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创新经济学数理逻辑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服务

　　意见领袖 | 周天勇

　　笔者按：2023年，一是笔者《中国：二元体制经济学—增长解释与未来展望》由格致、上海三联和上海人民三家出版社收入其当代经济学文库并联合出版。二是8月初到12月20日，笔者主持，有东北财经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首都经贸大学、安徽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北京其他单位的教研人员和硕博研究生等参与工作，完成了中国二元体制国民经济仿真系统第二次“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大型全面试算。就此二事，笔者写了9000字的一篇文章，分五篇短文，新年期间，每天发出一文，请朋友们分享。今天刊出之四。

　　1．改革开放前后投入和经济增长数据的比较

　　中国1957—1977年间，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实验室核算的经济成长，在经济规模基数小和工业化初中期的条件下，GDP增长速度年平均只有4.63%。其中，按照格罗宁根大学的数据计算，TFP平均增长率为-1.25%；就业劳动力平均增长2.62%，劳动产出系数为0.45，其贡献的GDP平均增长率为1.31%；资本年平均增长8.55%，产出贡献系数为0.55，贡献的GDP平均增长率为4.70%。

　　定性来说，改革开放前GDP增长中偏低速度的根源，来自于一大二公加计划管理的经济体制。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向苏联斯大林经济模式学习，全面转向一大二公加计划管理的经济体制。刺激导向上非经济化，不鼓励个人和企业追求物质利益，经济主体国有企业和农村生产队是国家大工厂和大农场的车间和生产单元。要素配置方面，城乡户籍管制、劳动力生产队及国有单位所有、外出请假制度，单位用工计划招收，生产队社员劳动工分制和城镇单位职工计划工资制；资金没有利息价格，并在国家和国有经济单位间纵向计划无偿划拨和企业利润上缴流动；土地划拨使用，并且没有地租。计划配置劳动资金土地的体制，要素使用效率的高低，并不影响管理者和员工收入的提高和降低。这就失去了工资、利息和利润等价格机制的调节劳动者和单位有效使用要素和作用，也无法调节要素从效率低的投入向效率高的投入进行优化配置。国民经济运行的结果必然是高投入、低效率和中偏低速度增长。

　　1978—2022年间，在就业劳动力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相对降低的情况下，GDP年平均速度达到高水平的9.12%。其中，格罗宁根大学计算的TFP年平均增长为0.60%（2019年后数据为外推填补）；就业劳动力增长为1.08%，产出贡献率为0.45，劳动贡献的GDP增长率为0.49%；资本增长率为14.61%，贡献的GDP增长率为8.03%。

　　定性的肯定和数理的疑问。从前后数据比较，定性道理上讲，可以下个结论：就是改革开放获得了1978年以来的中高速经济增长。但是，有的学者可能会有不同意见。其理由，一是改革输入的并不是流动实体变量，比如发动机中的汽油数量并没有增加；二是在原因和结果的关系方面，只是前后黑箱式比较的猜测，怎么就不能说那时的经济增长，恰好遇到了改革以外的其他动能呢？因此，说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在数理逻辑方面看，收支仍然是一笔糊涂帐，并没有说明白。因此，没有一定要相信这种判断和结论因果关系很清楚的理由。

　　2． 中国经济：从哪里来，是什么样，到哪里去？

　　中国经济体和成长来自哪里？原来是计划经济体，后来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而来。中国经济过去的增长奇迹来自于哪里？一般来说的共识是源于改革开放。

　　中国经济体是谁，经济遇到了什么问题？与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瞬时转轨国家都不类同。由于特长周期体制渐近转轨，目前还是二元经济体制国家。首位的问题是，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大。

　　中国经济要向哪里去？GDP增长要保持中高速度，到2035年时人均GDP翻一番并实现现代化，未来在世界大家庭中成为居民富裕、国家强盛和文明和平的伟大国家。未来要保持一个中高速增长需要怎么做？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关键一招，这已经是一个共识。问题在于，如前面讨论的一样，也可以从索洛模型残差的学理上讲，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可以实现中国经济未来的中高速增长，用不着再费很大劲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反正，从数理逻辑上似乎也证明不了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与体制改革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中国经济怎么去未来？这就使改革开放这一关键一招遇到了关键的问题：如果坚持使用流动实体变量组合的数理方法，如索洛模型，不可能计算出未来中国经济还能够有中高水平增长的速度。这就逼迫我们不得不去寻找，解决关键一招遇到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思路和方法。

