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逆全球化、中美博弈、新冠疫情、局部战争等冲击让国际环境更加复杂严峻，但与此同时也存在数字化、绿色化的发展新机遇。中国产业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两头受挤压的竞争格局，唯一的出路是加速产业升级的步伐。
中国需要内外兼修、加快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新优势。
对外，要塑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把产业链转移变成中国产业升级，特别是区域分工生产价值链升级的重要机遇。
对内，需要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加强对高端产业的吸引力；要把握好数字化、绿色化的机遇，加强技术创新，开辟产业发展新赛道；进一步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中资跨国公司，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 隆国强
中国应抓住数字化、绿色化新机遇
中国未来发展国际环境更加复杂严峻，但是也存在一些新的机遇。
中国改革开放正值经济全球化发展高歌猛进之际，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受益者和贡献者。但从2008年起，经济全球化从高歌猛进的阶段进入了深度调整期，这实际是对前期的经济全球化作进一步调整——一些国家出现了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思潮以及相应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政策等。近几年，叠加疫情冲击和乌克兰危机等冲击，大家更加关注全球产业链的安全，从过去主要关注效率转而强调安全因素和产业链韧性，这是国际环境基本面的变化。
但同时，中国还面临激烈的大国博弈。随着中美实力逐步接近，美国为了维护霸权地位，把中国作为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刻意围堵打压中国。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最关键的是要拉开中美差距，特别是技术领域的差距。从布林肯演讲所宣示的美国对华政策来看，一是投资自己，让美国加快技术研发，提高技术进步的速度，继续占领技术前沿，保持技术领先地位；二是遏制中国，既在双边层面上遏制中国，也注重团结美国的盟友一起遏制中国，让中国的技术进步更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技术领域筑起“小院高墙”来防止中国的技术追赶。对于技术追赶领域已有建树的中国企业，美国正通过实体清单、长臂管辖等一系列手段进行定点打压，总之根本目的在于围堵、遏制中国追赶的步伐。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未来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确实比以往更加复杂、严峻。
但是，当今世界还有数字化和绿色化两大趋势，这两大趋势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战略性的机遇。回顾过去几百年的历史，后发国家都是把握了技术进步的战略机遇，才能实现后来者居上。因此，如果中国抓住了数字化、绿色化新机遇，我们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
唯一出路是加速升级
中国产业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两头受挤压”的竞争格局，加速升级产业竞争力是唯一的选择。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都是依托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的主要优势是低成本的劳动力。中国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和一系列对外开放政策吸引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得中国迅速崛起成为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大国。中国在总量上是第一大制成品的出口国，由此形成了全球最庞大、最齐全的制造业体系，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里面居于重要地位。套用金融领域的概念，中国是在全球产业体系中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国家。
事实上，全球产业链的调整从来没有停止过。二战后，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从高成本国家转移到低成本国家，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再到中国。而从2010年起，中国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外转移，这是不可避免的规律。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中国还面临智能制造的新机会。如果抓住这个机会，那么中国能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化成资本密集的产业，也可能留住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
过去二十年，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很快，这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但同时，这也会削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叠加中美贸易冲突、美国对中国产品大幅加征关税等因素，一些产业会向越南、印度等更低成本的国家转移。可以说，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不可避免。而受新冠疫情影响，一些企业出于产业链安全的考虑，提出“中国+N”策略以增加产业链韧性，比如供应商多元化、产业链的短链化或集聚化，以及国度之间的调整，一些国家的政府也借此机会大肆宣扬和推动产业链的去中国化，这对中国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挑战。
对中国来说，从国际市场上来看，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受到越来越多更低成本国家的竞争。以纺织服装产业为例，越南占美国市场份额近年来明显提升，而中国所占份额则有所下降，其他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也是如此。
此外，从先行的日本、亚洲四小龙经验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力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将不得不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转换来推进产业升级，升级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竞争压力。也就是说，我国产品在当前的国际市场上面临“两头受挤压”，我们面临的竞争态势是前有阻挡、后有追兵。要打破这种困境，主要依靠加速竞争力的升级。
应加快培育
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新优势
中国需要内外兼修，加快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新优势。
何为“内外兼修”？
从对外来说，全球化处于调整期，有很多新的变化和挑战，特别是中美博弈让中国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所以中国需要做出更多努力，来塑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已经从一个经贸小国变成了经贸大国，经贸小国的能力往往是在国际环境中发现和捕捉机遇，而经贸大国是有可能运用影响力来塑造外部环境的。中国现在既是经贸大国，也是政治大国，有能力塑造外部环境，我们要想办法稳定大国之间的关系，主动参与和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深入构建区域产业分工合作。
现在谈到产业转移到越南和印度等地的问题，似乎越南、印度等后发的发展中国家是我们的竞争对手，这只是看到了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把这些国家的发展作为中国产业升级，特别是区域分工生产价值链升级的重要机遇。目前，越南已是中国日益重要的出口目的国，这是因为终端的劳动密集型组装活动转移到越南以后，这些企业继续向中国采购上游的零部件。
事实上，产业转移的国家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产业对外转移后导致本国产业空心化，另一种则是低端产业转移后带动倒逼了出口结构升级，和产业承接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垂直的产业分工体系。
后者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韩国。最近二十多年，韩国向中国转移了大量终端的加工制造活动，同时也带动了上游产业对中国的出口，2016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累计大概是一千亿美元，但是当年韩国对华贸易顺差就接近一千亿美元。
因此，中国在未来的区域合作中，更加要关注的是怎么能够通过区域贸易安排或者其它双边合作，来和产业转移的承接国进一步深化产业合作，让我国能够更好地在上游资本、技术密集的中间投入品上形成竞争力，从而打造一个垂直的产业分工体系。
从对内来说，中国需要加强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加强对高端产业的吸引力。从基本面来说，中国有着全球第二大的市场和综合性的低成本制造能力，中国在供给侧和需求侧都对投资者具有吸引力。对中国来说，要充分发挥中国基本面的优势，同时要特别关注持续完善投资的软环境，比如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内外资企业平等竞争等，进一步增强政策透明度和可预见性来吸引高端产业。短期来看，政府需要统筹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工作，让疫情防控更加精准化、科学化，尽可能减少对经济发展的冲击。中长期来看，则更多地是要从制度环境的改善上下工夫。
二是要把握好数字化、绿色化的机遇，加强技术创新，开辟产业发展新赛道。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太阳能光伏等一些数字化和绿色化交汇的产业里已经形成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未来还有更大的空间，这是我国能真正实现后来居上的战略机遇。
(本文作者介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主任，历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研究部部长。)
责任编辑：李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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