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重阳网讯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指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关于金融改革开放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话题再度升温，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 10月21日，以全球视野下的金融学科发展为主题的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届金融学科年会（2017）在京举办。在很多人看来，这无疑像是人大金融学科首届“武林大会”。在高科技和互联网经济的迅猛发展冲击着传统的金融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时代背景下，为迎接日新月异世界发展，充分发挥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领头雁作用，在中国人民大学创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之际，探讨全球视野下金融学科发展恰逢其时、意义深远。 本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财政金融学院、商学院、经济学院、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重阳金融研究院、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和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联合承办。来自人民大学金融学科师生、社会金融研究机构、企业代表及媒体界人士近500余人共襄盛举，为应对全国高校金融学科迅速发展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提升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整体研究和教学质量开展了全方位的交流对话。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做开幕致辞。他指出，“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是中国人民大学最早成立的学科之一，1988年金融学，包括货币银行学，在教育部组织的国家重点学科评审中，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以金融学为重点学科的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类分别在2004年、2008年和2012年的三轮评估当中连续排名全国第一，2017年9月，又入选了中央批准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双一流建设的学科。值此十九大胜利召开，习近平总书记致辞我校校庆的发表，和我校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之际，中国人民大学隆重召开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第一届年会，这对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中国正面临着经济脱实向虚，互联网金融迅猛发展，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大的问题，中国对金融学科的需要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于金融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希望人民大学金融学科年会能够进一步扎根中国大地，助力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并把中国的金融学思想和理论贡献给世界，为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刘伟校长代表人民大学对今天参加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第一届年会的专家学者、广大师生和新闻媒体的朋友们表示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对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第一届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并预祝本届年会圆满成功。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球在主旨演讲中表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经济结构、经济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慢慢建立起来了，以市场为基础的、为核心来配置资源的机制已经形成，其中市场化的金融在这个资源配置中又发挥了核心的作用，所以金融结构在这些年或者近二十年来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金融市场化的进程在加速，中国金融的开放步伐也在加快，特别是科技对金融的影响力在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也就是金融的结构、业态、功能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的教师紧密联系实际，关注中国的变化，迎来了一个多元繁荣的发展时期，这归因于中国的丰富的社会实践，这样的大的变革的时代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丰富的研究对象。” 吴晓球进一步介绍，他认为中国金融发展趋势有三大特征：一是证券化。整个金融市场，无论是融资还是投资，从两个方向来看，证券的资产，证券的金融资产的比重在迅速的提升，证券化的金融资产的规模在迅速的扩大，这个实际上会改变整个金融结构，也会改变整个风险结构；二是科技化。科技对金融的渗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中国金融在全球实现弯道超车的一个典型就是科技金融，以第三方支付为代表，以支付宝和财富通为代表；三是国际化。中国资本市场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只是时间问题，人民币成为完全可自主交易的货币，成为国际上具有储备功能的国际货币只是时间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一定要运用全球的资源来为我使用。金融学科的发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要探索真理，要总结规律，要报效国家，解决中国改革开放金融遇到的问题，为决策提供咨询。相信人民大学一定在新的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创造新的辉煌。 财政金融学院院长、教授庄毓敏主持了开幕式。随后，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赵锡军主持了主题演讲环节。 财政金融学院教授、社科院学部委员王国刚首先发表了关于系统性风险的生成机理和防范举措的主题演讲，强调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作为最近一次的全球范围的系统性风险有三大特点：第一，金融市场交易脱实向虚埋下了风险的隐患。具体来说，证券化的过程实际上对刺激住房抵押贷款，接着再刺激住房市场发展，证券化程度越来越高。第二，这场危机不是由宏观因素引起，是由微观主体上，是由各种微观主体金融机构他们引发的，他们的行为造成的。第三，在过程中价值不断下降的那些证券类资产，所谓有毒资产范围的持续扩大。 基于以上的特点，王国刚对这样的系统性风险总结：在高杠杆和脱实向虚的基础上，金融交易通过资产债务的联动机制和扩散传染机制，在金融市场价格持续下行条件下所引发的油酥资产多米诺骨牌效应和金融危机。对于中央再三强调的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个底线，他给出了以下六项建议：第一，做到心中有数，耳聪目明，中国要有整套的精准统计的金融数据和金融信息；第二，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监管；第三，加强对金融市场运行态势的监控，防止市场价格持续下跌；第四，强化去杠杆，去杠杆，补充中国企业的长期资金不足；第五，增强实体企业的盈利能力，提升对资金的吸引力；第六，完善和改革金融监管框架，做到金融监管全覆盖。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理事会联席主席兼院长贝多广接着阐述了对普惠金融发展的观点。提到中国的经济实际上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大型央企，各级地方政府这些最大的机构实际上是极少数的，中型的企业很多，小型的企业百万级，微型的企业千万级，农村至少还有1.8亿到2亿户的农民，如果以一个市场经济的角度观察，每一户农户实际上就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它也是一个微型的企业，所以它是金字塔型的社会，这是我们的客观现实。同时，金融体系恰好是一个倒金字塔的状态，也就是对最大的企业，对高端的人士给予充分的服务，而且是过剩的服务，越往经济的下层服务越缺乏或者没有，造成结构效应的完全不对等。 如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中国现在不是总量问题，而是这种潜伏在深层的结构性不平衡、不充分，表现在金融结构当中是最最典型的。所以，普惠金融实际上就是要让金融结构往下走，让底下的中小微的企业，让老百姓能够获得更多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的内容也非常丰富包括四个核心要素：宗旨，为被传统金融机构的忽略的中小微弱团体服务；目标，充分的运用现有的机构，甚至设立新的机构打造一个普惠的、包容性的体系；原则，以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原则解决金融市场市场出现的失灵；手段，现在的路径可能要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包括网络的借贷，也包括数字化的保险，也包括网络的理财，也包括数字化的大数据的征信产品。具体落实普惠金融，改变金融业的倒金字塔体系，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普惠金融能力建设是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需要努力的方面。 接着，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教授张杰以金融资源跨时配置与大国崛起为主题做了发言。在比较了两宋以来我国不同朝代和同时期西方金融行业的环境和体系之后，他指出金融资源需要跨时配置才能助力国家从弱到强，因为经济崛起的机遇有一些特性：一是稀缺性，所谓百年不遇或者称为千年不遇；二是时间分布的非均匀性；三是机遇往往与困局并存。金融资源跨时配置与大国崛起之间存在的关系就在于把未来几代人的资源动员到现在来用，及时抓住机遇。任何一个大国的经济崛起都离不开金融资源的跨时配置，中国的金融资源跨时配置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我们现在总结才刚刚开始，国有银行体系是中国金融资源跨时配置的金融制度支柱。综上，要谨慎推进国有银行市场化体系的改革与国际接轨，对于国内经济学人，要探索总结中国崛起的中国道路，讲述经济崛起的中国故事，应该从关注欧美的故事转向关注中国的故事，中国的故事的挖掘，我们如果现在不抓紧，可能会丧失先机。 接下来中国财政与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瞿强讨论了货币和信用的相互关系。货币和信用的关系，这是长期令业界困惑的基础问题，在简述了一些列前人对两者的观点和解释之后，他给出了几个可辨析的角度。货币到底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信用的内生性很强，只要持有一个好的概念和主意，会有很更多的债务跟上，然后贴现，变成货币。现在意义上的货币都是中国银行和商业银行的M2的意义，某种程度上可以调控，它是外生的。货币到底是中性的还是非中性的？如果静态谈货币就是中性，它是一一对应的，信用绝不是中性的，它的扩张与收缩对经济有巨大的影响。此外，他提到最近研究的方向“货币和信用的度在哪？”二战以后，普遍认为物价稳定，货币水平就是适合的，似乎物价的稳定意味着其它所有指标经济便可以保持稳定，但是信用和债务就被忽略了。因此提出利用过往金融危机来反映它的度，或者一个提前量。比如在短期当中大幅度地超过历史均值就认为出现风险，假设经济是匀速的发展，考虑改革所处的上升期与技术的进步，叠加起来所谓的“度”就会提高，这样的指标也就能作为市场监管的依据。 午餐会期间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教授做了投资学主题的午餐演讲，指出“投资的研究和分析，往往是两个方面：一是投资的机会，二是怎么样评判这个投资的机会。总体上来讲，它要解决的是你用你的决策标准衡量你的投资项，能够满足你决策标准的这关是你可以选择的，这是一个调节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调节的过程中间尽可能简单，尽可能低成本、高效，这样一个选择的过程。”午餐演讲由商学院财务与金融系教授李焰主持。 下午的主题演讲会上，来自人民大学多个学院的金融学教授从金融学科前沿理论到金融市场焦点话题，各显风采，为与会专业听众呈现金融之美的饕餮盛宴。上半场和下半场的会议分别由商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叶康涛和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研究院金融系教授陶然主持。 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张成思围绕“货币金融研究前瞻：金融化的逻辑”展开主题演讲，提到了金融化逻辑从微观视角上定义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他指出有研究表示，企业的利润积累日益依靠金融渠道而不是传统的贸易和商品生产，这种基本论断仍然对金融化持有比较负面的结论；中观层次的金融化，就是商品金融化；宏观层次的金融化，就是泛金融业的金融化，所谓的FIRE行业，房地产市场也可以归纳在里面。 财政金融学院教授许荣对上述讲演内容进行点评指出，我们观察到这么多金融化现象，这个现象本身有复杂和简单的区分；此外，理解中国的金融化可参考两条线索，一条是银行信贷资产线索，一个是证券化的增长线索。 财政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郑志刚围绕“当内部人遭遇野蛮人：中国公司治理现实困境的分析框架”展开主题演讲。他指出，经过长期的问题积累，到2015年，中国的公司治理在制度上出现了各种的乱象和怪象，比如任人唯亲的文化，内部人控制，再比如以险资举牌为典型特征的野蛮人入侵。 经济学院经济系教授周业安点评时指出：郑教授的演讲当中做出了一个判断，随着我们市场化的逐步推进，野蛮人现象将成为金融市场的普遍现象；第二，分析中国梦治理的时候，提出了自己的理论逻辑。第三，演讲中提出的一些关于中国治理研究的新现象，比如像任人唯亲的董事会文化现象等值得重视。 财政金融学院保险系主任、教授魏丽围绕“保险风险理论”展开主题演讲。她提到在保险风险理论的研究里面，现在比较前沿的趋势就是把保险风险和金融风险综合在一起考虑，而不单考虑保险风险；以及极致事件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此外，新技术改变了业内很多的东西。 财政金融学院保险系教授戴稳胜点评指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保险姓保服务实体政策的导向之下，可能会给我国保险风险论的研究带来一个春天。此外，金融保险是多样的、复杂的，跟自然风险、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有关，它不可能做到某一个模型包打天下，每一类的研究需要界定自己的研究边界，在一定的框架之内规范性的研究。 