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莫让浮云遮望眼 从脱钩说起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秦朔　

　　地球正在艰难中转动。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今天全球共同的枷锁就是新冠病毒。它销蚀活力，阻碍交流，压抑人心，制造矛盾，而且一波一波，从快战到慢战，远比我们预料的要长。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4月9日说，“虽然大家已经目睹了新冠病毒对发达国家造成的危害，但它在更贫穷和更脆弱的国家可能造成的破坏仍未完全显现”。非洲的疫情已经在冒烟。

　　在某种意义上，新冠病毒才是全球化的象征，一地不宁，天下不宁，“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

　　病毒无形，伤害无穷。世贸组织预计，2020年全球GDP将萎缩2.5%到8.8%，全球贸易将下降13%到3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0年会出现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经济后果。

　　病毒也让无数预测变成“测不准”。美国达拉斯联储主席卡普兰2月6日预测，今年美国GDP增速为2.25%，受新冠病毒拖累约0.4个百分点。4月8日他说，美国GDP二季度可能萎缩25%到35%，全年萎缩4%到5%。比他悲观的是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他说二季度美国GDP可能出现50%的萎缩。美国劳工部报告显示，4月底将有超过2000万人失业，全国失业率将达到15%。

　　这就是新冠病毒对第一经济大国的打击力度。有人计算，如果美国二季度GDP真的下降35%到50%，中国GDP有可能在当季成为世界第一。

　　尽管中国不会有谁对这个苦涩的第一感兴趣，但这种可能性还是有助于我们用稍微平和一点的心情看待自己：相比起来，我们逆转危机的时间算是快的。

　　周五晚上，中信出版集团举行《苏世民：我的经验与教训》中文版在线发布会（视频直播专题）。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投资家之一，美国黑石集团主席苏世民说：“疫情过后，中国会是恢复最好的国家之一，在未来的世界版图扮演很重要的地位。”

　　和苏世民对话的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投资家之一、高瓴集团创始人张磊说：“到哪里投资？Here！在何时投资？Now！就是今天的中国。”今年2月高瓴集团逆势成立了高瓴创投，专注投资早期项目，首期资金100亿元。

　　把整个逻辑梳理一下，并不复杂：

　　1、如果疫情长期化，无论是哪里，最终都要靠科学解决。急也没用。按医学专家要求做好防范就行了。不适应就慢慢去适应。

　　2、如果疫情很快结束，或影响最小化，无论哪里经济都会迅速反弹，正常化。

　　3、如果疫情结束，但疫情对全球政治、经济、国际秩序产生深刻的后续影响，则我们现在就要仔细研判，但绝不要惊慌失措。要尽可能不受疫情带来的恐慌的影响。否则，以为得出了正确判断，其实这些判断是在特定时期所积郁的情绪中形成的，很难说没有偏差。

　　在中美贸易摩擦中，我曾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交流，当时不少企业也很恐慌，我说，我们要坚持“不畏浮云遮望眼”的高站位，“不要人夸颜色好”的强定力，勠力同心，共赴未来。

　　“不要人夸颜色好”是元代王冕写梅花的诗，后面一句是“只留清气满乾坤”。

　　此时此刻，无论看人看己，看天下，胸中确实要有点清气，才能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疫情会对中国与世界产生什么深刻影响呢？

　　从最近和企业界、学术界人士的交流看，人们最大的担心不是经济复苏，而是疫情会不会成为全球化的转折点，从此开始“去全球化”，“脱钩”？从开放渐渐走向封闭，从合作渐渐走向分离，各顾各的，各防各的，民族主义高涨，民粹主义升级，国与国、人与人、族与族、层与层的冲突常态化，而安宁的净土和稳定的发展环境离我们远去。

　　如果是这样，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外部环境就会起变化，而当压力由外传导于内，又会促使内部矛盾显性化，复杂化。中国本有很大潜力和增量空间，通过发展消化存量的问题，但如果全球化天花板提前触碰，外部空间收窄，矛盾就可能内卷化，发生所谓“熵增”，即整个系统内部出现混乱的概率大大提高。

　　不少朋友惴惴不安，又无可奈何，觉得脱钩很难避免，眼睁睁看着世界一步步向“脱”的方向走，而“后真相”时代的社交媒体又不断强化冲突性的一面，扮演着“脱钩助推器”的作用，殊不知今天的口水也可能变成明天的火药。

