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前首席：疫情下，需要为失去收入的劳动者提供全额补偿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机构专栏 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Willem H． Buiter， 花旗集团前首席经济学家，现为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

　　伯尼·桑德斯退出美国总统竞选，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许多政策建议在全世界都变得十分必要。

　　缓解2019年新冠病毒疫情的社会隔离举措已经破坏了生产和家庭收入链。但这种社会隔离的有效性却让劳动者受到缺少恰当医疗保险、充足病假工资、失业补偿或其他形式收入支持或储蓄的等威胁。这些人会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工作，尽管存在健康风险。全民医保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哪怕是在美国，几乎只有桑德斯一人在全国政界人士中倡导全民医保长达数十年。

　　与此同时，全球、国家、地区和地方供应链的中断正在强化2019年新冠危机对劳动力和家庭消费所造成的第一波供需冲击。而这些冲击也正在金融系统内部造成混乱。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需要发挥关键作用，防止无序的金融市场增加非金融企业和家庭所承受的负担。最低限度，央行必须介入确保关键市场拥有充足的流动性，包括政府债务、商业票据以及住宅和商业抵押贷款等关键资产支持证券市场。

　　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各国央行必须确保家庭和企业的流动性不会因为自我实现、恐惧驱动的提款而枯竭。在适当的情况下，它们可以为财政刺激提供货币融资，这样，原本可能受到主权债券市场约束的政府就不会束手无策。

　　也就是说，中央银行不是解决企业收入不足、企业破产风险、家庭收入中断以及偿还抵押贷款、消费者和学生债务相关问题的机构。诚然，央行可以通过购买高收益企业债券和低等级商业票据暂时承担部分负担。但是，防止经济灾难的重大工作总是由财政当局来承担。

　　具体到2019年新冠病毒危机，确保每个人都能迅速接受新冠病毒测试需要得到公共资金和授权。鉴于各国爆发疫情的节奏并不完全一致，全球合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归根结底，政府需要承担所有与新冠病毒相关的治疗（包括住院治疗）费用，而只有国家政府才能筹集到如此规模的资金。

　　同样，国家还需要为因危机而失去收入的劳动者提供全额补偿。为维持总需求，政府可以引入某种临时全民基本收入，也就是说，只要危机继续，每位成年人将定期收到一笔现金汇款。就连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也误打误撞地采纳了这一明显的缓和性举措，在其最近2.1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中为年收入低于75，000美元的每位成年人发放补助1，200美元。

　　但即使有政府提供的收入支持，由于与危机有关的劳动力、国内外需求以及各级供应链的中断，企业仍有可能出现严重的收入短缺。在这方面，政府可以作为最后买家介入，也可以为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提供信贷或信用担保。这种信贷可以立即或在危机结束后以无表决权优先股的形式转换为股本，从而阻碍向中央计划经济的滑向。

　　这些政策支持不应当设置资格限制。大企业就像中小企业、个体户或临时工一样，容易受到需求不足和供应链中断的影响。而且尽管因为拥有获取银行贷款和债务市场准入的优先渠道，他们或许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暂渡难关，但也不可能永远坚持。鉴于疫情爆发前非金融企业不断累积的债务，如果没有国家干预，我们很容易看到新一轮企业违约和破产潮上演。

　　这次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并不是危机的制造者，但它们将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场危机，而且随着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情况的恶化，它们也将成为国家救助和援助计划的候选对象。而战时市场经济和中央计划经济所熟悉的指挥方法——比如特朗普援引国防生产法迫使通用汽车和3M公司生产关键物资——很有可能在危机结束后依然延续。

　　最后，新社会主义还将具有国际性。例如，意大利将需要欧洲央行或欧洲稳定机制，或者通过发行欧元区新冠病毒债券来提供支持。纵观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外债市场已经限制了不少国家提供财政支持的能力。我们需要通过发达经济体提供更多外国援助来解决这样的限制——包括有针对性地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采取这样的对策不仅道德正确而且经济合理。

　　正如2019年新冠危机发展轨迹所表明的那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被迫临时让位给旨在恢复家庭和企业收入链的临时社会主义形式。之后我们将看到这次社会主义实验的结果是否会持续到疫情结束之后。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