商学院财务与金融系主任、教授许年行围绕“公司财务理论”展开主题演讲，提到要了解公司的治理和董事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的资本市场，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来观察，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的切入点。文化的度量，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可以有四个方面，文化距离、宗教信仰、社会资本、公司文化。 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金融系教授赵万里点评主要讲了刚获得诺贝尔奖的行为学。诺贝尔奖的评委会说过，我们为什么给他这个奖呢？是因为他让这个学科从一个边缘和有争议的领域变成主流领域，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医学、市场学这些理论，应用在我们的金融研究里面，非常重要，但金融研究需要把这些结合的东西简化，或者尽量的简化，才具有指导意义。 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金融系教授李勇围绕“贝叶斯资产配置”展开主题演讲。他主要介绍了收益不可预测和可预测下的资产配置的不同种类和对资产配模型的研究。未来研究方向与趋势上，他指出一是继续深入研究机器学习，二是大数据，三是继续量化投资、分散化资产配置。 商学院财务与金融系助理教授尹澄溪进行点评，指出资产配置问题应该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观察历史数据，对每一支证券未来的收益率进行估计。第二是把参数放在数据公式里面做优化，算出每一种产品的权重。大部分人做都直接假设第一步参数，然后直接进行第二步的分析。意味着我们实证研究学者没有忽略贝叶斯。 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围绕“一带一路”展开主题演讲。他提到了三个感受：第一，“一带一路”在过去四年在国际上比预想的更受欢迎，建设超出了人们的预期，折射了中国崛起全球大国地位、国际号召力、话语软实力。与此同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挑战也不少，例如对沿线国家的知识挑战；对能否有跨时空运营能力的金融挑战。此外，国内政治改革、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防安全的发展势头，直接决定“一带一路”的成功。 重阳金融研究院院委、宏观研究部主任贾晋京点评指出，第一，对于中国与世界关系来说，中国成为了一个全球的经济、市场，乃至金融网络当中的“组网者”；第二，对于中国的金融未来得发展来说，也应该从“一带一路”带来新的机遇去看待，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在不断的依靠资本和技术的变迁在推动。 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王晋斌围绕“人民币汇率定价之谜”展开主题演讲提到，央行对一篮子货币提出三个篮子：CFETS，BIS、SDR，但是没有告诉你用哪个篮子，这个CFETS是我们自己编的篮子，因为只要有股票指数，全部用这个CFETS，它不像BIS和SDR有选择性的，这几个篮子央行如果没有明确告诉，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三个篮子计算到底做市商，或者重点参照了哪个货币篮子，我们提出了我们的假设和思考。 财政金融学院货币金融系副教授钱宗鑫点评时进行了总结。首先，王教授的关键假定是，人民币维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的稳定性。第二，在操作的时候，在公式上来看，我们理解通过调节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维持汇率指数稳定。第三，中间价定价只考虑前一天收盘价和一揽子汇率的稳定性。 随后大会进入闭幕式环节，由汉青经济与金融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汪昌云做总结发言，商学院财务与金融系教授况伟大主持。 汪昌云提出了他关于人民大学建设金融一流学科的一些思考：第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硬包括出色的科研成果和国际认可的人才培养；第二，人大金融学科在国内首屈一指，但在QS国际排名、泰晤士排名上与国际一流学科在各方面里面还存在距离。第三，扎根中国大地的学科建设，搞研究，搞人才培养要讲中国特色，并要把它讲足，讲透彻。 1950年，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最早成立的八大院系之一，财政信用借贷系正式成立。经过六十多年的积累与沉淀，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已经开创出一条兼具国际视野、中国风格和人大学派特色的学科发展之路，为新中国金融学科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奠定了在新中国金融学高等教育领域的领头雁地位。[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第一届年会（2017）”于10月21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金融学科发展”，汉青经济与金融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汪昌云出席并做出大会总结。 发言中他谈到了扎根中国办教育和学科建设，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之间的关系。 很多人讲这个问题，无疑是讲扎根中国大地的学科建设，搞研究，搞人才培养非常重要，要讲中国特色，要把它讲足，讲透彻。但是，讲足了讲透彻是不是自动就是世界一流学科？汪昌云认为关键是要讲明白、讲透中国特色对人类对世界有什么贡献，“不光对你自己，不光是本土，不光是对中国，更是要对思想理论学术的贡献，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上有没有明显成就。” 中国学者如果能够向世界讲中国故事的同时，能向世界输送新的知识，这样或许就能够实现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搞学科建设和世界水平之间的和谐统一。“我们不能说我们经济体量大，我们很富有。”汪昌云认为中国本身发展的成就就是这些贡献，这个可能还是不够的，需要视角有一些调整。[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第一届年会（2017）”于10月21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金融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王晋斌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人民币汇率定价规则很难被算出，一个是不能确定做市商参考的是哪个篮子，过程当中每个篮子的权重是多少，推测是非常难的，按照逆周期调节因子的规律，我们很难算出来逆周期的调节因子有多大。 如果要精确算出人民币汇率定价，必须要满足央行公布每天开家做市商每天早上开盘之前的报单数量和价格，并且明确的确定货币篮子，满足这两个条件情况下，才能精确地算出来当日的权重。 以下为演讲实录： 王晋斌：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坚持到现在都是真爱。更正一下主持人说我对人民币汇率做预测，我只是对人民币定价做一些讲究，讲两句话，第一句话人民币2005年改革到今天，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和方向没有问题的；第二句话，如果我们用一个汇率制度性描述，官方语言叫有浮动的管理汇率制度，远看是有浮动的管理汇率制度，近看也是有浮动的管理汇率制度，近看再看你看不懂，这是谜，我只讲定价规则。 2005年大家看到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蓝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关于中间化的市场化改革，到2015年8·11的改革，到2016年2月份，央行在与14家报价行进行深入、充分的沟通的基础上，明确了上日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我要讲得是，我们要验证这种规则。 央行一篮子货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央行对一篮子货币提出三个篮子：CFETS，BIS、SDR，但是没有告诉你用哪个篮子，这个CFETS是我们自己编的篮子，因为只要有股票指数，全部用这个CFETS，它不像BIS和SDR有选择性的，这几个篮子央行如果没有明确告诉，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三个篮子计算到底做市商，或者重点参照了哪个货币篮子，我们后面会有一些计算的说明。 首先，当日中间价是一个核心的东西，当日中间价怎么算的？前一交易日收盘价加上24小时货币篮子稳定的理论中间加，这两个除以2。三个货币篮子哪个不清楚，但是他算出来是1/2。我们做了一个拟合，这个拟合分了两个阶段，一个是CFETS指数从2005到2017年是有差异的，2017年CFETS是增加的货币，从原来13种增加到24种，所以拟合我们分了两个阶段进行拟合。我们先把所有的权重，就是2005年到2016年年底，这是一个我们拟合的基本公式用得一个指数法。 BIS，我们当时采用基起100，这是2014年的货币篮子，2015到2016年，当时基期是2014年，这个算完之后我们做了一个拟合，拟合的结果有一点惊讶，红色的，你发现如果一个做市商第二年的报价，实际的价格，如果跟前一日收盘价比起来物价最小，这说明一个很大的问题，所有的人可能更多的参考前一日的收盘价而不是参考货币篮子。如果我们从两个阶段，三个货币篮子来看，绿色的相对比较小的，我们看到不管是两个阶段、三个货币篮子算出来，没有误差比较大的就是央行编的CFETS的指数，如果我们从误差最小化，我们发现所有的银行报价的时候都不会靠CFETS的篮子，他们会参考BIS和SDR，这是我们事后做的拟合，但是更多会参考前一日的收盘价。 蓝色的线是实际中间价，灰色的是SDR线，其中有很大的向上走的，跟原来线有一个向上的跳动，这个跳动中间还有一个，就是CFETS稍微前一点的蓝色的线，也是在这个地方往上跳，为什么出现因为当所有的做市商，我今天是贬值的明天还会贬值，今天的涨的明天还是涨，这就是惯性，这会超过一篮子货币稳定会超过人民币兑美元的中间的价。人民币实际的价格和测算的价格中间有比较大的差副，这就是看那段时间的贬值压力。 2017年，人民银行做了CFETS和SDR的突变，我们发现贬值区间越来越大的时候，跟原来不吻合之后，人民银行基期做了调整，等于重新定义，比如过去我定得是2014年，这时候我发现维持不了原来的技术了，我就再次定基，你再次定基之后，你会发现跟市场的误差变得比较小这样算出来的市场价格很接近。如果市场价格差距比较大，市场会始终存在贬值的压力。 2017年1月3日，这个价格和实际的中间价格，包括CFETS的稳定值、SDR的稳定值都是非常接近的。 我们做了几个简单的说明，发现央行在一段时间里是能够维持人民币相对一篮子货币稳定的，但是大家要更多的参考前一日收盘价，市场有惯性，比较长的时间里很难形成这个东西，所以2017年开始重新定基，运作还是很良好的。市场2017年是相对比较平稳的跟2016年比。 我们计算的时候，仅仅只是参考三个篮子里面，我们假定做市商各自参考的篮子只有一个，你要么参考CFETS，要么参考SDR，要么参考BIS，这三个假定之下，我计算出来，你参考做市商，参考前日收盘价。我们假定所有的做市商都能搞，问题是我们永远搞不清楚姿势上参考了CFETS、BIS还是SDR，因为这个数据并没有公布，因为14家做市商的报价，它有多大的权重等等都是没有办法公布的。我们即使算出来也只是仅供参考。 大家看到后面讲的两大条件，如果我们要精确地算出人民币的汇率定价，必须要满足央行公布每天开家做市商每天早上开盘之前的报单数量和价格，并且明确的确定货币篮子，满足这两个条件情况下，我们才能精确地算出来当日的权重。如果我始终盯着一个规则，你突然发现一天市场上价格跟我这个规则制定不一样，而且我要死守这个规则的话，很明显市场就存在非常明确的套利空间，就是人民币汇率的位置在那个地方，你远看是一个浮动的管理汇率，但是近看，你很难就是它就是一个篮子，篮子有多少权重，很难做到这一点。 今年有一个新的汇率定价方式，在原有的基础上打了一个补丁，这个补丁就是重价等上一个收盘价加一揽子收盘价，过去我们是前两项，从2005年到2016年，这十几年的时间都是为了完善原来所确定的以市场动机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2017年5月央行加入了逆周期调节因子。我们算是是4月份以前的数据，如果按照现在的逆周期调整，它的计算方法仍然变成我前面所做工作面临的困境，一个是你不能确定做市商参考的是哪个篮子，假如报得是不同的篮子，过程当中每个篮子的权重是多少，其实我们推测是非常难的，按照逆周期调节因子的规律，我们很难算出来逆周期的调节因子有多大。这个从我的角度理解是正确的，是好的，因为运转相对良好的制度，我刚才说过，如果在座各位有一天，如果你算出来说，我破解了人民币汇率的定价规则，我说你可能是错的，如果你央行汇率定价是5，那央行汇率会被你套利。刚才主持人说对升贬做预测，这我不好预测，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第一届年会（2017）”于10月21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金融学科发展”，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王文出席并演讲。 为什么“一带一路”会取得这么好的成绩？王文认为原因之一是“一带一路”的内容和全球的诉求是一致的。二是“一带一路”是一个非军事性的双赢的经济一体化倡议。三是因为中国崛起对推进“一带一路”非常有成就。 他还指出目前欧亚大陆经济发展呈现哑铃状，两头经济好，中间经济差一点。2030年，如果把经济发达的东西两端联结在一块，这些联结在一块的地方是不是就能够实现所谓的共同富裕呢？这个设想是跟联合国汇总的欧亚大陆的铁路网计划是一致的，只是联合国没有这个能力，中国有这个能力。 以下为演讲实录： 王文：在这之前我们还要归自己打一个一分钟的广告，重阳研究院真的是挺了不起的，在人民大学的关怀下，我们连续三年进入了全球智库榜单排行的前150，我们才成立4年，第二年就进去了，去年还拿了一个大奖，年度影响中国2016年智库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个，就是刚才好多位老师都讲到的，一定要去研究中国人目前最关心的内容，我们也是绑定了中国的崛起。 在绑定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我们去描绘一个中国崛起过程中的重大的而且是首要的外交政策和全球治理的对外推广的方向，那就是“一带一路”。所以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实际上就是伴着国家成长。 这两天我上了好几次央视的十九大的直播点评，我每次都讲过去五年的变化，我们三天前研究院做了一个报告叫大相变，五年前我们那时候还没有意识到“一带一路”是什么，没有这个概念，四年前有一天习总书记访问哈萨克斯塔，提到了一带，丝绸之路经济带，2013年10月份，习总书记访问印度尼西亚提出了一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后来我们发现重阳金融研究院抓到可以和国家一起起飞的研究方向，这就是“一带一路”。当然这后面还有G20、金砖等等，那时候我们开了一百多场国际研讨会，我们去50多个调研，我们出了50多部著作。我跟大家炫耀一次，在总书记面前也汇报了重阳金融研究院的院所，和我们人民大学在“一带一路”上的工作。 感受到“一带一路”，我们想一下总体感受，有三点。 第一，“一带一路”在过去四年里面，虽然国际舆论有一些争议，但是我非常自豪地跟大家讲，真的是中国崛起，目前在舆论上可能有一些争议，但是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官方机构、外交部长以上的官员敢或者曾经说过“一带一路”的负面话，没有，基本不敢，我们没有收到，也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这是中国崛起最大的一个变化。美国和日本这两个最重要的防范中国的大国呢？