　　如此气氛之下，人们无法不联想起各种“陷阱说”——

　　“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此说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在总结雅典和斯巴达的30年战争时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

　　“金德尔伯格陷阱”：发展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最早提出，正是美国取代了英国作为世界霸主的地位，却未能跟进发挥英国提供全球公共品的作用，因而导致20世纪30年代“灾难的十年”。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后来引申说，和“修昔底德陷阱”一样让人焦虑的，是一个无力或不愿意提供充分全球公共品的新兴大国。

　　这些说法，过去十年已在流行，映射的都是中美关系。但最近几年特别是由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加剧了双边关系中对抗性的一面，让“陷阱说”似乎成了“必然如此”的宿命。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缉思教授最近指出，近两年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间，中国政府、智库、媒体、民间舆论，对美国的态度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即不再容忍美国攻击中国。双边关系下滑的速度加快，战略互信缺失日益严重，民间相互反感的情绪前所未有，经济和技术逐步脱钩已是难以逆转的趋势，各方面的交流也将进一步压缩。在经济、技术、人文交流方面，中美双方都在减少对对方的依赖。中国不希望中美经贸、技术脱钩，但正在为此做思想和物质的双重准备，更加强调自主创新。整体而言，我们对美国的不信任和反感达到了中美建交41年从未有过的程度，这是中美建交以来最为困难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将持续的时间和下滑的底线均难以预料。

　　王教授的悲观溢于言表，而大半年前，他在文章中还强调，尽管两国各自的情况和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变化，但双方仍应不忘初心、保持定力，不被一时一事所惑，不为一局一域所扰，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他说，同美方“对骂”“对打”，恐怕正中美国那些反华分子之下怀。中方不能按美方的脚步和节奏起舞，而是应反其道而行之：美国有人想让两国“经贸脱钩”“技术脱钩”，中方就应当坚持在经贸和技术领域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多边合作；美国政府要封杀华为，华为就要坚持同美国企业合作，继续聘用各国科学家，而没有必要在中国封杀苹果公司；美国要限制双边教育和人文交流，中国就应当继续努力扩大同美国社会各界的交往；美国官员到世界各国渲染“中国威胁”，中国就应当加大同这些国家的接触力度，而无须复制美国的方式，比拼谁的嗓门更高。

　　可见形势正急剧变化，且“自我加强”。

　　去年任正非多次说，反对抵制苹果公司，“不能说用华为产品就爱国，不用就是不爱国”，但今年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公开说，“中国政府不会让华为任人宰割，或者对华为置之不理。为什么不能基于同样的网络安全原因，禁止美国公司的5G 芯片及含有5G芯片的基站和智能手机、各种智能终端在中国使用呢？”

　　如果真的出现大脱钩，全脱钩，对中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此时脱钩，不是像上世纪50年代中美本来就没有怎么融合的脱钩，也不像美苏冷战时期各组一个阵营对抗的脱钩，这两种情况本质是“疏离”，即本来就不在一起，只是隔空对抗而已。

　　现在的情况是，中美已如此之深地交融了40多年，两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40%，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此时脱钩是要剥开已经长在一起的关系。不仅艰难，而且残酷，对世界也意味着高度的不确定。

　　新冠病毒大流行，可能就是再有几个月的事情。如果中美脱钩，影响也许是几十年，几代人。

　　20世纪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卡尔·多伊奇在《国际关系分析》中写道：“如果人类文明在未来30年横遭扼杀的话，那么，凶手不是饥荒，也不是瘟疫，而将会是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我们能够战胜饥荒和瘟疫，却无法对付我们自己铸造的武器威力和我们作为民族国家所变现出来的行为。……既然我们的生活如此深受国际事务的影响，我们对国际事务的反应又至关重要，那么，我们就必须增强自己的理解能力、决断能力和行动能力。”

　　先有准确的理解，才有明智的决断，才有经得起考验的行动。

　　中国国家领导人2015年访美时表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我们无畏挑战，要为可能出现的各种挑战做好准备，但更要防止战略误判，不要把“脱钩”简单化，扩大化，推到极致，变成一种思维范式甚至“政治正确”。我们要更全面和透彻地思考脱钩，从中找出最符合中国大局和世界大局的前进路径。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脱钩在哪些方面是可能的与现实的？

