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经济政策的迷茫专栏之三
选自《中国：理想经济增长》节选第64—67页 ，并予以扩写
2005年时，中国宏观经济税费水平为26.43%，2010年猛增到36.22%，最高的2013年上升为38.27%。2020年前三季度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社会保障费收入共计23.19万亿元，GDP规模72.28万亿元。宏观税费水平为32.8%。虽然比转轨国家平均税负还高3.38个百分点。与中国最高时的比率计算，可以说给2020年减少了5.5万亿元可能要缴纳的税费。
我认为，即使把税费负放宽到30%为中国合理宏观税费水平，还应当减税2.8个百分点。如果2020全年为102万亿元GDP，未来还应当减少3万亿元税费。若促进创业就业和企业生存回复发展，一年减1.5万亿元，还得继续减税降费2年。
要想经济继续向好，财政税收部门一定还得减税降费。但是，供给经济学派的减税降费政策，也不是灵丹妙药，包揽解决国民经济运行、增长和安全的一切问题。还是要大力度改革经济体制，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和解决未来一系列的国民经济问题。
一、供给经济学派政策出台的原由
供给学派重新肯定了供给能够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认为从全部经济看，购买力永远等于生产力，经济有足够的能力购买它的全部产品，不可能由于需求不足而发生产品过剩的问题，增加储蓄和投资，生产相对过剩和经济衰退可以自动恢复。
客观来看，供给学派相关政策经过美国里根时代和英国撒切尔夫人时代的实施，也的确带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兴。为什么供给学派政策会起到作用，主要还是取决于劳动、资本要素供给数量的边际报酬率。如果政府税收太多，报酬率就下降，投资者就不愿意投资，劳动者甚至不愿意参加工作，而宁愿去领政府的失业救济金。所以，供给学派认为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以实现市场要素的供需均衡和有效利用。他们提出要减少社会支出，主张通过减税来鼓励企业投资，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鼓励劳动者参加工作，提高工作意愿。企业投资扩张以后，生产能力就会扩大就业，创造出来的产品也能抑制通货膨胀。普通劳动者就业机会增加后，收入水平和消费欲望提升，总供给和总需求也会平衡，生产相对过剩和经济衰退自动瓦解。
二、供给经济学派政策在发达国家实施遇到的困境
但是，从世界经济看，在发达国家总人口增长下行老化和收入分配向上流动机制传导生产过剩的两大难题下，供给学派解决不了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经济衰退困境。
一是因为里根政策实施后，减税政策相当程度上有利于资本技术所有者，它的财富实际上是向上流动的， 20世纪80年代实施供给学派政策，发达国家经济虽然有10到20年的繁荣后，特别是给资本普遍减税，导致了财富收入差距的拉大，基尼系数不断提高，穷人数量也不断增加。如今美国陷入的就是其传导型的生产过剩和经济低迷。
二是在人口下行背景下，萨伊定律是失效的。这是因为总人口减少后，总需求将不断压缩，减税后生产能力扩张，总供给超过总需求的过剩局面不仅不会好转，而且还会恶化，生产过剩和经济衰退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比如，目前欧洲的总和人口生育已经降低到了1.5左右，人口增长率在千分之五以下。日本生育率下降到1.42，人口已经负增长为-0.77‰，结构已经业务老化，日本和欧洲经济主力人口收缩、边际总需求萎缩要求上年生产能力相应减少，即生产过剩已经常态化。所以说，萨伊定理在人口增长上行阶段是成立的，而在下行阶段不成立。
实际上，许多国家的经济政策是凯恩斯、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三种理念和政策工具的整合。近几年，特朗普在国内采取减税政策就是供给学派的办法，扩大基建投资是凯恩斯的办法，对外是反经济自由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总体上，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也是一种大杂烩和混合物。当然，也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单纯使用一种货币主义的办法或者财政政策的办法，但是，即使特朗普的这些政策实施，它的后果会怎么样？减税是不是让收入更多的资本所有者获得？美国的人工成本很高，智能机器人替代制造业中的劳动者，甚至大规模替代商业金融领域中的工作人员，特朗普减税吸引制造业回流和增加就业的目的是不是会大打折扣？
三、供给经济学派政策在中国的使用一定要与体制改革相结合
照搬供给学派的政策会解决中国目前生产过剩和增长速度放缓的问题吗？回答也是否定的。
（1）前面已述，中国由于实行时间过长和力度过大的计划生育，人口下行更陡和更老化，边际总需求连续递减，下一年需求萎缩自动地压缩上一年原有的生产能力，消费需求收缩和生产能力延续过剩的局面，可能比欧洲和日韩等国家和地区还要严重一些。普遍减税并不抑制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人口老年化，更不能增加经济主力人口，也就不能在总体上扩大消费需求来平衡生产过剩。
（2）中国的另一消费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和经济增长放缓原因，是城乡及其各自内部居民间房地产财富收入向城和向上流动集中的传导。总量的普遍减税，也无法改变这一结构性的内因。
（3）中国的税制结构与美国等国家和地区不一样的是，税收来源以间接税为主，政府90%左右的税收来自于企业上缴的增值税，或者从企业中征缴的社保费等。而美国联邦收入结构中，企业所得税只占5%左右，其他为社保税和个人所得税，没有对企业开征增值税。美国州政府主要有销售税，县市地方政府主要有房产税。中国无法如美国特朗普计划的那样，将企业所得税负从35%下调到15%，减税幅度达57%。但是，如果中国政府对企业减税也达到特朗普计划的幅度，那么政府公共财政和事务，基本上会陷入瘫痪。
（4）必须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国内有支付能力的消费，创造制业复苏的市场需求环境，与对企业减税相结合；仅仅对企业减税，并不解决人口下行老化和财富收入向城向上流动集中传导的过剩。中国的高税负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显得并不突出，主要是市场需求旺盛，企业的税负能通过规模销量和价格提高转移出去。而到了经济下行时期，生产全面过剩，制造业市场相对萎缩，高税负无法通过规模生产销售和价格向上变动转移，而价格下行和开工不足，使企业税收承受能力大大下降。因此，适当的对企业普遍减税虽然是必要的，但是，不针对经济下行深层次的症结理疗，还是无法扩大消费市场需求、平衡生产过剩和推动经济中高速增长。
（5）在智能机器人大举发展和替代劳动力就业的情况下，对此企业减税，利益集中到技术和智能机器人资本所有者中，扩大收入差距，会形成新的生产过剩。现在还有一个不确定性的问题是，智能机器人的发展，会给未来的就业、收入、消费、生产和供给，形成什么样的影响。
智能机器人的发展，它在替代减少就业的同时，会创造更多生物人类的就业，还是会越来越多地替代压缩生物人类的就业机会空间？如果其替代的生物人类的就业，多于其创造的新的就业，那么，一是劳动者从就业中获得工资的水平和规模就要相对或绝对减少，其收入水平和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就会相对收缩；二是智能机器人创造的利润收入，向技术和机器人资本所有者流动和集中，其边际消费率越来越低，而智能机器创造的财富和服务能力越来越多。于是可能会形成比传统经济时代更加严重的生产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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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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