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陈功（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贺军（安邦智库研究合伙人、高级研究员）
疫情大流行冲击全球，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轮罕见的经济危机，堪比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面对二战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各国都在出台大力度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消费政策来加以应对，试图来稳定金融市场，支撑资产价格，恢复生产活动，保障基本消费活动。全球经济目前处于一种低活跃度、维持型的状态，正如《经济学人》所言，世界都在寻找“生存之道”（Business for survival）。
中国付出重大代价后，率先走出疫情紧急状态（现在仍面临海外疫情回流的压力）。不过，中国在经济上承受的压力依然巨大。在疫情之前，中国经济本已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疫情之中又遭遇全球供应链中断、外部需求减少、对外贸易萎缩，再加上国内长达两个多月的近似“冻结”状态，经济受创极深，都加大了中国疫后重振经济的难度。
面对严峻的经济挑战，怎么办？
我们注意到，国内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在疫后经济重建中选择选择了各种投资项目。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3月20日，各地方已发布了总价值近50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其中2020年有望实现约7.6万亿元的投资。国内近期热度很高的“新基建”，总投资额估计要占到2020年已宣布的基础设施投资的约14%，其中6.6%用于城市地铁和城际高铁，5G和特高压投资比例估计分别为3.8%和1.2%。刚刚解封的武汉，也急切地推出多个重大项目，在建亿元以上重大项目共1326个，总投资29325.4亿元。其中，现代制造业总投资5473.7亿元，现代服务业投资15502.7亿元，基础设施项目投资5909.8亿元，社会事业投资2439.2亿元。
在疫情防控消耗了大量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源的情况下，如何在疫后推动如此多的大项目上马，这是国内各级政府面临的现实挑战。安邦咨询（ANBOUND）首席研究员陈功的看法是，如果没有国家资源和资本的介入，仅靠人困马乏的地方政府，重振经济肯定是无济于事的。从全球疫情和经济形势来看，留给中国的时间并不多，到底应该怎么做，在大方向和大策略上，国内需要有一个抉择了。
陈功的基本考虑是：中国应该建立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国家经济复苏基金”，以此来推动疫后的经济重建。中国当前面临的形势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台“4万亿”政策不同，此次危机是全面的经济危机，而不只是一次金融市场的恐慌。由于疫情冲击涉及各行各业，打击了生产、消费、供应链，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人类经济活动大冻结，也是对人类生命安全的一次重大威胁。因此，国家经济复苏基金应该主要着眼于全社会的公共福利这一方向，以市场化的公开方式，有选择地来进行投资建设和资金支持。这个国家经济复苏基金应该具有一定的规模，比如总规模达到5万亿。可以主要通过发债来筹集，除了国内市场，也可以考虑在境外发债。从中国经济和投资活动的总体量来看，5万亿的规模肯定是不够的，但基金的使用可以起到一种资本担保的作用，也是对市场的一种引领的作用。
实际上，在历史上和现在，欧洲都有过类似的设立基金的思路。不久前，欧盟内部市场专员蒂埃里•布雷顿（Thierry Breton）和欧洲经济事务专员保罗•根蒂罗尼（Paolo Gentiloni）发表了一篇联合文章，呼吁建立经济复苏基金，所有成员国都必须平等地获得该基金。关于财务问题，欧盟的专员们提出了三项原则：（1）任何国家都不应落下；（2）任何经济体都不应该成为大流行的孤立受害者；（3）在可比的条件下，所有欧盟国家都必须有公平的机会获得为其计划提供资金所需的资金。可以看到，在欧盟经济复苏基金的考虑中，就带有促进各个经济体公共福利的意图。
早在金融危机之后的2014年，欧盟官员就曾考虑过推出一个规模达到3150亿欧元的发展计划，用于复苏欧洲经济。这个名为欧洲战略投资基金（European Fund for Strategic Investment，简称EFSI）的基金是欧盟在金融危机后的一个重大举措，用以挽救处境艰难的欧盟国家。当时的计划是，EFSI的启动资金为210亿欧元，通过少量的公共资金，以杠杆手段吸引大量私人资本。这一项目建立在公共财政的稳健原则之上，欧洲投资银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就是这种方法的成功案例。欧洲投资银行依赖的资本金基础相对较小，却筹集了大量私人基金，用于向全欧盟的大型基建项目投入资金。EFSI运行之后，到2017年12月，欧盟理事会同意将“战略投资基金”延长至2020年，这是“欧洲投资计划”的旗舰项目，目标为5000亿欧元的额外投资。
中国目前完全可以借鉴欧盟的方式，建立类似的国家经济复苏基金，用于中国的疫后经济重建。对于中国建立类似的基金，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建议，欧美各国的救助和刺激规模都在本国GDP总额的10%-20%之间，这既体现了各国对疫情影响的重视程度，背后也体现了各自对疫情冲击的评估，对中国的一揽子救助和刺激计划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滕泰建议，本次救助和刺激总规模以不低于10万亿元为宜，即占中国GDP不低于10%。
这一比例在国际上有先例可循。如美国推出2万亿美元的经济救助方案支持中小企业和美国中低收入居民，经济救助规模相当于GDP的11%。英国除了两次降息外，对企业和员工提供的经济救助规模大约占到其2019年GDP比重的16%；澳大利亚累计财政救助规模占GDP比重接近10%；德国的经济救助力度最大，累计财政救助规模占GDP比重高达22%；日本的救助和刺激规模约为本国GDP的10%；法国救助和刺激计划相当于GDP的14%。整体来看，这一规模与安邦建议的初始5万亿元，今后再继续扩大的思路类似。
面对疫情冲击经济，中国需要下定决心，建立一个有较大规模的国家经济复苏基金，按比较市场化的方式来筹资，也以相对市场化的方式来支持疫后重建。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的国家经济复苏基金，应该以公共福利为重点领域，体现支持民生、支持消费的目的，而不是去拉高投资去推动GDP。中国需要在此问题上早下决心，尽力推动公共福利的改善。
疫情先后冲击中国和世界，这一灾难告诉人们，没有什么事情比公共福利更重要！如果人的生命没有了，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什么都谈不上了。推动设立国家经济复苏基金，应该成为推动公共福利建设的重要杠杆，中国需要早下决心。
(本文作者介绍：安邦咨询（Anbound）是国内富有影响力的信息咨询研究机构，一直专注于财经、公共政策和风险领域的信息研究和分析。)
责任编辑：张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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