市场出现拐点。从国际来看，我们面对的环境也愈加复杂，明年美联储继续加息的可能性较大，美国大选后贸易、汇率等政策存在变数，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趋于分化，外部风险越来越大，这会增加政策操作难度，对政策的灵活性提出更高要求。 “有效引导市场预期，也应成为货币政策重要的组成部分。”曾刚说，过去货币政策更加注重实际操作过程，而对预期形成的引导不足，这会增加市场的不确定因素，比如今年的房市和汇市。未来货币政策要更具前瞻性，通过引导预期，有效管理短期市场的供求关系。 “推动金融改革是为了更好地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连平认为，要让金融资源更高效地助力实体经济发展，金融业自身也要拿出一系列改革动作，从而更好地配置金融资源，提高金融服务效率。比如，今年开始推进债转股、投贷联动、资产证券化等，相信明年在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方面，这些创新会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金融风险怎么防？ 风险可能主要来自金融市场的波动，既要有序去杠杆，又不能过于剧烈 “2017年，需在‘稳增长’的同时，把金融风险防控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曾刚说，核心还是要加快改革，尤其是完善和优化金融监管理念和模式，以适应不断推出的金融创新，避免产生新风险。 市场上一直担心：房地产价格涨得很高、银行信贷投入过多，是否蕴含着很大风险？ “从目前总体情况看，这些风险还是可控的。”连平认为，虽然按揭贷款短期增速较快，但从长期来讲并不算太高，并且我国居民总体杠杆率不高，适度加一些杠杆不会有大的风险，把握好节奏，抑制住投机性、过度交易型需求，就能有效防范风险。 曾刚认为，风险可能主要来自金融市场的波动。最近两年，实体经济有效需求不足，金融市场特别是银行大量资金有“脱实向虚”的趋势，通过加杠杆方式，从实体经济进入债券市场或其他金融市场，追逐有限的资产。很多商业银行来自资金业务的利润贡献度超过50%，但由此获得的边际收益在迅速下降。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过去一段时间，在加杠杆过程中，银行资产规模的扩张减速，资产收益率下降，净息差水平也在快速下滑。 “2017年金融市场可能会出现阶段性波动加剧，这对货币政策的调控形成挑战。”曾刚说，货币政策既要有序去杠杆，又不能过于剧烈，要达到“稳增长”与“防风险”的艺术平衡。同时还要切实完善监管框架，强化监管力度，推动银行有序去杠杆。 人民币汇率走势如何？ 人民币对美元还将波动，要增强预期管理，及时解惑，提高信息公开透明度 12月15日凌晨，美联储宣布加息0.25%。受此消息影响，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汇率上涨。当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下跌261点，报6.9289，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跌至6.95。对此，连平认为，在增强汇率弹性的同时，也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一是在市场层面，要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二是在预期管理层面，出现疑问要及时解惑，提高信息公开透明度。同时，通过非对称管理稳定市场供求关系，即鼓励资本流入的同时，对短期内资本流出进行适当管理，维持供求关系的阶段性平衡。 “不可否认，经济基本面的稳定仍然是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关键。”连平认为，只有实体经济走稳走好，汇率稳定才能有更好保障。[详情]

　　 【相关阅读】社科院蓝皮书：应尽快实施房地产税 专家热议“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怎样才能管住炒房（民生三问） 来源：人民日报 本报记者 刘志强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引得社会高度关注。怎样界定“炒”？“炒”的弊端有哪些？我们又该怎样管住“炒”？本报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业内权威专家。 ——编 者 问 哪些行为算炒房？ 记者：我们平日里经常说“炒房”，能否给它一个清晰的定义？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玉：人们最熟悉的“炒”，应该是“炒股票”，买了卖、卖了再买，主要通过买卖差价获利。针对住房的“炒”就是人们常说的“炒房”，它的实质是住房投机，基本特征是：买的目的既不是为了自己住，也不是为了租给别人住，而是闲置在那里等待房价涨起来后转手出售。也就是说，买的目的就是为了卖，为了获得买卖差价或增值收益。 记者：通常来说，投机性购房肯定算炒房，那么投资性购房算不算？如何区分投机与投资呢？ 刘洪玉：我认为，区分“炒”与“非炒”，或者投机与投资的一般准则是：如果买的目的是为了卖就是炒；如果买了房子，闲置在那里不使用、不出租就是炒；如果买房后，把房子租出去，虽然也不排除业主在其后的某个时间点把房子卖掉获得增值收益，但还是可以把这种行为叫做“住房投资”，不属于“炒”。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正如你所说，投机性购房具有典型的炒房特征。而对于投资而言，大致分成两种：第一种是待价而沽的住房投资买卖，这种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等过一段价格上涨之后再卖出，它与投机的区别仅仅在于持有的时间比较长，我认为也算炒房行为；第二种：投资购买长期持有，但用于出租给他人居住，这种投资具有居住属性。通过购房面积、实际用途、购房杠杆资金比例、买卖时间长短等可以大致确定是否属于炒房。 记者：也有业内人士指出，不管租不租，购房数量也是重要指标。明显超出自住数量的，尤其使用了过高杠杆的，也算炒房，比如，炒房团。您怎么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任兴洲：怎么算炒房，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 像过去的“炒房团”一买就是几套、十几套，甚至一买就是一个单元的现象现在可能不多了，主要是因为一线、二线城市房价已经比较高了，一些城市还采取了限购措施，但是，今年以来一线城市和部分热点二线城市以个人、家庭为单位的“炒”房现象还是屡见不鲜的。 问 炒房为啥不可取？ 记者：住房本就具有居住和投资双重属性。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拿来“炒”？炒房有哪些弊端，会带来什么后果？ 刘洪玉：正是因为住房具有居住和投资双重属性，而不是仅有投资的单一属性，所以才不能“炒”。保障和保护全体居民的住房权利，是政府的责任，而过分强调住房的投资属性，则会损害其居住属性。比如，炒房推高房价后，会让更多的居民难以获得住房或增加支付压力，会形成大量住房资源闲置、导致社会资源浪费，还会让住房需求信息失真、导致过量供应等等。此外，炒房是基于预期的投机行为，遇到市场不景气时，投机者最容易出现集体的“预期逆转”，从而诱发区域性系统性风险。 任兴洲： “炒房”的危害是很大的。从过去一年来房价过快上涨的城市来看，炒房带动了社会的集体恐慌，不断地、快速地推高房价，造成了房地产泡沫，也使房价严重背离了其自身价值和当地百姓的收入水平。房地产行业的特征是产业链特别长、与金融联系十分紧密，所以当楼市泡沫过高就存在着相当大的风险隐患，一旦泡沫破灭，很可能带来系统性的风险。“炒房”还对实体经济形成很强的挤出效应，人们不愿意投资实业，觉得“干什么都不如炒房”，这不仅不利于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创新，而且会扭曲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财富观，长远来看，对我国未来的总体竞争力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倪鹏飞：虽然住房有双重属性，但居住是住房本源的、第一位的属性，投资属性则是派生的属性，既来源于居住属性也应服务于居住属性，比如投资后通过出租实现收益。 炒房不仅会拖累居住的基本属性、导致房价高涨，还会产生许多不能容忍的危害：炒房使得市场需求大大超过真实的居住需求，不仅影响到价格，还会通过价格影响供给，造成资源错配和严重浪费；炒房不创造任何价值，但它造成的楼市短期虚假繁荣和高额利润，导致全社会资源要素向房地产聚集和流动，严重影响创新创业、实业发展、结构调整、转型升级。 记者：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突出强调了住房的居住属性，这与当前住房市场的发展水平与阶段性特征有何关联？ 倪鹏飞：当前，我国住房市场总体上已经跨过了极度短缺期，进入了相对饱和期。不过也出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一方面，一二线城市的部分居民，新进入和将要进入城市的居民住房严重不足；另一方面，一部分中高收入阶层居民，在解决自住房问题后，拥有不断增长的财富需要投资，房地产就成为很好的投资选择。这一背景下，如果不强调住房的居住功能，模糊地认为房地产具有双重属性，就会让“炒房”找到理论依据，甚至导致“炒房”泛滥；强调了居住功能，提出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则能将供需两端结合得更好，既解决外来人口居住问题，又解决部分中高收入居民投资问题，从而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健发展。 刘洪玉：高房价、高地价会严重影响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要集中精力，把主要社会资源和能力投放到改革创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上来。在这个阶段，强调住房的居住属性，就是让人们不要过分关注住房的投资属性，不要为了追求虚拟的住房价值而把过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其中。 问 怎么管住“炒”？ 记者：2016年，我国部分城市房价出现过快上涨。“炒”在这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房价为什么会“炒”起来？ 刘洪玉：在这轮房价上涨中，炒房扮演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过去一年，部分热点城市的房价上涨了50%以上，买房时还能使用住房抵押贷款加杠杆，使得一些炒房者的自有资金投资收益率超过100%。市场上有不少人深谙此道，甚至把 “炒房”当成了自己的职业。 任兴洲：今年部分城市房地产火爆，房价快速上涨，“炒房”之风又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货币政策相对宽松，制造业下行压力较大，大量信贷资金未能流向实体经济，而是“脱实入虚”，进入到资产领域，尤其是进入房地产市场。加上去年以来多次降准降息，信贷条件宽松，使居民购房的能力和意愿明显提升。另外，一些热点的二线城市以“去库存”的名义，将原来实行的限购政策取消，也给炒房行为提供了条件。当然也要看到，并不是全国所有城市都存在热“炒”房地产的问题，一些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并不热，“去库存”的压力仍然相当大，住房市场城市间分化的特征比过去更加明显。 记者：管住“炒”的手段主要有哪些？哪些可作为常规手段，哪些应作为非常手段，如何更好地使用？ 刘洪玉：要管住“炒”，一是可以通过信贷政策加大“炒的负担”（提高贷款利率）、降低“炒的能力”（提高首付比例甚至不提供住房抵押贷款）。二是通过税收政策给炒房者“去动力”，比如炒的套数越多、交易越频繁，交易环节各税种的税率越高等。国际上，也一般都会对炒房行为征收比较高的交易税和资本利得税，识别的方式主要是看该住房是否为家庭的主要住房，以及住房持有期的长短。非主要住房、持有期在3—5年以内的，一般会面临比较重的税。