他们也在变化，6月份特朗普会见杨洁篪的时候说美国愿意加入“一带一路”，我当时发现这是重大的新闻，然后我跟美国的外交官说，你们总统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结果美国国会外交官说，其实我告诉你，我们总统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安倍8月份也说过，只要条件合适，日本也愿意加入“一带一路”，可见“一带一路”确确实实过去四年深受全世界的欢迎，这一点我们很自豪。 第二，“一带一路”虽然在双边、多边的合作问题上有一些负面的事件，有一些失败的案例，但是双边、多边的合作进展超过四年前预期的，四年前我们完全没有想到进展这么大，这不光是我们脚底板上调研出来的，也印证了习大大说的话，四年的“一带一路”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第三，“一带一路”四年进展实实在在地折射了中国崛起全球大国地位、国际号召力、话语软实力。 “一带一路”不到四年的时候，为什么会取得超过预期的进展呢？ 第一，我们“一带一路”的内容和全球的诉求是一致的。为什么一致呢？欧亚大陆的经济实际上是呈现了哑铃状的情况，两头经济好，中间经济差一点。2030年，如果把经济发达的东西两端联结在一块，这些联结在一块的地方是不是就能够实现所谓的共同富裕呢？这个设想是跟联合国汇总的欧亚大陆的铁路网计划是一致的，而且这个设想是“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当中的重要内容，说明我们“一带一路”要讲的和全世界联合国所要讲的内容是一致的，只是联合国没有这个能力，中国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很多数据上可以看到这个问题。 第二，“一带一路”是一个非军事性的双赢的经济一体化倡议。我们各项跟中外之间的经济数据、贸易数据、投资，过去的20年中全是往上涨的，大家在新闻、课程当中都有，无论是影响力、出国旅游、投资，我们还有各种的贸易。 第三，中国崛起对推进“一带一路”是非常有成就的。一个大国崛起过程中，关键期就是三四十年左右，无论是英国、苏联、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等，可惜我们比它更懒，他们崛起都是以战争为基础的，没有一个国家是没有发生战争的，而中国三十年，我们从1988年到2017年，我们成功实现了相当大的崛起，我们现在按照购买力评价上GDP超过美国，我们贸易第一，我们消零售费市场也是遥遥领先。 5月初的时候，我在菲律宾讲过一个课，有非常多的人过来，还有非常多的媒体，结果第二天媒体上登了一个文章，说中国学者：如果中菲开战一个月菲律宾失败，我直接打电话说，我说话你怎么能误报我说的话，我没有说过一个月，我说得是一个星期啊。但是你还没有报我另外一句话，我说一个星期，但是中国去年跟菲律宾南海争执的时候，我们没有用武力，你就那几个破船，这个报告确实是报错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只是中国崛起当中，中国很有诚意的发展我们的力量，更重要的我们在世界的经济上做出重大贡献，我们去年是39%的贡献率，美国只有10%，15%是金砖，这个角度明显感觉到不只是中国没有发生战争，而且我们贡献了很多。最重要的中国拥有世界上占有率第一的商品种类。 这张图更可以看见，我们目前以碳足迹的角度看待，基本上中国处于中国在生产，全世界在消费。我这两天解读十九大报告，我说不要再讲世界影响中国的，更多应该反过来讲，中国怎么样影响世界，中国第一次像现在这样如此强大的去牵引整个世界，这是实话，也就是我们脚底下走下来的感受。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们突然发觉，为什么美国霸权不行，美国霸权支撑了不到一百年，半个多世纪，现在越来越没落，主要是对外理念上不如我们中国先进。我们对外理念上讲共，美国讲路落波加大棒。行为逻辑上，以基建先行，以工业园为平台发展优先，美国是以意识形态先行以政改为前提。 前天经济学人应该杂志报道的文章，说非洲下一个中国是埃塞俄比亚，因为他采取了中国很多的模式。所以中国目前的崛起很多点就是人类共同利益。美国公开美国第一，当然就不行了，所以中国的“一带一路”理念是超过美国。 “一带一路”是什么呢？ “一带一路”简要地讲就是套用丝绸之路的概念，一六三四五六七八九，一是一项顶层设计，中国有一个“一带一路”领导小组和三部“一带一路”白皮书，很骄傲的、很自豪的跟大家讲，这三部1.5部是我们重阳金融研究院参与的，当然是在吴晓球校长、刘伟校长的领导下我们做的工作。两条主线就是一带与一路，三项原则，四大死路路精神，五通，六是六个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中蒙额、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重点讲五通： 政策沟通，开会，开会很重要，千万不要小视开会，今天的会，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中国过去这些年开了很多会，G20、金砖、“一带一路”有一个专家讲，我要么在中国开会，要么去中国开会的路上，因为开会，我们六大经济走廊推进的就快，新亚洲大陆桥，推进了中欧班列，现在五千多条中欧班列就实现了，马上突破6000列。波兰养猪的养殖户，他说你是中国学者，改变中国的一个决策，他说马上中国习主席批准能够进口我们的猪，我说这个不行，这需要卫生检疫。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这里面有很多乐观内容讲到中亚、西亚走廊。还有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也就是中国和东南亚的合作，通过自贸区的合作很快。推进速度最快的是中巴经济走廊，我们研究院的同事走了一趟，还发表了报告，我们投资了超过400亿美元。 设施联通，做了很多，修铁路，修梁。 贸易畅通，我们跟20多个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区，不断的提升我们的贸易合作标准。 资金融通，进展很快，我们通过人民币的国际化，还有资金的平台，大概有12个平台的4000多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一带一路”，我认为还太少了，还应该更多。 民心相通，就是教育、旅游等等各方面的合作。 还有挑战：第一，知识挑战；第二，金融挑战，我们能不能有跨时空运营能力。第三，国内挑战，我们因为国内能否长时期的政治改革、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防安全的发展势头，直接决定“一带一路”的成功目前。 对老师和学生有什么建议，一条，就是要研究“一带一路”，所以最后感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第一届年会（2017）”于10月21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金融学科发展”，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金融系教授李勇出席并演讲。 公募的FOF（母基金）面对散户，私募的面对高级客户，李勇认为可以通过20个FOF发展私募行业和公募基金行业，最终通过直接融资来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促进中国经济转型。他认为5-10年之内，FOF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明珠。“虽然争议很大，但是中国任何一个事情都是在争议当中诞生和发展。” 以下为演讲实录： 李勇：今天下午非常高兴由我代表年轻一辈的教授做分享，现在金融学发展很重要的一块是微观，今天很高兴探讨一下我在这块五年以来的研究，但是我的背景跟魏教授很类似，但是我是统计学。 三个方面：什么是资产配置，二是收益不可预测和可预测下的资产配置的方法，三是我们资产模型的研究。 资产配置，五年以前我出去没有人理我，这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这样的方法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讲起来也很简单，实际上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钱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实际上是一种策略，它的投资标的放在大类资产里面，所以要做一个很系统、很科学的平衡，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否则出现问题你血本无归。我们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那时候把收益放在第一位，把风险放在第二位，那时候讲知识多的不如没有文化的，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最基本的策略应该分为两种，一种叫长期的投资策略和短期，叫战略形资产配置和战术性资产配置。 到底为什么要做资产配置呢？我们讲做投资，我们经常问投资源自何妨，我们为什么能挣钱，我们不仅仅靠散户，这不是唯一的来源。整个资产来源于三个方面：资产的选择；择时；配比。这三个方面到底占有多少部分，这需要我们非常详细的摊薄。但是现在基本上我们国内只关注钱方面，一个是资产，二是择时，中国进入新常态之后，这两个方面也很困难了，第三个很重要，配置。国外在早期有非常系统的研究，在美国占90%，中国没有那么高，但是占80%，实际上也是很高了，三方的来源，资产配置是最重要的一块，往往我们忽略了。这几年我们非常高兴和欣喜的看到，我们资产配置的理念，在机构当中是深入人心的。基本的理论基础不讲了，是夏普也提到了，理论基础是均值方差理论，还有资产定价模型，还有经济周期和市场波动的理论，还有理性预期的东西，是它的基础。 资产配置方面的代表人，有一个人就是巴菲特，投资这块代表人物是人大是息息相关的。 耶鲁模式，每年的年化收益率也不是很高，金融危机的时候跌了4%，但是基本上都在年化13%左右，国内很多人都是50%、100%，但是我相信中国金融市场的规范，反腐的进一步深入，会进一步下滑，时代不同了，大家不仅要看中国的昨天，要看中国的未来。 Fund of Funds（FOF母基金），有很多的央企等等都没有投资能力，他们资产配置方面也应该把收益放在第二位，收益放在第一位，我们现在中国应该是守的状态了，我们要守住我们140多万亿的可投资资产，不然到时候出了问题。这时候我们讲，FOF一定会是中国未来主要的投资，这个时候我相信在未来机构投资者当中主流的。 FOF分成三类，为什么谈FOF呢？它是投资的一个基本方法，这个产品应该这么讲，我们不要低估FOF的力量。FOF分三重：一种是PE的FOF，二是二级的包括公募、私募的FOF，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决定了中国重大的机构如何针对反腐的重要方式方法，我们知道有问题，我们问题怎么解决，我们都知道经济要脱虚向实，但是怎么脱虚向实。我们为什么要发展这个东西呢？我们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经济增长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以牺牲环境污染的沉重的代价换来我们的高速增长，这个不可维持。这种情况下，债市、股市都是出现了不像以前回报那么好了，风险也积聚，特别是房地产。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完成中国的转型，我们叫经济结构的调整，我们怎么调整？我们把地段行业都干掉？那我们靠什么行业支撑，我们有这么多钱怎么用好，未来一个不可避免的就是走科技创新。 中国高风险、高收益这一条路我们不得不经历，有时候对企业家的精神我们要予以肯定，不能再以看待股票的标准看待企业的老板，比如乐视的贾总，我还是尊重他的，至少他没有守成，他不停的探索新能源，你能想到创业板的第一龙头最后没有了吗？未来企业，比如你投8家，投6家活了我相信这种好日子不存在了，我相信资产配置成为非常重要的解决经济难题的一个路径和方法，我相信会被提出来。 今年达到140万亿，一方面我们面临的痛点是什么？一方面我们钱很多，但是我们发现，很多企业拿不到钱，这时候我们需要打通这个钱和经济的血之间的重要桥梁，这个桥梁是什么？我觉得FOF是可能作为桥梁型的工具出现在未来得5-10年，PE FOF是直接解决很多理财基金进入实体经济的重要通道，是脱虚向实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公募的FOF面对散户，私募的面对高级客户，通过20个FOF发展私募行业和公募基金行业，最终通过直接融资来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促进中国经济转型，我相信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个人认为5-10年之内，你可能认为这个行业，我相信FOF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明珠。虽然争议很大，但是中国任何一个事情都是在争议当中诞生和发展。 贝叶斯资产配置，大家感觉很奇怪，什么是贝叶斯？我解释一下，让大家理解为什么在资产配置当中。贝叶斯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方法，他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英国牧师，是业余数学家，不要看不起业余的人，他先研究证明是存在的，结果花了一辈子经历，也没有发现上帝是存在的，然后他自己挂了。他创立了贝叶斯定义，他创立了统计的学科，这是很早的了不起的东西，他自己没有想到。我们说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稍微说。 什么是贝叶斯定理，大家很多人都学过贝叶斯的定理，但是你不知道它的含义是什么。什么是贝叶斯呢？像谈恋爱就是贝叶斯的理论，谈一年这个叫自然信息数据，指标是不是磨合，后面决定是不是跟他结婚。我特别喜欢看毛主席的实践论，感觉跟贝叶斯定理很像。 比如你们的垃圾过滤是怎么算法，我们机器人怎么自动学习的，就是贝叶斯的算法，先有信息。总得来说我们在贝叶斯的情况下，研究了很多贝叶斯的资产配置的模型，这个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 什么意思呢？原来的为什么要引入贝叶斯的一个模型在里面，最主要的问题是，理论上很完美，但是重要的是参数的是未知的，贝叶斯是什么意思呢？我考虑到经济里面的信息是有认知的，他不是达到一个具体的值，而是达到对参数的分布，所以业绩当中比较多的是贝叶斯模型。 有很多变量怎么解释股票的收益，把它放进去之后怎么进一步提高资产配置的模型，我现在带学生最主要的研究，把贝叶斯的模型更加完善化，更加为中国实践接受。 我未来的研究分为三块：一是继续深入研究机器学习，我对这个东西比较的痴迷；二是大数据；三是继续做我的方向，量化投资、分散化资产配置。有一天我财富积累到一点之后，我可能会造机器人，这是我重要的理想。每个人的兴趣不一样，现在我的精力基本上放在这上面，所以时间关系不多说了，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第一届年会（2017）”于10月21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金融学科发展”，商学院财务与金融系主任、教授许年行出席并演讲。 许年行最近做了一个文化的研究，发现喝酒比较多的地区，上市公司的信息质量会比较差。如果公司CEO或者CFO特别能喝酒，他们会把这个文化带到企业里面来，这个公司信息质量会比较差。 以下为演讲实录： 许年行：大家好，组委会让我做一个有关公司财务理论最新进展的演讲。我这几年比较关注文化与公司财务的交叉研究，我认为文化是理解我们公司治理、公司财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我们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如何把文化和公司财务研究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也是非常令人兴奋的课题。最近几年我在这个方向做了一些研究，所以我介绍一下这个领域最新的前沿进展和相关研究。我的报告分为三个方面：基本概述，基本框架以及未来值得研究的方向。 文化和财务研究，从国际视野来看，芝加哥大学的Luigi Zingales，他认为财务领域从文化角度研究比较少，因而从文化视角开展财务学研究将给我们提供非常多的机会。 另外就是Andrew Karolyi教授，他是财务学顶级期刊RFS的主编。他2016年曾经提到，我们对财务做了很多的研究，但是从文化视角开展对财务的相关研究还非常少，他也是鼓励我们财务学的研究应该从文化的角度来展开。 另外，财务学定级期刊JFE在2016年有一期收录的七篇文章都是文化和财务有关的。另外一个知名杂志JCF，也是有一期收录了财务与文化的相关论文。从这些可以看到，这个领域是比较新，也是一个热门的研究话题。 从中国实践看，习主席在2013年就讲到，我们中国有悠久和灿烂的文化，非常博大精深，对我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非常大的好处，我们从中国文化角度研究财务学将是非常好的一个研究机会和出发点。 