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中国人慈善捐款不如美国，和“宁愿留为子孙花费”的意识有关？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秦朔

　　里程碑

　　在三股巨大力量的推动下，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正在开启全新征程。这就是：明确的国家意志，广泛的社会参与，互联网科技的支持。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清晰展示了未来5到15年中国慈善公益的方向与路径：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提升共建共治共享水平；

　　发挥慈善等第三次分配作用；

　　促进慈善事业发展；

　　规范发展网络慈善平台；

　　培育规范化行业协会商会、公益慈善组织、城乡社区社会组织；

　　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参与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互联网+公共服务”，创新提供服务模式和产品，等等。

　　昨天，2021年5月20日，在重庆举行的2021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民政部领导公布的一组数字，与上述方向恰成呼应——近年中国通过互联网募集的善款每年增长率都在20%以上，2020年募集金额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52%，参与人次突破100亿。

　　如果平均计算，每个中国人一年有7次通过互联网捐助善款，尽管每次金额不足6元。

　　腾讯公益是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益平台，自2007年开通，截至2021年5月20日，腾讯公益平台已筹款119.58亿元，共计为9万多个公益项目提供了助力。2020年的善款总额已是2018年的两倍多。

　　中国有近90万家社会组织（37.6万家社会团体、51.5万家民办非企业单位、8635家基金会），78万多家志愿团体，1.92亿实名志愿者，他们构成了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行动主体。但展望未来，这还只是开端。未来5到15年，中国的慈善公益将向着人人公益、数字公益、专业化公益的方向进一步发展。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陈一丹预言，慈善将成为人人参与的公共事业，并从个人自发，演化为组织化、结构化的公共事业。“从陶朱公范蠡倾一人之力乐善好施，到聘请数十万工作人员、服务数千万大众的公益性社会组织百花齐放，再到充分利用更加专业化、透明化的数字技术，中国的慈善公益将迈出新的历史性的一步。”

　　继4月19日腾讯宣布战略升级，提出“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战略”，并宣布首期将投入500亿元后，昨天，腾讯公益发布了“公益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以科技向善为使命，以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为执行总纲，以数字技术为依凭，全面促进公益机构、公益项目和用户捐赠等公益生态的繁荣、健康、理性与多样化发展。

　　具体内容，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通过公益数字化、公益人才培养计划等，助力中国公益机构在组织治理、财务透明、人才发展的升级；

　　通过优质项目支持计划，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通过用户公益帐户普及计划，促进人人公益常态化与生活化。

　　如果说腾讯的“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战略”，是用善引领科技创新的方向；腾讯公益的“公益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则是用科技，让善的事业实现良性循环。至此，我们看到了腾讯新战略的全貌——公司层面，科技向善；公益层面，科技助善。

　　商业文明、慈善公益、企业社会责任是我长期研究的课题。近年我一直呼吁，无论是对传统的慈善公益还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都必须建立新公益观和新责任观——传统公益应该朝着人人公益、创新公益的方向努力，企业的社会责任应该朝着主动战略型而不是被动响应型的方向努力。

　　基于这一基本立场，我对腾讯最近的一系列战略明晰与升级深表赞同。腾讯公益的这一步，可能是中国公益慈善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当然，这还只是一个开始。以每人次捐助善款额看，我们的起点还很低。

　　任重道远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乐善好施古已有之。

　　《圣经》说“周济贫穷的，不致缺乏”，《古兰经》说“公开施舍贫民很好，秘密施济贫民更好”，中华文化中的慈悲为怀、积德行善也源远流长。

　　宋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慈善高峰，“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宋朝设置了收养鳏寡孤独贫民的居养院，救助贫病之人的安济坊，收养遗弃婴孩的慈幼局，帮助贫苦人家抚养婴孩的举子仓，为贫穷死者掩埋代葬的漏泽园等机构。而且除了官办慈善，民办慈善也在兴起。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晚年献出大部分积蓄，在家乡苏州购置良田千亩，设立义庄，所收田租俱用于慈善救助。

　　“文人慈善第一人”苏东坡，不管走到哪里都不忘慈善公益。他任杭州太守时主持修建苏堤，以兴水利；建了孤儿院和名为“安乐坊”的公立医院，三年治疗了上千病人；他让人把行之有效的药方（如“圣散子”）用大字抄写张贴，以防疫病在市集传播；即使官场落难、谪居黄州，他仍关心社会，痛心于当地溺死初生婴儿的野蛮风气（当地只养二男一女，过了就溺死），给武昌太守写信建言，同时自己成立了“救儿会”，向富人募捐，派人到乡村调查，贫苦孕妇如果应允养育婴儿，就赠予其金钱、食物、衣裳。