行政色彩浓厚的限购或购房资格管理可以作为临时的最后的手段。 任兴洲：今年国庆前后，先后有二十几个城市针对房价快速上涨、泡沫迅速积累的突出问题，出台了限购限贷等调控政策，这是比较及时的。从10月和11月的数据看，调控政策已经起到了预期效果，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得到了遏制，市场预期趋向平稳和理性。从调控实践来看，限购作为一种行政手段，对于快速遏制炒房现象来说，还是最有效、最快捷的方式。当然，光有限购还不行，还需要差别化的信贷政策、税收政策，加上其他市场监管手段，即将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综合运用，形成“组合拳”。 2017年，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热点城市短期内还不能取消这些调控措施，主要是因为现阶段推动房价上涨的因素尚未完全消除，一旦放松，有些城市很可能会出现反弹，泡沫有可能继续推高。当然，在实行现有调控措施的基础上，还必须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 延伸阅读： 社科院蓝皮书：应尽快实施房地产税 据新华网消息，“2017年《经济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经济形势报告会”12月17日在北京举行。蓝皮书预计今年全国经济可以实现年初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增长 6.7%左右，继续保持在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预计明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2%；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1.6%，全年GDP增长6.5%左右。中国经济在 合理区间运行，不会发生硬着陆。 蓝皮书指出，今明两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在新常态下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经济不会发生硬着陆。蓝皮书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季度 模型预测，明年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我国GDP增长率分别为6.5%、6.5%、6.4%、6.4%。从定性分析上看，这种预测结果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 面的现实情况相一致。 蓝皮书认为，应继续以降低宏观税负为重心，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力度，可从多个方面采取措施：一是适度扩大财政赤字规模；二是切实有效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三是着实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尽快实施房地产税和遗产税；四是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详情]

　　制图：郭祥 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 去产能，更严格更坚决（政策解读·聚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来源：人民日报 本报记者 陆娅楠 编者按：16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面部署明年经济工作。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要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此外，要按照统筹推进、重点突破的要求加快改革步伐，更好发挥改革牵引作用。 本报从今日起，就如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更好发挥改革牵引作用，邀请部委相关负责人和专家，结合2016年1月以来大数据，推出系列解读，回应社会关切。 在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去产能，再次位列“五大任务”之首。 “产能过剩是传统发展模式进入经济新常态时最突出的问题，也是阻碍经济转型升级、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因素。完成去产能任务，可以增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信心。”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说。 去产能位列五大任务之首，处置“僵尸企业”迫切而关键 今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元年，以“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为抓手，改革取得初步成效，部分行业供求关系、政府和企业理念行为发生积极变化。在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成为明年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而去产能又位列五大任务之首。 为何去产能会位列五大任务之首呢？ 一是产能严重过剩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导致企业投资经营信心下降。据国家统计局企业景气调查显示，今年以来工业企业的设备利用率处于近年来的低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11月发布的企业家调查结果，超过七成企业家认为本企业所在行业产能过剩形势“比较严重”或“非常严重”，这一结果最近4年没有明显变化。 二是去产能外溢效应显著，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牵引性。 “去产能任务的完成，可以为其他四大任务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特别是，僵尸企业的处置可以通过‘短痛’的措施拔掉输液管和呼吸机，有利于去杠杆任务的推进；僵尸企业的减少也有利于降成本，带动价格回归与企业利润增长；而‘输血’资金也可以回流用于补短板。”潘建成认为，去产能的目标比较明确，可以定量化，过去一年来也积累了不少可操作经验，对经济运行产生的积极影响比较明显，也有利于增强改革信心。 去产能千头万绪，要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工业品价格持续长达4年半的下跌，已经通过市场淘汰了不少企业，但目前产能过剩依然十分严重，关键在于不少僵尸企业依靠政府‘输血’勉强维生。因此，去产能要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是非常清晰、正确的思路。”潘建成说。 所谓僵尸企业，是指丧失自我发展能力，必须依赖非市场因素，即政府补贴、银行续贷等生存的企业。“僵尸企业就像电影里的僵尸，本身已经没有生命力了，但还可以靠着输血时不时出来蹦跶，而且它蹦跶起来还挺吓人，危害不小。”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绛给僵尸企业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尽管僵尸企业无效益，却依然占有大量的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资源，导致资源无法向收益更高的部门流动，阻碍了新技术、新产业的培育成长。僵尸企业无偿债能力，却吸纳大量企业拆借与银行贷款，也易引发金融风险。 然而，正是由于僵尸企业身上隐藏的“爆点”太多，才让处置僵尸企业成为了烫手山芋。少数地区存在畏难情绪，担心处置僵尸企业会影响社会稳定，信心不足，办法不多；也有的地区和企业心存侥幸，期盼市场回暖让僵尸企业死而复生，去产能的决心时有动摇。 “僵尸企业不退出，产能过剩矛盾就不能根本化解，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动力转换就难以实现，因此，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迫切而关键。”中国企业联合会企业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缪荣说。 难点在于就业和债务，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路 继续化解过剩产能，难在哪？ 债务处置是去产能的核心问题。过去两年，中国钢企、煤企的平均资产负债率逾70%，钢铁行业的债务总规模约3万亿元，可谓负债“压力山大”，如近期出现债务问题的渤海钢铁集团，资产负债率高达88.5%。 债务高而市场陷入长期疲软，导致钢铁、煤炭企业的资金链较脆弱。特别是大型煤炭、钢铁企业，主要使用贷款、债券等融资工具，如果强行破产清算，极易对金融市场造成动荡。自今年3月底至9月底，北方最大的特钢企业——东北特钢连续出现9次企业债券违约，最后宣布破产重整，就打破了刚性兑付预期，一度引发了强烈的市场震动。 职工安置也是难点。钢铁、煤炭都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涉及职工人数多。以东北规模最大的煤炭企业——龙煤集团为例。处于过剩产业又严重亏损的龙煤，拥有职工约20万，几乎相当于一个小型城市或中等县城的人口规模。当地的财政状况和就业形势本就较为困难，职工再就业难度很大。而且，钢铁、煤炭行业通常会出现“全家都在一个企业就业”的情况，一个企业的关停往往会使一个家庭丧失经济来源。 此外，去产能也将波及钢铁、煤炭的上下游行业。如何平衡去产能、保就业和防风险间的关系，尽量降低去产能的“负效应”至关重要。 推动去产能有实质性进展，就要“壮士断腕”，妥善处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判定僵尸企业、采取相关措施处置僵尸企业本身并不难，难在全局与局部、中央与地方在僵尸企业处置过程中的利益不完全一致。”潘建成说，处置僵尸企业，要强调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路，对于特别困难的地区，国家要加强财政政策的倾斜力度，比如加大债转股的力度，加强发达地区对困难地区的结对帮扶力度，减轻困难地区经济增长考核压力，使中央和地方协力同心坚决完成僵尸企业处置任务。 推动去产能有实质性进展，就要“长痛不如短痛”，妥善处理当前与长远的关系。 “不能因为局部就业压力的短期增大、市场的短期反弹，就影响去产能的决心。”潘建成说，当前我国不存在整体性失业压力，今年的大城市调查失业率比较低。劳动人口自2012年以来持续下降，就业需求也在减少。与此同时，政府也在加大公益性岗位开发力度与职业培训强度，加强对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人员的援助力度，提供兜底帮扶，筑牢民生底线。“这是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必然过程，是短痛换来长期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推动去产能有实质性进展，还要“胆大心细”，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防止“后遗症”。 去产能绕不开债务处置，而债务处置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妥善处理企业债务和银行不良资产。专家建议，对于扭亏无望的僵尸企业，可依据《破产法》实施破产清算，让其退出市场；对核心业务仍在健康发展，只是融资来源暂时枯竭的僵尸企业实施兼并重组。而在兼并重组中，鉴于僵尸企业的吸引力较差，政府绝不可“拉郎配”。 