　　实事求地讲，中国是一个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渐近转轨的国家，计划与市场二元体制并在，是其重要的国情。前面已述，因这一场景的不同，不加改造地套用索洛模型就核算或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有很大的误差。中国的增长潜能被禁锢在体制扭曲之中。体制向前改革，增长潜能就得到释放；体制改革放缓和停顿，经济增长就会减速。

　　3． 找出关键一招遇到关键问题的关键思路和方法

　　流体变量数理组合的模型，不适应于刻画中国二元体制经济的运行和增长。体制是一种安排，它不是流动体，本身不会带来将其投入并产出的增长动能。在完全的市场经济场景假设中，经济运行是经济主体竞争、价格机制调节、要素优化配置和投入转化产出的自然过程，并不进行计划和行政的设置。因此，核算和预测其经济运行和增长的算式，一般是流动实体变量数理关系组合的模型。因此，流动实体变量组成的各种模型，针对中国二元体制经济，无法测算体制安排和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内生影响。

　　体制安排和变化中国家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仿真计算的数理逻辑。转变一个思路，在世界经济范围和二元体制国家中，在生产财富、收入分配和支出需求三大领域中，都存在着各种市场经济的标准值，也存在着二元体制的扭曲值，二者差值实际上表达了体制安排和变化动态影响各种流量闸口的大小；并将同一物品禁止和允许市场交易，表达了经济运行中的可以交易流动和不可能交易流动，设为绝对差分变量0和1（开或关）。这些变量因不是流动实体变量，没有价格（当然私下存在程度不同的寻租价格）。因此，差值刚性设置，相互之间一般没有替代关系。用差值可以计算在有关体制安排和变动每件下所涉及资源的潜能损失。也可以用标准值衡量其造成的闲置浪费和低利用，对于改革释放来讲，可称之为体制扭曲性剩余，通过改革可以释放它们，成为经济增长的动能。

　　供给方面，创新形成新的三要素的生产增长函数。笔者并不是说要否定索洛模型，而是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改革及发展的需要，在其基础上改造成中国二元体制转轨、改革、发展，仿真核算和模拟预测经济能够使用的算法。一是将影响劳动力、资本和土地配置的差值变量组合在模型中；二是劳动资本投入产出对数模型重新回归到劳动资本土地三要素古典模型，因为改革土地计划体制和盘活土地剩余，需要其贴入和释放潜能的算法通道。

　　将不可理解的一部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要素市场化改革后投入产出生产率的提高。将禁锢和扭曲锁住的体制性剩余要素，改革盘活成为重新发挥产出作用的要素，根据释放其投入生产形成的新增产出，已经可以解释为生产过程中要素投入产出的贡献。

　　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零到市场价格的财富溢值，并不是生产出来的，还是要归于全要素生产率。因为其体制改革允许交易后，一旦发生交易，收入法上获得了新的收入，支出法上发生了新的支出，形成二种方法计算的财富余值。因一国的财富在核算上生产分配支出三个方面需要平衡，所以也需要将其归入“索洛残差”—全要素生产率之中。这是二元体制转轨市场化、货币化和财富化过程中的一种特殊获得，在既定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中，一般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供给的增长有需求可能性边界的约束。在人口增长、国际需求景气，有支付能力内外需求的不断扩张的经济周期中，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是成立的。但在内部人口数量结构发生收缩、收入分配扭曲、支出结构不合理，外部国际经济不景气，或者遇到贸易困境时，供给并不一定自动创造需求，而其收缩会要求和引致生产能力不断地出清。

　　生产分配支出联动和均衡分析。需要将财富生产、分配、需求各个领域的差值变量贯穿于“生产溢值—收入分配—需求支出”关联计算中，形成二元体制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的运算体系。从而找出分配和需求方面，制约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体制改革，进而也扩张经济中高速增长的需求可能性边界。

　　之五要讨论的是，从供给方面看，未来的增长潜能，一是在改革盘活巨额体制剩余性要素，使其有效利用，提高生产率；二是对数量巨额的禁止交易和无价格的土地房屋，放开交易，进行资产化改革，从而获得零到市场价格的财富溢值。未来经济中位增长5.5%，并无悬念。

　　附短文标题

　　之一：城市和工业化还使中国经济有十年中高速增长的条件；

　　之二：不能否定和应该理解索洛模型对经济理论和实践的贡献；

　　之三：教条套用索洛算法无法仿真出中国未来还能中高速增长；

　　之四：创新经济学数理逻辑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服务；

　　之五：只要推进市场化改革就能实现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