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中国经济从1978年开始步入了33年之久高速增长的轨道,至2012年增长速度跌到8%以下。2014年笔者开始研究增长为什么下行,后又研究经济在未来有无可能保持一个中高速度的增长。感觉中国这样一个有14亿人口、经济规模全球第二、版图960万平方公里的社会主义大国,有她体制上的特殊性。笔者正在将多年的思考写一本书。这里以简略的字数,介绍这本书学理上的分析思路、一些重要范畴、具体分析方法和逻辑分析框架。
中国与成熟竞争性市场经济国家、二元结构转型发展中国家、五年左右瞬时从计划向市场转轨国家都不一样。它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渐近转轨了40年多年时间,到现在还没有并轨的国家。从产品、要素和土地房屋分类看,产品市场化基本完成,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市场化中土地的要素市场化还没有完成,大部分土地房屋资源成为市场可交易性资产的市场化可能才刚刚开始。
中国是一个有着特长周期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二元体制国家。从基本的分析逻辑上,解释和刻画市场经济、结构二元转型和体制瞬时转轨国家的经济分析方法和模型,都可能有不适用的地方,需要有一个符合中国二元体制经济客体的经济学思路选择、逻辑框架和分析方法。就中国经济增长部分看,需要这样四个方面。
1. 基础分析部分
(1)二元体制存在和参照的市场标准值和实际扭曲值。比如企业资本利润率、人口城市化水平、劳动力农业就业比率、土地房屋市场和价格等方面,有市场经济要求和标准值,也存在着其特有的非市场局面和扭曲值。
(2)市场竞争标准值-体制扭曲值=体制扭曲差值,应该有竞争性市场+但没有市场=0,这是二元体制国家经济数理分析最为关键的一个变量。
(3)体制扭曲损失及其体制扭曲剩余概念。一方面,可以依据体制扭曲差值计算出假定是标准市场经济体制状况下的产出损失、需求损失和资产短缺;另一方面,由于它们是要素闲置低利用、体制性需求匮乏和相对于债务的资产短缺,如果对其分别进行市场化改革,就会有经济增长、需求扩大和资产供给潜能。因此,也将其称之为体制性要素剩余、需求剩余和资产剩余。
2. 供给侧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能力 (1)自然经济增长率,在二元体制国家与市场经济国家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的增长潜能是体制性要素剩余,后者的增长潜能是市场景气回落生产能力未能满负荷利用的空间;前者增长潜能得到充分利用的措施是改革体制消除扭曲,后者是实行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消除流动性不足。
(2)TFP增长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其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来自于广义技术进步,因为其不存在体制性剩余;而二元体制国家除了来自于广义技术进步的TFP增长外,更多地来自于体制改革使体制性剩余得以充分利用形成的TFP。在对二元体制国家经济历史增长奇迹进行核算时,可以用分割体制改革TFP和广义技术进步TFP分割的办法来解释,也可以探索各种要素在数量投入未增加情况下各自对TFP和贡献。从中国1980—1985年、1992—1995年、2001—2007年三次大力度的改革开放结果看,期间经济增长曲线为倒V型,TFP增长也是倒V型。改革不是经济体系自然发生的,而是重大改革决定而外生推动的。因此,经济增长不呈现为线性或者非线性倒U型曲线,而每次者呈现为冲击性的倒V型形状。
(3)中国未来15年实施大力度的体制改革和调水扩土,完全可以实现5.5%到6.5%的GDP增长率。一是根据国际经验数据,一般来说,TFP是一个稳定和波动不大的在0.8%到1.2%的曲线;由于20年前人口增长决定后20年后劳动力增长,劳动力年均增长-1%已经是一个可以确定和无法改变的变量;向国际出口比例在下降,外部需求不确定,中国国内投资景气是否能摆脱萧条,主要决定于国内消费需求是否能够稳定和扩大。二是原有余值、劳动力和资本等三结构的新古典供给侧经济增长模型,使二元体制经济国家体制性剩余土地要素无法作为变量进入计算。因此,需要将土地要素变量纳入增长模型进行分析,并估计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三者之间的替代系数。三是土地房屋增值和财富效应对GDP的贡献。因为中国目前绝大部分已经利用土地或者可利用但是还未利用的城乡土地,是不能表达为市场交易价值的自然资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农村的宅基地),农村的住宅也是生活资料,不可定价和抵押,不是市场意义上的资产和财富。其资产化改革,也会带来其零价格到市场价格的溢值,成为GDP的一个来源。四是调节水资源分配、开发和扩大未利用土地,也会在未来15年中实现年均0.5个百分点左右的经济增长。
(4)从对未来预测的方法上讲,由于各种体制剩余要素数量可以根据各自的体制扭曲差值计算而得,包括开发的新增土地数量也可以事先规划,因此可以用包含土地要素的增长模型,无论是用线性方法,或是连续但非线性方法,或是根据历史数据模拟的倒V冲击曲线方法,还是大力度改革到位未来实际的增长数据,其结果基本上会是一样的。
3. 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状态下的增长
需要看到的是,中国国民经济长期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最大的影响因素还是二元体制扭曲。即使有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替代劳动力的迭代收缩,并有无限的财富生产能力,生产的最大可能性边界也受到人口规模决定的消费需求可能性的约束。因此,消费需求变量,仍然是另一个方面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