研究中国公司治理和公司财务的两位专家Piotroski和Wong （2012），他们认为如果你要了解公司的治理和董事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的资本市场，从社会规范和文化的角度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切入点。 中国文化有独特的文化传统，比如儒家文化和酒文化，这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文化的特色。我最近做了一个酒文化的研究，我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喝酒比较多的地区，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会比较差，盈余管理比较多，而且如果CEO或者CFO出生的地方特别能喝酒，他们会把这个文化带到企业里面来，这个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会比较差，但是这种现象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有所减弱。还有中国的饮食文化，饮食文化不同会导致不同地区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也会和其他的地方表现不一样，这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 那么，什么是文化？这里面有非常典型的定义，比如1871年，Tylor说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它一切能力和习惯。1988年Hofstede，他说文化是由某些价值观组成的，它会影响人对行为和社会的看法。 说到文化，我们必须提到一个人，文化大师霍夫斯坦德教授（音），他发现在不同地区人们对同样一个问题会得到不同的看法，通过这些问卷调查，他建了一个不同国家的文化指数。这个指数包括：权利距离，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化、女性化，不确定性规避，以及长期取向、短期取向，从而得到不同国家的文化指数。Schwartz也从保守主义和控制欲来构造了不同国家的文化指数。 文化的度量，刚才讲的只是从国家层面，从研究的角度来该，还可以另外四个方面，文化距离、宗教信仰、社会资本、公司文化。接下来，我介绍一下文化与财务的研究框架。 文化从五个方面，财务从三个维度，一个是企业内部的财务政策的制定，另外从外部的股票市场，还有金融市场的发展。 国家文化会对财务学产生诸多影响，包括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股利政策、盈余管理、股价收益惯性和股价同步性。这里面选取两篇非常有代表性的论文。一是对上市企业资本结构决策的影响，Chui等（2002）发现比较保守的国家或者控制欲强的国家，上市公司的负债比例较低。Chui等（2010）发现，个人主义比较高的国家里面，它动量效应会比较强。 2014年JFE上有一篇关于国家文化和股价同步性的关系，他们发现文化会影响股票交易的行为相关性以及信息透明度，从而影响股价的同步性。 第二方面，文化距离方面的研究。这里有一个就近偏好的问题，如果一个企业到海外上市，你到底去英国、香港、新加坡，还是去纽交所上市，它都是从地理的角度研究。Sarkissian & Schill （2004）发现，企业更愿意到那些熟悉的境外市场上市，以充分利用当地投资者的本土偏好。 另外，Chakrabarti等（2008）发现，研究文化距离对跨国并购后公司业绩表现的影响，他们发现，收购双方的文化差异越大时，跨国收购经营越好，即收购的业绩表现与文化距离之间成正相关的关系。 Grinblatt & Keloharju（2001）利用芬兰国家的样板来做一个研究，芬兰国家里面有两种语言，官方语言一种是芬兰语，一种是瑞典语，这里面投资者有一些会讲芬兰语，有一些会讲瑞典语。他们发现，投资者跟公司的距离，以及公司披露的语言，和CEO的文化背景偏好，会影响股市交易偏好，投资者倾向于持有和交易总部的距离最近的公司股票。 第三方面是宗教信仰方面的研究。包括从投资和财务报告的违规，文化与投资者保护，还有赌博态度和资本市场等等方面。这是里面JFE在2009年的一篇文章，他们研究宗教对公司行为投资的影响，发现一个公司总部位于宗教氛围很浓的地区，风险承受水平较低，由于风险承受水平较低，这些地区的公司对投资项目要求较高的回报率，从而投资率和长期增长率较低。 JFQA上的2015年的文章，宗教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公司总部所在地的宗教氛围越浓厚，越能抑制管理者隐藏坏消息的行为，从而股价崩盘风险较低。 第四是社会资本的研究。那么，什么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不是个人资源，是嵌入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的一种公共产品。我们社会资本和财务的研究，主要有几个方面：微观角度来讲就是社会关系，比如人与人之间的老乡关系，校友关系、同事关系等等很多的社会关系，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来讲，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社会关系展开研究，还有对公司财务、股票市场的发展产生的影响。 代表性的论文，是Fracassi和Tate（2012）发表在JF的一篇文章，他们研究董事与CEO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否影响公司价值。研究发现，如果CEO权利越大，就会倾向于有社会关系的董事，比如用校友或者同事等来作为他的公司董事。 2004年JF上的一篇文章，说股票市场参与度是否会受到社交活动的影响，比如去教堂做礼拜，他们相互之间认识的话，它更可能投资股票。另外一篇文章讲的是罪恶股票，在酒精、烟草、博彩公司上市，他们发现，分析师对这些股票的关注较少；股票机构投资者持有比例会较低，但是从股票收益率来讲，这些股票的收益率会比那些非罪恶股票收益率有更高的超额回报，你投资这种类型的股票投资回报会更高。 最后是公司文化。公司文化现在是比较难以度量。比如，我们很多公司会在章程里面说我是一个正直的忠诚的公司，那么这些公司的表现如何？Zingales的最新文章发现，一个诚信正直的公司文化，它公司绩效是比较好。 时间关系，我讲最后一个问题，未来在这个领域开展相关研究，哪些可以值得进一步思考。 首先，中国有悠久灿烂的文化，我们应该扎根于中国文化，归纳总结独特的中国文化传统，研究中华文化如何影响公司财务和金融发展。 第二，考察文化到底是通过何种路径来影响财务的？是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影响。 第三，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如何，互补还是替代的关系，两者如何共同影响公司财务。 第四，文化的度量问题，这是我们在这个领域一个非常难的问题。时间关系就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叶康涛：其实文化的研究为什么在经济学现在兴起，如果说学过经济学，我们的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的经典教材，大家都会知道，在我们经典的经济学里面个体是没有差异的，我们研究是典型的人的行为，但是这个模型在现实当中的应用我们发现面临的挑战，挑战在哪里？大部分行为实现的，但是不同的人面临激励约束行为表现不一样，什么决定不同的人对激励不一样，我们要思考激励因素以外对人的影响，包括文化、宗教、信仰等等，这为什么成了现在比较新兴的领域，我们中国文化有它的独特性，在这个领域做我相信一定能够做出来，既具有中国气派，同时也具有世界价值的一个成果。我们也期待各位学者在这个领域去深度的发展。[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第一届年会（2017）”于10月21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金融学科发展”，财政金融学院保险系主任、教授魏丽出席并演讲。 现在很多资本想进入险资，在保监会排队想要拿到险资牌照的有好多家，包括各大国企的集团和各种资本，魏丽认为，有几百家在排队，这种现象不太正常了。“他们纷纷想进入险资，是不是真的想做保险？”保险是别人都不要的风险它转过来承担，不是任何投资人都适合做这样的事，她认为保险的股东需要资质，不是只要有资本就可以进入险资。 以下为演讲摘编： 魏丽：非常感谢老师们、同学们，我也特别感谢一下郑老师说起了险资举牌的话题，我说一下自己的观点，在做我的报告之前，我个人认为险资举牌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而自从有了这个保万股权之争之后，险资是备受争议的，险资的运用也是备受正义的，对于比较年轻的保险业来说是比较大的打击和伤害。 所以我带着我的学生看了一下举牌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发现所有的举牌当中险资并不是列第一位的。为什么险资的举牌引起了如此广泛的关注和热议呢？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保险基金它是我们资本市场优质的机构投资者，也就是它对于资本市场非常重要，所以资本市场对它非常关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管批评也好、赞扬也好，关注本身就说明了它的重要。另外一个问题，险资对资本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方面资本市场对于险资是更为重要的。因为我们之前，保险那么大的规模但是投资回报率非常低的，这跟我们市场有关系，如果它有一个好的市场投资回报率会上去，所以我从唇齿相依来回应。险资举牌不是险资的问题，是资本的问题，是资本通过保险的路径介入了市场，2015年那次的所谓股灾，国家号召险资入市为国护盘，那时候好的进来了，不好的也进来，鱼目混珠。 在正式开始报告之前，我再给大家讲一下保险业。我想说得是，基于今天中国人民大学的保险学科来说，今天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对于中国人民大学的保险学科发展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天，因为从来没有这样，在金融高端论坛上做保险的演讲和报告，所以特别的感谢。吴校长带领我们新一届的领域对我们的支持，真的非常感谢。2014年保险的新十条提出来了，对于保险业，三十年来的高速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但是2014年新国十条，是保险业新的黄金三十年的信号，但是我们保险学科没有什么反映，直到今天我看到了它的反映，所以我非常高兴。保险面临着结构性过程和结构性不足的双重问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保险姓保的问题这不是一个问题，它就是姓保的，问题是保险公司是不是姓保，保险公司是姓保，这不是问题，关键是投资人想不想让保险业姓保的问题。 什么样的投资人能够进入保险业，一方面我们看到本来一直以来我们在金融三巨头的时候是有保险的，但是保险在金融业的地位大家可以看到是什么情形。另外一方面很多资本纷纷想进入险资，在保监会排队想进入险资牌照的有好多家，包括各大国企的集团和各种的资本，有几百家在排队，这两种现象有两个不太正常的，他们纷纷想进入险资，是不是真的想做保险，真正的保险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真正的保险应该怎么来做？所以保险险资在保险，在深股东时候，我个人认为保险的股东其实是需要资质的，不是只要有资本就可以进入险资，为什么？因为从它的功能来说，或者从它的职业伦理价格来说，保险是职业化的，别人都不要的风险它转过来承担，所以不是任何投资人都适合做这样的事。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近几年新的险资、先的险企有几年度盈利的吗？没有，我们看到亮丽的报表就是他们盈利很快，这些可能都是资本的力量。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保险它的保障缺口，从保障缺口上我们可以看到，保险的潜力依然还是很大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就是相对于金融的研究，因为保险企业的发展历史也比较短，所以保险的理论研究相对也是比较薄弱和滞后的。我选择的风险理论，首先风险管理不仅是保险的核心，因为保险是生于风险的，没有风险就不需要保险的，这是它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而且保险的风险治理，和资源的配置能力，都是通过风险管理来实现的，这就是我为什么选择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还有一个相对规范的范式和功力化的体系。 从保险的风险来说。 我比较赞成的一个观点，保险是双轮驱动，一方面是承保业务，一方面是投资收益，因为保险也是负债经营的，它汇聚的是广大投保人叫来的保费，他收保费做得是理赔，如果它的赔付率过低，过多的追究承保利润，对行业是不道德的，也就是它尽可能的去赔付。 风险有两类：一类是业务风险，一类是投资风险。 业务风险在承保端、理赔端都会出现，投资的风险我们称之为金融风险，这两个风险对应到保险上，不管是从监管也好，还是从我们的研究也好，我们就抓一个偿付能力，不管你做监管还是投资，不能影响你的偿付能力。 偿付能力涉及到两类风险：一类是保险公司的破产风险，今天上午，我们的各位教授都讲了大而不倒的问题，协调讲了金融危机的事情，在金融危机里面，雷曼兄弟破产了，但是AIG没有破产，事实上AIG如果没有人管它它破产的可能性更大一点，为什么？因为它是保险公司，因为保险公司破产会变成鲇鱼式的。保险还有一个作用，它社会信用的管理职能，一方面对社会增信，比如刺激债券，通过保险的承保打上一个安全的标签，它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我们主要关注的，在保险的传统研究里面，我今天讲得其实是从保险风险理论最初的研究讲起的，对学生来说是比较好的，承接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历史，关注的是破产风险。破产理论的研究框架通常是这样的，构建一个风险模型，假设公司的初始资本是一个变量，保费收入和理赔支出分别服从于某个随机过程。当然我们可以对随机量做一个假设，它可以是函数，甚至是随机该量，这是不考虑投资情况下的风险过程。通常我们说假设正的安全负荷，就加入了各种经济环境的假设，我们考虑了借贷、利率、税收等，这个发展到后期的情形。 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下前沿的问题和研究趋势。 在保险风险理论的研究里面，现在比较前沿的趋势就是把保险风险和金融风险综合在一起考虑，就不单考虑保险风险，特别是在大金融融合的驱使下，我们需要综合考虑这个问题，另外就是极致事件以及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另外，新技术的影响，新技术改变了我们很多的东西，新技术对保险业的改变可能是革命性的，对于保险业来说可能不是发现这么简单的问题，有可能是保险并轨的问题，如果保险业不适用开发和拥抱新技术，这个行业有可能被边缘化，为什么？风险高维了风险传导的路径就变了，我们风险的途径就增加了，我们原来赖以进行定价的大数法则很难成立了，因为我们原来那些同质的风险，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它可能就不同质了，所以这种情况下面给保险和保险的基础工作带来很大的挑战。 最后说一句话，在未来大家可以看到，保险之于整个经济的贡献，它的贡献不仅仅在于经济社会，而且它在于对整个社会文明。[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第一届年会（2017）”于10月21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金融学科发展”，财政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郑志刚出席并演讲。 为什么中国资本市场散户、小股民投机性很强？郑志刚指出这种现象的存在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大股东的存在，在大股东的大利润下，小股东没有办法来维护市场秩序和自己权益，“所以有一个话叫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此外，他还指出中国盛行金字塔式控股结构，公司大股东真正关心的并不是治理问题，而是炒作的问题，对于分散的股东来讲，他更多的将注意力集中在打探消息。