　　举个身边的例子。长三角A市前一段被划为疫情所在区，该市一部分肉菜供应一直从邻省B市的几个大仓调运。由于疫情，B市禁止车辆开往A市。A市只好选择本省非疫情区的C市作为中转站，调集一批集装箱车头开到C市，物流车也从B市开到C市，在这里“甩挂”（换车头交接）。A市相关负责人告诉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保基本”必须百分百由自己做，即猪肉和绿叶菜全部本地解决，目前已经开始做了。“否则，老百姓一投诉，市领导每天打几个电话，今天这个超市缺货，明天那里又没有了，怎么受得了？”

　　我们是高度统一的国家，同样的种族和语言，有强大的国家调动能力，尚且出现了对疫情区域断路、封堵、断供等情况，对那里的人也充满不信任，因此要打破原有地域分工，加强自控力自给力、对本地百姓负责；那么在全球，经过疫情冲击，有些国家和地区考虑在与基本安全保障相关的领域，更加回归本土化，打造“安全供应链”，这不是很正常吗？

　　再从全球贸易占GDP比重的下降，全球价值链增速的放缓，全球化分工带来中间产品运输距离变长、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等等因素看，在贸易发展和专业分工这个方面，“去全球化”的调整，从2008年之后已经发生，疫情只是新的推动因素。

　　中国是全球化受益者。但不少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导致其母国产业空心化，失业增加，政府补贴与资助增加，而跨国公司为赢得资本收益最大化在全球寻找“纳税洼地”，在母国纳税比重很小，如此就会造成资本和就业、国家之间的冲突，这也是特朗普一直呼吁制造业回流、缓解国家压力的原因。

　　我们也要明白，即使没有疫情，中国供应链也有可能发生一定的调整。

　　一是中国自己的外向型制造企业，基于成本考虑和国外“双反”（反补贴、反倾销）压力，近年一直在加强海外投资。中国资本到海外形成的资产，还是中国人的。这和当年日本从GDP（国内生产总值）时代到GNP（国民生产总值）时代的变迁很相似。

　　二是在中国投资的外企，基于成本等原因也有迁移。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最近发布了2019年度“日本企业海外事业展开相关问卷调查”，有3563家企业（其中2990家为中小企业）参与。在回答“在海外设有基地，将进一步扩大进驻”的企业中，列举中国的企业的比率减少7.3个百分点，减至48.1%，回答越南的企业则增加5.5个百分点，增至41%，越南与中国的差距从2018年度的19.9个百分点缩小至7.1个百分点。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一面的情况。

　　一是作为全球供应链龙头，又有庞大的市场，中国供应链整体优势依然明显，有移出，也有大量流入（如特斯拉）。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显示，全球FDI（外商直接投资）已连续4年下降，2019年比2015年下降了31.5%，但中国占全球FDI的比重从2015年的6.7%提升到2019年的10.1%。这说明，中国市场规模以及开放程度和营商环境的改善，依然吸引着大量资本流入。全球资本并未和中国脱钩。

　　二是不少国家都在推进制造业向母国回流，但基本上事与愿违，说明要逆转产业规律和效率原则，并不现实。以美国为例，美国在高端制造（如芯片）方面有强大优势，但一般制造业已经不是其优势，很难再回到本土复兴。就算回来了，也没有便捷的基础设施和大量经过培训的熟练工人去支撑。美国基础设施建设长期乏力，制造业岗位一直空缺，而且工人的劳动效率并不高。美国如果一定要复兴制造业，出路不是提高贸易壁垒和惩罚性关税，而是要从基础设施系统和劳工培训体系这些方面扎实用力。而这不是一蹴而就的。

　　单从供应链看脱钩，我们在分析后就会明白——供应链的脱钩会有，但是是局部的，小规模的，而且是被疫情压力强化的。疫情一旦过去，真要脱钩，也不容易。同时，有些领域的供应链集聚在加强，就像最近全球多国都希望中国生产和出口更多的医疗防护用品，供不应求。指望每个国家的医疗物资将来都自产自供，是不可能的。除非发生冷战，中国被极度孤立，否则，始终在造福全球消费者的中国供应链的地位不会动摇。

　　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同时也要清醒，千万不要把某些枝节性的调整扩大成所谓全面、全局的脱钩，自乱阵脚。