利用法治与市场手段，防止被淘汰产能死灰复燃 今年10月以来，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等价格出现了一波快速上涨行情，煤炭供应一度紧张。这种“煤飞色舞”的局面，让一些企业和市场人士开始质疑2017年继续去产能的必要性。 实际上，多数传统行业的市场供求关系并未出现根本性扭转，钢铁、煤炭产能仍然是绝对过剩。“煤炭和钢铁的价格回升，更多的是技术性反弹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带来的红利及预期改善。”缪荣认为，由于房地产与基建投资难以持续大幅回升，作为上游行业的钢铁、煤炭行业，长期需求的增长动力不足。“如果因为现在的市场暂时性回暖而盲目复产、扩产，行业又将被拖入巨亏泥潭。” 正因如此，今年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在刚闭幕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也表示，明年去产能要更加严格控制新增产能，更加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更加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对今年任务完成情况，要严格验收，真去真退。 明年去产能的另一个亮点，是会议强调要“用市场、法治的办法做好其他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去产能工作”。一直以来地方政府对“关停并转”手法很熟悉，搬迁改造也是长项，但这些方法最后的效果并不理想，只注重兼并、搬迁，而没有做重组、升级，导致产能反而越减越多。因此，今年如何利用市场、法治的办法去产能，备受关注。 “行政手段的尺度、节奏把握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或者存在一刀切的弊端，或者存在过于随意的可能性。”潘建成认为，“在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的同时，利用环保、质量、能耗等标准，加强市场手段和法治手段，多措并举地去产能，从根本上避免被淘汰企业死灰复燃，让它们也没有动力死灰复燃。”[详情]

　　原标题：中国稳中求进 世界增添机遇（钟声） 当前国际形势下，“确定性”成为全球稀缺资源。中国经济坚持稳中求进，增添世界信心 即将过去的2016年，一个“乱”字成为不少国家盘点一年局势的关键词，国际形势受到重重冲击，“确定性”成为全球稀缺资源。在此背景下，世界对中国改革发展行稳致远的期待继续上升。日前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无疑为世界的这份期待进一步增添了信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明年贯彻好这个总基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国际观察人士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重要论断，“稳中求进”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路透社、美联社等国际媒体纷纷强调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延续性。 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坚持稳中求进，将为世界经济确保“机遇”供给。2016年以来，中国经济形势总的特点是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质量和效益提高。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不久前指出，中国对全球增长的贡献比所有发达国家贡献总和高出50%多，中国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下一步，中国经济稳定大局、不断进取，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为各国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红利。以中国经济当前的体量而言，坚持稳中求进，就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更充足的资本、更丰富的产品、更宝贵的合作契机。 中国坚持稳中求进，给世界增添急需的“秩序”供给。当前，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正在逐渐适应自己的新角色——世界经济版图的变革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引领者、国际经济秩序的建设者。从G20到APEC，中国在全球和地区平台上，致力于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寻找破解世界经济低迷的良方，提振全球贸易和投资，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的下一步走得更稳，全球经济治理就会随之收获更多动力。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在评论文章中强调，在国际秩序深刻演变的当下，中国有机会成为“全球治理的守卫者和开放贸易体系的火炬手”。 中国坚持稳中求进，也给世界创造更多“方法”供给。今天，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早已超越数据范畴。未来的发展之中，中国经验将是世界经验中最重要和最具创造性的因素之一。“中国领导人明白他们需要做什么。”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在其著作《与中国打交道》中写道，“这也正是我对中国的改革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的原因所在。”一段时间以来，五大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中国概念”已经为世界所熟识，中国发展所坚持的问题导向、底线思维也给各方带来启示。中国继续走稳改革发展之路，无疑能为更多国家解决自己的发展问题提供重要参考。 上个月，习近平主席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秘鲁总统库琴斯基曾说道：“中国发展代表着世界的未来。”这句话提纲挈领，也是当今世界对中国发展之信心与期待的写照。中国稳步行进在实现奋斗目标的征程上，为各国带来更多合作机遇，为世界经济复苏贡献更大力量。[详情]

　　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二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来源：人民日报 本报评论员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推动。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做好来年经济工作，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给出的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今年以来，我们以“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为抓手，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行业供求关系发生积极变化，政府和企业理念行为发生积极变化，我们的经济导向对国际宏观经济政策也产生了积极影响。这充分表明这一重大战略判断经受了实践检验，符合实际、富有远见。 从长远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刚开了头，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解决这些失衡，仍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定政策。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始终向振兴实体经济发力、聚力，通过去除没有需求的无效供给、创造适应新需求的有效供给，打通供求渠道，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说到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明年要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落实已部署的各项任务，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完善政策措施，推动五大任务有实质性进展。二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让老百姓“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多做文章，积极稳妥改革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广辟农民增收致富门路。三是着力振兴实体经济，高度重视“脱实向虚”的苗头，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发展壮大新动能，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四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防止出现大起大落。同时，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继续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三大战略，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道虽迩，不行不至”。发力供给侧、打赢攻坚战，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我们将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激发经济新动能，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详情]