　　中国不是没有慈善公益的基因。但近代以降，国弱民贫，迅速被欧美甩到后面。中国人几乎在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深的落后感和自卑感，慈善公益领域也不例外。从1890年代到1920年代，对中国慈善公益落后于西方的反思，以及“行善举宜取法于泰西”和“善举近代化”的观点不绝于耳。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乃是《盛世危言》的作者、启蒙思想家和实业家、慈善家郑观应。

　　郑观应认为，中国的慈善是旧慈善，从动机看，中国人的“善举”是一种考虑个人祸福的行为，而欧美的慈善是依据人类的自然之情（博爱），是为了使自己心情愉快。当郑观应看到“上海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欧美国家“纵城市间有乞丐，必须手摇风琴，或握鲜花，……而衣服完整，绝无污秽面孔以取憎于人”，他痛切地说，“我中华未能也”。

　　“中华未能”，这是多么憋屈的结论！

　　为什么“我中国除租界外，无处不有丐食游民三五成群，非强丐于市前，则烂足卧病于街道”？郑观应说，主要是因为朝廷不知民间疾苦，官员觉得无足轻重，把本来就不多的养老、恤嫠等公益机构交给绅士运作，绅士又“染指其间，占为利薮”。此外，“富绅巨室虽积产数至十万至数百万，决不肯行一善举”。

　　郑观应主张，政府应当承担更多对“穷民”的公益责任，“多设学校，广植人才，遍兴工艺厂，收养穷民”。他也希望国人多行善举，仁义广布。“积钱于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于子孙，子孙未必能读。惟积德于冥冥之中，可使子孙受用无穷。”他感叹：“中国富翁不少，虽身受国恩，而竟未闻遗嘱有捐资数万至数十万创一善事者，宁愿留为子孙花费，殊可慨也！”

　　事实上，几乎与郑观应呼吁善举同时，张謇等中国实业家就自觉行动起来。张謇一生心血造就了三大嘉业，即实业、教育、慈善。他说：“窃謇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时，惟赖慈善。”他极富远见地指出：“中国非真能实现普及教育、公共卫生，大兴实业，推广慈善，必不能共和，必不能发达。行此四事，一二十年后，必跻身一等国，能行二三事，亦不至落三等国。”

　　他将慈善事业纳入整个社会改良之中，从传统慈善迈向近代公益，涉及桥梁、涵闸、路灯、公共车辆、警察传习所、模范监狱、南通医院、电话、电报、公园、剧场、博物苑、公共图书馆等等，堪为“近代慈善第一人”。

　　今天回想郑观应，尽管“中华未能”的历史早已终结，但他的观点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比如少数公益机构的运作，不透明不规范，甚至骗捐，这是不是将慈善公益“占为利薮”？

　　又如，虽然人人公益在中国有巨大的可能性，但目前的慈善公益捐款仍以企业为主，美国则以个人为主。慈善在美国人的个人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还远未做到“慈善常态化、生活化”，是不是和“宁愿留为子孙花费”的意识有关？

　　按照中国慈善联合会数据，2019年中国的企业捐赠款物为931.47亿元，占捐赠总量的61.71%。按照美国施惠基金会 （Giving USA Foundation）《2020美国慈善捐赠报告》，2019年美国慈善捐赠总额约4496.4亿美元，其中个人捐赠约为3096.6亿美元，占总捐赠额的比例约为69%，远远超过基金会捐赠（占比约17%）、遗产捐赠（占比约为10%）、企业捐赠（占比约为5%）等形式。

　　如以平均每人慈善捐赠额看，美国是中国的百倍，远超人均GDP之差（6倍）。

　　当然，实际差距没那么大。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的捐赠口径包括了个人的宗教捐款，2019年美国对宗教的捐赠为1281.7亿美元，占捐赠总量的28.5%。而中国人也有不少和宗教相关的捐赠，但并不在统计口径之中。

　　无论如何，中国要真正走向人人公益，还任重道远。

　　数字化公益的探索

　　1981年7月，中国首个现代意义的公益慈善团体——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公益慈善拉开了现代帷幕。