　　我在上周文章《生于忧患，死于傲慢》中指出，人类在21世纪前后几十年的商业文明史，中国篇章可能是最为重要的部分。我亦指出，中国走过的道路，显示出了制度变迁的能动性、浮动性，以及自我调整的可能性。这是中国成就的一个关键。

　　我从不浮泛地夸耀中国道路，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更主要的是现代主体性的建立，民智民情的理性化，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还是“半成品”状态，还在路上，但我对中国抱有坚定信心。信心在于我们不断自我超越。过去几十年，由于对外开放和对内激活，中国吸纳了最多的信息，产生了最大的变化。我们并不比别人聪明，但我们肯干，“实践出真知”，“干中学”，熟能生巧，越干越会干，中国道路不是说出来的，是亿万人民干出来的。

　　如同《麦肯锡中国报告》（2019）指出的，现在的情况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在相对下降，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却相对在上升”。 

　　我真正担心的是，在全球经济离不开中国供应链和中国市场、中国也有潜力为全球经济做出更大贡献的大趋势之下，我们因为心态的问题，认知的问题，不能很好地克服大国崛起中一定会遭遇的困难，回到非黑即白的二元框架，自己踩灭复兴的火把。

　　再回到脱钩问题，我们不要把脱钩概念化，简单化，而要具体分析，在不同的层次上详加区别，寻找最优解——

• 在贸易和供应链意义上，我们如何认识脱钩？如何善加应对？

• 如何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

• 如何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创造更多“中国人的GDP”？

• 无论是出口还是海外上市，中国企业如何变革自身的思维和行为，以诚信为本，追求可持续发展？

•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贸易环境中，中国该如何从中日韩和东南亚等近邻做起，在自由贸易方面进一步突破，又该如何考虑到美国的切身需求，实实在在推动两国已经达成的第一阶段协定并在未来开启第二阶段的谈判？

• 我们如何和欧盟之间加强互信互利，又该如何在“一带一路”上释放创新的力量？

　　面对脱钩的压力，最忌不加区分，不作消化，一脱了之！

　　第二个层面是国际秩序。近年来，特朗普以自我为中心，不断退群，中国反而是国际秩序的稳定因素，有什么理由和国际脱钩呢？在中美关系的大变局中，我们也要异常冷静，从中国长期稳定发展、实现伟大复兴的核心利益出发，尽可能寻找更多的压舱石。第一块压舱石依然是经贸关系。在美国政府不断情绪化变脸时，中国对美政策的稳定性以及协调、合作、稳定的基调，也是一块宝贵的压舱石。希望民间通道也能成为压舱石。对美国一部分政客、媒体的抹黑，相关部门要针锋相对地回应，但我们更要心中有底，抹黑中国是一些美国人的饭碗和“不变的永远”，抹黑了几十年了，但中国黑了吗？清者自清，中国的健康发展就是对抹黑的最好回答。同时，我们一定要谨防“中美关系无所谓”、“美国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离了谁照样发展”、“大不了重头来过”等等迷思，防止出现不可控、不可逆的重大变局。我们也要更加开放，让别人更便利地了解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也不要惧怕。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中国人都是外交工作者，都应该更加负责。

　　去年底，我在西安听了著名经济学家余永定的演讲。他刚去过阿富汗，讲了一个“阿富汗陷阱”的故事。在1840年前后，英属印度和阿富汗之间发生过一场英阿战争。战争的背景是英俄在中亚地区的角力。战争的结局，则如马克思在《印度史编年稿》所写的，“1842年1月13日，贾拉拉巴德（注：阿富汗东部城市）城墙上的哨兵们眺望到一个穿英国军装的人，褴褛不堪，骑在一匹瘦马上，马和骑者都受重伤；这人就是布赖顿医生，是三星期以前从喀布尔退出的一万五千人中唯一的幸存者。他因饥饿而濒于死亡……”

　　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这里不作展开，余永定所强调的是，战争最初的起源是1839年，一个从未到过阿富汗的英国政府的主要顾问，怀疑俄国要把阿富汗作为进入英属印度的垫脚石，阿富汗领导人是“亲俄的代理人”，于是英国要推翻他，扶植自己的代理人上台，为此远征喀布尔，建立了傀儡政权，阿富汗人坚决反抗，1841年底英军撤退，山路崎岖，一路被阿富汗人伏击，全军覆没。

