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谈2022年中国经济：信心、信任与信仰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秦朔

　　回首2021

　　2021年即将过去，这是十四五规划的第一年，中国经济走的并不容易。这似乎也预示了，在“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的大背景下，那种轻轻松松就过关斩将高歌猛进的好时光很难再现。

　　在各家媒体对2021年的总结中，我觉得第一财经杂志编辑部选择的年度关键词——Hard，最为精当。编辑部认为，Hard有三重含义，即监管之强硬，日常生活之不易，硬科技之蓬勃。

　　我看到Hard时，眼前立即出现的是很多活生生的场景。

　　比如，河北货车司机金德强因卫星定位系统掉线，被“治超站”扣车说要罚款2000元，他听后喝农药自杀身亡。

　　夏天，家乡河南突发洪灾，几百乡亲失去生命，太多商户失去财富，郑州有个做布鞋批发的商户，在仓库存了12万双布鞋，全被洪水浸泡，发霉、歪曲、开胶。他买了失火险，但没有买洪水险。

　　我也从视频中看到疫情管控下的哈尔滨，餐厅空无一人，经营餐厅的一对夫妻相拥着抱头痛哭。

　　还有不少行业的饭碗，一下子就不见了。

　　前几天又听说某大城市的公务员明年要降薪，估计一年要降四五万元。我能体会政府过紧日子的决心，但觉得，迈向共同富裕，尽可能还是不要从降薪开始。

　　这样的时刻，悲观和怨气很容易生长，且很容易制造“假想敌”。事实上，很多问题是周期性、外部性、结构性、素质性等诸多因素缠绕所致，要正视，但完全不必自我否定。

　　这一年我参加了一些论坛，在几乎所有发言中，我首先强调的都是中国的国运大周期没有变。我经常举例，1978年中国的GDP是美国的6.5%左右，2001年是差不多1/7，2008年是差不多1/3，现在是差不多3/4。走的已经够快。2000年我由广州市政府公派到美国做访问学者，那时私下里美元换人民币是1：9，现在不到6.4，人民币升值了40%多。

　　今天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6倍左右，用购买力平价也是4倍左右，比我们富很多，但美国社会的分化与撕裂之严重，大家都看在眼里。所以各有各的难。相比起来，真的不觉得中国更难，不觉得中国的难是难以克服的难。

　　以上说的是过去，着眼未来，十四五到十六五，有三个五年，到2035年的目标是基本实现现代化。十七五到十九五，还有三个五年，到建国百年的目标是成为现代化强国。方向是清楚的，现代化的内涵是清楚的，大的路径和原则也写的明明白白，不需要担心迷失方向走错路的问题。

　　过去这一年，我写过和卡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相关的文章，去了陕西商洛、安徽临泉、浙江松阳的农村调研，采访过美团的外卖小哥、拼多多的电商创业者、上海龙华医院的护工。如果要我给Hard一个定义，在第一财经杂志的三条之外，我会加一条，就是努力。

　　无数人在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寻找，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

　　只要我们的社会始终尊重努力的人，让努力的人感受到公平和正义，再多艰难险阻，都可以跨越。

　　英国作家狄更斯写过《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也写过《艰难时世》（Hard Times），两个概念好像距离很远，但现实中它们往往就是统一体。因为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难，层次不一样，但难是永恒存在的。

　　要从艰难时世走向远大前程，归根结底，只能靠努力。

　　如何看待政策中的Hard？

　　2021年在很多行业因为政策因素的变迁中，都能感受到Hard的力量，有的还very hard，市场经济不是放任的经济，需要规则，需要法治化，随着时代变化，在政府-市场-社会的大三角关系中，企业发展的边界也会有所调整，并不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而是政府和社会的给予的边界决定了舞台有多大。

　　这些道理，做企业的人都明白。大家也越来越清楚，今天是更加强调利益相关方责任的时代，全球都一样，对巨头的无边界扩张都有警惕、质疑和约束。如果把约束力看作hard，它是普遍存在的，不存在反而不正常。