金字塔控股结构下的实际控制人的资本运作偏好，进一步加剧了小股东的投机心理。 以下为演讲实录： 郑志刚：谢谢老师们和同学们耐心坚持。今天给大家报告的题目是一个来自于现实的问题，我研究决定学多年形成的传统，我在研究的时候首先从案例开始切入，把案例背后的观点剖析清楚之后然后再做结论。 什么叫公司治理现实困境？我们看到经过长期的问题积累，到2015年，在制度上出现了各种的乱象和怪象。不只是我，像王文教授也提到怪象这个事。这里面有几个事实。首先2015年被媒体称为股灾的发生了。7月份的时候，爆发了万科股权之争，这就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在那个时间开始，很多企业家就纷纷站出来举牌这个野蛮人，最典型的就是董明珠。 在2016年12月，证监会刘士余先生开始发声，痛批野蛮人，当然除了这些野蛮人，还有兴风作浪的金融大额怒斥为妖精。 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当下从2015年开始，这个时间内表现的如此血腥，对抗的如此激烈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框架和解读一下为什么这段时间内发生这么多乱象、怪象。 提出三个逻辑框架，相互独立和相互交叉的逻辑主线。 进入2015年以后，我们中国的资本市场进入新的时代，进入到分散股权时代。有四个判断。 第一，2005到2007年股权分置改革完成，股票全流通使公司控制权转让在技术上成为可能。 第二，权利保护的事实改善和风险分担的意识加强，使得原控股股东倾向于选择股权分散的股权结构，主要控股股东纷纷减持。 另外两个是外因，从2011年以来，新的监管当局建立以后，他们大力推动促进险资入市的举措，特别是2003年我们看到险资的门槛继续降低，有不断的险资举牌，加速了我们中国资本市场的股权证券化的过程。 险资举牌的年度分布图，早期的时候，还是很零星的，到到2013年大幅上升，到2015年达到高潮。 外资之二，正在开展的吸引民企作为战略投资者为典型特征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将进一步稀释原有相对集中的国有控股股东的股权。 平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变动表，一个是5月份改革完成之后，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从40%降到33%左右。2015年险资大量进入。我们认为2005年它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万科不仅仅是股权之争，也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开始进入股权分散时代。 金字塔式控股结构的盛行。在座各位都知道，在刘士余先生所观察到害人精当中，里面还有隐形的各个大佬，这是我们中国的独特特点，野蛮人入侵的行为在英国不会有，我们有金融大佬隐身其后的做法。 中信集团，最高楼我们从高度可以看到，但是中信集团到底多大？它公司有175家，参股控股公司不计其数，总资产超4万亿，有16万员工。它只是一个例子。事实上如果你去观察我们资本市场的公司，你身边的公司，你会发现这些公司或大或小、或多或少都会建立庞大的金字塔式股权结构。比如华润，旗下具有11家上市公司央企华润系和其中10家上市公司的中粮系。 按照LLS的研究，他们有一个观点，全球大企业中最重要的代理问题已经转为如何限制控股股东剥削小股东，这些对中国并不一定完全适应。 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我们大量的文献表明，它会形成一种隧道挖掘，最大的特点就是上市公司是控股母公司的提款机，由母公司享受好处，风险由分公司、子公司承担。 中国资本市场小股民投机性很强，散户往往具有很强的投机动机，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不公平的，它是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来自于我们大股东的大利润，小股东没有办法来保护秩序权益，所以有一个话叫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弊端，它有核心业务，当然也有大量的非核心业务，我们更多关心的是资本运作或者市场操作，它很少关心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公司的利润。会怎么做呢？比如走资产置换，或者增发新股，并购重组等等。 公司大股东真正关心的并不是治理问题，而是炒作的问题，对于分散的股东来讲，他更多的将注意力集中在打探消息。为什么我们股东不去做价值投资呢？大家看到，金字塔控股结构下的实际控制人的资本运作偏好进一步加剧了小股东的投机心理。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除了野蛮入侵的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结构，随时在资本上清算，这个就导致我们的野蛮人导致外部非常的凶悍和野蛮。我们面对的是外部人的野蛮和凶悍。 那内部人是什么情况呢？介绍中国式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案例不多讲，一个是来自恒丰银行，这里面两个例子，一个是员工耻骨计划丑闻，还有一个高管私分账款。还有一个山水水泥有两次控制权纷争危机，大家看到这是短短两年内发生的，它的董事居然没有办法光明正大的进入股东会，要通过暴力的方式。在我们中国背景下，利用特殊的政治、社会、文化、历史的层面来分析，构成了在中国背景下的独特优势。 中国盛行金字塔式控股结构，它形成了长长的链条，这样就造成了所有者缺位。 国企改革方向非常明确，从管理企业到管资本，这是关于政治关联的基础。还有社会连接下形成的内部人控制，好多企业家背后，成功企业背后都有这样的企业家。 中国式有三个方面的：任人唯亲的文化，还有从制度到文化的公司治理研究，时间关系不展开讲。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制度的色彩，比如有一些公司他们独董返聘的现象，为什么返聘，可能不是做好事，很可能是来做坏事的。我们在这里同样说，我们看到的文化背后是它的制度。 大家看我们中国的问题，内部人控制有三条主线构成，第一是以险资举牌为典型特征的野蛮人入侵，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式的内鬼，面对野蛮人和大颚，险资一般被标上妖精或者害人精的标签。在这个企业发生了很多控制模式，这个恰恰是我们中国在目前阶段不得不承担的一个制度责任。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第一届年会（2017）”于10月21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金融学科发展”，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赵锡军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投资机会是客观存在的，尽管现在普遍集中于证券市场或者资本市场，但是实际上是比较多元和广泛的机会，但是要描述清楚了才能有选择，那这个描述实际上是很基础的一部分的内容。另外一个就是你怎么选择的问题，决策标准，这就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这个方面的研究到现在为止我看到有很多的进展，但是还没有形成相应的比较系统的说法。 以下为演讲实录： 赵锡军：谢谢李焰教授帮我做了很多解释性的工作，本来我不知道怎么讲。确实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的研究、发展有很多的先辈们作出了很多的贡献，没有这个坚实的基础我们很难说现在发展到这么一个阶段，发展到这么一个程度。大家都提到我们老一辈的黄达教授代表的集体，同时我们要想到，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间，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整个金融发展也经历了一个多元化、市场化的趋势，我们人民大学也是紧跟着时代发展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我们是率先成立了从事基本的金融和证券研究所，以吴晓球教授为代表的新的研究团队，在这个领域里面不断在开拓进取。所以我想正是有这么一代又一代的人民大学的金融学的研究和教学的老师，有越来越多的优秀的学生不断地进入我们的人民大学学习金融，才有了我们现在这么一个发展，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影响，所以这是李焰教授讲到的，我也觉得是深有感触。 今天这个话题是对投资学的理解及若干不理解。 这个话题说到最早，是说到我回到人民大学从事金融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其中很重要的研究是在金融证券研究所协助吴老师做资本市场的研究，同时跟中国证监会有很多的合作，包括编写我们证券投资学的教材，人民大学是第一个编写证券投资学的高校，我参与了第一个教材的编写。后来又参与了国外教材的引进工作，就是翻译夏普的逻辑学，当时我还跟李焰教授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合作。整个过程中间，就跟投资学打交道非常多，在这个编写、教学、翻译和研究过程中间，就产生了怎么理解投资学，也产生了一些疑问，今天求教于大家。 投资学发展到现在，刚才前面几位专家，特别是吴晓球教授没有讲到的，现在行为科学在中间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个行为科学在此前也是非常重要的，关于经济理性的假设，关于趋利避害等等这些，实际上也是行为科学的内容，只不过现在从另外一个方面，有限理性和非理性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效用函数、无差异曲线在微观经济学里面，但是主要还是以统计学为主要的基础。 怎么样做投资的研究和分析，往往是两个方面：一是投资的机会，二是怎么样评判这个投资的机会。我的理解，投资机会这块是客观存在的，有很多，尽管现在普遍集中于证券市场或者资本市场，但是实际上是比较多元和广泛的机会，但是怎么样来表述这个投资机会，因为你要描述清楚了，你才能有选择，那这个描述实际上是很基础的一部分的内容。另外一个就是你怎么选择的问题，就是你的决策标准。这个决策标准实际上就是我个人理解的行为金融学的一些研究内容，包括这些投资者他是怎么样来评价这个机会的，这就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这个方面的研究到现在为止我看到有很多的进展，但是还没有形成相应的比较系统的说法。 而且在描述的方法和手段上面，你也可以看到，是以实验的方式，以定性的方式居多，定量化的描述还是不夺得，或者有相当大的难度，或者系统化的描述，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投资学从总体上来讲，它要解决的是你用你的决策标准衡量你的投资项，能够满足你决策标准的这关是你可以选择的，这是一个调节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调节的过程中间尽可能简单，尽可能低成本、高效，这样一个选择的过程。 如果你要得到一个很明确的结果，那你就要对投资对象和决策标准都有非常精细的数量化的描述，这调节才是在数学方面有解的，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解。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对投资对象，还是对决策标准，这两方面精确的数字化的描述有很多的线，这是我自己列的一些在教学和实践中间碰到要解决的问题，现在情况下求解是有相当的难度的。正因为如此，现在有很多做投资分析，有很多机构也好、人士也好，他们的分析报告还是遵循比较传统的思路，从宏观经济基本面，从行业的基本研究，到企业的分析研究这个思路，而没有说从市场的均衡，均衡的价格，从投资学风险收益的均衡角度来去报告，这个不多，大部分还是传统的思路。 所以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投资学用到了很多的数学的方法，数学方法可以说在人类知识框架里面用于描述事件也好，用于描述现实也好，是一个最精致的方法了，但是经济学用在投资学里面很多，但是确实我们前面讲到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这我也列出来了一些。用在投资决策的标准的时候，这个困难就更多，也许我们在这方面还要有更多的工具，更多的数学方面的条件。 我们目标是要追求一个精确的求解，但是得到的结果或者这个求解的过程是不太令人满意，不太准确的，它是一个相对模糊的过程。如果我把投资学或者它的研究，或者投资分析的过程，我把它理解为貌似精确的模糊。因为你最重要的是有经济条件，现在不可能得到一个很明确的解，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这个过程当中我有一个剖析，包括对投资对象，对投资的决策标准，以及它不同的时期的演化、要求、进步等，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精确的解，对于科学来讲没有精确的解你知道实物和实践就会存在欠缺。 这是我分析问题的一个现状的理解和疑问，这里面我反复考察，也从事金融学的教学和研究很多年了，如果资本上讲的话，1991年，我跟黄老师从事资本的研究有很多年了，从学界的资本证券，我从1989年开始学，但是这些年始终有很多不理解和疑问的地方，但是最大的疑问就是我们统计学用到我们资本上的研究，用到投资学里面来，成为投资学的基础，也是现在金融理论的基础，这个很成功。 统计学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有研究，在医学、农业等等方面都有研究，而且比经济学、金融学的历史要更长。为什么偏偏在进热学的领域里面用了就变成了现代金融学？而在医学里面就没有变成现代医学，在农业里面引用，又不叫现代农业学，这是一个疑问，所以我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解。这也是想提出来，求解于大家，也是以后怎么样努力的方向。 我就讲这些，同时感谢各位听众。[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第一届年会（2017）”于10月21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金融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许荣出席并发言。 过去二三十年的金融业的发展，到底是从什么方面支撑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当时美国金融协会主席，在2005年的一个论文上提出来了，他认为中国的银行资产规模扩张无法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 怎么来解释增长奇迹呢？第一条线，银行资产规模的扩张把它用货币化概括可能比金融化更合适，所以货币化解释不了中国经济增长期。到底是什么形式的金融化呢？许荣介绍到，在Allen新作的一篇论文中，他认为改造传统商业进入银行体系之后的改造，他做的案例就是研究工商银行怎么进行改制上市，原来的不良资产怎么重塑投资者和整个市场、所有参与者对银行体系的信心。 “我们感受到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科技的日新月异，在这个方面，资本市场能够起到特别的作用，特别是现在创业班市场和三板市场引导创新经济。”许荣称他特别赞成张成思教授的建议，要建设发达和完备的现代金融市场，实现好的金融。但是这里面有两个判断标准，一个是有什么金融结构，达到什么样的金融结构才能实现这个好的金融。[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第一届年会（2017）”于10月21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金融学科发展”，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张成思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商品金融化的典型特征是普通商品金融化，比如茶叶市场、玉石市场、葱姜蒜等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波动的方式越来越靠近金融产品的价格波动方式，“商品金融化是金融意识崛起过程的一个必然趋势。” 