　　1989年，“希望工程”启航。

　　1994年，第一个综合性的慈善机构——中华慈善总会成立。

　　此后，从1998年的长江流域洪水，到2008年的汶川地震，再到2020年的抗击新冠疫情，每一次重大挑战，都成为激发慈善公益动能的契机。

　　善不可欺。人们也注意到，当某个慈善公益机构出现信任危机，会给整个行业带来负面影响。如2011年的“郭美美炫富事件”，导致当年的社会捐赠总额下降18%，涉事的慈善公益组织的捐赠收入从上年的30.12亿元下降到5.58亿元。

　　也许是一种巧合，当2011、2012年中国慈善公益频频遭遇问责之时，移动互联网的兴起，给公益慈善事业注入了变革力量。原来的慈善公益，较多和高大上的组织，以及中国首富们相关联，经由互联网，聚少成多的“微公益”被引入社会，随时公益、随手公益、小额公益等平民慈善、人人公益形态开始发芽。

　　从2016年到2018年，民政部先后遴选指定了两批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目前正在遴选第三批。中国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平台都在其中。这些平台对推动慈善公益的大众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7年腾讯发起了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在民政部登记注册成立，是中国第一家互联网企业基金会。在腾讯公益的平台上，不仅产生了“腾讯月捐”“腾讯乐捐”“99公益日”等产品，接入了2万多家慈善公益机构，而且持续进行了公益数字化、专业化、生态化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价值更为重要。

　　从2017年起，腾讯提出“把公益装入360度透明的口袋”，首创项目披露环节，推出项目透明组件、项目财批组件，向公众披露项目善款明细、善款使用进度以及项目执行情况；从2018年起，腾讯和德勤合作，在“管理费”“项目执行成本”“项目直接支出”三个类目下提供更详细的披露指引；2020年，腾讯公益项目实现了区块链运行，所有项目信息不仅公开透明，而且全程留痕、不可更改、可以追溯、用户可见。

　　为了让慈善公益简单、易入、有趣味，腾讯公益持续地助力整个行业提升数字化能力。其中最著名的社交化公益产品是“运动捐步”“爱心接龙”和“集小红花”。用户为自己支持的项目发起小红花召集，通过好友支持和鼓励，能获得更多小红花，从而有机会为项目带来配捐。

　　腾讯还为慈善公益打造了一系列工具箱，比如全链路数据报表使得用户可视化；提供用户标签能力，让机构与捐赠人的互动性得到提升；以公益大数据为基础，提供SaaS化工具，协助公益机构更深入洞察用户，解析公益项目需求，组合定制化场景，让决策可量化。而购买SaaS专业服务产生的费用，则由腾讯公益基金会自己承担。

　　2019年4月，在西雅图盖茨基金会总部举行的中美印三国慈善峰会上，腾讯基金会的一位副秘书长介绍了中国互联网公司“用科技连接信任，让每一个微小的善行更有力量”的数字化公益实践。

　　他说，通过社交产品微信和微信支付，腾讯公益平台2017-2018年的捐款额和捐款人数，超过了以往9年的累计金额和人数。公众主要通过捐钱与“捐行为”支持公益组织，公益组织或是拿到钱，或是拿到公众的关注，获得企业配捐。如微信捐步，是典型的中国式创新，三年间共计有8亿人参与，累计捐赠9亿元。顺丰基金会在2017-2018年间就支持了8000万名捐步者，总计捐出超过1亿善款。

　　这些介绍，引起了美国和印度慈善公益界的极大兴趣，他们不久后专门到腾讯总部进行了交流，探讨如何用数字化工具让人人公益变得可行。

　　中国的数字化公益实践，已经走在世界前列。100多年前广东人郑观应感叹的“中华未能”，已变成“中华可能”，且终有一日将实现“中华必能”。

　　这需要我们的整个慈善公益事业，进行新升级，再出发。

　　公益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来龙去脉

　　在和腾讯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葛燄的交流中，她详细介绍了“公益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出台的来龙去脉。

　　葛燄说，相对于其他产业的数字化，中国慈善生态的数字化变革有很大潜力。在2020年抗击疫情的过程中，腾讯第一时间设立了15亿元专项“战疫基金”和1亿美元“全球战疫基金”，其中2亿元专门提供给服务商和开发者，帮助超过1000家机构快速开发疫情服务小程序，腾讯的防疫健康码在诞生一年内有超过350亿的访问量。而在此过程中，腾讯人也经常在思考：腾讯如何更好地用自身的技术支持慈善公益，又如何帮助实现整个公益行业的进一步数字化？