　　一家证券公司负责人告诉我，他真心觉得这些年资本市场的硬规则、硬规范和对违法犯罪行为的零容忍和严惩罚，对企业长远发展是好事。

　　“过去我们到企业，企业总是问收入、利润做到多少就可以上市。为上市，有些收入和利润都是‘做出来’的。而科创板和创业板实行注册制后，上市条件多元化了，科创板给出了五个条件，创业板给出了三个条件，不是唯利润和收入，而是价值导向，比如看你的市值怎样。所以现在企业问我，应该做收入还是做利润？还是别的什么？我很坚定地告诉他，就做企业，增加你的价值，至于上市，什么时候成熟了，水到渠成了，再上。而且科创板、创业板有很具体的指引，比如注册制下创业板的行业定位是‘三创四新’，即企业要符合‘创新、创造、创意’的大趋势，或者是传统产业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深度融合。科创板、创业板也都有负面清单，即不支持哪些行业和情况的企业申报发行上市。如果企业顺应了这些，就会觉得有希望，反过来，如果违反了国家的期待、规划去逐利，那就觉得很难，企业也难以实现持续增值。”

　　不过，我在和不少行业交流时，也经常想到一个问题，这些Hard中能不能体现更多的soft，即软力量？

　　软实力（soft power）是30年前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的一个概念，以区别于硬实力（hard power）。软实力“是一种依靠吸引力而非通过威逼或利诱的手段来达到目标的能力”。“一个国家，无论实力多么强大，都不能独断专行。政府的政策不要傲慢，要立足于为他人所仰慕的价值观。”在《软实力》中文版序言中，他扩大了软实力的主体：无论大国、小国、组织、个人，都可以运用软实力。

　　前些年，奈还出版过《巧实力》（smart power），“最有效的领导者实际上是那些根据不同环境以适当比例综合使用软硬权力的人”，这种风格被他称作“巧实力”。

　　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在发生一些深刻调整，朝着高质量、法治化、绿色化、更加协调和平衡的方向前进，这是历史的必然。但在调整中，如何减缓和软化阵痛与摩擦，防止生硬化、机械化，释放更多柔性，也非常值得关注和复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坚持稳中求进，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

　　之前国务院领导在上海主持召开的部分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上提出，地方和有关部门要为市场主体生存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在出台相关经济政策措施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避免采取运动式、冒进式、一刀切措施。

　　2018年11月1日，中央领导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说，“近年来，我们出台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很多，但不少落实不好、效果不彰。……有些政策制定过程中前期调研不够，没有充分听取企业意见，对政策实际影响考虑不周，没有给企业留出必要的适应调整期。有些政策相互不协调，政策效应同向叠加，或者是工作方式简单，导致一些初衷是好的政策产生了相反的作用。”

　　中央领导在谈到“完善政策执行方式”时还说，“任何一项政策出台，不管初衷多么好，都要考虑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考虑实际执行同政策初衷的差别，考虑同其他政策是不是有叠加效应，不断提高政策水平”。要提高政府部门履职水平，在安监、环保等领域微观执法过程中避免简单化，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执行政策不能搞“一刀切”。

　　以上论述实际上反映出，近年来的经济调整，在政策执行中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当和偏颇，没有“先立后破”，而是“运动式、冒进式、一刀切”，且“政策效应同向叠加”。

　　多一些soft和柔性

　　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拿房地产来说，前一段在给企业发放贷款和给购房者办按揭这两方面管的都特别死，一些企业资金链立即就不行了，有的陷入“半身不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但从“半身不遂”到良性循环，并不会一蹴而就。

　　根据央视新闻联播，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最近表示，2022年国家发改委将积极出台一系列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举措，其中包括稳步有序推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国家发改委将“靠前下达资金，靠前安排项目，拉动有效投资”。这说明新型城镇化还有相当潜力，房地产对稳经济、稳增长的作用也很难有哪个行业替代，既如此，何必当初各种政策叠加，弄的成交萎缩、纷纷观望、土地流拍，不少企业觉得朝不保夕？