此外，他还指出现在有一个观点认为金融做得多了，还有一些名词叫“脱实向虚”，“虚拟经济”，对金融批判比较多，张成思认为恰恰相反，金融化的确带来了一些负面，但那是表面上，如果下到基层调研，就会发现微观企业、上市公司，他们的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他们的金融行为实际上确实实现了产融结合，这个需要科学的论断。 以下为演讲实录： 张成思：非常感谢！金融化个词最近十年来刚开始研究的，并不是从正统的金融学科提出来的，更多的研究实际上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社会学领域有一批人在提这个问题。对这个领域简单做一个梳理，并且基于最近十几年中国出现的特有的商品金融化的问题，把这几个商品金融化和已有研究当中西方学界所提到的经济金融化这个问题联系起来，实际上就形成了今天我讲的这么一个逻辑，就是金融化我从宏观、微观和中观三个层次进行竖立，最后多重的逻辑有分歧也有一致。 金融化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派，六七十年代金融发展说的本质上是通的，所以他讲的是金融化，这个研究已经到了基本上大家形成一个共识，金融发展，金融促进经济发展。金融化和金融发展说是一脉相承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急进政治经济学，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更遭可以追溯到马克思《资本论》，希法亭《金融资本》以及列宁对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的论述，他们频繁使用金融化形容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态，认为金融化和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一唱一和，构成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新框架，在全球范围内都带来了破坏性影响。还有人讲因为现在金融的崛起，让这些原本研究资本主义相关内容的一个流派受到了一些排挤，所以它带着一个比较负面的情绪，这不是我说的，是文献里面讲的。 金融化逻辑从微观视角上定义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这个在2005年有一篇文章讲，企业的利润积累日益依靠金融渠道而不是传统的贸易和商品生产，他们的基本论断仍然对这样的金融化持有比较负面的结论。还有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问题，他讲非金融企业卷入金融市场的活动越来越多。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转向金融。大概是这样的角度。 还有中观层次的金融化问题，就是商品金融化，它既不是西方所讲的资产证券化，西方人发表的一些文章，实际上讲的是资产证券化，结构化金融产品的发展，我们这里讲的中国不是这个问题，中国的结构化金融产品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更多的是类似于从葱姜蒜被炒作的过程。回顾一下我们前些年，茶叶市场、普洱茶、大红袍，还有玉石市场，和田玉、鸡血石，小叶紫檀，还有代表金融的商品出现了金融化的现象，所以商品金融化的典型特征是在普通商品金融化。而且给我们金融学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传统的商品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和现代微观金融市场的金融产品的定价机制提供了一个打通的渠道，我们在那个机制上，新的商品市场价格机制是什么样的，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 宏观金融商品的金融化简单举一些事实。 大家讲宏观层次的金融化，就是泛金融业的金融化。现在有一个观点认为金融做得多了，还有一些名词叫“脱实向虚”，“虚拟经济”，对金融批判比较多，张成思认为恰恰相反，金融化的确带来了一些负面，但那是表面上，如果下到基层调研，就会发现微观企业、上市公司，他们的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他们的金融行为实际上确实实现了产融结合，这个需要科学的论断。 另外，泛金融行业的金融化逻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是资本主义新纪元的转变，经济与社会的系统转型以及金融部门和其它经济部门之间的病态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流派认为泛金融业金融化的驱动逻辑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是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必然结果，这是完全带有批判色彩，带着有色眼镜去提前下的结论。 实际上它本身并不具备外生金融扩张的能力，这么多年金融行业的扩张，如果真是说有一个理念或者思潮的引领，它应该是金融学两条的平行主线，一条是金融发展和金融深化学说的理论推动，二是现代金融学宏微观范式结构性转变的驱动。 后来大家讲微观企业的金融，是因为股东价值论的兴起，从现实看有没有这样的趋势呢，我也做了一个中国的典型事实。这是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整体金融化的程度和我们实业投资水平。下面没有符号的是我们实业投资率，是在逐年下降的，另外两条是通过不同的口径测算的中国微观企业金融化程度，不同口径就是包不包含一些特殊类型的公司，总体趋势是向上的，但是我仍然想提醒目前拿我们发展路径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目前金融化的水平还不算高，所以未来应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显然我并没有站在一个批判地角度说金融化这个问题好还是坏，我现在讲得是演进逻辑。 微观企业金融化的逻辑大概有这样几个相关的问题。一是股东价值论的兴起带动了微观企业的行为变化，就是它在经营过程当中，我现在讲非金融企业它在以产融结合这样的大家比较熟悉的方式，金融也在做。最后本着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但是整个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传统行业因为过去几十年的利润率在下降，同时金融行业与生产行业的利润缺口有增加的趋势，所以这两点是驱动实业投资转向金融化的一个因素，但是本质上还是资本逐利的体现。 我进一步把金融投资，就是整个非金融企业上市公司里面在金融投资的占比，占整个投资的比重，同时把货币因素放在这里面。我认为整个公司的金融发展和发达国家最大区别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叫谁能够拥有资本谁就拥有金融化的优势，所以可能货币跟金融化有关系。这是我做的一个基本的回归，大概的意思就是货币跟金融化有关系，时间关系跳过去。 最后一个线条是商品金融化。商品金融化我们看到了，比如葱姜蒜，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波动的方式越来越靠近金融产品的价格波动方式，导致到后来的各种各样的我们可以从现实生活当中看到的很多的典型的例子都有普通商品金融化这样的影子。所以商品金融化是金融意识崛起过程的一个必然趋势。如果打开，可以看到实际上是普通商品和金融产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转化的可能。不同商品它的波动周期不一样，导致我们最后核算的CPI比较的吻合，不到2%，这个太低了。我还进一步提出了商品金融化是可以度量的，时间关系就不讲了。 多重逻辑当中有一定的分歧，这几个主线，宏、微、中三个层次的不同逻辑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致性的内容，比如它资本逐利的天性，在每一个层次都有所体现。另外金融化可能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现在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变化。 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第一届年会（2017）”于10月21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金融学科发展”，中国财政与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瞿强出席并演讲。 瞿强指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信用的内生性很强，你只要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会有很更多的债务跟上，然后贴现，变成货币。现在意义上的货币都是中国银行和商业银行的M2的意义，它一定意义上可以调控，它是外生的。 还有一个难题，货币到底是中性的还是非中性的？如果静态谈货币就是中性，它是一一对应的，信用绝对就不是中性的，这个事不能搞砸，它的扩张与收缩对经济有巨大的影响。如果把货币和信用概念统一在一起分析，这就是一个难题，如果拆开的话，这几个问题就可能能够得到一些解释。 以下为演讲摘编： 瞿强：谢谢各位，感谢有这么一个机会跟大家交流一下。刚才张教授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他刚才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这儿讲一个小的问题，自己在学习研究过程当中的一点困惑，讨论这个问题只能说困惑比较多。讨论一个具体的问题，货币和信用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货币和信用的关系，这是长期困惑的问题，我先介绍一下大家为什么困惑，在哪儿困惑，我们能不能有一点新的解释和思考，然后这些思考在理解经济波动和系统风险当中到底有什么应用？ 关于货币和信用的关系，真的很困难。举几个例子。比如黄老师编《金融学大纲》的时候我曾体会了一下，我们教材当中能不能把金融和货币梳理一下，黄老师说这个不能碰，现在想想黄老师还是很严谨的，就是很难了。蒙代尔，人民大学聘他做客座教授，我们两个人喝点咖啡，那时候咖啡喝得特别贵，一块九，我说蒙代尔教授货币和信用到底是什么关系，怎么理解？他想了想，一回事，我说他跟黄老师是两个极端，但是都说不清楚。这让我比较奇怪，蒙老师的货币概念比较的传统。 我自己设计一个小框架讲货币和信用到底是什么关系，比如我们讲货币到底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信用的内生性很强，你只要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会有很更多的债务跟上，然后贴现，变成货币。现在意义上的货币都是中国银行和商业银行的M2的意义，它一定意义上可以调控，它是外生的。 还有一个难题，货币到底是中性的还是非中性的，如果静态谈货币就是中性，它是一一对应的，信用绝对就不是中性的，这个事不能搞砸，它的扩张与收缩对经济有巨大的影响。如果把货币和信用概念统一在一起分析，这就是一个难题，如果拆开的话，这几个问题就可能能够得到一些解释。 刚才简单谈货币信用上的，稍微悬乎一点，我放在系统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我们对经济周期的波动。整个经济周期是一个庞大的信用，里面是纯粹从实物角度，还有从货币角度。不管多么复杂，一旦偏离了以后，它实际上调整了速度，它把所有的问题改成了速度了，因为它的价格都是黏性的，货币有缓冲，大家都很聪明调整过来，它把整个经济周期波动理解成一个价值和调整的速度问题。这个问题在哪儿呢？我觉得最核心的他们所有的分析框架就是总量分析，总量分析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对货币进行加总，他们感觉到这个问题，因为80年代包括Bernanke写过很多的文章，包括提到金融价格数等等都有很多的，但是都是让你有点不太满意，每一个词叫原罪，它一旦用货币进行加总，它突破不了对货币分析的一个关于经济的分析框架的总量。 怎么来突破这个呢？我后来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跳出来，对经济的结构它的周期波动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我在2004年，金融危机没有爆发之前，凯恩斯想怎么能够增加对周期波动的理解，后来想，你实际上对经济的内在结构的理解一定要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当你这样考虑的时候，你的信用分析才能和结构性的，关于真实经济的框架才能连起来。主流经济学那块和信用连不起来。信用的不断扩张，导致生产的结构拉长，然后预期不能实现的时候，中间全部损失，损失完了以后，实体经济一损失，金融系统就出现危机。 讲一些政策的问题。 现在金融危机以后对信用，所谓惯用的信用、杠杆这块讨论的越来越多的。大家都觉得危机更主要的是因为事前有信用的扩张。这里翻了一下Kaufuman，这个图时间是在2004年，这是遇到危机之前的，Kaufuman就特别有眼光。他就说我们美国人从80年代中后期以后，你实际上是大量的借贷你如果把焦点都放在货币上，M1、M2、M3那儿看得问题不大，但是你要看整个社会的广义信贷规模，它是急剧上升的，因为你所有的贷款都是要换钱的，我们中央财政会兜，会分散，这到底是中国的特殊优势还是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再讨论。 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整个社会债务规模扩张了以后，大家可能觉得有风险了，这时候它的衍生贷就扩展，大家觉得风险小了可以交易了，这里面一方面通过扩大信用可以加大风险。Kaufuman讲过一个印象深刻的话，我们美国人现在政府的高杠杆、高负债，这些债务的价值到底多少，我们怎么才知道它的价值，我们只能通过一次系统性的金融危机才能知道债务的价值，而这样的金融危机在今后的几年应该会到来。这是一流的分析师看问题，非常的犀利，而且逻辑简明扼要，很清楚。 刚才王老师讲了很多的风险，最大的风险，就是我们从2010、2011年左右的占比，现在我们M2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短期当中信贷占的规模越来越高那就增加了风险。怎么去杠杆？中国有很强大的党和政府，应该问题不太大，在政治社会架构当中可以分摊，我们整个社会的很多收入分配问题。 我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货币的度、可信用的度究竟在哪儿？二战以后，他们认为我们把物价搞稳定了，货币量就好了，而且理论上是分层的，物价稳定了因为其它所有指标经济可以良好运转，这个好像有一个共识，但是信用和债务的度到底在哪儿？他们觉得通过金融危机来反映它的渡，或者打一个提前量。比如预计中国，你杠杆太高，他觉得你在短期当中大幅度的超过历史均值就认为你有风险，你假设经济是匀速的发展，架设我们改革处在上升期，与技术的进步，叠加在一块，它就是比过去的评剧值就是高，如果按照历史平均值的话，你会把良好的发展势头按住。市场监管建立一个规则，然后有必要的弹性，设置有一个区间，这是我们探讨的方向。[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第一届年会（2017）”于10月21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金融学科发展”，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教授张杰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国有银行体系是中国金融资源跨时配置的金融制度支柱，对国有银行商业化、市场化的改革要慎之又慎，也要谨慎推进国有银行与国际接轨。国有银行是债务性的金融体系，如果按照现在商业银行体系的各种的指标来重新塑造国有银行体系，它还能肩负起这40年支持中国经济崛起的重任吗？根本没有办法承担。 以下为发言实录： 张杰：最近很多年，我关注两个方面的知识，一个是哲学，另外一个是历史。基于这样的知识背景，今天的演讲大概有脱不了哲学或者历史的角度。如果前面两位给大家吃得是细粮，我给大家吃点粗粮。 最近5-10年，全球关注中国至少有两大问题： 第一，中国经过将近40年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经济老二，十九大报告说到大概到2035年一个阶段，我们中国的经济总量我想要超过美国成为全球老大，到2050年成为全球老大。问题是中国是近代以来唯一一个没有按照欧美的规则出牌实现了经济崛起的大国，这给主流经济学的挑战巨大，所以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主流经济学恐怕要应对这个挑战，怎么应对？