(1)服务生产能力因轻资产而过剩容易出清,总供给过剩主要体现为重资产的工业产能过剩,而生产资料工业资产部分的变动决定于消费品需求的变动。在出口占GDP比例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国内需求变量是平衡产能过剩的关键。
(2)自主生育是一种人口增长的标准体制,管制生育是一种非市场管理体制,体制扭曲必然会造成人口损失。由于生育管制造成20年前人口增长放缓和负增长,决定了20年后“劳动力就业—居民收入—消费需求”的传导性收缩。这种长期因人口变动而迭代累积性的消费需求收缩趋势,使得在人口增长趋势下“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理变成了“不断迭代收缩的消费需求要求原有的生产能力不断地出清”之不可抗拒的客观趋势。也就是说,没有了人口,也就没有生育管制扭曲造成的体制性消费需求剩余潜能。
(3)标准的迁移自主与扭曲的迁移管制二元体制,其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城市教育公共服务不均、医疗保障缺乏、居住成本高、农村土地不能资产化置换和退出等体制扭曲,造成了农村和农业人口的体制性淤积和剩余,形成人口迁移受阻型“劳动力就业机会过少—农民收入相对较低—消费需求不足”传导性流量缩减。其中一部分可以通过改革上述体制,转移淤积人口、激活消费能力,获得其体制扭曲性消费需求剩余,纠正和扩大消费需求流量;另一部分则已经无城市化能力的人口,其消费需求流量已经无法挽回。
(4)土地竞争性市场化交易与地方政府征收及垄断性交易并收入归地方财政的二元体制,扭曲和传导的是“交易入收分配—创业资本—农民收入水平—消费支出”流向和流量,其造成了“土地向非农村农业配置收入分配扭曲—劳动与土地要素组合困难—以地为本创业难以进行—农民收入水平较低—消费需求匮乏”传导性的农民消费需求支付能力较弱问题。其实,从需求侧均衡增长的消费需求潜能看,这一问题实际也是体制性的消费剩余。可以通过农村土地市场化配置改革获得这部分消费需求剩余。
(5)住宅多元竞争和政府补充等供给标准格局与只有房地产商单一渠道开发建设供给扭曲格局之间,也存在着二元体制摩擦。使得居民购房的房价收入比远高于合理的房价收入比,从而发生了“高房价—过度转移居民收入—挤出居民消费支出”的流量扭曲,导致消费品生产的产能过剩。这也是一种体制扭曲性消费剩余。实际上,如果改革住宅建设体制,形成多渠道竞争和政府补充的供给格局,也可以使其收缩的消费需求能力得以恢复。
(4)和(5)体制扭曲性消费需求剩余潜能的释放,关键的是市县地方政府收入由征收出让农村集体土地获得改由征收房产税获得,其改革的难度很大。然而如果不推进改革,这两个渠道的消费需求流量阻塞和匮乏问题,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
4. 资产和债务平衡的稳定和安全增长
生产方面的增长,除了需要有需求的可能性外,还需要币值稳定和金融体系安全。许多国家因金融和经济危机,国内通货贬值和对外汇率下降,从高收入国家门槛跌出,又重新变成了发展中国家。
(1)土地房屋的标准状态,是市场经济中的可交易、可定价和可抵押的资产。中国目前的二元体制格局是,向开发商出售的土地,大部分是流量资产,城镇住宅是存量资产;其他城乡土地和农村住宅不可交易、不可定价和不可抵押,是没有市场价值的资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2)低利率、低通胀、低消费、低增长、宽货币和高负债,进入21世纪以来,已经成为全球,特别是各主要国家的经济趋势。中国也不例外,20年中,债务增长的幅度远高于其他各主要经济体国家。
(3)从学理上讲,传统的费雪货币模型,可能已经解释不了目前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四低一宽一高”经济趋势中价格与货币供应的内在数理关系。在新的经济模式下,需要将资产和债务分别作为供给侧和需求侧影响货币供应及币值的重要内生变量,建立供给侧、需求侧和资产与债务间三个联立方程,以观察高负债经济模式下,GDP、资产、货币供应、债务、消费价格、债务利率、货币和债务周转速度等等之间的内在和平衡关系。
(4)通过上述联立方程,我们不仅可以观察、解释和刻画货币供应、价格和货币债务周转速度等等的历史,还可以根据未来GDP、货币和债务增长的趋势,计算在可承受资产价格水平的情况下,需要有多少资产,才能保证货币币值和债务链的稳定和安全。如果未来土地房屋资源和资料与土地房屋资产二元体制格局不变,如果人口收缩、老龄化加快、债务增长快于货币增长、货币增长快于GDP增长,而资产供给量则相对收缩,债务链断裂和币值不稳定,可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需要研究的是,建立资产相对债务不同程度缺口,债务链会发生系统性挤兑和断裂,货币币值相对于美元等大幅度贬值的预警阀设置。需要仿真计算未来多个资产化改革稳定债务、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方案,观察其保证国民经济安全增长的效果,给推进改革提供参考的依据。
总之,需要根据中国的二元体制国情,创新思路,寻求和形成符合国情、学理严密、可以量化和仿真推演的学理逻辑和分析方法,用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和经验,以及研究未来中国潜在和稳定的经济增长。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责任编辑:刘万里 SF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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