　　对前一个问题，葛燄举例说，为什么老人不愿意戴助听器？“因为轻轻的一个声音，或者一个小动作的发生，在老人耳朵里都是一声‘巨响’。而腾讯会议有一个AI人工降噪的技术，即把噪音降小，把有效声音扩大。这就提供了一种可能，即将这一技术免费提供给耳蜗生产厂商，帮助厂商对人工耳蜗进行改造，让具有降噪功能的人工耳蜗进入市场，提升听障人士的生活质量。”

　　“这就是把腾讯公司的技术能力向社会开源。”葛燄说。

　　对后一个问题，陈一丹、张志东等腾讯创始人告诉葛燄，99公益日能不能变成久久公益日？能不能建立更好的配捐模型去支持优质项目？优质项目如何更好地筛选？能不能在整个腾讯生态中进一步接入公益，让公益入口四通八达？

　　葛燄说：“我对中国的慈善前景非常乐观，只嫌平台能力还不足。现在几乎每天都会接触到善的力量，比如很多家族财富理财，希望把家族受益的一部分捐出来，像选择基金一样选择好的公益项目；比如不少职场专业人士，希望进入公益领域发光发热。这就要求我们把慈善公益做到高度专业化，像优秀的上市公司一样透明，一样可量化，这样才能帮助广大的捐助人准确识别，让爱心有的放矢，也得其所愿。”

　　葛燄介绍说，腾讯公益的“公益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希望能促进公益行业的透明度、可信度、自驱力的提升，促进公众更长期、更主动、更日常生活化地参与公益，并与行业共建有价值的项目。

　　比如项目配捐，不仅要注重筹款动员，更要加强项目执行，要基于数据和专业评估手段（如复捐率）去持续优化模型。

　　又如公益账户完善，小红花应用将常态化，捐善款和捐善行并重，既鼓励用户更加持续、长期捐款，同时鼓励通过善的行为积攒小红花。

　　|小红花将让用户参与公益更常态化、生活化。

　　再如公益场景的扩充，要提供一系列的劝募工具包，为公益机构扩展线上和线下捐赠场景提供助力。

　　还如搭建优质项目模型，通过引入公益领域参数、自身表现参数等指标，对优质项目在配捐比例上进行倾斜，与企业成为共同发起方，共建优质项目。

　　最后，在行业生态建设上，腾讯公益将开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直播、视频号、云服务等产品能力，帮助更多专业志愿者、志愿机构和公益组织的成长。将推出“千百计划”，两年内投入1.2亿元，培养1000个公益行业人才；资助100个公益相关项目；投入5000万元组建公益数字化虚拟学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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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了整个脉络后，可以看到，腾讯的“公益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由来有自，着眼长远，有规划也有步骤去落地。 

　　结语

　　在昨天的2021互联网公益峰会上，陈一丹说，公益数字化的整体方向，必然意味着更多的连接、更丰富的生态和更大的可能性。

　　“在中国的不同互联网公益平台上，各公益团队得到公众积沙成塔般的支持：这其中，有年轻的巡江队员驾乘快艇游弋在深夜的长江，驱赶盗猎鱼船，守卫濒临灭绝的江豚；有公益组织常年关注崇山峻岭间的学校，为眼中闪光的孩子们带去书籍；还有机构将爱心投向亟需救助的罕见病患者。十多年前，这类公益组织因为得不到关注而处境艰难；直至数字化技术将它们与公众、公募基金会直接连接，崭新的活力与能量由此迸发。”

　　“数字化连接不仅能为公益组织带来资源上的帮助，更能拉动施益方深度参与所捐助的项目，加深对社会问题的理解，助力社会进步。”

　　几年前我和陈一丹交流时，他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社会的痛点是公益的起点”。

　　腾讯在2021年的两大战略升级表明，中国企业已经有一种强烈的时代自觉，从“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迈向“社会价值驱动的企业”，从“朴素和经验主义的行善”跃升到战略性、长期化、专业化、结构化地推动人人公益，打造数字化公益生态。

　　企业存在的真正理由，企业与整个社会的良性循环，在这些新战略中清晰可见。

　　这是腾讯的进步，也是时代的期盼。在慈善公益的全球舞台上，“中华必能”将一天天变成美好现实。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