　　又如灵活就业，我国就业压力不小，2亿多人都是灵活就业，自谋职业、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的另一面，其实是随时可能失业。去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提出要“清理取消对灵活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强化政策服务供给，创造更多灵活就业机会”，但在实际推进中，承载灵活就业的很多载体，如特色小店、保洁绿化、批发零售、建筑装修、网络零售、移动出行、线上教育培训、互联网医疗、在线娱乐等等，会经常遇到这样那样的冲击，比如要整顿市容市貌了，城市要搞大活动了，一些服务业不符合新要求了，要清理“低端”了。这时灵活就业就灵活歇业了。

　　想特别说的一点是，不可高估灵活就业的承载力。我去过中国户籍人口第一大县安徽临泉调研，县城49平方公里，五六十万人口，美团骑手有250人左右，加上骑手管理人员和商户开发人员，也不超过300人。饿了么的规模更小一些。美团连接的商户有1300多户，纯粹靠外卖的并不多。新型就业在发展，但远远不能“包打天下”。现在谈就业，好像都可以靠灵活就业，却忽视了“灵活”二字背后的不易。有关部门今后在处理灵活就业依托的载体时，是不是也可以灵活一点？如果载体都没了，还怎么活？

　　再如地方政府负债，从调研看，地方政府负债确实有“一任领导一任做法”“政绩工程思维作祟”等原因，现在各地领导换得也比较勤，但总体上，负债都是干事去了，如基础建设，民生保障，公共服务等等。地方事权很多，财力不足，这是负债的根本原因。所以一直有学者建议中央政府发行低息长期特别国债，帮助地方置换一部分债务特别是利息比较高的债务，以利其轻装前进。中国政府有强大的信用，这样做也可以做大国债市场。但从财政部门的表态看，现在还是“谁家的孩子谁家抱”这句话。

　　我日常主要做地方、基层和企业调研，站位可能不高，但确实感到，地方、基层、企业、灵活就业者等等都很努力，真的是work hard，如果有关部门在发出各种指令、命令、要求时，多一些soft和柔性，多一些充分的、平视的沟通，多一些实事求是的将心比心，多一些预案，则调整过程一定会更合理，代价也更低。从深层次看，这又涉及到如何用权、有没有真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领导经济工作必须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必须有系统思维、科学谋划。特别是要悟透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决防止简单化、乱作为，坚决反对不担当、不作为。

　　这些话值得为政者好好揣摩，时时放在心中。

　　中国文化不是一味用强的文化，而讲究“以柔克刚”，所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贵柔，列子贵虚，孔子“柔远人”，孙膑贵势，都可视为软实力的思想。为政者需要好好体悟我们的文化，吸取其精华。

　　把信心建构在信任和信仰的基础上

　　2022年中国经济向何处去？中央的要求是，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

　　具体工作有7项，即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动力，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社会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在我看来，这些政策的总基调，是以促发展的方式保稳定。是一种更积极、适当靠前、激发活力、激活动力的态度。

　　因此，我对2022年的中国经济保有信心。有朋友说，2021年是情绪越来越悲观的一年，我说，2022年会是从悲观转向乐观的一年。理由很简单，中国经济的本质是中国人经济，我们的企业家、创业者从整体精神面貌上依然处在旺盛时期，在上周“大视野”《一个时代的落幕，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一文中，我也展望了五种红利接续中国成长的大逻辑。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并不差。说的简单一点，如果真像张文宏所说“这将是疫情应对的最后一个寒冬”的话，2022年消费市场特别是服务业的表现会非常强劲。今天觉得“消费力怎么都不足”，也许明天会感慨“从哪里冒出这么大的消费力”。

　　这篇文章最后是我最想表达的，就是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如何更好地建构在信任和信仰的基础上。

