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选自《中国：理想经济增长》节选第58—61页
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国民经济保持一个中高速度的增长，对于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人民富余、国力增强、金融稳定、养老金充裕等等，均至关重要。如何克服人口下行老化、市民化滞后造成的生产过剩和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经济理论上有不同的政策，国内学术和政策界有着各种各样的看法，而且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也有将经济增长从下行扭转为上行的经历和经验。这一专栏中，我们就此进行讨论。
经济下行的深层次原因究竟是什么，如何根据造成生产过剩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症结，形成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和改革及政策措施，是缓解和解决问题的关键。我们先来评述流行的一些方案和观点。
需要有鼓励创业就业，土地改革等增加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支付能力，扩大消费需求。否则，仅仅是总量的赤字、债务、项目的总量性财政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问题。凯恩斯将短期生产过剩解释为经济周期的一部分，扩张和繁荣之后就是回落和萧条。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消费倾向——边际消费率，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货币的流动性偏好，即储蓄起来多一些还是拿货币去投资多一些等。凯恩斯认为，生产过剩是这三个心理因素引起的，一旦预期未来投资不好，消费者就愿意自己储备货币而不愿意消费，最后导致生产过剩和投资不足问题出现。比如经济衰退时期，私人不愿意花钱投资，为了把周期抹平，政府就要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增加基建投资等方面支出，以便最终实现扩大就业和拉动经济复苏的作用。凯恩斯政策确实使得战后发达国家经济持续繁荣了十多年。
从改革开放，到2013年左右，经济增长我们主要看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需求的拉动。由于消费主要基于居民收入，且支出不会大起大落，因此其影响国民经济上下过度波动的力量不大。而投资和出口则受政府支出偏好、投资者国内经济预期和国际经济形势变动影响较大，因而其变化是形成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上下波动的两个重要因素。国外出口，受制于其他国家经济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因此，在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起落时，熨平波动的手段，从需求侧看，主要是政府运用支出进行增加或者减少投资的干预。
对2012年开始放缓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国内一些经济学家也提出了这样的逻辑思路和政策建议。他们认为，中国这一次国民经济下行，是外部美国次贷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造成的世界经济波动引起的。经济增速下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国际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造成的，这是一个世界各国共同的趋势，只有国际周期性的原因可以解释。国内国民经济本身因城市化水平还较低、人均GDP水平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差距较大，还会以8%以上速度高增长15到20年。因此，应当用积极的财政政策熨平这一向下的波动，增加赤字，发行国债，扩大基建投资需求，将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从需求侧发力拉升起来，等世界经济复苏，中国经济就会重新步入高增长速度的正常轨道。
实际上，凯恩斯财政赤字、发行国债和扩大基建投资的政策，虽然在战后保持了发达经济体10多年的繁荣，但是，也带来了“滞胀”的后果。1973、1974年发达国家出现了全球性的恶性通货膨胀。凯恩斯政策工具长期实用，除了物价上涨，还发生了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陷入低速增长轨道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过80年代初、80年代后期两次物价上涨。前一次是财政赤字向银行透支，导致超发货币引起的，而后一次是价格放开和普调工资水平，为工资成本推动和消费品供给不足形成的通货膨胀。自此，中国财政遵守收支平衡和略有盈余的原则，经济运行中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GDP比率都很低。
采用凯恩斯扩大需求政策是1998年应对亚洲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下行影响开始的。财政支出方面，实施赤字政策，发行国债，并扩大了铁路、高速公路、水利等一系列的基建投资规模。这一次财政扩大需求政策较为成功的条件和环境是：遇到1979年改革开放前后，生育较为宽松形成的经济主力人口上行增长，既提供劳动力要素供给，又形成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当时基建投资机械化和自动化的程度相对较低，投资中转化为劳动力工资成本的比例较高；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东部工业地区和城市转移，与制造业相结合，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推动了工业化的进程，也推动了出口的长期中高速增长；城乡和各自内部居民之间的财富收入差距没有现在大，收入向城市和向上层流动集中传导的消费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力量还没有形成主流。
但是，21世纪第2个10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的条件和环境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经济主力人口增长率从上行转变为下行，人口结构开始老化，进入工作的劳动力供给要素开始负增长，消费主力人口也在逐年减少；从农村向城市和东部工业地区转移的劳动力规模也在逐年减少，剩余劳动力逐步地枯竭，劳动力工资和社保成本上升；国内的欧美制造业外企投资和生产相对收缩，加上国际市场低迷，出口下行；而基建投资80年代时，其投资的劳动工资转化率为40%以上，由于工程机械化和自动化技术和方式的发展和普及，投资转化为劳动工资的比率下降到了15%到25%之间，下降的趋势还在持续。
从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分析，我们从过去经济主力人口规模年年扩大，每年形成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总是大于上一年的生产能力，需求大于供给；政府基建投资正好为要扩大的制造业创造外部经济条件，并转化为消费能力的程度较高，国民经济处于向上扩张的时期。而2011年以后，经济主力人口开始收缩和老化，每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减少，总是小于上年形成的生产能力，总供给开始大于总需求；政府基建投资转化成工资和消费能力的比率越来越低，制造业投资扩大和生产率提高，则导致更多的生产过剩；由于制造业扩张停止，政府投资基建对于企业的外部经济性边际效应也下降。
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由于计划生育时间太长和力度过大，经济主力人口下行的坡度太陡和人口结构老化较为严重，工业化在人均GDP水平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时就提前结束了；加上土地、户籍、城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体制的阻碍，市民化城市化滞后，并在农村形成和积累了大量的错过城市化人口。
从财富收入的流动和分配看，由于土地住宅等体制的扭曲，也形成了城乡和各自内部居民间房地产财富向城镇和上层集中流动的格局，收入差距比过去要大，其也不同程度地传导消费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
而总量性的赤字和发债，支出以基建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今天消费需求不足和最终消费品生产过剩的问题。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责任编辑：李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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