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 | 管涛
新冠疫情暴发后，经济下行是全球普遍现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20—2023年，世界经济复合平均增长2.4%，较2015—2019年趋势值低28.4%。其中，中国增长4.7%，降低30.0%；美国增长1.7%，降低27.7%（2023年均为预测值）。
中美经济同为“两低一高”。只不过美国是低增长、低失业、高通胀，实际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劳动力市场偏紧）伴随着需求过热，指向正产出缺口。而中国是低增长、低通胀、高失业，就业不充分（特别是结构性失业较为突出）伴随着需求不足，指向负产出缺口。短期看，中国经济表现在某些方面或许不如美国亮眼，但中国潜在增速仍远高于美国，指向中美经济差距收敛的进程仍未结束。
与美国经济过热、高通胀回归不同，负产出缺口意味着通胀不是防疫转段后经济恢复的制约，让中国有条件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用好财政货币政策的正常空间，为经济复苏持续提供必要的支持。据IMF最新预测，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达到5.2%，较2022年上升2.2个百分点。在美联储激进紧缩的背景下，同期美国经济增速为1.8%，回落0.3个百分点。
当然，这不是中国稳增长政策的全部。当前国内经济运行受到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的影响，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是政策应对的一项重要内容。着力扩大内需也是一步关键棋，只是与市场期待不同，政府延续了减税降费、稳市场经营主体的思路。随着防疫转段后经济社会活动逐渐正常化，这些措施对于企业和家庭现金流的改善作用将比过去三年更为明显。同时，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和使用，通过政府投资和改善营商环境，有效带动社会投资。更重要的是，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优化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全链条良性循环促进机制，打通经济大循环的卡点、堵点。这显然不只是花不花钱的问题。
此外，国内房地产市场调整、地方土地出让收入骤减，是导致近年来中国经济负产出缺口的重要原因。2023年7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积极回应市场关切，提出要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这不是要重走房地产和债务驱动的老路，而是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更重要的是要通过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增长新动能。这方面已经初见成效，只因基数小、起点低，短期内还难以完全对冲旧动能的下降。
综上，此次稳增长是“政策刺激为辅、结构调整为主”。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应对的比较看，此举有利有弊。亚洲金融危机那次是“刺激为辅、调整为主”，结果是1998年和1999年我国未能实现经济增速保八目标并面临通缩趋势，但2000年国企扭亏为盈，之后经济增速重回8%以上，并于2001年底顺利加入世贸组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那次是“刺激为主、调整为辅”，结果是2009年、2010年实现经济V型反弹，但2011年冲高回落，2012年破八之后仍在寻底过程中，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新“去产能”，2019年底还在强调“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其中之一是“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
从前两次政策应对看，结构调整为主，可能短期阵痛较大，但中长期效果更加可持续；政策刺激为主，可能短期效果较为明显，但中长期后遗症不少。这对于研判当前经济形势有重要启示。中国正处于经济恢复和转型升级的两个关键期，经济增速固然重要，政策应对得当也很重要。一方面，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的重要性不容低估，这是稳住预期、提振信心的关键；另一方面，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积极促进新旧动能转换也同等重要，这样才能避免今天的政策成为明天发展的障碍。总之，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既要有信心也要有耐心，既要看短期也要看长远，既要看“形”也要看“势”。
来源：《中国外汇》
(本文作者介绍：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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