　　农业供给侧改革怎么改？ ⊙记者 金嘉捷○编辑谷子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落下了帷幕，明确定调明年农业工作的方向：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农业供给侧改革，怎么改？改什么？据记者了解，即将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会议将讨论的相关文件，对此将给出答案。 多维度调整农业供给侧 从中央政治局会议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继传递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信号。这或意味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将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展开详细的农业工作部署。 “农业供给侧改革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这块的定位分类会更加细化。”国务院参事刘志仁对记者表示，转型升级最终是为了实现农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过去发展农业总是重视效益，但未来要强调质量放在第一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狠抓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品牌创建、质量安全监管。 今年10月出台的《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下称《规划》）也提出了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五个方面，具体措施包括，实施农业标准制修订五年行动计划、创建农业标准化示范区、构建农业品牌制度和农产品追溯制度等。 “供给侧改革的另一方面是积极更快地培育新业态，包括乡村旅游、生态农业、农村电商等。”刘志仁说。《规划》中也提出发展农业新型业态。包括加快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要求到“十三五”末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占农业总产值比重达到8%。 此外，“传统产业的农产品结构性过剩也需要解决，要在生产环节进行调节，明年或将加大休耕轮作制度的推进力度。”刘志仁说。 据官方资料，今年我国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面积达到616万亩。之后3至5年，将适时研究扩大试点规模。 谈及农产品结构调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任李国祥认为：“通过对种养等方面的结构性调整，农产品供给关系得到改善，为其价格保持稳中向上提供了基础。” 以玉米为例，今年国家在调整玉米种植结构的同时，推进了以“市场定价、价补分离”为核心的玉米收储制度改革，保障了农产品价格稳定。在今年的工作基础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再次强调，将积极稳妥改革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 盘活农村金融体制 记者从业内专家处还了解到，在加大农业供给侧改革力度的同时，农村金融创新改革也有望在明年取得突破。 近年来，全国涉农贷款增长迅速，显示出农村发展的巨大资金需求。据中国银行业协会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26.4万亿元，同比增长11.7%，涉农新增贷款在全年新增贷款中占比为32.9%。 但是，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供给还不能很好满足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华泰证券研报称，随着土地流转改革推进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加，大量融资需求涌现，然而农村金融服务供给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需要重点提升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加快建立完善的农村普惠金融和保障体系。 针对这一问题，《规划》重点提出了创新金融支农政策。要求完善信贷支持政策，强化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对农业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建立健全对商业银行发展涉农金融业务的激励和考核机制，稳步推进农民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 此外，“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也是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李国祥表示，“现在投资农业主要靠财政，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要以财政作为杠杆撬动更多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投资农业，这也是国家正在推行的政策方向。” 在具体举措上，他认为，可以由国家通过财政注入资金成立担保公司或保险公司，如果社会资本投入后出现风险，这类政策性的担保、保险公司可以赔付一部分，这样把银行金融等各方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吸引更多资本投资农业。[详情]

　　杨伟民权威解读明年经济大逻辑：一稳四进取 ⊙记者 于祥明○编辑谷子 2016年中国经济在“缓中趋稳”中即将收官。上周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经济工作作出了部署。怎么看明年的经济形势？如何落实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 在日前召开的“2016-2017中国经济年会”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等多位重量级人物，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进行了解读，重点阐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内涵。 新常态，中国经济“大逻辑” 新常态，是中国经济的“大逻辑”。 杨伟民说：“认识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经济工作的大逻辑。” “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还不太适应，我觉得现在企业、市场、政府越来越习惯于在新常态下发展了。”杨伟民说。 宁吉喆也认为，“新常态”是把握我国经济工作的大逻辑。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要三个“转”：速度转轨、结构转型、动能转换。 “速度转轨就是要从改革开放以来，将近30年实现的平均10%左右的高速度，转为中高速。”作为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还是习惯用数据说话。他指出，无论从同比还是环比数据来看，今年中国经济“缓中趋稳”的数据特征明显。 杨伟民认为，之所以说2017年中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就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中国经济“新常态”大逻辑之下两个逻辑的认识。 其一，我国经济运行当中出现的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的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这也是这次经济工作会议专门指出的。” 其二，这些重大结构性失衡虽然有政策上、工作上的一些因素，但根本原因是体制机制的障碍，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是政府没有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正因为此，一言以蔽之，2017中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就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稳”字当头，四大方面“求进取” 大逻辑清晰后，接下来做什么？又该怎么做？杨伟民、宁吉喆均表示，要在“稳”的总基调下，在“三去一降一补”等四大方面“求进取”。 “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但稳不是不作为，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要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来奋发有为。”杨伟民说。 宁吉喆也表示，要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其中，“稳增长”就是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增长是中高速的增长，合理区间的下限是就业，上限是物价。” 对于2017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任务，杨伟民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四大重点：一是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取得实质性进展；二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是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四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如何取得实质性进展？杨伟民指出，去产能要紧紧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通过处置僵尸企业来达到去产能的目的，要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同时，去产能范围不仅仅是钢铁和煤炭，还要扩围，但是，“必须用市场化、法制化的办法”。 杨伟民说，去库存要因城因地施策，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问题，要做到“四个结合”，即同促进一亿农业人口市民化、棚户区改造、保障性住房建设、建立住房租赁市场等结合起来。 对于去杆杠，他认为，要在控制总杠杆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明年重点有三大任务：支持企业市场化、法制化的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加强对企业自身债务杠杆的约束。 关于降成本，要在减税降费、降要素成本等方面加大力度，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的交易成本，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要提高劳动力的市场灵活性。同时要推动企业“眼睛向内”来降本增效。 他认为，补短板既要补硬短板、补发展短板，也要补软的短板、补制度短板。“不能单纯从保增长、扩投资入手补短板，否则补短板就变成一个筐，就成为（简单地）扩大内需了。”杨伟民说。[详情]