　　事后的文献表明，英国政府顾问一开始的怀疑并没有什么依据。

　　“阿富汗陷阱”说明，大国角力存在各种可能，不一定导向战争，但如果一开始就被错误的预设（如英国的“俄国威胁论”）牵引，不断加强，没有回旋调整机制，最终真的会发生战争。

　　很希望余老师能把这个故事用英文写出来，在Project Syndicate（财经专栏辛迪加）发表，让美国政客读读，同时，中国人读一读也会有所启发，就是我们在面对客观问题时，能不能仔细辨析，看到更大的大局，从建设性角度寻找生机？太平洋的宽度真的容不下两边的分歧了吗？两个世界同样需要的伟大国家真的只能向剑拔弩张的方向迈进了吗？

　　上周我和一位著名投资人交流，我说想写一篇“永远不要和改革开放脱钩”的文章，我觉得这也应该是中国的底线思维。如果和外部世界真的有所脱钩，我们更要加强对内开放，让要素更加公平、自由、高效地流动，稳定预期，激发活力。而且，这不应该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权益之计，应该是中国发展之基，是全社会的共识。

　　朋友说，希望你加一个观点，某些局部的脱钩和调整不可怕，中国也有消化能力，但是千万不要脱轨。

　　所谓脱轨，就是和追求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实现民族复兴的大目标脱轨，和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信息化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秩序脱轨，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本主义现代价值观脱轨。

　　从我几十年和社会各界、企业以及公务员的交流看，大家都深深热爱自己的国家，珍惜国运，希望不折腾不摇摆，一直向前走。中国能复兴，不仅靠生产力的进步，更是现代价值观确立的结果，即尊重个人权利，释放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一定需要一个改革、开放、稳定、激活的大环境才行。

　　最近看到社交媒体上的很多污名、攻击、仇视，以及对复杂、专业问题随意的、不加思考的乱议，南辕北辙，我深感担心。很多人说，美国社交媒体上仇视中国的声音很多，我想说，美国一些人把自己命运的沉浮归咎于中国这个“假想敌”，这不是明智的表现，而是下沉的表征。不值得仿效。同时要看到，美国始终也有严肃的自我批判的声音，促使其校正。对这个民族内蓄的力量，千万不要有丝毫低估。总之，我们不必在这方面消耗太多精力，中国要做的事太多，要补的短板也很多，如果让“口水”影响政策，声音越极端越有市场，绝非国家的福音。

　　中国要光荣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对世界做出更大贡献，包括科技、文化、教育、商业创新等等。只有在文明意义上得到世界认可，我们才算真正实现了复兴。

　　美国近年来的软实力一直在流失，但美国当初能成为“二战”后世界秩序的主要推动建立者，软实力是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早在“一战”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就到欧洲，力图推行“理想主义”外交，他推崇普济主义和个人理性，但他提出的外交公开、航海自由、民族自决、门户开放等国际新秩序（“十四点和平原则”），与英法等国的秘密外交、殖民统治、海上霸权、肢解德国等特权政治思想存在深刻矛盾，最后被英法拒绝。“二战”爆发后，罗斯福承袭了威尔逊的集体安全思想，并加上了大国责任、权力和协调一致的考虑，最后美国推动在战后建立了联合国安理会、大国否决权等机制，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世界贸易体系。和“一战”后对德国的残酷打击不同，“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支持了德国的经济复兴。

　　回顾历史，美国之所以能超越英国等老牌国家的旧秩序，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代表了更加开放和平等的价值观，所以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可。

　　今天中国的文明崛起以及新型领导力的确立，仍需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不过有一点很明确，我们只有向世界证明，中国道路和中国价值是更具友好性、建设性、正外部性的，才能得人心，拥抱世界。

　　这对我们整个民族的心智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的历史所形成的基因，既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一面，也有愚昧的一面。我们有过很多教训。所以一点也不能浮躁，不能浅薄，不能轻狂，不能内心焦躁又脆弱，那样看到的世界全都是浮云迷雾。

　　“有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路还长，要沉住气，和时间为友，与规律相伴。

　　“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心灵。”

　　参考文献：赵可金，《理论驱动与大国崛起——美国的经验》，国际展望，2013年第6期

　　‘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