　　2018年中央领导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中国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有的人发表了一些否定、怀疑民营经济的言论。比如，有的人提出所谓“民营经济离场论”，说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使命，要退出历史舞台；有的人提出所谓“新公私合营论”，把现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曲解为新一轮“公私合营”；有的人说加强企业党建和工会工作是要对民营企业进行控制，等等。这些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党的大政方针。

　　中央领导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写入了宪法、党章，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任何否定、怀疑、动摇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言行都不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都不要听、不要信！所有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完全可以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今天重温这些旗帜鲜明的讲话，依然感到振奋。

　　这就是信任的力量！应该把这种信任时时宣讲，处处落实，变成社会的共同认知和文化。

　　如果没有这种信任，如果不维护这种信任，而信任乃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本，那就会像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似乎愈演愈烈的那样，随意抨击企业、大企业、企业家，上纲上线，肆意勾连，要么是“侵吞”，要么是“与国外勾结”，要么是“残酷压榨剩余价值”，把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都和民营经济、市场经济、企业家（现在往往被叫作“资本家”）连在一起。

　　质疑、批评，包括举报，都是公民的正当权利，完全应该尊重，但是，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归咎于某些企业和企业家（往往也被叫作“富人”），这就内卷到了“内斗”的程度，幸好还只是在口水层面。

　　比信任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信仰。

　　到底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方式更能把我们带到理想之境？经济繁荣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更多是基于人的自主精神所展开的不断深化、细化、多元化、个性化的分工，还是更多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

　　即使不谈经济信仰，只谈为了社会的健康发展，最起码也需要知识的信仰和法治的信仰。所谓知识的信仰，就是讨论问题，都要根据客观事实和已有的知识逻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说话要负责，不随便跟风，否则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陷入野蛮的荒原，“制造敌人”，互撕互抢，没有任何建设性。所谓法治的信仰，就是要用法治的思维、程序去解决问题，既不是权大一级压死人，也不是用“网上公开处刑”那一套。

　　全世界现在都讲“政治正确”，也各有各的“政治正确”。政治正确很重要，但我们要明辨和防止那些缺乏正直、正道的“伪正确”。不仅“不要听、不要信”，而且对于不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声音，也要站出来说话和澄清。

　　作为一切制造的基础的“制造”

　　从现在起，对中国经济的行稳致远来说，努力从深层次上，系统化地解决由信仰而信任、由信任而信心的问题，可能比出台某一项具体政策，更为重要。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问题，关系到每个人、每个市场主体的命运，我们都应努力，从思想上、感情上，要通过平等交流，弥合已经出现的认知裂痕和情绪伤口。也要力所能及为一己之外的社会创造价值，让建设性、创造性的力量更好地流入相对贫苦、无助、抱怨之地，用正向的、知识的、共情的、美好的价值，与需要肯定、得到关怀的心灵相交融。

　　我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来自对中国经济的创造者和劳动者的信任，以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仰。我成长在一个觉醒的年代，深受改革开放恩典，是这块大地上的变化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教条，帮我真正建立了对真善美和自由创造力的信仰。

　　我一直说，中国经济有问题，但中国经济不是问题。几十年来，中国经济被唱衰过，说要崩溃过，说了N多次，不一直在发展和进化吗？

　　但在新的起点上，有的命题依然需要我们集体关注，更透彻地思考。每个市场主体都在造东西，无论商品还是服务。但最重要的，是作为一切制造的基础的那个“制造”，也就是支持一切创造性劳动、生产性活动的观念、体制、机制和法治系统。

　　这个“制造”，不是由单个企业所能创造的，也不是某项政策可以解决的。因为其中包含着我们的民族性、历史传统和强大的路径依赖。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让我们看到，这一“制造”是可以改变和优化的，天下大势，浩浩荡荡，中国通过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与此后持续不断的变革，为自己的明天带来了希望。

　　这就是我对2022年中国经济的祈愿，让我们用信心、信任和信仰，共创更加确定、更加创新、更具活力的新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