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第二，伴随中国经济的崛起，就有一个如何讲中国故事的问题，中国故事怎么讲？全球的人都可以讲，这是摆在全球经济学家面前的一个重大的课题。 作为一个中国的金融学人自然责无旁贷，所以今天给大家选择的这个题目，就作为我讲中国故事的其中的一点点收获，讲得不对的地方，大家批评，我的题目叫金融资源跨时配置与大国崛起。 在座的有一些，特别是下一个演讲的教授，这个张杰要做演讲离不开汉唐，但是今天我就不谈汉唐的事，今天我从两宋说起。 大国的兴衰因素很多了，但我认为金融资源跨时配置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可以说如果哪一个国家率先懂得金融资源的时间价值，就会率先跨过产业革命和经济崛起的门槛，我这个命题是很强的。 有没有历史的依据呢？这就是我们要回到两宋的，因为两宋时期当时的千古未见之变局，特别是对东西方整个经济和金融发展来说，后面叫经济分岔，不是我的发明，经济分岔加州学派早就已经有，大概是两宋时期全球经济出现分岔，中国整个经济又盛转向衰。但是没有提到金融分岔，实际上金融分岔是经济分岔的重大前提。 我们看到12世纪金融分岔最有代表性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在西欧，特别是意大利首先完成了资源的跨时配置，这个机制是建立起来了，在当时的两宋我们没有建立这个机制，在中国历史上政府通过举债来动员金融资源，一直到近代以来是从国外引进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债。另外一个当然最缺的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存款，所以商业银行只能从国外引进，当然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们先按下不表。东亚两个维新的问题，我们待会儿再说。 我们说一下宋代的金融谜题。 宋代是有代表性的意义的，大家知道两宋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的时代，据麦迪逊的统计研究，中国在两宋，特别是南宋的时候，人均GDP达到了最高值，大概是人均600标准世界元，这个标准世界元到底是跟美元什么关系，跟欧元是什么关系，有待于研究，它叫标准世界元600，几乎当时是西欧的人均收入持平，这就是两宋。但是两宋实际上最大的一个问题和西方拉开距离的，刚才已经说了，就是我们只注重即期和短期的金融资源，没有建立相应的跨时资源动员的机制，所以这叫宋代经济极度繁荣的金融隐患。所以我们老说金融经济重要的是重农抑商，这不是主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是重税轻债，这是主要的。 通货紧缩结出两种果实。金属铸币时代货币的增长赶不上经济的增长这是常态，所以出现了通货紧缩。但是东西方应对的不同方式决定了东西方的发展和演变路径。西欧大概在13、14世纪的时候面临严重的银荒，他们怎么办？他们只能全球找贵金属，一路到了非洲，非洲的大西洋沿岸找到了黄金，但是量有限，黄金的开采成本很高，当年西欧殖民者最后找黄金的地段叫黄金海岸，他们不遗余力的又到别的地方发现，发现新大陆之后，他们终于在美洲，特别是拉丁美洲找到了储量丰富的银矿，所以有一个词叫美洲金银风靡西欧，大量的银矿运到西欧，缓解了西欧的通货紧缩。当然引起了两大后果，一个叫价格革命，价格革命是产业革命的前奏，没有美洲金银大量的涌入西欧引起的债务革命，就不会改变西欧的社会结构，就不会为产业革命提供前提。但它只是短期的缓解了西欧的通货紧缩，没有彻底的解决通货紧缩的问题。在此背景下西欧就发生了重大的金融革命，什么金融革命？他们就开始探索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那就是现代银行业的崛起，现代银行业的崛起一下子让欧洲从原始关注M0一下子过渡到了M1、M2，彻底解决欧洲的通货紧缩，这个意义就十分的重大。 中国的唐宋钱荒，最后导致什么问题？我们唐宋的钱荒最后导出来的是我们引以为豪的两宋的纸币的发行，他们归根到底仍然是M0，所以M0一直伴随着中国封建王朝从盛转衰，一直到灭亡。一直到1942年我们中国才有第一间商业银行，那时候中国才走出M0困境，走向了M1、M2的境地，这是两个非常大的通货紧缩结出的果实，值得深思。 也引起了金融数学的发展，我对金融数学一知1/3解。但是我查了一下数学史，发现张苍这个人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九章算术，但是他讲得是田赋数学，他是金融数学的先驱。九章算术中两个金融问题，一个是利息的问题，这不多说。金融数学，就是我们要从西方引进。 下面要关注的问题，你说了半天，金融资源的跨时配置为什么重要？为什么金融资源需要跨时配置才能把一个国家从弱走向强，那是因为经济崛起的机遇有一个特性，一是稀缺性，我们叫百年不遇或者叫千年不遇，有时候一代人遇到好几个机遇，有的是几代人遇不到一个机遇。二是时间分布的非均匀性，你生在汉唐或者当下生活好得不得了；三是机遇往往与困局并存，要把握机遇，恐怕前面又面临很多的困局，一下子耽误好几代。 金融资源跨时配置的要义是在于把握机遇，机遇是稀缺的，比如当下的机遇出现和你当下的金融资源，并不匹配，眼睁睁的看着机遇失去吗？跨时配置就出来了，我们遇到的机遇不抓住不行，我们想办法把未来几代人的资源动员到现在来用，这就是金融资源跨时配置与大国崛起之间之所以存在如此紧密联系的要义所在。 12世纪初期，我们再回到两宋时期。12世纪初期中国和欧洲都出现了经济崛起的机遇，西欧借助一系列的跨时配置机制完成了金融革命，4个世纪以后经济崛起，产业革命西欧崛起，衍生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四个崛起。另外一个案例是19世纪末的时候，中日在T1点同时出现机遇，日本率先建立了金融资源的跨时配置，实现经济起飞。中国在晚清时期的时候耽搁了太多的机遇，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金融资源跨时配置的机遇，这就是重大的课题。 如果我梳理的更加清楚，下面我们说一下我们当下将近40年的经济崛起和金融资源跨时配置是什么关系。 你如果没有关系，前面我讲的就自相矛盾了。可以说中国将近40年改革与经济增长也得力于中国特色的金融资源跨时配置机制，为什么是中国特色？就现有的统计资料来看，政府的负债率是长期偏低。在这个图上最底下这条线就是中国中央政府的负债率，低于其它所有国家。 金融资源跨时配置应该讲它的核心是债，但是我们国家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负债率是偏低的。但是这个金融资源跨时机制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实际上在中国特定的改革条件下，政府负债率两种方式，一种是财政方式，一种是金融方式。中国方面就是财政方式加金融方式的负债，建立金融资源跨时配置的特殊机制来推动中国经济崛起。 樊纲早年给出了一个国家综合负债率公式，把银行不良贷款考虑进去了，我觉得他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是它仍然不够全面，它把银行不良贷款放到分子不够。还有比这个更大量的金融资源应该放在分子上，那就是国有银行的居民储蓄。如果把政府的内外债务余额再加上国有银行居民储蓄，这是相当大的数据，构成了我们国家总体负债率的分子部分，这个是相当有意义的，可以琢磨一下。 所以回归我的主题，国有银行主题是确立国家负债金融方式的要害，这就可以说，如果我们国家的国有银行体系定个位在改革过程当中，不然没有办法理解国有银行体系，国外说国有银行体系是怪物、三不象，说国有银行该倒闭十几次了，但是它现在是最大的国有银行，其实它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因为它是我们改革开放发展过程当中的特殊金融资源跨时配置机制，具体我就不多说了。 项目的性质决定了银行体系的选择，为什么一般的商业银行在中国的渐进改革过程当中不适用，那是因为在经济起飞过程当中我们所有面临的项目不一样的。这是国外获过诺奖的学者进行的研究，他说项目决定银行体系。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有哪些项目呢，这位学者概括为短期有效项目和长期有效项目，典型的商业银行应该是和短期有效项目相匹配。典型的商业银行根本没有办法与长期有效匹配，但是经济改革过程当中大量匹配的是长期有效项目，所以国有银行长期匹配了长期有效项目，它就成为金融资源跨时配置的核心。 从这个上面讲，我一直坚持对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和市场化改革一定要慎之又慎，你不能念西洋的经把中国的银行体系念外了。我的理解，国有银行是债务性的金融体系，具体的就不多说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猜测，我们如果按照现在商业银行体系的各种的指标来重新塑造国有银行体系的话，那它还能不能肩负起我们将近40年的支持经济崛起的重任？它根本没有办法承担。所以，欧美维度中国的国有银行体系，不管它是阳谋或者阴谋，我们要定义，国有要动它，或者推向市场化、商业化改革，一定要心中有数。 英格兰银行的这个作为附录大家可以比较来说，英格兰银行它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英国的中央银行，它的发展历程和我们国有银行体系有非常多的相似。 任何一个大国的经济崛起都离不开金融资源的跨时配置，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中国的金融资源跨时配置既知又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我们现在总结才刚刚开始，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都不愿意总结国有银行体系。国有银行体系是中国金融资源跨时配置的金融制度支柱，所以从上面的这个结论可以推得，要谨慎推进国有银行市场化体系的改革与国际接轨。给我们经济学人留下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要探索总结中国崛起的中国道路，讲述经济崛起的中国故事，我们现在实际上应该从关注欧美的故事转向关注中国的故事，中国的故事的挖掘，我们如果现在不抓紧，可能会丧失先机。据我的了解，我翻译的欧美文献，欧美的主要经济学家、金融学家已经开始深挖中国故事的宝藏，他们的工具是先进的，他们整个文献积累比我们好，那他们就很有可能占得先机。 我们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时候，有一批学人，他们发出一个誓言，要把汉学的中心抢回中国，他们一批的学者，因为当时全球的汉学中心一在法国，二在日本，我们现在不讲中国经济金融的故事，全球的金融学的研究中心，中国的金融研究中心可能会在美国、在日本、在欧洲，我们得抓紧点，才能树立我们中国经济学人和我们整个经济总量相匹配的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第一届年会（2017）”于10月21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金融学科发展”，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理事会联席主席兼院长贝多广出席并演讲。 演讲中贝多广阐释了普惠金融的四个核心要素： 第一，宗旨。它的服务对象到底是谁？普惠金融服务对象重点的是中小微弱，也就是被传统的金融机构忽略，或者是完全没有服务的那些人群。 第二，目标。普惠金融不是重起炉灶，普惠金融的目标就是要让现有的金融机构发挥出包容的功能，要改善现有的金融体系。 第三，原则。之所以会有普惠金融，是因为这些中小微弱群体会被原有的市场排斥，叫金融排斥，这是市场的失灵。“正因为有市场失灵，所以我们需要政府发挥它的引导作用。”贝多广称，这个功能在其它的市场经济国家更多的是靠NGO非营利组织，非政治组织来发挥功能，但是中国NGO很少，所以我们要依赖政府，但也不能完全靠政府。“真正需要的是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最后政府培育出市场来，政府要退出，让市场发挥作用。” 第四，手段。现在的普惠金融可能要通过数字普惠金融，要来一场革命。中国的数字是普惠金融，现在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尤其是以数字知识为代表领域，包括网络的借贷，数字化保险，网络理财，数字化大数据征信产品等方面，中国现在都走得比较靠前。 但贝多广也指出，普惠金融的发展和实践并不是一帆风顺，它也带来了很多争执。 第一，概念之争。“我们到地方上，说普惠金融很重要，我们跟省长谈，他怎么理解，普惠金融第一是普，普及，第二是惠，优惠，你给农民搞金融你价格能高吗？”贝多广表示，普惠金融的英文叫inclusive finance，本来是包容的意思，直译是包容性金融，结果中国一翻译就议成了普惠金融。结果导致现在一说普惠金融，很多人联想到了优惠，马上就变成一个讨论价格的问题。 第二，手段之争。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协调、怎么平衡非常关键。 第三，目标之手。普惠金融到底是解决不平衡问题，解决社会目标还是要解决扶贫机构的、金融机构的商业绩效的问题，还是两个目标要同时实现，这个问题不光在中国实现，全世界都有，到现在也没有结论。 第四，发展之手。普惠金融对我们传统金融体系是重大的挑战，影子银行也好，类金融机构也好，金融科技公司也好，很多都不在原有的金融监管者的法眼之内，这里面比如地方政府管不过来等等问题，这里面金融监管谁前谁后，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有的时候还真是看不太清，所以在普惠金融里面充分的体现出来。 在中国，中国去年已公布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五年规划，并列入国家的发展战略。贝多广认为，我们已经进入推进普惠金融的历史阶段，普惠金融将展开它的翅膀，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他还表示，普惠金融关键是能力建设，另外，作为金融学科不要忽略普惠金融。[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第一届年会（2017）”于10月21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金融学科发展”，财政金融学院教授、社科院学部委员王国刚出席并做出题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生成机理和防控举措”的演讲。 王国刚称，一谈系统性风险，很容易就拿出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举例，但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跟夏普所讲的系统性好像不是一码事。夏普所讲的系统性风险基本上是由外部引起的、宏观面引起的金融风险，但美国2008年经济危机还有些不同的特点： 第一，金融市场交易脱实向虚实际上已经埋下这样一个风险的隐患。第二，这场危机不是由宏观因素引起，是由微观主体上，是由各种微观主体金融机构他们引发的，他们的行为造成的。第三，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毒资产。 毒资产指那些价值不断下降的证券类资产，谁持在手上，谁的价格就下降，他的资产价格表上的资产面的状态就恶化，恶化的结果就导致它到期不能偿还本金，这个就会扩散，这个扩散的路径是负债的过程，负债是对方的资产，对方的资产又是通过负债再衔接下去，所以是整个链。近二十年有脆弱性理论、价值性理论等等，都跟债务连在一起，它实际上是一个债务链，这就容易传染。 美国这一轮的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系统性风险，不能只追着宏观面的一些政策和变化，许许多多微观主体应该让渡到监管的视野中。王国刚称，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是一种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在高杠杆和脱实向虚的基础上，金融交易通过资产债务的联动机制和扩散传染机制，在金融市场价格持续下行条件下所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和金融危机。 “只要金融还存在，只要企业之间还要发生商务往来、商业交易，那么企业之间的负债就逃不了，资产负债之间的联动关系就自然形成。” 为什么中央再三强调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因为它是微观为主，因为它铺得太大。在这种情况之下，要守住这个底线需要大家一起努力，而不是靠几个宏观调控，靠宏观调控还远远不够。