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张明、胡萌
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召开，促进共同富裕是一大议题，也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共同富裕是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的共同富裕，实现的根本途径是共同奋斗，不搞杀富济贫，也不能落入福利主义陷阱。”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如是解释称。
如何正确理解共同富裕？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如何推进财税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如何畅通向上流动通道？对此，新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他表示，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需要在做大蛋糕前提下进行更加合理的分配，实现共同富裕要同时从区域发展、城乡发展和居民内部收入分配三个方面下功夫。
实现共同富裕要从三方面下功夫
新京报：为何要从“先富带动后富”转向共同富裕？如何正确理解共同富裕？
张明：最近市场对共同富裕有些过度解读，也有很多担忧。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同步富裕，更不是均贫富，而是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这需要在做大蛋糕前提下进行更加合理的分配。
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尤其东西地区、南北地区发展差异突出；城乡收入差距大；居民内部收入分配不均衡。所以，实现共同富裕要同时从这三个方面下功夫，使得未来区域发展水平、城乡发展水平以及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更加均衡。
新京报：如何调节过高收入，哪些人群的收入要进行调节？
张明：调节高收入主要通过税收来实现。具体来看，调节的税收措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所得的税收，最典型的是个人所得税；一类是基于财产的税收。
目前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已经不低，最高可以到45%，但针对个人财产的税收措施却并不多见。未来要更好实现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平衡，可能会引入一些财产性的税收政策，比如，资本利得税、房地产税、遗产税等。
这种以财产为标的的税收具有累进性质，即被征收对象越富裕，税率越高，是西方国家采用较多并行之有效的收入再分配手段，未来在中国类似政策可能会陆续出台。
畅通向上通道需进行多方面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是基础
新京报：此次会议也提出了，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在你看来，如何实现畅通向上流动通道？
张明：导致中国社会阶层之间流动性下降的关键之一是，中低收入家庭通过教育让子女实现阶层跃迁的通道面临一些阻碍。比如，中低收入家庭子女上大学之后，找到好工作的概率在下降，即他们获得更好福利、获得晋升的概率在下降。而且目前不少城市房价较高，年轻人很难在城市买房，租房的费用也居高不下，从而很难在城市长期立足。
对此，我们要进行方方面面的改革。比如，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同时，教育体制的改革很重要，房地产的调控也是必要的。不过，政策改革不能一蹴而就。
具体来看，教育体制改革是基础，这包括降低中低收入家庭子女上学的总体负担，提高其未来的就业竞争力。中国目前的教育体系面临的大问题是，一方面，大部分资源用于发展高等教育，优质职业教育发展严重不足；另一方面，中国就业市场上存在结构性失业情形，普通大学生供过于求，高级蓝领工人供不应求。
国家应该投入更多资源到高水平职业教育上去，而且要构建一个从职业中学到职业学院，再到企业就业以及随后晋升的职业通道，帮助选择职业教育的毕业生未来找到更好的出路，这比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可能更加重要。
中国已经到了三次分配发展阶段，有余力企业可以多做贡献
新京报：如何理解“三次分配”，具体如何进行“三次分配”？
张明：所谓一次分配是靠市场力量调节的最初的收入分配；二次分配是依赖政府干预，政府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矫正初次分配中的失衡，使得分配更加公平；三次分配则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高收入的企业和个人通过自愿捐赠来帮助弱势群体。中国已经到了这个发展阶段，未来三次分配的发展会逐渐加快。
首先，我们要慢慢养成一种高收入企业、家庭自愿进行捐赠的社会风气；其次，可以出台相关政策配合和促进三次分配。比如，欧美富人和企业自愿捐赠或是发展慈善，可以在税收方面获得一定的豁免或优惠。
企业在共同富裕中应该如何来定位？企业首先是决定初次分配的，因此应该着力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给雇员提供合理的报酬和相应的福利；其次，有余力的企业可以给员工提供第三支柱保险，例如年金等；最后，有余力的企业可以向社会提供慈善捐赠。
下一步资本利得税和房地产税在中国出台的可能性更大，而遗产税出台的时间可能会更晚一些。
新京报：此前，浙江省被选作共同富裕示范区，为何选定浙江，国际上还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张明：浙江省无论是在经济总量方面，还是在人均GDP方面，排名都位于前列，代表着未来发展的方向；浙江省本身在共同富裕方面也走在前列，浙江内部也做了很多探索。
据了解，浙江省在如何促进共同富裕方面做了非常周密的部署，具体提出8个着力点，包括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等。
浙江共同富裕道路在很多维度可以借鉴，比如，浙江省的民间企业很活跃，拥有丰富的中小企业发展及乡村振兴的经验。
从国际经验来看，瑞典、芬兰、挪威、丹麦北欧四国在税收和转移支付方面的做法值得参考借鉴，比如，通过累进性质的税收来矫正分配失衡，通过建立发达的失业救济体系和养老体系来强化对国民的福利保障等。
本文源于张明接受《新京报》记者胡萌的电话采访实录。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戴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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