　　 原标题：2017年中国经济“稳”字当头 深化改革与防范风险需兼顾 每经记者 周程程 每经编辑 陈旭 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出新者进——上周五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入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总结2016年经济工作，阐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部署2017年经济工作。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12月14日至16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露了2017年中国经济哪些新信号？《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试图通过对会议的解读，来一窥明年经济领域的一些重大看点。 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上周五闭幕，2017年经济工作的部署安排逐渐明晰。 梳理本次会议内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稳经济、扩改革、防风险，是明年经济的最重要的关键词。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宏观经济与政策研究主管周景彤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三者的共同目的都是为实现中国经济行稳致远。防风险是保持经济短期稳定和促进改革的前提，短期经济稳定又是促进中长期改革的前提和基础，促改革又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动力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议也将2017年定义为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朱之鑫在12月17日举办的2016~2017中国经济年会上表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保持宏观经济持续平稳发展的总格局，而且还要在稳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的过程中，运用多种政策手段降低金融、房地产等领域的风险，放大改革中积极因素的正面效应，实现稳中有进。 明年经济“稳”是主基调 对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其特点概括为：缓中趋稳、稳中向好。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2016~2017中国经济年会上表示，之所以说是缓中趋稳，就是经济增长速度在中高速这个台阶上比去年虽然有小幅放缓，但是增长的稳定性明显增强，季度之间非常平衡。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保持在6.7%的水平上，虽然较2015年的全年增速小幅下降，但始终处于6.5%~7%的目标区间。 杨伟民指出，11月份的数据已经陆续公布，预计全年与前三季度经济增速相比，不会出现太大变化。 至于稳中向好，杨伟民表示，是指经济发展出现了很多积极变化，经济结构在优化，创新的支撑作用、消费的拉动作用等都进一步增强，就业岗位持续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基本上同经济增长保持同步，脱贫攻坚取得明显成效，生态环境也有所好转等。 会议对明年的经济工作定调也是“稳”字当头，提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明年贯彻好这个总基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会议强调，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 周景彤表示，在目前和明年国内外宏观形势复杂、存在众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稳”字显得异常重要而又迫切。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看来，一方面要稳增长，合理区间下限是就业，上限是物价，把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另一方面要稳政策，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从而稳住大局。 民生证券研究院院长管清友认为，在稳的主基调下，GDP增长目标或将进一步被淡化，政策重心将向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供给侧改革倾斜。 不过，在周景彤看来，尽管不能唯GDP是论，但保证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仍然非常重要，经济增长是保障民生、保障就业的基础。明年经济增长目标可能定于6.5%或以上，这应该是一个适中的经济增长目标。 抓好金融等重点领域风险防控 在立足于稳的同时，会议将防风险置于重要位置，特别是强调防控金融领域风险。会议要求，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认为，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才能确保实现“稳”这个主基调。 申万宏源首席宏观分析师李慧勇认为，处置一批风险点可能包括：打破刚兑和处置僵尸企业、金融领域降杠杆、规范保险银行券商资金运用等。完善监管的重点包括完善MPA管理、进一步规范理财以及一行三会联合监管架构的完善。 在曾刚看来，今年以来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较快、房贷过快增长，加大了金融风险。部分资金脱实向虚，金融市场中跨市场、跨机构、加杠杆增多，形成交叉风险。而美联储加息对全球资金流向和汇率走向都产生较大影响，外部形势比较严峻。 多位分析人士指出，房地产市场已成为中国金融风险的源头之一。天风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徐彪指出，中国房地产金融属性较强，今年中国新增居民中长期贷款在新增贷款中的占比畸高，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个人住房贷款。 近日，央行公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11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为7946亿元，环比增加1433亿元，超出市场预期。其中，11月份住户部门贷款增加6796亿元，成为贷款“主力军”。 此次会议也将“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列入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任务，并且明确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 杨伟民认为，这和“三去一降一补”当中的房地产去库存相互补充，房子本来是给人住的，在一个稳定的制度和市场环境下，也可以作为投资品购买来出租，通过收取租金来取得回报。但如果政策不当，特别是制度不完善，住房的投资属性很容易演变成投机行为。 对此，会议要求，“宏观上管住货币”、“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等抑制需求的政策外，还采取“增加土地供应，提高住宅用地比例，盘活城市闲置和低效用地”，并提出了“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的要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扩围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在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改革的地位进一步被强化。 会议提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 在供给侧改革的具体任务上，除了继续推进去年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政策措施之外，会议还增加了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等重大任务。 周景彤认为，今年我国供给侧改革已取得较大进展。去年提出的去库存主要是针对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但今年在推进去库存过程中出现了重点城市房价过快上涨、不同城市去化程度不一、经济“脱实向虚”等情况，所以房地产被此次会议更加重点强调，并提出了具体措施。同时，由于今年经济“脱实向虚”的趋势比较明显，此次会议上特别强调了振兴实体经济。 此外，周景彤指出，农业是国计民生之本，根据农业经济发展的最新状况，比如农产品供给总量有余而结构不均衡、土地利用效率不高、流转机制不畅等突出问题，这次会议对农业供给侧提出了新措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杨伟民表示，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本内涵是三个方面：第一，最终目的是满足需要；第二，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第三，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 会议除了强调明年继续深化供给侧改革外，还提出推进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重要突破口的国企改革，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深入研究并积极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也被作为重点突破领域。 李慧勇表示，本次会议最大的看点在于改革。无论是供给侧改革的深入推进及扩围、还是国企改革尤其是混改以及产权保护制度的推进、改革的统筹以及顶层设计与地方积极性的结合，都隐含着从改革布局到改革落地的安排。 周景彤认为，近些年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的进展较快，国企改革也推出了许多政策，但进展相对慢一些，此次会议更加强调推改革，使得更多的改革措施能够落地，旨在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长远发展赢得时间与空间。[详情]

　　原标题：首提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进承包土地“三权分置” 每经记者 张雯 每经编辑 陈旭 上周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继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提“要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这个概念首次出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着力在解决矛盾、产业升级上。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指出，当前正在发生“人口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等收入群体的迅速壮大、以及雷厉风行的脱贫攻坚战”三方面显著变化，而对农业而言，这意味着要推动国家食品消费结构继续演变、升级。 农业部经管司司长张红宇认为，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必须在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上着力，核心是围绕市场需求进行生产，优化资源配置，扩大有效供给，增加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真正形成更有效率、更有效益、更可持续的农产品有效供给体系。 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背景正是农业领域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认为，“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推进农业经济结构性改革作为明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很有现实意义和针对性的。