王国刚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第一，要做到心中有数，耳聪目明，因此中国要与整套的精准统计的金融数据和金融信息，如果这个不清，我们真不知道在如此大的一张大网中什么地方能够出什么问题，看不清，弄不明白。 第二，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监管，使得在市场波动的时候他们能够像中流砥柱一样，让多米诺骨牌不往后走，这样在条线上发生的事不会造成鲇鱼式的传导。 第三，加强对金融市场运行态势的监控，防止市场价格持续下跌。 第四，强化去杠杆，去杠杆我们采取一些措施来补充资本性资金，什么投贷联动、债转股等等，解决不了大事，那都是小钱，解决这些大事就是要补充中国企业的长期资金不足。 第五，增强实体企业的盈利能力，因为这些年的脱实向虚并不只有金融机构，很多实体机构拿得钱也是投到金融业上了，为什么？因为实体面能够提供吸引他们投资的机率太低、项目太少，所以要提升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 第六，完善和改革金融监管框架，做到金融监管全覆盖。[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第一届年会（2017）”于10月21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金融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球出席并进行主旨演讲。 吴晓球强调金融研究一定要关注中国社会现实，“我非常不喜欢我们仍研究很多海外归来的学科，我希望能用海外先进的理念和方法研究中国丰富的社会生活，研究中国复杂的社会问题。”他认为，把中国的问题研究清楚了，实际上就把金融理论领域里90%的问题研究清楚了。 据了解，人民大学金融学科是人民大学八大系之一所确立的重点学科，创立至今已有67年的历史，67年来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的发展也伴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以及进入新时期之后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金融市场化进程加速，中国金融开放步伐也加快，科技对金融的影响力在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金融的结构、业态、功能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个背景下，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的研究学科迎来了多元化的时代。 “人民大学金融学科没有落后，”吴晓球指出，它不像人大有些在上个世纪80年代非常厉害的学科，因为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还在固守陈旧的理念。“比如我们的国民经济管理，昨天他们告诉我研究生都招不齐，肯定没落。”他认为以上学科没落是因为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还在固守那套传统的东西。 金融变革的两大力量是市场和科技，它们共同推动了金融结构的变革。吴晓球称，在这种变革之下，传统金融理论，包括今天所构建出来的具有一般均衡的金融理论，可能无法解释那种现象，因为金融的基因发生了变化，对我们已经形成了金融理论提出了全面的挑战。包括最基础的货币理论，什么是货币现在已经开始变得有一些模糊，传统教科书上关于M0、M1、M2最基本的东西已经发生了变化，金融的内涵、外延已经发生了变化，如何看待金融，金融的边界在哪里。 吴晓球强调我们一定要关注中国社会现实，“把中国的问题研究清楚了，实际上就把金融理论领域里90%的问题研究清楚了。” “我非常不喜欢我们仍研究很多海外归来的学科，我希望用他们先进的理念和方法研究中国丰富的社会生活，研究中国复杂的社会问题。”他认为不要用美国数据研究中国问题，美国经常说中国没有数据，其实现在中国市场领域已经有数据，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 他还谈到了中国金融发展趋势的三大特征： 一是中国金融结构证券化，中国金融结构证券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无论是融资还是投资，证券比重在提升，规模在扩大。这会改变整个金融结构和风险结构，吴晓球称，只有结构改变了，监管体制才能进行调整。 二是中国金融科技化，科技对金融的渗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中国金融在全球实现弯道超车的一个典型就是科技金融，以第三方支付为代表，以支付宝和财富通为代表，他们对中国金融变革所做出重大作用。 三是中国金融国际化，中国金融要成为全球金融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基本趋势。 基于以上三点，吴晓球就如何丰富金融学科、丰富金融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要探索真理，解放思想刻苦专研；其次更要报效国家。 “我们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我们有很充裕的科研经费，我们有丰富的社会实践，我们有充分的学术自由，我们具备了一切繁荣发展……剩下来的就是要解放思想，刻苦钻研。”时机不会在那里等待，要观察时机，捕捉时机。他还指出，现在让老师出国都很难，因为出国变成了吃苦，以前出国都是争名额，是去享乐。[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第一届年会（2017）”于10月21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金融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出席并致辞。 他在致辞中指出，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以全球视野为主题的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的年会，是落实习总书记讲话精神、培养国民表率、社会动量，建设人民大学世界一流学科的率先垂范和实践，将引发人民大学新一轮一流学科建设的新气象。 刘伟进一步表示，希望人民大学金融学科年会能够进一步推动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的融合和发展，把人民大学金融学科发展发展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和世界一流水准做出更多的贡献。 以下为致辞全文： 刘伟：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是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最早成立的学科之一，1988年金融学包括货币银行学，在教育部组织的国家重点学科评审中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自2004年教育部开展一级学科评估以来，以金融学为重点学科的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类分别在2004年、2008年和2012年的三轮评估当中连续排名全国第一，2017年9月，又入选了中央批准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双一流建设的学科，目前我校财政金融学院、商学院、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金融学院、重阳金融研究院、金融与证券研究所，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等院所均涉及金融学科，全校有金融学科老师超过100人。 经过60多年了发展，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形成了以黄达教授为代表的财政金融综合平衡理论，货币金融理论和资本市场与现代金融理论，制度金融理论等金融创新的重要成果，开创出一条具有国际视野、中国风格和人大学派特色的学科发展的道路，为新中国金融学科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奠定了新中国金融学高等教育领域的领头羊的地位。 我谨代表人民大学对今天莅临人民大学参加由我校财政金融学院、商学院、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经济学院、重阳金融研究院、金融与证券研究所，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共同举办的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第一届年会的专家学者、广大师生和新闻媒体的朋友们表示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并对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第一届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2017年10月3日，习总书记贺信祝贺人民大学成立80周年，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的大会上宣读了贺信并发表的重要讲话。习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希望人民大学以建校80周年为起点，并就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根本的主题，遵循教育规律，弘扬优良传统，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繁荣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我校召开以全球视野为主题的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的年会，是落实习总书记讲话精神、培养国民表率、社会动量，建设人民大学世界一流学科的率先垂范和实践，必将引发人民大学新一轮一流学科建设的新气象，希望人民大学金融学科年会能够进一步推动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的融合和发展，把人民大学金融学科发展发展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和世界一流水准做出更多的贡献。 各位来宾，各位老师，金融学不仅对过去和现代人类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最近这些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很多届都颁发给了与金融学科相关的研究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刚刚开幕的十九大当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中国正面临着经济脱实向虚，互联网金融迅猛发展，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大的问题，中国对金融学科的需要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于金融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希望人民大学金融学科年会能够进一步扎根中国大地，助力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并把中国的金融学思想和理论贡献给世界，为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最后预祝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第一届年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详情]

　　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第一届年会（2017）”将于10月21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金融学科发展。 本次年会由财政金融学院、商学院、经济学院、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重阳金融研究院、金融与证券研究所、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共同承办，相关学科的教授讲一一登台为听众带来最新的研究成果。 以下为日程安排： 开幕式（09：00-10：00） 主持人：庄毓敏  财政金融学院院长、教授   09：00-09：10 介绍参会嘉宾 09：10-09：25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 伟教授致辞 09：25-09：30 中国人民大学老校长、一级教授黄 达先生讲话 09：30-10：00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球教授主旨发言 主题演讲（10：00-12：00） 主持人：赵锡军 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 10：00-10：30 主题演讲一：王国刚 财政金融学院教授、社科院学部委员 10：30-11：00 主题演讲二：贝多广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理事会联席主席兼院长 11：00-11：30 主题演讲三：张  杰 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教授 11：30-12：00 主题演讲四：瞿  强 中国财政与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午餐会（12：00-13：00） 主持人：李 焰  商学院财务与金融系教授 演讲嘉宾：陈雨露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 13：30-16：50主题演讲 主持人：叶康涛 商学院党委副书记 、教授 13：30-14：00 主题演讲一：货币金融研究前瞻：金融化的逻辑 演讲嘉宾：张成思 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 评论嘉宾：许  荣 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14：00-14：30 主题演讲二：当内部人遭遇野蛮人：中国公司治理现实困境的分析框架 演讲嘉宾：郑志刚 财政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 评论嘉宾：周业安 经济学院经济系教授 14：30-15：00 主题演讲三：保险风险理论 演讲嘉宾：魏 丽 财政金融学院保险系主任、教授 评论嘉宾：戴稳胜 财政金融学院保险系教授 15：00-15：30 主题演讲四：公司财务理论 演讲嘉宾：许年行 商学院财务与金融系主任、教授 评论嘉宾：赵万里 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金融系教授 15：30-15：40  茶歇 主持人：陶 然 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15：40-16：10 主题演讲五：贝叶斯资产配置 演讲嘉宾：李  勇  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金融系教授 评论嘉宾：尹澄溪  商学院财务与金融系助理教授 16：10-17：40 主题演讲六：“一带一路”与国际金融合作 演讲嘉宾：王  文  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评论嘉宾：贾晋京  重阳金融研究院院委、宏观研究部主任 16：40-17：10 主题演讲七：人民币汇率定价之谜 演讲嘉宾：王晋斌  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评论嘉宾：钱宗鑫  财政金融学院货币金融系副教授 17：10-17：30  大会总结 主持人：况伟大教授  商学院财务与金融系 总结嘉宾：汪昌云 汉青经济与金融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