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农业领域出现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比如说产需失衡的问题，资源错配的问题，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还有价格倒挂成本上涨，农业竞争力下降的问题，农业对收入支配的能力也在下降。要解决这些问题，根本出路就是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农业中存在的体制机制矛盾。” 在12月18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首届国家发展论坛”上，韩俊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指出，“我们过去的政策主要就是拼总量，不计成本和资源代价，现在农业发展面临的总量不足矛盾大大缓解。我们现在主要的矛盾是结构性矛盾，例如优质的、绿色的农产品不能够满足需求，所以说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韩俊表示，“我们的结构调整目标就是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要统筹，我们的饲料作物发展太缓慢。我们的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要一体化发展，我们农村的第一产业，包括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的休闲观光要总体化发展，这是一个总的目标。” “三块地”顶层设计改革启幕 会议提出，要细化和落实承包土地“三权分置”办法，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 从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来看，是一条通过土地制度改革从而促进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的路径。 此前中办、国办下发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解读文件时表示，“三权分置”实现集体、承包农户、新型经营主体对土地权利的共享，有利于促进分工分业，让流出土地经营权的农户增加财产收入，土地承包权是一种用益物权，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规模收益。 张红宇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三权分置’的改革重点，将重在放活经营权。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发展新型经营主体，有助于实现有效供给。” 而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伴生的，是农村土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三块地”的改革。 会议提出，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明晰农村集体产权归属，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利。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和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这意味着要改革现行的土地制度，开放土地市场。”在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看来，目前政策对农村土地进入市场还有很多限制，阻碍了农民对其土地合法权益进行支配，这些限制应该尽快取消。在开放土地市场的同时，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也必须加快进行，城镇的社保和公共服务全覆盖应该尽快实现。[详情]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 深化供给侧改革要稳中求进 ——权威专家全面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记者 金辉 北京报道 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联合主办的“2016-2017中国经济年会”17日在京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宁吉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朱之鑫等政府官员和权威专家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做了深入解读。专家们认为，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在重点领域进行攻坚、深化改革的经济工作思路，抓住了当前经济结构性矛盾与周期性问题交织的“牛鼻子”。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取得实质性进展、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2017年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做好四项工作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做了详细解读，并重点阐释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内涵。 2017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就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以“三去一降一补”为抓手，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是因为供给侧改革本身就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另一方面表明，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存在一些模糊、肤浅、片面的认识。 深化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需要把握好两个逻辑：第一，我国经济运行当中出现的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第二，这些重大结构性失衡虽然有政策上、工作上的因素，但根本原因是体制机制的障碍，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是政府没有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本内涵是三个方面：第一，最终目的是满足需要，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第二，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第三，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一方面要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体制机制，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真正引领引导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加强激励，鼓励创新，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提高盈利能力，劳动力能力，潜在增长率。 今年以“三去一降一补”的五大任务作为抓手取得了突破成效，比如PPI由负转正，54个月的连续下降由负转正。企业利润增长在提速，部分行业的供求关系，政府和企业的理念和行为等等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明年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 第一，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要紧紧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通过处置僵尸企业来达到去产能的目的。要继续推动钢铁、煤炭化解过剩产能，严格执行环保能耗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妥善处置企业债务，做好人员安置工作。要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去产能不仅仅是钢铁和煤炭，要扩围，但是必须用市场化、法治化的办法。 第二，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在总量过剩，要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狠抓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品牌建设、质量安全监管等。同时，要在源头上加大农村环境突出问题综合治理力度，加大退耕还林还湖还草力度，从根源上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政策层面，要积极稳妥改革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加大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做好政策性粮食库存的消化工作。市场主体方面，要细化和落实承包土地“三权分置”办法，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使之成为农业结构调整的一支重要生力军。此外，要明确农村产权归属，赋予农民更充分的财产权利。 第三，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振兴实体经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实体经济是强国之本、富民之基。近两三年来，金融业占GDP的比例快速提高，但制造业比重却在快速下滑，这种变化是不正常的。 振兴实体经济要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质和量的关系。在实体经济面临产能过剩和优质供给不足的条件下，振兴实体经济既要去过剩产能，也要全面提升提高产品质量。要以提高产品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核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扩大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供给，培育更多百年老店。 二是新和老的关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既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也要注意用新技术、新业态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否则老产业会变成过剩产能。 三是内和外的关系。振兴实体经济必须坚持扩大开放，继续依靠两种市场、两种资源。现在制造业外资“进”在减少，“走”在增多，对此须高度重视。 四是大和小的关系。优化产业组织，既要提高大企业素质，也要重视中小微企业发展，要在市场准入、要素配置等方面更多支持中小微企业参与市场公平竞争。 第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针对今年以来房地产泡沫扩大的问题，这次经济工作会议专门把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和“三去一降一补”中的房地产去库存相互补充。 明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是着力推进关键性、基础性的重大改革。 第一，深化国企国资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突破口，要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的要求，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这几大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加快推进国有资本投资改革试点。第二，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抓紧编撰民法典，加大对各种所有制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坚持有错必究，纠正甄别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第三，稳妥推进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落实推动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直属责任划分方案，加快制定中央和地方政府收入划分总体方案，抓紧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的方案。深入研究并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改革，完善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有序推进民营银行发展。此外，还要完善养老保险的顶层设计方案，扩大对外开放。在改革的推进机制上要完善跨部门的统筹机制，加强对财税、金融、土地、城镇化、社会保障、生态文明等基础性重大改革的推进，既制定方案，又推动落实。同时既要抓好重大改革的顶层设计，也要充分调动地方和基层推动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 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下限是就业上限是物价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以《如何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题，谈到未来应把握好六大方向。 第一，要把握新常态这个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大逻辑。会议指出，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新常态的实现主要有三个转，一个是速度转轨，一个是结构转型，一个是动能转换。 首先，中国经济增长已经从高速转为中高速，从前三季度同比和环比数据看，缓中趋稳态势比较明显。6.7%的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可以说是最好的经济增速。其次，从中低端转向中高端，需要加大改革，调整各方面工作力度。这是中长期目标，把握大逻辑，实现结构转型升级的大目标。最后，新动能正在加快成长，旧动能还要改造提升。国家统计局正在探索对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进行统计，以更好地反映中国经济的动能转换。 第二，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这是我们做好明年经济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科技创新仍是最主要的政策。从中国经济实际看，R&D（研究与开发）投入这些年来增长较快，全国R&D投入已经达到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中，企业R&D投入占比达到80%，政府投入占20%，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制度创新也同样重要。 会议对明年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行政管理体制、国资国企、产权保护制度、财政金融体制、养老保险制度等改革，都体现了创新打头的新理念在明年经济工作当中的指导作用。 第三，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其中稳是主基调，要稳定大局，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稳增长，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增长是中高速的增长，合理区间的下限是就业，上限是物价。稳政策，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稳预期，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坚持扩大开放，稳定企业家的信心，加强预期引导，提高政府的公信力。要防风险，把防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目前风险总体可控，要预防和消除隐患。还要守底线，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思路深入细致地做好社会托底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第四，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会议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按照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和要求，几个月来已经取得初步成效。 明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钢铁、煤炭行业要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法律法规和标准，推动企业调整处置和兼并重组，其他一些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沿用市场、法治的办法做好去产能工作。去杠杆方面，在控制总杠杆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支持企业用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式债转股，加强企业自我约束，规范政府举债。去成本方面，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方面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要通过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此外，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第五，提质又增效，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会议指出，明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提高质量、效益为中心。我们要追求的增长是就业比较充分的增长，是物价总水平合理的增长，是居民收入基本同步的增长，是生态环境逐步改善的增长。总的来说，是有质量的增长。 要把提高质量和效益放在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增长效益不仅要看企业利润、财政收入，也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不仅要关注产量，更要关注质量、标准、品牌、技术。要用标准来立业，用品牌来兴企，努力攀登知识产权的高地，发挥工匠精神，打造百年老店。 第六，打好组合拳。会议指出，坚持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这是一个组合政策思路，是在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中求进政策框架下的组合拳。 要抓好改革重点任务的落实，深化关键环节的重点改革，释放消费、投资、区域、城乡内需的潜力，加快新旧动能的衔接转换，促进农业转型和农民增收，推进引进来、走出去双向开放，加强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高度重视和改善民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朱之鑫：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了破解发展难题“牛鼻子”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朱之鑫表示，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在重点领域进行攻坚、深化改革的经济工作思路，抓住了当前经济结构性矛盾与周期性问题交织的“牛鼻子”。2017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注意处理好一些关系。 一是把握好需求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当前经济保持短期稳定增长与深化中长期结构改革的矛盾依然突出，部分产业周期性过剩与绝对过剩并存，供求不平衡、不协调状况十分突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矫正资源错配与要素扭曲十分重要。但侧重供给侧改革并不是替代需求管理，通过需求管理稳增长，释放新需求，引导市场树立信心，改善市场预期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同样非常必要。近期外贸形势好转、CPI、PPI涨幅回升，虽有外部需求改善的影响，但也是实施稳中求进的需求政策正面效应开始显现，这为我们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了更好的宏观环境。 二是在推进“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处理好“稳”与“进”的关系。今年以来，经济运行积极变化增多，前三季度GDP增速都保持在6.7%，进入三季度后工业用电量、发电量、货运量指标都在增长，近几个月，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低于5%，1至11月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1249万人，提前完成全年目标，经济企稳态势日渐明朗。经济企稳为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创造了有利条件，但这个过程中也要注意把握好“稳”与“进”的关系。 尤其是在去产能、去库存和降杠杆方面，在按照市场原则淘汰落后产能、以技术和环保标准调整过剩产能的同时，也要积极补足部分行业产能不足的短板；在推进三四线城市房产去库存的同时，也要注意一二线城市房价过度攀升的势头，防止房市泡沫化，推动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在实现债务总体可控目标的同时，也要推进债务结构优化，以市场化手段推进企业负债，尤其是国企债务去杠杆。总体来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保持宏观经济持续平稳发展的总格局，而且还要在稳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运用多种政策手段降低金融、房地产等领域的风险，放大改革中积极因素的正面效应，实现稳中有进。 三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与培育发展新动能相衔接，也就是要处理好“进”与“好”的关系。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逐渐优化，今年前三季度消费贡献率达到70%以上，三产比重达到52%，去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6.1%，城乡收入倍差缩小到2.73，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水平实现跃升，这些“新常态”下的积极趋势正在引领中国经济汇聚新的动能，一批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正在兴起，消费和产业升级倒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就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不断改进供给质量和效益，提升产业技术水准和竞争力的同时，也应通过创新与培育发展新动能相衔接，实现新动能与旧动能的接续替代，处理好“进”与“好”的关系。 2016年确实是中国经济主动适应新形势新情况并取得重要成绩的一年。从外部来看，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增速趋缓和逆全球化势头抬头对我们依赖外贸和投资的传统发展方式形成挑战；从内部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体制性难题亟待破解，新旧动能转换又处于接续的关键期，中国经济能够保持中高速发展更多地需要依靠自身改革所释放的制度红利。在这种形势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较好成绩，这与中国经济依然保持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与我们把握和处理好了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和周期性矛盾有着很大的关系。[详情]

　　原标题：明年更重防金融风险 将推进监管体制改革 每经记者 万敏 每经编辑 陈星 12月16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仍然将防控金融风险放到了重要位置。此次会议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2016年，从房地产调控到互联网金融排查，从债市信用风险集聚到险资举牌浪潮，都令人印象深刻，未来，这些风险点或将伴随着监管的加强而得到有效化解。 此外，新的风险因素和新的风险种类也接踵而至，给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分析人士称，对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关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措辞的变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有望提速。 今年已实施多项防风险措施 今年，已有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抑制资产泡沫和防范金融风险，其中，10月28日的会议指出，要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注重抑制资产泡沫和防范经济金融风险。同时，央行在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也提出，“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注重抑制资产泡沫和防范经济金融风险”。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目前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美联储加息以后，美元指数走强，债市下跌，一些国家纷纷开始加息，引起国际资本的流动。我国也容易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影响，加强金融市场风险防范是非常有必要的。 北京时间12月15日，美联储宣布加息后，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创出8年半新低，导致市场对资本外流压力担忧上升。同时，英国“脱欧”、意大利公投等“黑天鹅”事件也对国内的资产价格与资金流动性造成了叠加影响。 从去年以来，互联网金融风险陆续暴露，互联网金融行业洗牌加速。同时，企业信用债券兑付违约增多，近两个月货币资金市场流动性趋紧造成的风险事件逐渐曝光，金融风险点不断聚集。 温彬认为，此前一段时间由于资产配置荒的存在，一些金融机构在债券投资方面，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通过期限错配、加杠杆来投资，这也加剧了金融体系的流动性风险。“在金融市场去杠杆方面，前期央行采取了缩短放长，引导金融机构去杠杆等措施，为下一阶段控制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起到了积极作用。”温彬表示。 而金融行业最大的份额占据者银行业，同样面临着资产质量下降的威胁。银监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9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49万亿元，不良贷款率攀升至1.76%。三季度末，关注类贷款占比为4.1%，创历史新高，关注类贷款很可能转化为不良贷款。 此外，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市场泡沫等问题也对金融行业的稳定造成一定风险。今年已实施了一系列防控金融风险的针对措施，如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排查，房地产调控政策持续加码，《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发布，银行债转股政策落地实施，以及银监会表外业务监管新政的意见征求等，对诸多潜在风险的防范力度有所加强。 金融监管面临新挑战 防范金融风险离不开监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措辞由去年的“抓紧研究提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到今年的“深入研究并积极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招商证券宏观研究团队认为，这说明改革方案已经确定，2017年将稳妥推进。 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跨境、跨业、跨市场的金融活动日益频繁，混业经营趋势明显加快，多元化发展也带来新的挑战。伴随经营范围和业务领域的扩大，新的风险因素、新的风险种类也接踵而至，给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 今年12月10日，银监会原副主席蔡鄂生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表示：“对于监管体制改革，简单合并解决不了问题。关键是要将市场、金融行为连接起来看，金融监管需要有一个系统性的考虑。”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日前也对媒体表示，监管方案在设计中要加强三个方面的统筹协调，一是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施行统筹监管。第二是对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登记、清算、结算、支付等实行统一协调和管理。第三是对金融各种各样的信息、资料等进行统一，实现金融业全覆盖的数据收集。[详情]

　　原标题：政策定力助稳求进 □陈涛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对指导明年经济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稳中求进，“稳”是基础，“进”是目的，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充分体现出唯物辩证法在经济工作领域的灵活有效运用。在当前国内外异常复杂的经济金融环境下，保持稳的关键是要保持政策定力，在保持重大经济政策连续性基础上，主动适应内外部形势变化及时进行预调和微调，努力提高政策的执行效力，推动经济社会向预期方向发展。 虽然经济发展从表面上看是社会个体经济行为的总集合，但实质上经济发展始终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深刻反映出经济发展的质效升级和结构优化。从经济层面分析，“稳”体现出经济发展持续有效的量的积累，而“进”则是经济发展的跳跃式上升。没有经济发展持续有效的量的积累，经济发展的“进”则无从谈起。虽然“进”是目标，但“稳”更为基础。“稳”，既要求在经济社会运行宏观层面基本稳定，又要求在重大经济政策上保持基本稳定，以进一步发挥政策的主观能动性，有效引导社会形成良性预期。 应该看到，重大经济政策与基础经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基础经济金融环境决定了重大经济政策走向，重大经济政策又可以有效发挥主观能动性，推动基础经济环境向预期方向发展。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异常复杂，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不同步，外汇市场剧烈波动，全球风险资产再定价趋势显现，而个别国家社会形势变化又与经济运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将显著加大。虽然今年我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质量效益提升，经济结构优化，但也要清醒看到，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的矛盾仍然突出，一些领域金融风险显现，部分地区困难较大等。这些情况表明，我国重大经济政策制定离不开基础经济金融环境。而面对如此异常复杂的经济金融环境，坚持重大经济政策的基本稳定，首要就是保持政策定力，透过各种纷繁复杂的经济表象，努力认清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进而制定好匹配的重大政策，坚决执行。 保持政策定力，就是要在保持宏观政策稳定、市场预期稳定、社会大局稳定的前提下，坚持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围绕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以推进供给侧改革为主线，注重长效机制建设，推动“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有实质性进展，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推进关键领域工作取得新突破。 而保持政策定力，并不排斥政策执行层面的灵活性，在坚持重大政策连续性基础上，要主动适应局部经济金融环境变化，更加强调责任担当，能够敏锐地发现经济金融运行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苗头、新趋势，及时做好分析研究，加强政策执行层面的预调和微调，以更好推动政策与环境之间的“耦合”运行，推动经济发展持续有效的量的积累，实现经济发展质效升级和结构优化的“质变”。[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